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伤寒论解读（连载二十四） （五苓散） 七一、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 七二、发汗已，脉浮数，烦渴者，五苓散主之。 七三、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 七四、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后面还有很多条涉及五苓散的。包括《金匮要略》上的不再罗列了。 解读： 1、关于消渴： 对“消渴”这个症的理解在本条很重要，这个症状的解读是本条的关键。我认为本条所言的“消渴”不是现代意义上糖尿病患者所说的消渴。 应该是“渴而不欲饮”这样的症状。从71条的“消渴”到72条的“烦渴”，再到74条的“水逆”；症状一步比一步重，但其核心还是“渴而不欲饮”或不能饮之“水逆”。所以“消渴”就是以“渴而不欲或能饮”来理解。如果能饮水，则本证不需用药只要饮水就会自愈的。所以，应该是有渴意，而不能饮水。 2、关于小便不利：结合前后文，也是大汗出后，身体缺水，又不能饮水所致。 3、患者还是“阳性病”。发汗后没有出现“阴性病”的症状，所以患者还属阳性。分清阴阳很重要。 总之，后世对本方推崇有加，有很多“广用”的地方。我认为，其基本应用就是汗后水逆——水药不得入口了，当然必须是在阳性病的状态。按照赵洪钧老师的解释就是——五苓散实为一种解表和里的权变法，其目的是为使患者能饮水且得水而解。此时，患者的表不解（脉浮、身痛）因失津不得汗；里不解（烦、渴）因失津不得润。五苓散有助于饮水后之吸收与输布。所以服后应该多饮暖水。（详细可参考 因为是用散剂，当然症状很轻微。 五苓散的推广应用，不是本文讨论的范畴。 我的引申： 关于经方中药的剂量问题的思考。 有人讲，中医不传之密在于用药量，也有专家考证出东汉时的“权”折合到现代单位，当时的一两约等于现在的16.325克。从而说，近代由于用药量太少了，才导致经方的不效。 从桂枝汤的“（口+父）咀”，到附子的“破八片”再到五苓散的“捣为散”。中医对中药材的打碎手段一步步的先进了，破碎的效率也更高了，相应的中药材的颗粒度就越小的。用同样量的药材，这样熬药时煎出的中药有效成分会更多。从远古到汉唐，中药还是用两，到明清时，随着破碎手段的提高，药物用量在逐渐减少到钱。这也符合历史的用药习惯。所以我认为，不传之秘不在中药的“量”。 赵老师在《医学中西结合录》中写道：“寿甫先生专门强调必要时可直接服用石膏细末，谓细末一钱效用超过打碎入煎的石膏一两。显然，机器加工的石膏细粉效用大大提高，直接入口不必说，入煎时同样要大大减少用量。笔者掌握的原则是：用旧时分量的十分之一。“赵老师的石膏经验也证明了我的理论。 所以，我认为历代中医大家沿袭过来的药物用量是正确的。不存在什么“中医不传之秘在量”的假设。 关于中医“传世验方（经方）”的年代的猜想 中医药在我国已经应用了几千年的时间了，理法方药的鼻祖《伤寒论》也只是在东汉时代才把老祖宗的经验整理成书而传于后世了。我表达是思想是：传世“验方（或经方）”中中药用量的递减、药物数量的递增是确定“验方（或经方）”定型年代的先后，剂量越小、药味越多，则定型越晚。这也是中医药发展的结果。 中医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所以前辈先贤的实践验证出来，定型的名方或经方，都值得我们认真的研究、验证，以造福中华民族。 毛延升 2105年01月06日 首发于360doc.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