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1987年80岁生日时开始写回忆录。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写我的家庭生活。从罗彩云、梁白波、戴爱莲到王人美，写这四位女性在我一生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孙女说，这样公开写自己的私生活，岂不影响你的社会声誉?我说，把真实情况写出来，倒反而能破除社会上对我的猜疑。我花了两个月时间，为这四位女性立传。在这两个月执笔期间，我全神贯注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我打破了写回忆录只写阳面不写阴面的惯例，如实向读者介绍我的婚姻与家庭。 叶浅予 新加坡摄影家蔡斯民摄 纸上谈兵第一课 1922年我15岁时，从浙江桐庐老家到杭州读中学，开始接触新世界。我的堂姐叶佩菁比我早一年出来，已在省立女子师范读书。她说我已长大成人，应该交个女朋友，她愿意帮这个忙。我只从小说上读到过所谓男女之间的“爱”，倒也想探索一番。 在我将近17岁的时候，经堂姐介绍，与女朋友王文英在女子师范的会客室里见了面。会客室位于校门过厅的一侧，人来人往。我俩老老实实地坐着，本来就没有什么话说，又加众目睽睽，大有如坐针毡之感。不一会儿，我便起身告辞，倒是她开口问我：“下星期还见不见？”我急忙回答：“下星期在湖边第二公园见面看吧！”说罢匆匆走出校门，落荒而逃，心里却是又惊又喜：我竟然有了一个女朋友！ 青年时代的叶浅予（中） 那以后，我们开始互写“情书”。她国文水平比我高，逼得我不得不到处去借现代文学作品，东抄西抄地对付。每逢星期天，我必去文具店买彩色的洋信纸洋信封——写“情书”用。 一来一回的情书，每星期可以写两次。几个星期下来，表达情意的话多了起来，特别是几次游湖之后，似乎我俩真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的信上居然出现了这样的语句：“既然你那么对我有好感，我就承认，永远做你的……了。”这不是“私订终身”了吗！可实际上我并没当回事，认为这不过是写情书照例要达到的“高峰”，犹如小孩玩“过家家”，用积木搭成一座房，搭到顶，推了，再重搭。因此，我回信并未表示接受还是不接受，竟然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交女朋友的事渐渐被学监发现，彩色的洋信封时常被截留。这学期末，我的“品行”被评了个“丙等”，学习成绩也降到“丙等”。这我倒不担心，因为我父亲是开南货店的生意人，对我的学业并不关心。但我总觉得在老师、同学面前太丢面子。正在这时，一位姓金的同学告诉我说，厦门大学正在招收江浙籍学生，他认识一位助教，可以介绍我们跳级报考。我把这事告诉了王文英，她不知中了什么邪，也许是要实行那“永远做你的……”的诺言，竟决定和我一起行动。 我们四男一女，都是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从杭州坐火车到上海，再搭海轮到厦门。等到达厦门大学时，考期已过，幸亏那位助教说情，校方同意我们补考。补考结果，只姓金的同学一人被录取，我们四人都进了“补习班”。混到寒假，父亲打听到我和女友结伴去了厦门，急忙汇了100元路费来催我回老家。我和王文英又回到杭州。我没脸去见父亲，一个人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干着急。父亲怕我在外面干出什么丑事，亲自到杭州来押我回去。 叶浅予 夏河装 设色纸本 1991年作 68×45cm. 约2.8平尺 进了家门，父亲破口大骂。我一赌气，独自跑到县学前的一口井栏上坐着。母亲生怕发生意外，横拉竖扯地把我拉回了家，哭着对我诉说：“你真糊涂，你阿爸的铺子蚀了本，关了门，从厦门赎你回来的那100块大洋，还是拿两亩田抵押去借来的。以后读不起书了，找个吃饭的地方，补贴补贴这个家是正经……” 这一番话使我从梦中惊醒。什么交女朋友、读大学，都抛在了脑后。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赶快找个谋生之道，填饱肚皮要紧! 王文英在那天我父亲去旅馆押我时，已看出情况不妙，赶快“撤退”。我俩从此断了联系。这“纸上谈兵”的第一课，就这样结束了。 父母之命第二课 天赐良机，我在上海南京路三友实业社门市部谋到一个站柜台的职业，卖布之外兼画广告。一年之后“跳槽”，到一家书店画教科书插图。再一年，混进画报出版界画起了漫画。此时我已23岁，父母一心想抱孙子，不经我同意，便在桐庐老家给我订了一门亲，来信逼我回去成亲。 1930年冬季，我在上海一家绸缎庄置备了一身作新郎穿的长袍马褂，又为父亲筹措了一笔给我办喜事的用费，便喜气洋洋地回乡完婚。 婚后，我原准备把新娘罗彩云留在家里侍奉公婆，哪知她坚决不干，非跟我去上海不可。为了这事吵吵闹闹，甚至寻死觅活。后来还是我母亲发了话，命我带着罗彩云去上海另组小家庭，我便遵命照办。 那时，我在《上海漫画》编辑部工作，兼作云裳公司服装设计员，收入不算太低。我们租了一个前楼居住，厨房在楼下，三家合用。房东是熟人，我每天去上班，家务事便托房东太太照顾。 我有了家，以为日子会这样和和美美地过下去，哪知道生活并不都这么如意。 