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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疾病治疗中如何正确对待系统中枢的负反馈调节 系统理论研究指出，系统稳定的破坏是由于子系统正反馈增强的结果，此时负反馈已经失效，不宜再用。而要采取支持促进子系统正反馈的措施加速子系统相互作用，使其在新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新的系统平衡。正是这种重建使生命在时间箭头的方向上不断前进。 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系统中枢负反馈机制除了“失效”之外，还起什么作用？ 研究发现，在系统处于质变，飞跃的过程中原系统平衡的负反馈机制，不仅是个简单失效的问题。所谓失效是指它不能达到它原来控制的目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它就停止了作用，它就不起作用。实际上它仍像原来一样在继续工作。这些工作此时已不表现为平衡的维持，却表现为对新平衡出现的阻碍作用。因为这些负反馈机制的本来目的就是限制子系统自发正反馈运动的。为了更彻底地解放子系统，使它们全身心投入到创造新平衡的工作中去，就必须采取措施，彻底终止原中枢负反馈的控制活动。 目前，这套理论在美国圣达菲研究所中正在研究。还没有形成最后的名称。而在我国则是相反，虽无理论研究，却早已付诸具体行动。在中国叫做“改革开放，分田到户，承包责任”。中国长期来，在中央严密的计划经济控制下，却总也解决不了粮食的问题。实行改革后，中央决定放松对农业生产的直接指挥、控制，种粮的事由农民自己做主，结果粮食问题很快彻底解决。 将以上这些系统理论应用于医学，就得出一个后现代理论医学的病理思想。机体内环境的平衡是机体健康的标准，但这个平衡不是表面的机械的平衡，而是动态的相对的平衡。运动的方向符合生命的时间箭头的指向，我们不可能使这个时间箭头逆转。疾病的发生是由于在外环境作用下机体某些子系统的正反馈运动突破了机体整体负反馈控制的平衡点，造成机体结构的破坏和功能的丧失。此时采取解除环境致病因素和加强系统中枢负反馈控制都是无效的。应尽快使子系统在相互作用中，在新的时间，在新的条件下，建立新的系统平衡。最后，为了更有利于子系统的正反馈增长，应采取措施，减少神经体液调节中枢对子系统的负反馈干扰。 反应过度 中枢的调节一般是负反馈调节。如果这个负反馈调节是成功的，那么，机体便不会有疾病发生。因此，所谓疾病，一定是中枢调节失败后的表现。然而，此时虽然失败，中枢仍不能不调节。那么在疾病已经发生之后的中枢调节都属于无用的调节。这在临床上就表现为机体自身调节失败所造成的付作用。 既然调节已经失败，付作用已经发生，而中枢调节仍按此方向继续进行。对于这种状态，我们就称之为“反应过度”。从某种意义上讲，疾病都是机体自身对外界刺激反应过度造成的。所谓治疗，主要就是如何减弱机体的这个过度的反应。或许干脆终止机体的反应。现代医学认为应激反应是机体自我保护的反应，所谓疾病，就是这些反应的强度还不够，所谓治疗，就是如何用药物加强这些反应。对于外来刺激是反应好，还是不反应好呢？我们已经习惯于做出反应的理论，而后现代医学却提出不做出反应可能是一种好的选择。 “种系免疫”给我们的启示： 动物或人体对某些病原微生物的刺激，天然不感受或感受性甚低。这是先天性非特异性免疫中最明显而且作用较强的一种因素。它取决于不同种系或个体的体质不同而对某些感染原的易感性有所差异。例如，人对鸟型结核杆菌，狗对破伤风毒素或鸡对碳疽杆菌均无感受性。这种免疫力为先天所故有的而且是相当稳定的。这称为“种系免疫”。 我们传统的免疫概念是识别非己，并杀灭、排除非己。总之，要对非己有所反应才可称为免疫。而种系免疫的实质是对非己的不反应。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对免疫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要承认不反应也是一种免疫功能，那么就得修改免疫概念的定义。即不论是使用反应，或不反应的方法，只要能保证机体的生存，就属免疫功能。因为免疫研究的重点是在如何反应方面，因此，至今，我们对种系免疫的了解还很少。但是，种系免疫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免疫的方式：即，不反应。 联系到我们现在的观点，如果已经认识到疾病是由机体反应过度造成的，那么我们更应当坚信，降低或停止反应，对保存机体生命是有治疗作用的。也就是说，种系免疫为混沌边缘疗法提供了一个旁证材料。原来，“不反应”是机体早就应用的有效的免疫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如何用药物的、人工的方法，使患病机体主动地进入“不反应”状态。 刘易斯、托马斯对“反应过度”的描述 美国已故著名医学家刘易斯、托马斯在其《细胞生命的礼赞》一书中对“反应过度”造成疾病的观点进行了生动的描述，现抄录如下： 细察之下，最居心叵测的微生物——那些似乎真的希望我们得病的细胞，倒更想旁观者、流浪汉和偶来避寒的陌生客。它们一有机会就侵入人体，进行繁衍。