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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单颖文 尽管史语所馆藏的一级“国宝”数量超过台北故宫博物院，但问及有什么“镇馆之宝”，研究人员们都纷纷摆手，连说“没有”。作为一家学术机构的博物馆，馆藏文物诚如第一任所长傅斯年所言：“只要是古人留下来的都是宝。” 陈列馆馆员吴秀玲常说：“就研究的价值而言，古人的垃圾与古人的宝物一样重要。”所以，这个常年展示4000余件文物的陈列馆，从未正儿八经地官方重推过什么“十大展品”，至多是研究人员私下评选“最喜爱的十件文物”。在此，记者就结合史语所研究人员的品评，以及个人的观展心得，分享几件展品吧。 九九术：2000多年前就在背 推荐理由：王国维曾称汉、晋遗简的发现，是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四大发现之一。 在全馆参观第一站“居延汉简”展厅，最亲切的展品莫过于几片写着“九九术”的木简了：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七九六十三……哦，原来汉代的“九九乘法表”长这样。与现在的背诵口诀不同的是，汉代人是从数字最大的“九”开始背，然后第一个数字（被乘数）递减，依此类推，和现在小学生的背法正好相反。正如已故中国数学史研究先驱钱宝琮所考，唐代以前的乘法表列自“九九八十一”起，至“一一如一”止，共三十六句，“与宋元以后乘法表次序，适相颠倒”。不过，汉代并不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掌握“九九术”的朝代。湖南里耶出土的距今2000多年前的秦简就证明，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开始使用九九乘法表了。史语所馆藏的这些出土于汉代边境地区居延一带的“九九术”简，侧面反映了这一口诀在当时的流传之广。 对于戍边兵卒来说，除了军事训练，入伍服役也是他们识字和受教育的重要机会。据史语所约聘助理丁瑞茂的资料整理，“九九术”在边塞之所以流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乃“升官之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原来，汉代对于边塞基层的官吏候长、燧长的升降赏罚考核标准是要“能书”（能识字写字）、“会计”（懂得基本的算数）和“知律令”（了解基本的法令）。能背“九九术”，就表示有基本的算数能力，具备晋升资格。 王国维曾称汉、晋遗简的发现，是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四大发现之一。史语所所长黄进兴介绍，“居延汉简”是由中国、瑞典学者组成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1930年，于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沿线的烽燧遗址，也就是汉代的居延边防线上发掘的一万余支简牍，其中十余支为竹简，其他为木简。这批简牍涵盖了军事、法律、教育、经济、信仰、历法及日常生活的记录，是研究汉代历史的重要材料。他说，居延汉简出土后，整理研究工作并不顺利。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自当年8月起，这批汉简就从北平经天津、青岛、上海秘密运往香港，1940年8月为避免战火，由时任所长的傅斯年和驻美大使胡适安排将简牍从香港运往美国，暂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1965年11月运回台湾，交由“中研院”史语所保存、研究。现在陈列馆中展出的200余支简牍，包括四时簿、秋射令、法律文书等，甚至还有薪水单。这些简牍虽然部分残缺斑驳，但在红外线照相技术和高阶扫描的帮助下，简牍上一字一词都清晰可辨。 在馆中，还陈列了抄写有《苍颉》《急就》的习字简。