叶浅予 苗族姑娘绣花图 设色纸本 1959年作 觉非书屋藏品 102×52cm. 约4.8平尺 第二年春天，罗彩云怀了孕，我送她回浙江老家分娩。她生了个儿子。第四年又生了个女儿，小名明明。这期间，罗彩云学会了上海少奶奶的作风，孩子交给奶妈，家务全靠娘姨，她自己什么也不管，除了逛大街以外，整天泡在麻将桌上。 我呢，当时以画“王先生”为起点，漫画创作正在旺盛时期。我深知自己年少时没有好好读书，底子比较薄。要想在上海站住脚，特别是要想在漫画出版界混出点名堂来，非狠下苦工夫不可。因此我任劳任怨，全力以赴。白天办《上海漫画》周刊，我既当编辑又当校对，还兼跑腿，深得几位老前辈信赖；晚上拼命读书，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在忙碌，全部心思都用在事业上。 这样，我和罗彩云越来越谈不到一块儿，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她对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钱用完了,拿钱来！”我的回答则是：“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吧！”每天下班回到家，我觉得精神上总是空空荡荡的，一点生气都没有。 就在我最苦恼的时候，女画家梁白波闯进了我的生活。 罗彩云很快就发现了我和白波的私情，有如缉私巡警一般，随时追踪袭击我们。记得1936年她“袭击”了两次。一次在上海某处亭子间，由女儿的奶妈侦察追踪，把我们抓获。罗彩云俨然以大太太自居，把白波当成姨太太来羞辱，我当时惊慌得不知所措。另一次在南京,罗彩云把她的父亲也搬了来，当面逼我“定个名份”。我被牵着鼻子送他们父女回上海，还由律师作证，写下了保证书。 20世纪前期梁白波与其油画合影 我和罗彩云为什么不离婚呢？一是她不同意。她说她是明媒正娶，除非犯了族规家法，否则是不能“休”她的；另一是当时上海习惯，离婚要付一笔终身赡养费，按我的经济状况，确是力所不能及。另外，我脑子里也有封建意识，觉得罗彩云为叶家生儿育女，也是一种美德，我不能太对她不起。因此，我采取妥协态度，形成了一种我们两人都很难熬的局面。 抗日战争爆发，我把罗彩云和儿女送回老家，同我父母一起生活。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曾回老家探望过他们。1946年我和戴爱莲去美国访问前,把女儿明明接出来寄养在张乐平家，次年我们从美国回来，明明就一直在戴爱莲的照顾下生活，后来进了舞蹈学校，继承了后母的事业。儿子1953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江苏艺术学院任教。他结婚成家后便把母亲接来同住。在这以前，经儿子劝导，罗彩云和我办了离婚手续。 叶浅予 《旅程画眼》校样、信札等相关资料 一见钟情第三课 我和梁白波结识，是在1935年年初。那天，她拿着自己画的一幅漫画来我们编辑部找另一位编辑投稿。当时，漫画的投稿者中，女性几乎没有,所以她引起了我的注意。之后，我便以编辑身份和这位女画家打起交道来。 梁白波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女子公寓中。她以前在新华艺专和西湖艺专学过油画，后来去菲律宾的一所华侨中学教美术，最近才从那儿回国。目前她正失业，朋友介绍她向画报投稿，试着靠拿稿费过日子。 梁白波 水彩画 《串门子》 在接触中，我发现白波对我似乎颇有好感，主动约我陪她一起去吃晚饭，我们谈话很投机。经过若干次晚间的约会，我和白波在心灵上紧紧地贴在一起了。 这一年春天，我和白波应津浦铁路局邀请，参加了卫生宣传列车活动。这真是一段我终生难忘的最幸福的日子。北平之游，使我和白波之间增进了思想交流，密切了艺术上的切磋，情发展到难舍难分的程度。但是一回到上海，这一切便不得不马上中止，为我毕竟是一个有妇之夫！ 没多久，上海的小报上居然登出了“‘王先生’失踪”的消息。那是一位作家朋友从罗彩云处访来的，说什么“王先生”的作者“因感情突变，离家出走”云云。想不到我个人的家庭纠纷竞捅向了社会，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着白波到南京去另外安了个“窝”。于是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一幕，我被罗家父女“押”回上海。离婚不成，后来由一位律师朋友出面，同罗彩云达成了分居协议。
梁白波 水彩画 《一家人》 和白波一起生活的几年，对我艺术上帮助很大。白波是个很有才能的画家，擅长于通过心理描写，把意识形态转化为抽象的图像。她曾画过一套《蜜蜂小姐》连环画，其中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这和她对生活追求的理想化是一致的。
她平时喜欢读诗，还曾为殷夫的诗画过插图。她自己就具有诗人的气质。我和她相处，常常感到是和诗人在一起相叙。她对我的影响，使我在创作“王先生到农村去”这套画时，获得了新的想象力。也许是白波灵魂里的某些素质，移植到了我的灵魂中，催化和升华了我漫画创作的思维能力。 卢沟桥事变爆发，我和白波从南京回到上海，联合上海漫画家张乐平、胡考、特伟、陆志庠、宣文杰等组成漫画宣传队，奔忙于抗日宣传战线。白波是这条战线上一员勇敢的女将，她和队友们一起过着十分艰苦的战地生活，除了画大幅宣传画外，在武汉时还定期为《抗战漫画》供稿,构思与造型都独具风格。