有一些会到达我们机体最深处的组织，闯入血流。但还是我们对它们的存在作出的反应使我们得病。我们身体中用以迎战细胞的火药这样猛烈，又牵涉这样多的防御机制，它们对我们的危险性比入侵者还要大。我们周身都是爆炸装置。我们全身都布满了地雷。是细胞带来的信息让我们受不了。革兰氏阴性菌就是这方面的最好例子。它们在细胞壁里产生类脂多糖内毒素，我们的组织接触这些大分子，就似乎得到了最坏不过的消息。一旦感觉到类脂多糖，我们就可能多员一切可用的防御手段。我们会轰炸、洒落叶剂、堵截、封锁、直到毁掉那一地区的所有组织。白血球活跃起来，变得更具吞噬作用，释出溶菌酶，变得粘稠，成群密集在一起，堵住毛细血管，切断血液供给。血清防御素相机而动，释放趋化性信号，从全身召集白细胞。血管变得对肾上腺素过度敏感。于是，生理上的集中反应突然具有了使组织坏死的性质。白细胞中放出发热源，又在出血、坏死和休克之上发烧。一切全乱套了。所有这些似乎都是不必要的恐慌。内毒素并非生来有毒。但是一旦被细胞感知，它便显得面目可憎，或令人可怕。细胞认为，内毒素的出现，意味着革兰氏阴性菌的存在。于是，它们就奋起抵抗这一威胁，谁也挡不住它们的行动了。我原以为，只有高度进化、高度文明的动物才上这个当。但事情不是这样。鲎是一种极原始的化石动物，渊源古老，开化未深。但它像兔子和人一样，容易在内毒素面前崩溃瓦解。Bang证明，在鲎的体腔内注射极小剂量的内毒素，就会引起大量血细胞凝聚、阻塞住脉管，胶状凝块使血液循环陷于中断。现在已知卷入反应的主要是鲎的凝血系统——恐怕是我们人类凝血系统的老祖宗。抽出的血细胞，加进极少量的内毒素就会凝固。全身注射内毒素后引起的整个生物自行解体，可以解释为机体所犯的错误：用心不错，却带来致命的结局。这个反应机制本身是相当好的，只要运用得当有度，其对付单个细菌侵入的作用还是大可赞叹的：它把血细胞召到现场，逐出可凝蛋白，细菌陷入罗网，失去活动能力。这事就整个地了结了。只有遭遇到大量内毒素自由分子的信号，让机体想起了大量弧菌的存在时，鲎才惊慌失措，一下子使出了自卫的浑身解数，着才把自己毁了。这种过程基本上是一种对于信号的反应，有点像蓄奴蚁分泌的外激素。这种外激素在受伤害蚁群中引起恐慌，导致受害蚁群的混乱和瓦解。我觉得我们的大多数疾病很可能都是这样得的。有些时候，滥杀的机制是有免疫作用的，但像鲎的例子中一样，经常是一些更加远古的记忆。我们因一些信号就把自己撕毁成碎片。我们在这些信号面前非常脆弱，比在任何食肉瘦群面前还要脆弱。实际上，我们在受着自身的五角大搂的摆布。大多时候是这样。（第67-68页） 该作者在《水母与蜗牛》一书中也有相关论述： 在细菌的确对寄主的细胞具有毒性和破坏性，如在一些制造外毒素的微生物的情况中那样，对于遭遇的直接性，还是不能不存疑问。白喉杆菌，假如不是由于它的毒素，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是病原体。然而，毒素-细菌的关系必定是极其密切的双向关系。此外，说句公道话，毒素也不是白喉杆菌蓄意制造的。它当然是细菌制造的，但却是受了一种病毒——噬菌体的指使。白喉不单纯是白喉杆菌的感染，它是一种噬菌体的感染。那种噬菌体的平生事业就是感染那种细菌。甚至可以想见，使得噬菌体能够诱使该细菌产生某种毒素的遗传信息，乃是在别处，在同该动物寄主的长期密切关系中获至的。这或许可以解释，毒素跟寄主细胞本身的组成如此酷似。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关系，其中并没有我们关于传染病曾设想过的那种直来直去的捕食者-猎物之间的种种关系。很难看出，白喉杆菌能因它有产生重种毒素的能力而在生活中得到什幺好处。棒状杆菌属在人来呼吸道粘膜的表面过得相当好，而制造坏死性的假膜就要冒着杀灭寄主、结束关系的危险。简言之，这样做没什幺道理，看声去更像一场生物学混乱。对它的进化似乎无益。对人类来讲，最有恶意的微生物外毒素，要算肉毒杆菌。这里，毒素的不相干性是没有疑问的。破伤风及其毒素代表着同样意义的事故。不过，这些微生物，像白喉杆菌、还有A组链球菌及其生物毒素，是因为遭到某种噬菌体感染才产生毒素的。在大瘟疫的几个世纪里，微生物和人之间的战争也从不是大规模的事件。那些疾病之所以凶狠肆虐，首先归因于寄主防御机制的凶猛。麻风，像结核病一样，是极具破坏性的疾病，但那破坏主要是免疫性的，是由寄主支配的。梅毒中的主要损害，包括动脉损害，是基于，至少是部分基于针对螺旋体的免疫反应。今天有这幺多传染病得到了控制，剩下的是一系列要紧的疾病。渐趋时毛的叫法是：“退行性疾病”。包括脑脊髓的慢性病，慢性肾炎、关节炎、动脉硬化，以及各种各样由血液循环障碍引起的失调。虽然制约这些疾病的内在机制，基本声还是个迷，但越来越流行的观点是，其中的许多可能是环境影响的结果——我们吃的、呼吸的、或接触的种种。但是，一旦我们关于病理学知道得更多些，事情可能证明，在这些疾病中，组织破坏背后的多数事件是寄主的机制。是由寄主控制的。我们易受伤害，是因为我们过于复杂。我们是各种机制的不同系统。受各种各样微小干扰的影响。那是因粗心而落在机器里的小东西。它们能够最终把原本是协调的细微准确地定了是的相互作用的无尽链环摧折、撬散。（第74-7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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