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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由用笔线条的平推平拖与“衅扭”“裹束”“绞转”的差别，再到“晋帖古法”与唐宋以降新法的差别，大致可以梳理出“魏晋笔法”的本相与其发展脉络，并据此来确定一个重要的“晋帖古法”的技术指标了。字形间架之有否古法，当然是另一个同样值得探讨的问题；但以笔法论：则线条效果之“衅扭”“裹束”“绞转”所包含着的用笔动作，却应该是一个失传已久但却又是关键的所在。过去我们看《鸭头丸》《伯远》《平复》诸帖时，肯定在感觉上是有触动的，就像在看宋代米芾的线条，与清代包世臣、吴让之的行草书而惊异于他们何以如此怪诞而不讨人喜欢一样，但却很少有可能去挖掘其间真正的含义。而这次日本藏的《丧乱帖》《孔侍中帖》的在上海博物馆亮相，却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反思、追溯、探寻的好机会。因为这次唐摹本的“忠实派”，相对完整地保存了“晋帖古法”的大致面貌，当然又由于冠名王羲之，笔《鸭头丸》《伯远》诸帖以后又更有说服力，令后人的权威膜拜的心理归依感更强，于是，才引出我们如此广泛的思考。 60年代《兰亭论辩》时，郭沫若是兰亭怀疑否定派；高二适、沈尹默则是坚守肯定派。两方面争得不可开交，势同水火，但在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的“晋人风格”与“二王笔法”究竟是何一样式方面，却都忽略了线条、用笔这一根本。郭沫若是极雄辩的，思维也极清晰，但他以《王兴之墓志》等石刻作为旁系证据，武断地认定二王时期的书风应该是如南朝墓志石刻类型，虽然在否定唐摹《兰亭序》的缺乏古韵、太“现代”（太唐代）方面不无裨益；但指南朝墓志为依据这一做法本身，却显然是难以服众，因此也是广为后世诟病的⑦。而其实，误以为晋人作书都是古拙，都如墓志或“爨宝子”之类，实在是以偏概全，忘记了古拙不一定要在字形间架上显现，更应在线条用笔的质量上体现。而且大王之所以成为万代宗师，靠的铁定不是“古拙”而应该是“新样”⑧。无非这个“新样”不是冯本《兰亭序》的太过新鲜的“唐”式新样，而应该是以《平复》《鸭头丸》《伯远》诸帖和日本藏唐摹《初月》《得示》《丧乱》《孔侍中》《频有哀祸》诸帖为代表的“晋”式新样。它是以结构上的不四面停匀，特别是线条用笔上的不平推平拖，而是“衅扭”“裹束”“绞转”齐头并举的丰富技巧为标准的。就这一点而言：郭沫若对“晋帖古法”的认识，恐怕还处在一个相对局部而偏窄、又缺乏深度的层次上。 沈尹默是二王的坚定拥护者，他有《二王书法管窥》，系统地论述他对大王的理解，具有一种专家的风范。但从他对《兰亭序》的辩护词上看，或从他认定的二王笔法（晋帖古法）却反复强调“万毫齐力”“平铺纸上”“腕平掌竖”之类的技法要领来看，他所获的内容，是唐以后新样乃至明清的方法，而不是我们愿意认定的“晋帖古法”的本来内容。或许更可以推断：正是他缺乏疑古精神，把被唐太宗塑造起来的“伪晋帖”《兰亭序》当作真正的晋帖来解读，遂造成一错再错，信誓旦旦的关于大王笔法的解说，成了一个空穴来风的误植与曲饰。而所谓的“腕平掌竖”“平铺纸上”的口诀，也就成了一个贴上沈氏标签的伪“晋帖古法”的说词。沈氏学褚遂良，学大王，但其技巧动作意识，还是常规的注重线条起止头尾顿挫、而中段则平推平拖的方法。如上所述，这样的方法是唐楷以后的“新样”而不是“晋帖古法”，更是在赵孟頫之后被解释得烂熟而又广泛接受的“时法”。当然，沈尹默在近代书法史上功莫大焉，仅仅这一误读也不足以掩盖他的熠熠光辉，而且，造成这样的以唐楷新样来置代“晋帖古法”的，他也不是始作俑者。早他的赵孟頫，再早的欧、虞、褚，已经在陷入同样的困惑之中——或更准确地说：是他们自认为是得其真诠而并未有困惑、但却造成了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晋帖古法”的巨大困惑。即此而论，自然不能只归咎于沈尹默一人；但明确地点出他的“平铺纸上”“腕平掌竖”之法，是唐后新法不是晋帖古法，却是一个对历史存在的“是”与“不是”的事实判断。你可以说它优劣、高下各有价值，但“是”或“不是”，却是不能回避的。 由是，批评沈尹默的误解晋法，正如批评郭沫若的同样误解晋法一样，并不是我们要轻薄地妄议古人，而是以事实为准绳，以不懈地探索未知世界（即使是已经被湮灭的历史世界）作为学术研究的信仰所苦苦探寻出来的结论。这一结论是否一定能成立？一定能取代赵孟頫式、郭沫若式或沈尹默式的解读？现在也不能打包票。但日本所藏的署名大王的唐摹本《得示》《初月》《孔侍中》《丧乱》《频有哀祸》诸帖，以及国内的辽宁博物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所藏的唐摹本，当然还有上海博物馆的王献之《鸭头丸》、故宫博物院藏的陆机《平复帖》、王珣《伯远帖》等，也是一个不容质疑的历史事实的存在。