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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国之初，邮电部在陆续发行了5套以“天安门”为图的普通邮票后，于1953年发行了“不同图案普通邮票”，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讲述的编号为“普6”的邮票。
普6的内容是：一，反映工农业生产；二，表现古代建筑（图1），全套6枚。反映工农业生产的，展示了车工、矿工、纺纱女工与牧羊女的劳动状态；表现古代建筑的，选取了巍峨的故宫角楼与挺拔的卢沟桥石狮形象为画面，这样，以“人”（劳动者）与“物”（中国劳动者智慧与汗水的结晶）来展示新中国初期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与战后初建的兴旺景象。这个思路非常符合当时的历史与国策。
普6票面表现的是工牧业与古代建筑两个主题，当初设计者为何把不同主题的画面安排在一套邮票里？普6的设计者孙传哲先生已故，我们无从得知其设计选图的原始构思，只能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些分析研究。
建国初始，我国加盟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我们的各个领域都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的邮票选题、设计、印制、发行等流程项目也为我们所借鉴。当时苏联邮票已批量流入我国，中国国际书店公开出售苏联邮票，苏联邮票较为常见；而且主管邮票设计的部门也有些苏联及其他外邮作资料票供设计人员参考。以上种种活动为普6的选题设计作了铺垫。
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使用的那套普通邮票由矿工、农民、科研人员、战士以及国徽、克里姆林宫的斯帕斯克钟楼等不同主题、不同画面组成，而普6的邮票画面组成亦大致如此。据此判断，普6的设计者借鉴了苏联这套普票，把不同主题的画面组合在了一套邮票中，这个模仿的思路为彼时的社会潮流使然。
此票的画面不同于本文开头所说的“天安门图普票”，所以发行通告称之为“新图案普通邮票”。请读者注意“新图案普通邮票”这个名称。
发行通告是国家邮政主管部门向邮政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发布的有关新邮的业务文件，其内容包括邮票名称、发行日期、全套枚数、单枚面值、出售方式等，以指导邮政部门的发行工作。应该说，这份代表最高职能部门发布的行政公文具有绝对权威的指导意义，可惜，它在确定普6的名称上却显得不够慎重，普6被定名为“新图案普通邮票”。其实，人们不难推断，普7以后发行的所有普票也都具有“新”的特征，也就是说，普8、普9……均可定名为“新图案普通邮票”。当然，主管部门并没有估计到，由于普6名称的语意欠妥，会贻患于后。
好在国人并不细察，于是“新图案普通邮票”的名称也就将错就错地延续了20多年，直到有关方面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1980年，新中国邮票目录的编纂者将这套“新图案普通邮票”更名为“不同图案普通邮票”。“不同图案普通邮票”，意指此套邮票中的每枚邮票图案不同，或此套票的图案不同于前5套图案相同的天安门普票。可惜这个称谓也欠周全严谨，因为普8和普9以后的每套每枚邮票的图案均不相同，“不同图案普通邮票”这个票名仍未能体现出这套邮票的主题或图案特征。
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编纂《中国邮票全集（新中国卷）》时，上海一位集邮家提出更改普6票名（“不同图案普通邮票”）的建议。当时编委会认为建议有道理，但考虑到应尊重历史，便未采纳这位集邮家的意见。时至今日，所有不同版本的新中国邮票目录都将普6的票名确定为“不同图案普通邮票”。
值得注意面值200元那枚邮票的图名，关于该邮票，所有的邮票目录都记载为“牧羊”。从画面上来看，是一位笑容可掬的牧羊女子半蹲半跪在草原上，欣赏着怀抱的小羊，就画面说，称其为“牧羊”还是准确的。可是画面后的事实背景却否定了这个名称。
它的原图取自当时一种日记本里的图页，图下的注释是：“在内蒙古草原上实习的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学生”。原图是大学生实习的写照，票图改为“牧羊”，图文相对，显然不妥。
普6的票名、图名虽然不够确切严谨，但已沿用了50年，大多集邮者已经认同，没有更改的必要。它作为新中国邮票史的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人民邮政创建初期邮票设计工作的追求历程与时代的审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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