梁白波抗战时期所作漫画《军民合作抵御暴敌》 我原以为，通过战地锻炼，我和白波的共同生活会过得更有生气和活力，哪知道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1938年的武汉，是抗战神经中枢。各色各样的人集中在这里，白天为抗日工作，晚上则互相交流情怀，发挥人的本能。白波就在这时，与一位受人崇拜的空军英雄有了交往。 武汉话别后不久，梁白波就脱离漫画群体，去追求世俗的家庭幸福。漫画界从此失去了一颗发光的彗星。
梁白波 水彩画 《维吾尔女人》 妇唱夫随第四课 1940年春季的一天，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派宋的秘书廖梦醒大姐来找我，说孙夫人要为延安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特邀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表演会，希望我在宣传方面给以支援。廖大姐告诉我，她很熟悉的一家跳舞厅，晚上营业，白天闲着，戴氏就利用这条件，每天上午到舞厅去编舞练舞。廖大姐希望我约个时间去和戴氏见见面，并从旁观察一番，画点速写，为她的舞蹈晚会设计一张海报。
戴爱莲肖像 叶浅予作于1945年 我如约去了。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却舞技娴熟。她操一口英语，中国话根本不会说。我这只有中学程度的英语如何应付得了？没办法，只好通过打手势、画图画来交流思想。一个星期以后，我和戴爱莲成了熟朋友。大约过了半个月光景，我俩之间即由“社会人”的关系升华到“生物人”的关系，开始谈情说爱。当然，主动权在女方，男方无法抗拒。 我们之间感情发展如此迅速，一个重要契机是在九龙半岛酒家举行的戴爱莲舞蹈表演会。我为它尽了最大努力，既当舞台监督，又兼服装管理，还请来一位话剧团的朋友管灯光。廖梦醒大姐则是前台经理。我们三个“义务劳动者”辛勤工作，帮助戴爱莲为祖国抗日的神圣事业献了艺，筹了款；也为保卫中国同盟完成了一大政治任务。
1949年，叶浅予、戴爱莲和叶明明于北平住所 表演会之后，戴爱莲告诉我，她想去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身。我说，我为《今日中国》的继续出版问题，也正要去重庆向政府请示，我俩可以结伴同行，但走之前最好明确我俩之间的关系，先结婚，再上路。爱莲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把我抱住，连连亲我，我当然也欣喜若狂。我在地上失去了一个梁白波，却又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戴爱莲，丢失了的艺术家庭又可以重建，怎不让人兴奋! 宋庆龄主动当我们的主婚人，在她自己住处举行了一个宴会，宣布我和爱莲结为夫妇。参加宴会的有保卫中国同盟成员爱泼斯坦、廖梦醒、柳无垢、巧茉莱和《今日中国》的丁聪、刘邦琛。这一年，我33岁，爱莲24岁。
1947年 戴爱莲与叶浅予上海合影 一周后，我和爱莲踏上了返回祖国大陆的征途。在桂林受到欧阳予倩的热情接待，他请我们看了广西地方戏——桂剧的演出。爱莲初次接触中国戏曲中的舞蹈身段即爱得入迷，当即立下了学习祖国舞蹈的决心。 三天后我们离开桂林赴重庆。
20世纪40年代，戴爱莲根据桂剧《哑子背疯》改编的舞蹈《老背少》 到了重庆，老朋友们把我俩团团围住，说要看看叶浅予凭了什么魅力“骗”来这样一位华侨舞蹈家。爱莲见他们唧唧喳喳，她一句也听不懂，就目瞪口呆地问我，朋友们在议论什么？我实话告诉她，说他们怀疑我是使了骗术把你骗来重庆的。爱莲急了，忙用英语回答说：“不，不，是我心甘情愿嫁给他的，他是个好人！”朋友们都哈哈大笑。 事后爱莲悄悄对我说：“在香港时，我只认为你是个有才华的画家，到了重庆，看见你有那么多艺术界朋友，才知道原来你是中国有名的画家，我真高兴！”我说：“你看了那么多东西，走了那么多路，可知道你才走了中国西南部的一个角？”她大惑不解，问我，若去延安，是不是还要走这么远？我说，岂但是远，路还不好走。说不定半路被截住，送你回重庆哩。爱莲似信非信，催着我赶快去找周恩来。她说她有一封宋庆龄写给周恩来的信，信中会向周恩来介绍她想去延安的意愿。
1941年，戴爱莲舞蹈会在重庆抗建堂演出 这期间，周恩来在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了我和爱莲。他非常诚恳地告诉我们，大后方更需要我们，希望我们留在重庆工作。我觉得此说有理，便说服爱莲暂时不去延安。 1946年我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访问。