吴秀玲介绍，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我国古代的字书，以《史籀》为最早，其次是《苍颉》，但此书约在唐、宋间就失传了。《急就》是西汉末年编成的字书，也是现存最完整的字书。这两册书就是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说“命幼童入小学，学书篇章”中的“篇章”，即识字书。识字是汉代最重要的课程，被称为“小学”，进阶教育则为“大学”。这些简牍的出土，证明了西汉中期至东汉明帝以前的边塞士卒曾利用守边的机会，接受初级教育。 除了简牍，展厅内还有一支长23厘米颇为完整的毛笔。与现在的毛笔制作不同，这支笔捆扎毛发的绳线在笔杆外部。 根据史语所研究员邢义田考证，在居延发现的习字用品主要是毛笔，另外，由于边塞资源欠缺，当时的人们也大量利用觚和废弃简习字。觚是个多面体的树枝，可反复书写，写满或写错可用刀削掉再写，这些被削下来的带字薄片被称为“削衣”。史语所出版的《小学之道》一书中介绍，居延出土的习字简中有不少重复书写某些笔画，应该是在做运笔或笔画的练习，还有些是反复练习某一单字或反复抄写现成的文书文句。 全形拓：古人为器物“留影” 推荐理由：随着照相术的普及，这项工艺成为绝学，现存于世的全形拓成了稀世珍品。 在“丰碑拓片”展区，一幅名为“颂壶全形拓”的藏品，道出了照相术还未发明之前，古人如何保留器物外观的方法。从画面上来看，这件“颂壶”器盖略成方柱状，饰有垂麟纹，盖沿则饰以窃曲纹。壶身是椭方形，颈部两侧各有一兽首衔环之耳。同器盖一般，方圈足亦装饰有垂麟纹，颈部则有环带纹，下方是一首双身龙，双身中间各有C形身交错叠起，看起来颇具立体感。 陈列馆馆员林明信介绍，这件“颂壶”制成于西周中期（公元前10-9世纪），因作器者为“颂”而得名。根据器腹内近口处的铭文151字，可知贵族“颂”受周王册命就任新职（掌管成周洛阳的仓库以供宫中御用）、接受赏赐的仪典过程，造器用意是为颂扬天子美意，以及荣耀先父母龚叔、龚姒所造，为祭祀之用，表达无尽的孝思，并祈求康乐大福、长命万年，子子孙孙珍惜宝用。该篇铭文，详细地记载了西周时代册命仪典的整个过程和细节，可与《尚书》、三礼及《左传》等文献所记相互印证，历史研究价值颇高。 “全形拓是将立体的东西再现于平面之上，慢工细活才能完成一件兼具传真与艺术的精良作品。”林明信说，全形拓工艺复杂，传拓时首先要将器物表面（尤其是锈迹）清理干净，接着选出最能表现器物特点的角度，用铅笔在纸上点出水平线及垂直线，还有器身高度点、宽度点，描绘大略形状，完成底稿。然后，在器物表面涂上已预先泡好的白芨水，将拓纸敷于器上，再以略湿的小毛巾轻压、用刷子打纸，让拓纸与器物密合，之后再一遍遍地上纸上墨，墨色要慢慢加深，以拓出器形、花纹。待纸干透，便可将纸由器上轻轻揭下，用纸板裁出与器物大小相同的轮廓置于器拓上。最后用笔墨填补、修饰器边。一般而言，拓纸上的布局是将器拓部分安置于中段或下方，将铭拓置于上方。倘若有标目、题记、考释文字等，通常会书写在拓纸的上方或器拓左右。由于全形拓的技法包括了素描、裱拓、剪裁等技巧，还很讲究光线明暗、器体厚薄以及立体花纹和器物的整体造型等，是一门相当不易掌握的专业技术。 目前，“颂壶”传世共有两件，史语所馆藏拓印件的原器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在“颂壶全形拓”旁，另有一幅“虞司寇壶全形拓”，原器仅有器盖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器身已佚。“现在就只能凭全形拓了解虞司寇壶的样貌了。”林明信说，全形拓之所以兴起，也是因为在照相术未发明普及前，前人希望能在纸上重现价格昂贵不易收藏的青铜器面貌。大约从清代乾嘉（1736年至1820年）以后，由于当时一般的传拓及线描版刻等方法并不能满足收藏家的需要，全形拓的技术便应运而生。制作精良的全形拓，其功用与相片相差无几。 “与照相术相比，全形拓可以让人一眼就看出原器有多高、多宽，是对器物真实立体形状的完整保存。”林明信说，可惜就在全形拓这种技法迈向高峰期之际，照相、石印、珂罗版印刷等新兴技术纷纷传入中国，导致这项工艺成为绝学，再加上过去纸张很难完好保存，使得现存于世的全形拓成了稀世珍品。 