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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诗人，布罗茨基曾不止一次地强调在艺术的万神殿之上，“诗歌占据着比散文高的地位，而诗人在原则上高于散文家”。一位诗人之所以“屈尊”偶尔写些散文，也是因为“受制于经济考虑，‘干旱’，或较罕见地受制于挑起争端的必要性”，这听上去多少有些“必要之恶”的意味，而一旦一位诗人转向了散文写作，那必然是一种倒退，如同“疾驰变成了小跑”。 但就是这位坚定不移的散文贬斥者，却创作了两本堪称经典的散文著作：《小于一》和《悲伤与理智》。这些散文作品即便不能与他本人的诗歌创作分庭抗礼，也在另一个维度，拓展了读者心灵的幅度。 《小于一》混合了两类随笔作品，一类是文学批评，主要是诗歌批评，甚至还有两篇专业性质颇强的诗歌文本细读；另一类可以笼统地归为回忆录或政治批评——但这样的划分只为了读者阅读的便利，从更深层次而言，这类划分没什么意义：对一位诗人而言，个人的精神史意义更为重大，无论是他的阅读体验，还是社会体验，最终汇合成的，都是他精神自传的一部分。 布罗茨基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7年前在学校图书馆昏暗的光线里阅读《文明的孩子》（大约等于《小于一》的节译）时获得的愉悦和痛快感，这是一种迥异于当时我们被灌输的，充斥着各类“主义”、“思潮”、“理论”、“方法”等滥调的批评方法，他使用一位读者阅读诗歌时最直接的方式处理批评的材料：首先是听觉——诗歌当然是要用来听的。 在评价阿赫玛托娃诗歌的音乐性时，他这样写道，“她的乐器法对她的主题产生的效果，类似于某个习惯于被迫面对墙壁的人，突然被迫面对地平线”。这听上去有一种被某段交响乐震撼的感觉。在阐释曼德尔斯塔姆诗歌独特的音色时，他强调了“回声”系统：“回声的存在，是任何好音响的首要特征，而曼德尔施塔姆无非是为他的前辈们建造一个大穹顶罢了。”这让诗歌的声音获得了哥特建筑般的立体感。 还有视觉——这绝非E.E.肯明斯、马雅可夫斯基这些实验派诗人们所理解的诗行排列技术，在细读奥登的《1939年9月1日》时，他向读者所强调的，阅读一首诗时应该不放过任何一个词，乃至标点、符号、空白，因为这一切在一首诗中都是“超载”的，它们就像“白色天空里的一架飞机，每一个螺栓和铆钉都至关重要”。这种直接面向诗歌语言的批评让我着迷，它既漂亮又清晰、准确，呈现一首诗之所以为诗的美感，也让批评获得了生命力，而非我身处的“学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园区”内工人们的流水作业。 时过境迁，重读这些文本，这些精密构造的片段依然让我动容，不过，随着年龄增长，我更加关注布罗茨基本人诗学的形成，关注他在批评这些伟大诗人——这些隐藏在诗歌文本之后欲言又止的人的时候，他获得了什么启示，攫取了何种精神力量。按照M.库切的说法，曼德尔斯塔姆、哈代或他所论及的诗人们应该感到足够幸运，因为很难想象还能拥有一位“更铁杆、更专注、更不乏创造性的读者”。 仅以阿赫玛托娃为例，无论从创作还是生活，阿赫玛托娃对青年诗人布罗茨基都不啻为“导师”，诗人切.米沃什认为布罗茨基所理解的阿赫玛托娃是最为深刻的：在本书收录的，向西方读者介绍阿赫玛托娃的《哀泣的缪斯》一文中（顺便一提，“哀泣的缪斯”出自茨维塔耶娃的同名诗），他从已成滥觞的爱情主题中甄别出阿赫玛托娃独特的声音，“阿赫玛托娃诗中爱情主题一再重现，不是源自实际牵涉，而是源自有限对无限的乡愁”。 在论及《安魂曲》等伟大后期作品时，他一再强调，“作为一个主题，死亡是诗人伦理的绝佳试金石。……她无非是继续把他们当成她认识的个人，而她亦能感到，他们不愿意被用作通往某个目的地的出发点，不管那个目的地多么壮观。”在此基础上，他才认为只有“她才有能力宽恕——因为宽恕并不是一种由信条所认定的美德，而是世俗意义上和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时间的财产”。 或许是受益于俄罗斯伟大诗歌传统的教诲，布罗茨基对展露个人痛苦没多少兴趣，而且他认为这也是不得体的。因此，收录于《小于一》中真正意义上的随笔写得既克制又内敛，他似乎采用曾在医院解剖、观察、缝合尸体的方式来处理写作材料，不动声色，客观呈现。所有这些回忆文章都被一种表面上客观、冷漠的语调笼罩，仿佛在与彼得堡阴沉的天空以及单调乏味、整齐划一的时代背景彼此呼应。 但就如一座冰山所蕴含的热量要远远高过一簇燃烧的火柴，我更愿意相信，他只是不希望把这些文章的基调置于较为低的情感燃点之下——单纯的抨击什么，或充满自我怜悯的感伤成分，这与作者所想要真正表达的，谬以千里。 译：黄灿然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10月 时间，唯有时间的流逝，和时间流逝中的生命或许才是这些随笔真正隐含的核心，这一点在着意于这些随笔的结构时得以呈现：所有这些回忆性的文章都以非线性，音乐复调般的结构演进，在其中倏然闪动的往事，被并置在时间的剖面之上，回忆者，或读者获得了一种临空鸟瞰的幻觉，仿佛在词语的变换和滑动之间，时间流逝的节奏，真的被改变了。 与这种内涵相匹配的，是在冷若坚冰的叙述之下，诗人质地结实、细腻、饱满的抒情特质。在《一个半房间》里，诗人这样谈论他的父母“他们对一切淡然置之：那个制度、他们的无能为力、他们的贫困、他们任性的儿子。他们只是尽力而为：确保桌上有食物——并且不管是什么食物，都把它变成一小份一小份：量入为出”。这一小段所包含的信息和情感能量堪比一部描述那个年代苏联日常生活的社会学专著。 “你记忆的愈多，也许你就愈接近死亡”。在《小于一》的结尾，布罗茨基坦诚地承认，他所写这篇回忆带有挽歌的气息。而如果考虑到他在被遣送出国，在生年就再未踏足故土，那么所有关于故国的一切，无论是空间的，还是时间的，都是无可挽回的，这让整本书都弥漫着挽歌的味道。 回忆，或是为了作为幸存者的存留，或是为了在语言里，重构过去，毕竟，按照布罗茨基的说法，过去的幅度要远远多于未来。可以说，作为诗人，《小于一》是他用散文的方式，为自己树立的一座别样的纪念碑： “我为自己树了座别样的纪念碑！ 我背向那可耻的世纪。 我面对着自己失落了的爱。” （引自布罗茨基诗作《我为自己树了座别样的纪念碑》顾蕴璞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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