上世纪四十年代，戴爱莲加入抗战捐献表演。 爱莲出生在南美的特立尼达(当地华人称“千里达”)，15岁随母亲去伦敦学舞，1939年母亲去世，次年她就独自跑到香港，和我结了婚。我们在美国时，她31岁，离家已16年，思家心切，便决定回特立尼达老家去探望父亲和二姐，也让家里人见见她从祖国带回来的这个老大不小的女婿。 1949年北平解放，同年7月举行了全国首届文代会，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化队伍胜利会师。我和爱莲此时已回到北平，爱莲参加华北大学文工团，当了舞蹈组的领导；我当了美协副主席。1950年文化部又聘请爱莲当了北京舞蹈学校校长。
晚年戴爱莲 这一年秋末，我受命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冬天回到北京，冷不防戴爱莲忽然向我提出离婚。这真是晴天霹雳，我大吃一惊，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已经爱上别人了。我问那人是谁，她说是来我们家住过的一位青年舞蹈家。1951年，我含着眼泪，与她办了离婚手续。屈指算来，从1940到1950，我和爱莲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十年。我一直倾心于她对艺术执著的奋斗和追求，没想到最后却是这样分手。 磕磕碰碰第五课 在我一生的四次婚姻中，王人美是和我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但是由于我们在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差异很大，三十多年来始终磕磕碰碰，貌合神离，两人都不幸福。
叶浅予与王人美在北京寓所合影 我和王人美的婚事，是朋友们有意促成的。在这以前，30年代王人美在上海当歌舞演员时，我曾在画家丁悚家里和她见过一面，但没有交往。1955年又经朋友介绍见了面，目的很明确——希望我们组成家庭。 当时人美41岁，我48岁；她离开前夫金焰已经10年，我也已独居了5载。应该说，我们对彼此的性情、脾气、习惯都不甚了解，但考虑到两人年纪都大了，找个伴，无非是相互照顾，解除寂寞，谈不到什么谈情说爱；况且两人都是社会知名人士，本来就有一定的透明度。因此，只经过几个月的交往，我便提出结婚。人美倒有点犹豫。当时她正在长影拍片，在给我的复信中，她这样写道：
后来的事实证明人美的考虑是有预见性的。
叶浅予 1934年作 印度舞女 立轴 设色纸本 我们很简单地结了婚。婚礼当天就不大愉快。人美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描写:
叶浅予 1964年作 藏族舞蹈 立轴 设色纸本 婚后，人美从北影宿舍搬到大佛寺西街47号叶宅来住。我开始发现她思想偏狭，争强好胜，总怕别人小看她，处处摆出女主人的身份，又性格急躁，动不动就发脾气。结婚才一个月，我俩就为一点点小事顶撞起来，她竟一本正经地提出要和我离婚。结婚一个月便离婚，简直荒唐！ 我问：“这到底为什么？”她说：“你有大男子主义，我受不了！”我说：“咱们都四十多了，能像小孩子过家家那样，一赌气便散伙吗？”她说：“就是因为四十多了，这日子过下去将难于收拾，所以还是走开好。”我说：“你认为我有大男子主义，这帽子我可以戴。不过，若是你头脑里没有大女子主义，怎能感到我有大男子主义呢？”她哑口无言了。想了想说：“那么，再试试吧，看我们能不能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那以后，我逐渐摸到了人美的脾性。凡属于内掌柜职权范围内的事，外掌柜不得插手。对我来说，这本来是丈夫的幸福，但内外的界限很难划分。例如，她对我们的住房不满意，老要找房管所修这修那，房管所就给她“拖”。拖得她不耐烦了，便要外掌柜出面打交道。外掌柜懒得管，有时顶一下，内掌柜就火了，闹着要搬到北影去住。北影认为叶浅予家已经住了7间房，不能再给她分房。为此人美屡次和我闹别扭，说不该和我结婚，使她丧失了她应得的权利。 类似这样的磕磕碰碰，长年不断，大佛寺西街47号几乎没有平静的日子。我和人美之间，越来越感到缺少共同语言，甚至无法交流思想。我只得一心向事业上去寄托感情。人美也很苦恼。
晚年叶浅予 在人美的回忆录里，给我下了这样的结论:
1980年，为了换房的事，人美多次骑车去房管所。5月12日她在下车时突然跌倒，当即说不出话来。急送协和医院，确诊为脑血栓。治疗了一个来月，仍左身偏瘫,上下肢关节僵化。又经三个月，始能下床扶拐杖行动，出院回家。 1986年春，甘雨胡同南段拆迁。按协议规定，我搬至中国画研究院画室内暂住，人美则暂迁至北影厂招待所内。分居两处，我每周去北影探望，人美也到画院来看我，两人像走亲戚似的来往，倒也别有情趣，减少了许多矛盾。
这年12月4日，我突然接到电话，说人美在从医务所回招待所的路上突然摔倒，神志不清，现在积水潭医院抢救。我急忙赶去，见人美双目紧闭，全身瘫痪，已不能说话。医生确诊为脑溢血，情况相当危险。 不久，我正在全国政协开会时，忽然感到心脏隐痛，是心肌梗塞的老毛病又犯了。医生叫我躺在床上，不许动。幸亏有个好女儿明明，忙着往两边医院跑，分头照顾人美和我。 1987年4月12日晨，明明来电话说，昨晚守了妈妈一夜，到凌晨3时，妈妈呼吸停止。明明劝我不要难过，说已尽了最大努力抢救，非人力所能挽回。我躺在病床上，想着这位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伴侣，不由心中黯然，只能默默地祝愿她的灵魂获得解脱。