诏书：清帝们的任性 推荐理由：反击坊间传闻的一手史料，保存过程亦惊心动魄。 “可称朕为太上皇帝。其尊号繁文，朕所弗取，毋庸奏上。”这是《清乾隆帝退位诏书及嗣皇帝改元诏书》中的一段。在诏书中，乾隆明确规定了退位后人们要如何称呼他，虽然看似自谦表示在“太上皇”名头之前不需要任何“尊号繁文”，但若是到“内阁大库档案”展厅读一读这份诏书，就会发现在诏书的前半部分，尽是乾隆这位“十全老人”对自己丰功伟绩的溢美之词。并且，他还指明了此后的皇帝可以“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事件，悉遵前旨行”，又将赏赐恩赦“所有合行事宜开列于左”。一般而言，诏书的起头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而这一份的诏书却是“奉天承运皇帝钦奉太上皇帝诏曰”。从中可以感受到这名清朝唯一在世传位的皇帝，有多爱刷存在感。 看乾隆的这份诏书，很容易联想起他的祖父康熙。事实上，他之所以选择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退位，确是因为他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就立下诺言：“昔皇祖御政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予寿八十有五，即当传位太子，归政退闲。” 在陈列馆中，亦存有《清圣祖遗诏》。如遗诏所言，康熙因“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论槩以为酒色所致，此皆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尽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故而在遗诏中写道“念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劳苦’二字所能概括耶？”吴秀玲认为，这就说明康熙不想要史官对他盖棺定论，选择了自我评价。 由于坊间流传四爷篡位，使得《清圣祖遗诏》成为历来讨论雍正是否夺嫡的关键证物。在这份诏书最后写道：“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黄进兴介绍，清代凡国家有重大的事情，如皇帝登极、大婚、亲政、驾崩等，都由内阁分别用墨笔缮写满汉文在黄纸上，就像现在的中英文对照那样，并加盖“皇帝之宝”形成诏书。他认为，如果这份遗诏不是雍正继位后伪造的，此前几乎不可能同时改动诏书中的两种文字。在清代，诏书一般要复制数十份快马传书分送內外各衙门，各省拿到的是正本，之后再收回宫中。如今，《清圣祖遗诏》还有4份存世，“史语所收藏的这份最为珍贵，因为上面有满文，还印有皇帝宝印。” 史语所馆藏的另一件《招抚台湾郑经剃发归顺赦谕》，则是对后代文学作品中提及的郑克塽叛变一事的回应。这封康熙谕旨中写道“郑经亦遣使前来称愿投诚”，说明早在郑克塽之父、郑成功之子郑经时，即已有意归降清廷。鉴于郑经“以台湾之地系其父郑成功所辟，不忍轻弃。言我等一经归顺，台湾即是朝廷地土，我等身体发肤皆是朝廷所有。归顺全在一点真心，不在剃发，登岸愿照朝鲜例入贡等语”，康熙特此赦谕郑经等人乃中国臣民，与外邦朝鲜不同，只要郑经宣示遵守清制落发归顺，即赐以高爵厚禄，并允许他安居台湾。 史语所收藏的这批内阁大库档案，确实揭开了历史上许多谜团。但这些史料能收入史语所，可谓颠沛流离。这批档案原为清宫“内阁大库档案”一部分，光绪年间，张之洞奏请将大库书籍归学部，并要罗振玉至内阁相助。罗振玉因此发现奏请待焚之档案，向张之洞力陈该批史稿的重要，并获同意将档案移入学部。因数量众多，以米袋装档案陆续移部，存放国子监南学敬一亭，共计8000袋。宣统元年（1909年）因为大库修整，这批档案被移出。民国二年（1913年），教育部设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于国子监，接管这些档案。