其中所透露出来的、与现今理解不大相同的《晋帖古法》内涵，当然也不能被无谓地忽视掉。由是，在日本所藏的这批硬黄响搨本法帖远涉重洋到中国来展览，其实倒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契机，并使我们能得以重新审视、挖掘在《鸭头丸帖》《伯远帖》《平复帖》等古代法帖中所包含的、却又没有被发现的历史内涵，并进而作出这样一种相对新颖的再体认与再梳理；甚至还能在“平推平拖”与“衅扭”“裹束”“绞转”的异同之间，在“晋帖古法”与“唐宋新法”的区别之间，再去审度六十年代“兰亭论辩”中势不两立的郭沫若与沈尹默（高二适）之间的同样出于误解的、激烈争辩背后的同类出发点，并产生如此覆盖面的、丰富多样又有一定深度的研究，岂非可谓是得于意外？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也都是被历来无数次认真地进行穷尽解读后的结果。从初唐对“晋帖古法”的楷书式解读，到欧、苏式的文人士大夫式的解读；再到元赵孟頫直至今天郭沫若、沈尹默式的解读；是一个清晰的思想脉络。正是这些解读，构成了书法史上漫漫几千年的伸延形态。那么，我们今天拈出的以“衅扭”“裹束”“绞转”为“晋帖古法”的新解读，其实也是这贯穿几千年历史在现时的“一环”。并且，这“一环”也从颜真卿、杨凝式、米芾（成功的实践者）到包世臣、吴让之（可能不太成功的实践者）的代代承继的历史形态。以此作为诸多历史解说中的聊被一格之说，不亦可乎？ 【注】
①传世唐摹本的分布，主要在大陆、台湾与日本、美国。其主要的法帖所在，统计如下： ②传世王羲之尺牍书札的唐摹本，主要集中在唐太宗与高宗、武后朝。唐太宗酷嗜书法，最喜王羲之，曾在贞观内府聚集了一批硬黄摹搨高手，如冯承素、赵模、诸葛贞、汤普彻、韩道政等，摹搨名帖甚多。神龙本《兰亭序》，即是内廷冯承素摹本。武则天朝则有《万岁通天帖》从帖可以为证。共收《姨母》《初月》等十种唐摹本。末有“万岁通天二年四月三日王方庆进”，是因为武氏征集王羲之墨迹，王方庆将家藏祖上二十八人书迹进呈，武则天命工双勾廓填而成。 ③沈尹默先生的“万毫齐力”、笔毫“平铺纸上”以及“腕平掌竖”的执笔法，可参见他的几篇主要的书学论文，如《二王书法管窥》《执笔五字法》《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六十年来学书过程简述》。详见《沈尹默论书从稿》，马国权编。三联书店，岭南美术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 ④沙孟海先生关于古代书法执笔法书写方面的考证，详见《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古代书法执笔法初探》等论文。详见《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518、614页。 ⑤关于刻帖墨拓本与墨迹之间在线条上的差异，其实早已有专家们注意到了。最有对比效果的是日本二玄社出版的《王羲之尺牍集》（上）（下）的编排，见《中国法书选》第12、12卷。在其中，收入王羲之《姨母帖》唐摹本，即配以《真赏斋帖》的《姨母帖》刻本墨拓。收入《丧乱帖》唐摹本，即配以《邻苏园帖》中的《丧乱帖》同名刻本墨拓。象这样的以唐摹本与刻帖墨拓对比的做法，约有十余例。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摹本中本来已不充分的、被填墨消弱了的墨色层次及立体感与速度感，在刻本墨拓中几乎荡然无存，仅剩外形了。该套字帖见1990年日本二玄社第一版，目下国内专业书店书店并不难觅到。 ⑥在此之前呈唐人新法，而论宋时又提到唐人旧法，并非是自相矛盾。相对于“晋帖古法”而言，唐法当然是新，但遇到比唐人更决绝的“平推平拖”如苏、黄诸公，则又构成宋代新法，而转视唐人的注重头尾顿挫而平推中截为“旧法”了。其间的关系，是一种互为对照的关系。 ⑦关于郭沫若论“魏晋笔法”或王羲之笔法是依据南朝《王兴之墓志》等的论述，其最著者为《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详见《兰亭序论辩》中所收论文，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
⑧此处所论的与古拙相对的王羲之书风应该是一种“新样”，与我们探索王羲之用笔是“晋帖古法”，也并不自相矛盾。与墓志所承传的汉隶与三国隶楷方式相对，王羲之的用笔是一种“新样”。但在我们后人看来，与唐人相比，他却是“古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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