叶浅予在桐君山、瑶琳仙境、富春江芦茨渔业队等地创作写生 爱怨四人记——我的婚姻与家庭生活 我在1987年80岁生日时开始写回忆录。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写我的家庭生活。从罗彩云、梁白波、戴爱莲到王人美，写这四位女性在我一生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孙女说，这样公开写自己的私生活，岂不影响你的社会声誉?我说，把真实情况写出来，倒反而能破除社会上对我的猜疑。我花了两个月时间，为这四位女性立传。在这两个月执笔期间，我全神贯注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我打破了写回忆录只写阳面不写阴面的惯例，如实向读者介绍我的婚姻与家庭。
叶浅予 新加坡摄影家蔡斯民摄 纸上谈兵第一课 1922年我15岁时，从浙江桐庐老家到杭州读中学，开始接触新世界。我的堂姐叶佩菁比我早一年出来，已在省立女子师范读书。她说我已长大成人，应该交个女朋友，她愿意帮这个忙。我只从小说上读到过所谓男女之间的“爱”，倒也想探索一番。 在我将近17岁的时候，经堂姐介绍，与女朋友王文英在女子师范的会客室里见了面。会客室位于校门过厅的一侧，人来人往。我俩老老实实地坐着，本来就没有什么话说，又加众目睽睽，大有如坐针毡之感。不一会儿，我便起身告辞，倒是她开口问我：“下星期还见不见？”我急忙回答：“下星期在湖边第二公园见面看吧！”说罢匆匆走出校门，落荒而逃，心里却是又惊又喜：我竟然有了一个女朋友！
青年时代的叶浅予（中） 那以后，我们开始互写“情书”。她国文水平比我高，逼得我不得不到处去借现代文学作品，东抄西抄地对付。每逢星期天，我必去文具店买彩色的洋信纸洋信封——写“情书”用。 一来一回的情书，每星期可以写两次。几个星期下来，表达情意的话多了起来，特别是几次游湖之后，似乎我俩真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的信上居然出现了这样的语句：“既然你那么对我有好感，我就承认，永远做你的……了。”这不是“私订终身”了吗！可实际上我并没当回事，认为这不过是写情书照例要达到的“高峰”，犹如小孩玩“过家家”，用积木搭成一座房，搭到顶，推了，再重搭。因此，我回信并未表示接受还是不接受，竟然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交女朋友的事渐渐被学监发现，彩色的洋信封时常被截留。这学期末，我的“品行”被评了个“丙等”，学习成绩也降到“丙等”。这我倒不担心，因为我父亲是开南货店的生意人，对我的学业并不关心。但我总觉得在老师、同学面前太丢面子。正在这时，一位姓金的同学告诉我说，厦门大学正在招收江浙籍学生，他认识一位助教，可以介绍我们跳级报考。我把这事告诉了王文英，她不知中了什么邪，也许是要实行那“永远做你的……”的诺言，竟决定和我一起行动。 我们四男一女，都是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从杭州坐火车到上海，再搭海轮到厦门。等到达厦门大学时，考期已过，幸亏那位助教说情，校方同意我们补考。补考结果，只姓金的同学一人被录取，我们四人都进了“补习班”。混到寒假，父亲打听到我和女友结伴去了厦门，急忙汇了100元路费来催我回老家。我和王文英又回到杭州。我没脸去见父亲，一个人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干着急。父亲怕我在外面干出什么丑事，亲自到杭州来押我回去。
叶浅予 夏河装 设色纸本 1991年作 68×45cm. 约2.8平尺 进了家门，父亲破口大骂。我一赌气，独自跑到县学前的一口井栏上坐着。母亲生怕发生意外，横拉竖扯地把我拉回了家，哭着对我诉说：“你真糊涂，你阿爸的铺子蚀了本，关了门，从厦门赎你回来的那100块大洋，还是拿两亩田抵押去借来的。以后读不起书了，找个吃饭的地方，补贴补贴这个家是正经……” 这一番话使我从梦中惊醒。什么交女朋友、读大学，都抛在了脑后。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赶快找个谋生之道，填饱肚皮要紧! 王文英在那天我父亲去旅馆押我时，已看出情况不妙，赶快“撤退”。我俩从此断了联系。这“纸上谈兵”的第一课，就这样结束了。 父母之命第二课 天赐良机，我在上海南京路三友实业社门市部谋到一个站柜台的职业，卖布之外兼画广告。一年之后“跳槽”，到一家书店画教科书插图。再一年，混进画报出版界画起了漫画。此时我已23岁，父母一心想抱孙子，不经我同意，便在桐庐老家给我订了一门亲，来信逼我回去成亲。
1930年冬季，我在上海一家绸缎庄置备了一身作新郎穿的长袍马褂，又为父亲筹措了一笔给我办喜事的用费，便喜气洋洋地回乡完婚。 婚后，我原准备把新娘罗彩云留在家里侍奉公婆，哪知她坚决不干，非跟我去上海不可。为了这事吵吵闹闹，甚至寻死觅活。后来还是我母亲发了话，命我带着罗彩云去上海另组小家庭，我便遵命照办。 那时，我在《上海漫画》编辑部工作，兼作云裳公司服装设计员，收入不算太低。我们租了一个前楼居住，厨房在楼下，三家合用。房东是熟人，我每天去上班，家务事便托房东太太照顾。 我有了家，以为日子会这样和和美美地过下去，哪知道生活并不都这么如意。