民国十年（1921年）历史博物馆因经费短绌，就将档案中比较破碎的部分以4000元的价格卖给同懋增纸厂作“还魂纸”，即再生纸。由于有人将部分档案携出纸厂在市面上求售，为罗振玉知悉，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2月又以1.2万元的价格将档案买去，将这些档案从毁灭边缘抢救下来。两年后，罗振玉留下一部分，把其余的档案以1.6万元的价格卖给藏书家李盛铎。在存于史语所的1928年9月11日《傅斯年致蔡元培书》中可以看到，傅斯年“拟请（蔡元培）先生设法，以大学院名义买下，送赠中央研究院，为一种之Donation（捐赠），然后由中央研究院责成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之”。次年（1929年），这批档案以重金购入。 现存于史语所的这批内阁大库档案，含各色文书约31万件，包括诏令、题奏、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稿本、各种黄册、簿册、内阁各厅房处与修书各馆之档案，以及科举考试的试题、试卷、大小金榜等，按“满族天下”、“官方文书”与“科举考试”三个主题进行展示，为研究清代的制度、社会、经济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妇好：史上第一“女汉子” 推荐理由：甲骨文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系统文字。在全球藏有殷墟甲骨的个别单位中，史语所不仅拥有量最大，精品也最多。 走进陈列馆一楼的甲骨展示区，如果一片片地读释文，会发现在指名道姓的占卜中，妇好的出现频率颇高。妇好为武丁诸后之一，武丁是商朝第23代商王。上世纪30年代，史语所在河南安阳发掘的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区1001号商王大墓，被推测为武丁陵墓。2012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向史语所借商王1001号大墓展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藏的妇好墓联手，推出“商王武丁与后妇好——殷商盛世文化艺术”特展，让这对王与后在3000多年后再续前缘。 武丁在位59年，曾缔造“武丁中兴”盛世。如今，史语所研究人员通过研读当时刻有“妇好”事迹的甲骨文，发现她虽未见于史书，却有大量“记载妇好带兵征伐、怀孕分娩、疾病及祭祀等事”的甲骨留存于世。有学者指出，妇好多次率军出征，对商朝奠定地位功不可没。鉴于殷墟甲骨文是迄今中国所发现最早有系统且成熟的文字，妇好便成了史上第一位有文字记录的“女汉子”。 从陈列的甲骨中可以看出，占卜是殷商社会不可或缺的日常活动之一：生老病死、婚丧喜庆、征战、封邑、任官、气候观测、田猎农作、祭祀……几乎无事不测。林明信介绍，当商王需要占卜时，就会取来命龟，由商王或“贞人”（商朝掌管用鬼占卜者）开始向鬼神提出问题。之后，用烧红的木条末端灼烧甲骨背面已经钻凿的凹穴，甲骨遇热出现裂痕后，依据裂痕判断吉凶。占卜完成后，卜官会在卜兆旁或甲骨的背面，将占卜日期与贞人名字（序辞）、所卜问的事情（命辞）、根据卜兆所预测的吉凶（占辞）和应验的结果（验辞）悉数刻下，刻下的文字被称为“卜辞”。 “卜辞”的出现弥补了“文献不足征”的缺憾，为研究中国早期文字与殷商的军政、宗教、历史和文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一些“老古思想”也可以从中看出端倪。如史语所收藏的另一块占卜妇好分娩的甲骨，就是体现古人重男轻女的最早史料。这片名为“龟腹甲卜辞《丙》247”的卜辞，记载了武丁从妇好生产的日子推测吉凶、性别的过程：“甲申卜，壳贞：‘妇好娩，嘉？’王占曰：‘其惟丁娩，嘉；其惟庚娩，引吉。’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嘉，惟女。”这版卜辞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贞人壳在甲申这一天替武丁卜问：‘妇好分娩的结果好？