叶浅予 苗族姑娘绣花图 设色纸本 1959年作 觉非书屋藏品 102×52cm. 约4.8平尺 第二年春天，罗彩云怀了孕，我送她回浙江老家分娩。她生了个儿子。第四年又生了个女儿，小名明明。这期间，罗彩云学会了上海少奶奶的作风，孩子交给奶妈，家务全靠娘姨，她自己什么也不管，除了逛大街以外，整天泡在麻将桌上。 我呢，当时以画“王先生”为起点，漫画创作正在旺盛时期。我深知自己年少时没有好好读书，底子比较薄。要想在上海站住脚，特别是要想在漫画出版界混出点名堂来，非狠下苦工夫不可。因此我任劳任怨，全力以赴。白天办《上海漫画》周刊，我既当编辑又当校对，还兼跑腿，深得几位老前辈信赖；晚上拼命读书，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在忙碌，全部心思都用在事业上。
这样，我和罗彩云越来越谈不到一块儿，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她对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钱用完了,拿钱来！”我的回答则是：“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吧！”每天下班回到家，我觉得精神上总是空空荡荡的，一点生气都没有。 就在我最苦恼的时候，女画家梁白波闯进了我的生活。 罗彩云很快就发现了我和白波的私情，有如缉私巡警一般，随时追踪袭击我们。记得1936年她“袭击”了两次。一次在上海某处亭子间，由女儿的奶妈侦察追踪，把我们抓获。罗彩云俨然以大太太自居，把白波当成姨太太来羞辱，我当时惊慌得不知所措。另一次在南京,罗彩云把她的父亲也搬了来，当面逼我“定个名份”。我被牵着鼻子送他们父女回上海，还由律师作证，写下了保证书。
20世纪前期梁白波与其油画合影 我和罗彩云为什么不离婚呢？一是她不同意。她说她是明媒正娶，除非犯了族规家法，否则是不能“休”她的；另一是当时上海习惯，离婚要付一笔终身赡养费，按我的经济状况，确是力所不能及。另外，我脑子里也有封建意识，觉得罗彩云为叶家生儿育女，也是一种美德，我不能太对她不起。因此，我采取妥协态度，形成了一种我们两人都很难熬的局面。 抗日战争爆发，我把罗彩云和儿女送回老家，同我父母一起生活。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曾回老家探望过他们。1946年我和戴爱莲去美国访问前,把女儿明明接出来寄养在张乐平家，次年我们从美国回来，明明就一直在戴爱莲的照顾下生活，后来进了舞蹈学校，继承了后母的事业。儿子1953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江苏艺术学院任教。他结婚成家后便把母亲接来同住。在这以前，经儿子劝导，罗彩云和我办了离婚手续。
叶浅予 《旅程画眼》校样、信札等相关资料 一见钟情第三课 我和梁白波结识，是在1935年年初。那天，她拿着自己画的一幅漫画来我们编辑部找另一位编辑投稿。当时，漫画的投稿者中，女性几乎没有,所以她引起了我的注意。之后，我便以编辑身份和这位女画家打起交道来。 梁白波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女子公寓中。她以前在新华艺专和西湖艺专学过油画，后来去菲律宾的一所华侨中学教美术，最近才从那儿回国。目前她正失业，朋友介绍她向画报投稿，试着靠拿稿费过日子。
梁白波 水彩画 《串门子》 在接触中，我发现白波对我似乎颇有好感，主动约我陪她一起去吃晚饭，我们谈话很投机。经过若干次晚间的约会，我和白波在心灵上紧紧地贴在一起了。 这一年春天，我和白波应津浦铁路局邀请，参加了卫生宣传列车活动。这真是一段我终生难忘的最幸福的日子。北平之游，使我和白波之间增进了思想交流，密切了艺术上的切磋，情发展到难舍难分的程度。但是一回到上海，这一切便不得不马上中止，为我毕竟是一个有妇之夫！ 没多久，上海的小报上居然登出了“‘王先生’失踪”的消息。那是一位作家朋友从罗彩云处访来的，说什么“王先生”的作者“因感情突变，离家出走”云云。想不到我个人的家庭纠纷竞捅向了社会，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着白波到南京去另外安了个“窝”。于是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一幕，我被罗家父女“押”回上海。离婚不成，后来由一位律师朋友出面，同罗彩云达成了分居协议。
梁白波 水彩画 《一家人》 和白波一起生活的几年，对我艺术上帮助很大。白波是个很有才能的画家，擅长于通过心理描写，把意识形态转化为抽象的图像。她曾画过一套《蜜蜂小姐》连环画，其中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这和她对生活追求的理想化是一致的。
她平时喜欢读诗，还曾为殷夫的诗画过插图。她自己就具有诗人的气质。我和她相处，常常感到是和诗人在一起相叙。她对我的影响，使我在创作“王先生到农村去”这套画时，获得了新的想象力。也许是白波灵魂里的某些素质，移植到了我的灵魂中，催化和升华了我漫画创作的思维能力。 卢沟桥事变爆发，我和白波从南京回到上海，联合上海漫画家张乐平、胡考、特伟、陆志庠、宣文杰等组成漫画宣传队，奔忙于抗日宣传战线。白波是这条战线上一员勇敢的女将，她和队友们一起过着十分艰苦的战地生活，除了画大幅宣传画外，在武汉时还定期为《抗战漫画》供稿,构思与造型都独具风格。
梁白波抗战时期所作漫画《军民合作抵御暴敌》 我原以为，通过战地锻炼，我和白波的共同生活会过得更有生气和活力，哪知道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1938年的武汉，是抗战神经中枢。各色各样的人集中在这里，白天为抗日工作，晚上则互相交流情怀，发挥人的本能。白波就在这时，与一位受人崇拜的空军英雄有了交往。 武汉话别后不久，梁白波就脱离漫画群体，去追求世俗的家庭幸福。漫画界从此失去了一颗发光的彗星。
梁白波 水彩画 《维吾尔女人》 妇唱夫随第四课 1940年春季的一天，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派宋的秘书廖梦醒大姐来找我，说孙夫人要为延安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特邀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表演会，希望我在宣传方面给以支援。廖大姐告诉我，她很熟悉的一家跳舞厅，晚上营业，白天闲着，戴氏就利用这条件，每天上午到舞厅去编舞练舞。廖大姐希望我约个时间去和戴氏见见面，并从旁观察一番，画点速写，为她的舞蹈晚会设计一张海报。
戴爱莲肖像 叶浅予作于1945年 我如约去了。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却舞技娴熟。她操一口英语，中国话根本不会说。我这只有中学程度的英语如何应付得了？没办法，只好通过打手势、画图画来交流思想。一个星期以后，我和戴爱莲成了熟朋友。大约过了半个月光景，我俩之间即由“社会人”的关系升华到“生物人”的关系，开始谈情说爱。当然，主动权在女方，男方无法抗拒。 我们之间感情发展如此迅速，一个重要契机是在九龙半岛酒家举行的戴爱莲舞蹈表演会。我为它尽了最大努力，既当舞台监督，又兼服装管理，还请来一位话剧团的朋友管灯光。廖梦醒大姐则是前台经理。我们三个“义务劳动者”辛勤工作，帮助戴爱莲为祖国抗日的神圣事业献了艺，筹了款；也为保卫中国同盟完成了一大政治任务。
1949年，叶浅予、戴爱莲和叶明明于北平住所 表演会之后，戴爱莲告诉我，她想去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身。我说，我为《今日中国》的继续出版问题，也正要去重庆向政府请示，我俩可以结伴同行，但走之前最好明确我俩之间的关系，先结婚，再上路。爱莲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把我抱住，连连亲我，我当然也欣喜若狂。我在地上失去了一个梁白波，却又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戴爱莲，丢失了的艺术家庭又可以重建，怎不让人兴奋! 宋庆龄主动当我们的主婚人，在她自己住处举行了一个宴会，宣布我和爱莲结为夫妇。参加宴会的有保卫中国同盟成员爱泼斯坦、廖梦醒、柳无垢、巧茉莱和《今日中国》的丁聪、刘邦琛。这一年，我33岁，爱莲24岁。
1947年 戴爱莲与叶浅予上海合影 一周后，我和爱莲踏上了返回祖国大陆的征途。在桂林受到欧阳予倩的热情接待，他请我们看了广西地方戏——桂剧的演出。爱莲初次接触中国戏曲中的舞蹈身段即爱得入迷，当即立下了学习祖国舞蹈的决心。 三天后我们离开桂林赴重庆。
20世纪40年代，戴爱莲根据桂剧《哑子背疯》改编的舞蹈《老背少》 到了重庆，老朋友们把我俩团团围住，说要看看叶浅予凭了什么魅力“骗”来这样一位华侨舞蹈家。爱莲见他们唧唧喳喳，她一句也听不懂，就目瞪口呆地问我，朋友们在议论什么？我实话告诉她，说他们怀疑我是使了骗术把你骗来重庆的。爱莲急了，忙用英语回答说：“不，不，是我心甘情愿嫁给他的，他是个好人！”朋友们都哈哈大笑。 事后爱莲悄悄对我说：“在香港时，我只认为你是个有才华的画家，到了重庆，看见你有那么多艺术界朋友，才知道原来你是中国有名的画家，我真高兴！”我说：“你看了那么多东西，走了那么多路，可知道你才走了中国西南部的一个角？”她大惑不解，问我，若去延安，是不是还要走这么远？我说，岂但是远，路还不好走。说不定半路被截住，送你回重庆哩。爱莲似信非信，催着我赶快去找周恩来。她说她有一封宋庆龄写给周恩来的信，信中会向周恩来介绍她想去延安的意愿。
1941年，戴爱莲舞蹈会在重庆抗建堂演出 这期间，周恩来在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了我和爱莲。他非常诚恳地告诉我们，大后方更需要我们，希望我们留在重庆工作。我觉得此说有理，便说服爱莲暂时不去延安。 1946年我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访问。
上世纪四十年代，戴爱莲加入抗战捐献表演。 爱莲出生在南美的特立尼达(当地华人称“千里达”)，15岁随母亲去伦敦学舞，1939年母亲去世，次年她就独自跑到香港，和我结了婚。我们在美国时，她31岁，离家已16年，思家心切，便决定回特立尼达老家去探望父亲和二姐，也让家里人见见她从祖国带回来的这个老大不小的女婿。 1949年北平解放，同年7月举行了全国首届文代会，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化队伍胜利会师。我和爱莲此时已回到北平，爱莲参加华北大学文工团，当了舞蹈组的领导；我当了美协副主席。1950年文化部又聘请爱莲当了北京舞蹈学校校长。