还是不好？’武丁看了卜兆之后的推论是‘若是在丁日分娩，结果是好；若是在庚日分娩，则会非常吉利。’妇好在卜问的31日后分娩，结果不好，生了女儿。” 在陈列馆这些甲骨藏品的说明文字上，常能看见“宾组”，还有“师组”、“子组”等。林明信说，“宾组”就是以贞人“宾”为代表的组别，把字体风格相同的甲骨以一个贞人为代表划归一组，是断代与探索殷商时期占卜制度的一种方式。 1928年中央研究院创设历史语言研究所，河南南阳人董作宾受聘为通讯员，前往商朝晚期都城殷墟（今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调查甲骨文出土情形。此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甲骨是卖到中药铺充当刀创药的，刚开始有字的不好卖，文字就被刮磨掉了。自1899年清朝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认识到甲骨是珍贵文物，并大量收购，甲骨摇身一变到“论字计价”的地步，此后继起收购甲骨的人续增，甲骨身价水涨船高，也助长了私挖乱掘的歪风。1929年，史语所派出董作宾、李济、梁思永（梁启超次子）等人领衔的“殷墟考古发掘团”，十年间接力赛般地在安阳小屯村殷墟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共获甲骨2.5万片。 其中尤以第13次发掘“YH127甲骨坑”最为重要。在这个被称为“商王保存文件的地下档案柜”的坑中，共出土甲骨17096片，占15次发掘所得甲骨总数近七成。说来颇具戏剧性的是，1936年6月12日傍晚，史语所的年轻考古队员们在小屯宫殿区西部一座编号YH127的灰坑坑壁间发现了一片字甲，起初以为如往常一样稍事清理即可，不想越往下挖发现的字甲越多，在直径约2米、深度约4.8米的泥土中竟叠满了甲骨。为了安全起见，石璋如想到一个办法，将“甲骨坑”变成“甲骨柱”，运回当时位于南京的史语所本部进行室内发掘。这种创新的构想，成为后来发掘甲骨出土的实用方法之一。 陈列馆主任李宗焜介绍，YH127坑出土的甲骨有几个其他出土地罕见的特色，其中之一便是留下了当时的毛笔真迹。比如，在一片名为“龟甲卜辞残片《乙》566”的甲骨上，可以看到朱砂的色彩至今鲜明，“这是认识3000年前殷商书写墨迹最直接的史料”。从这些墨迹可见商朝人所写的甲骨文运笔具有按提的变化，笔划有粗有细。 林明信介绍，史语所馆藏甲骨还有两大独有：一为“带卜辞龟腹甲《丙》184”，这件长44厘米的甲骨，是目前发现的最大刻有甲骨文的龟腹甲；二为“带刻辞鹿头骨《甲》3940”，这是全球唯一刻有甲骨文记事的鹿头骨，被列为“国宝”，现“中研院”院徽上的甲骨文就取自此件。其他还包括史语所殷墟发掘所得唯一刻字之人头骨，上面残存一“武”字，以及牛距骨、牛肩胛骨。比较有趣的一件是“兽骨卜辞残片《甲》2336”，这片甲骨上刻划了几只猴子，还有鸟等动物，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宝贵材料。 李宗焜说，这些从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先被运到南京，因战乱关系再辗转运到长沙、李庄、昆明、杨梅、南港。一路漫长的奔波，完整的甲骨也容易破碎，另外无以数计的甲骨碎片仍需要靠甲骨学家一片一片地缀合，以便研究甲骨文内容。近期，史语所展出了近50年来这些甲骨新缀合的成果，将原拓用黑色表示，而加缀部分则刷淡拓片，以示区别。 鹿方鼎:殷商版“小鹿斑比” 推荐理由：商王大墓中出土的完整青铜器物，见证了铜铸在那个时代的巅峰。其代表作品鹿方鼎从未离开过史语所展柜。来到一楼的“殷墟遗址”展厅，吴秀玲指着一件青铜器说：“如果一定要说哪件展品是史语所的‘镇馆之宝’，恐怕得数‘鹿方鼎’了。”透过展柜，只见这只通耳高60.9厘米、长51.4厘米、宽37.4厘米的大鼎呈扁长方形，底部微向下凸，鼎底有四个空洞与四个长圆柱形的足相通。鼎口四沿凸起成一圈方箍，上有两立耳，四个边角及四壁中央都有凸出的棱脊。器身四面主要装饰浮雕鹿头，鹿角和鹿耳旁有两只侧身相对的鸟纹，器身上下各有一带夔龙纹。