晚年戴爱莲 这一年秋末，我受命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冬天回到北京，冷不防戴爱莲忽然向我提出离婚。这真是晴天霹雳，我大吃一惊，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已经爱上别人了。我问那人是谁，她说是来我们家住过的一位青年舞蹈家。1951年，我含着眼泪，与她办了离婚手续。屈指算来，从1940到1950，我和爱莲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十年。我一直倾心于她对艺术执著的奋斗和追求，没想到最后却是这样分手。 磕磕碰碰第五课 在我一生的四次婚姻中，王人美是和我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但是由于我们在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差异很大，三十多年来始终磕磕碰碰，貌合神离，两人都不幸福。
叶浅予与王人美在北京寓所合影 我和王人美的婚事，是朋友们有意促成的。在这以前，30年代王人美在上海当歌舞演员时，我曾在画家丁悚家里和她见过一面，但没有交往。1955年又经朋友介绍见了面，目的很明确——希望我们组成家庭。 当时人美41岁，我48岁；她离开前夫金焰已经10年，我也已独居了5载。应该说，我们对彼此的性情、脾气、习惯都不甚了解，但考虑到两人年纪都大了，找个伴，无非是相互照顾，解除寂寞，谈不到什么谈情说爱；况且两人都是社会知名人士，本来就有一定的透明度。因此，只经过几个月的交往，我便提出结婚。人美倒有点犹豫。当时她正在长影拍片，在给我的复信中，她这样写道：
后来的事实证明人美的考虑是有预见性的。
叶浅予 1934年作 印度舞女 立轴 设色纸本 我们很简单地结了婚。婚礼当天就不大愉快。人美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描写:
叶浅予 1964年作 藏族舞蹈 立轴 设色纸本 婚后，人美从北影宿舍搬到大佛寺西街47号叶宅来住。我开始发现她思想偏狭，争强好胜，总怕别人小看她，处处摆出女主人的身份，又性格急躁，动不动就发脾气。结婚才一个月，我俩就为一点点小事顶撞起来，她竟一本正经地提出要和我离婚。结婚一个月便离婚，简直荒唐！ 我问：“这到底为什么？”她说：“你有大男子主义，我受不了！”我说：“咱们都四十多了，能像小孩子过家家那样，一赌气便散伙吗？”她说：“就是因为四十多了，这日子过下去将难于收拾，所以还是走开好。”我说：“你认为我有大男子主义，这帽子我可以戴。不过，若是你头脑里没有大女子主义，怎能感到我有大男子主义呢？”她哑口无言了。想了想说：“那么，再试试吧，看我们能不能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那以后，我逐渐摸到了人美的脾性。凡属于内掌柜职权范围内的事，外掌柜不得插手。对我来说，这本来是丈夫的幸福，但内外的界限很难划分。例如，她对我们的住房不满意，老要找房管所修这修那，房管所就给她“拖”。拖得她不耐烦了，便要外掌柜出面打交道。外掌柜懒得管，有时顶一下，内掌柜就火了，闹着要搬到北影去住。北影认为叶浅予家已经住了7间房，不能再给她分房。为此人美屡次和我闹别扭，说不该和我结婚，使她丧失了她应得的权利。 类似这样的磕磕碰碰，长年不断，大佛寺西街47号几乎没有平静的日子。我和人美之间，越来越感到缺少共同语言，甚至无法交流思想。我只得一心向事业上去寄托感情。人美也很苦恼。
晚年叶浅予 在人美的回忆录里，给我下了这样的结论:
1980年，为了换房的事，人美多次骑车去房管所。5月12日她在下车时突然跌倒，当即说不出话来。急送协和医院，确诊为脑血栓。治疗了一个来月，仍左身偏瘫,上下肢关节僵化。又经三个月，始能下床扶拐杖行动，出院回家。 1986年春，甘雨胡同南段拆迁。按协议规定，我搬至中国画研究院画室内暂住，人美则暂迁至北影厂招待所内。分居两处，我每周去北影探望，人美也到画院来看我，两人像走亲戚似的来往，倒也别有情趣，减少了许多矛盾。
这年12月4日，我突然接到电话，说人美在从医务所回招待所的路上突然摔倒，神志不清，现在积水潭医院抢救。我急忙赶去，见人美双目紧闭，全身瘫痪，已不能说话。医生确诊为脑溢血，情况相当危险。 不久，我正在全国政协开会时，忽然感到心脏隐痛，是心肌梗塞的老毛病又犯了。医生叫我躺在床上，不许动。幸亏有个好女儿明明，忙着往两边医院跑，分头照顾人美和我。 1987年4月12日晨，明明来电话说，昨晚守了妈妈一夜，到凌晨3时，妈妈呼吸停止。明明劝我不要难过，说已尽了最大努力抢救，非人力所能挽回。我躺在病床上，想着这位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伴侣，不由心中黯然，只能默默地祝愿她的灵魂获得解脱。
叶浅予在桐君山、瑶琳仙境、富春江芦茨渔业队等地创作写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