鹿方鼎重约60公斤左右，耳、足与器身一次浇铸成形，是商朝青铜器艺术精品的代表作。由于在鹿方鼎底部没有被火烧的痕迹，研究人员推测很可能本来它就是作为礼器使用的。 站上展柜旁的台阶俯瞰鹿方鼎内部，发现腹底竟有一象形“鹿”的图案。这只小鹿看着眼熟，原来史语所工作人员的名片上印的就是它。黄进兴记得，美国戏剧导演罗伯·威尔森看到这只殷商版的“小鹿斑比”很是兴奋，提出希望能引荐设计者，“我告诉他，这是3000多年前的老祖宗设计的！” 黄进兴坦言，鹿方鼎蜚声海外，曾有法、英等国的大展想邀其入列。可惜，由于保费过高，大多保险公司拒保，以至于它连台北故宫都没去站过柜，只能守着史语所展柜大门不出。“当然，我们也怕这件宝贝被大陆要回去。” 根据史语所的考古记载，这件鹿方鼎1935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县侯家庄西北冈1004号商王大墓南道东壁北端，出土时器体完整。1004号大墓虽然与其他大墓一样多次被盗，陪葬品所存无几，但在南墓道最北段接近墓坑南口有一处未经盗扰，出土了大量器物，是西北冈王陵最重要的发现。随葬器物自上而下分四层安置：最上层为礼乐器，有石磬、碧玉棒，并放置着鹿方鼎和史语所安阳考古发掘中所得体积最大、最重的铜器“牛方鼎”，第二层是排列整齐的360件铜矛，第三层为百余件铜盔和70件铜戈、370余件铜矛，最底层是车饰、皮甲及盾等物。《左传·成公十三年》曾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史语所研究人员认为，鼎、罄等礼乐器代表“祀”，戈、矛、盔、甲、盾等武器显示“戎”，这种祭政合一的国家体制不限于周代（约公元前11世纪中叶至公元前221年），大概殷商（约公元前16至11世纪中叶）就已经建立了。这座商王大墓在劫后幸存的一个小角落清楚地传达了3000多年前国家体制的信息。 当年，史语所考古人员除了在洹河北岸的西北冈高地，发掘了包括1004号墓在内的11座大墓与1300余座小墓，还在南岸的小屯村，即殷墟都城中属于王室居住及祭祀的宫殿区部分有所收获。 “史语所复原了一辆商朝的马车！”黄进兴常常向友人推荐。原来，1936年4月18日，高去寻发现了M40号车马坑，坑内葬有一车二马。在殷墟考古过程中，史语所共发掘了5个车马坑，多位专家对这些车马坑的遗迹和遗物作了长时间的研究。30多年后的1971年，石璋如负责主持了M40号车马坑出土的马车复原。他以殷墟出土的遗物遗迹为依据，参考甲骨文车字的形象和文献中的记载，并参照旧式马车的结构，对殷代车的构造、部件、车马饰、马具等进行了全面研究：从马车的出土情形判断，这辆车是两匹马拉的有辀马车，两匹马分列车辀左右两侧；车坑中遗存了大量的红漆皮，可以判断车表上曾刷有红漆。由于殷商的马车多由舆、轴、辀、衡、轭五大部分组装而成，各部搭配完善、结构坚固，史语所就请来木匠、铜匠、藤匠、漆匠和善于制作羁、輶的专家联手复原了马车。 从结构上看，石璋如等人复原的M40号坑马车与其他可复原的马车有一处明显不同：前者门朝前开，后者门朝后开。史语所研究人员认为，多数车马坑的考古成果显示，以当时的车体构造，如果辀架于舆前，那么由前上车将多有阻碍，M40号坑的马车之所以开门于前，可能与M40号坑位于小屯车阵的位置有关——居五车之首，乘者身份比较尊贵，故而无须频繁上下车。 马车复原之初，有人问：“这辆马车是否能拉着走，经得起跑？”石璋如便决定试车。早在车马坑刚被发掘时，石璋如就测量了两匹殉马的体高，于是他去圆山后里马场租了两匹差不多高的马匹。而后，他将复原后的马车先拆解于陈列馆，再到傅斯年图书馆前的广场重组，配上马匹。又有人问：“这马车经得起三人的重量吗？”他真的就请了三位大汉上车试验，同时为马匹配上轭。但是马就是不跑，细究之下，原来是马背被磨伤了。后来，石璋如在马背垫上一层护套，马便拉着车自如地前进后退了。 2004年享寿104岁的石璋如在台湾病逝，史语所将马车重新整修上漆。现在，一推开历史文物陈列馆的大门，就能见到这辆穿越时空的马车了。 （特别鸣谢史语所供本专题部分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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