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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区教师继续教育《阅读与欣赏》讲稿
专题一：李白与李白的诗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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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唐代诗歌精神特质（转）
若要给李白来画个像，非写意笔法不能显其神貌，白描则不可。铺七尺长卷，笔落酣情，非一气呵成不能现其风采，气韵顿挫则不可。唯其超拔飘逸与雄奇豪迈，方能称之“谪仙人”，他用手中如掾巨笔奏响了唐代诗歌的最强音，若闻天籁，令人思之，慕之，拜之，神往之，倾倒之。他选择了众星璀璨的“诗唐”，非但没有淹没于群星交会的辉煌，反而成为众星争辉中的焦点。在他身上，浓缩了唐代诗歌的精神特质。李白二字，真是叫人心潮澎湃，难以平复，只觉有一股热流在身躯中滚动，直至头脑昏眩仍无法抑止，于是只能听任在激情中感受诗的王朝古老而又至今生机勃勃的生命律动，在亢奋中朝拜宛若天人的李太白，情之所动处难免言有偏颇，但情真意切方能尽我所言。
唐代诗歌有着独具魅力的时代风格与时代精神：博大，雄浑，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浓郁的激情，不息的生命力，崭新的生活体验，以壮阔为美的审美情趣，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一切合起来就成为唐代诗歌与其他朝代诗歌相区别的特色。唐代诗人们以王者的姿态开辟出异彩纷呈的块块疆土，这样一个时代培育出来的人物，或者说，出现于这样一个时代的天才，往往是极其富有魅力的。李白的魅力便是那么的动人，象具有不可思议的魔法。他以一种震撼的力量征服了当时的以及后世许许多多代读者的心。贺知章在长安初次遇到李白，诵《蜀道难》，呼之为“谪仙人”，解下腰佩金龟换酒与之畅饮同欢；杜甫在赴长安应试途中与李白相遇，竟然放弃考试，跟随李白漫游了许多地方，别后仍念念不忘，赞之曰“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还有一个叫魏万的人，为了一睹李白的风采，从嵩宋出发追寻李白几千里，终于广陵相会，言李白诗曰“鬼出神入”。李白的魅力，既是属于他个人的，又是属于那个时代的，至于李白被汪伦“千里酒家，百里桃林”的文字游戏所骗应邀，临别却仍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与踏歌相送的汪伦，更可以看出唐人所普遍具有的浪漫气质。只有辉煌的时代，才能为辉煌的人物提供张扬个性的条件。
李白的诗里洋溢着一股涵盖天地的雄浑之气。“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这种博大壮阔的情怀可以说是唐代诗歌的基调。庄子所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以盛大为美似乎已成为唐代诗人创作精神中的支柱。或儒或道或侠或禅，种种表现之下，有一个基点，那就是诗人们内心中无比崇高的对壮美的向往。无论是理性冷静的儒学家，还是超脱凡俗的道学家，无论是豪迈勇武的仗剑侠士，还是玄而又玄的带发禅师，一旦出现在唐代这个特殊的历史舞台上，就全都不可避免的固执起来，他们可以在自己的诗歌中屏弃某一种风格，如儒家没有道家的“无为”思想，侠客没有禅师的出世之心，可是却却不能违背这个时代如此统一的审美观。这样一种环境所造就的诗人，笔下自会大气，千载之下仍能令懦者勇，弱者壮。他们并不是没有愁，李白就经常把愁字挂在嘴边。“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如雪”，“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但只要将李白的愁与柳永的“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比一比，就会觉得李白愁得有力，愁得健康，愁得有气派。“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这是一种豪情万丈的愁，愁中自有一股浩然之气，愁中自有一段唐人风流。
正是这种俯仰天地的慷慨大气之情怀，形成了唐代诗人共有的一种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与气质风貌。“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日出入行》）“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李白的眼光简直可以说是凌驾于寰宇之上的，他的心胸能容纳整个宇宙，并且以这种气魄看待社会与人生。正如皮日休所说，李白是“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刘枣强碑》）李白以及他那个时代的诗人们把建功立业，实现理想抱负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是当时社会氛围中的主旋律。社会政治与诗歌文学融会到了一起。李白抱着宏伟的抱负，欲“济苍生”，“安社稷”，“使寰宇大定，海县清一”，然后悄然隐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功成——名遂——身退”成了李白为首的唐代诗人们共同向往的理想人生模式。在他们的诗歌中，这种倾向是毫不隐晦，显而易见的。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李白的《古风其十》：“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这简直就是一份人生理想的宣言书。虽然李白的一生在政治上只有短暂的辉煌，但却从没有放弃过他的雄心壮志与理想抱负。以至于六十一岁时还请求参加李光弼的军队，去讨伐安史叛军。其实他能不试而举并名动君主，在旁人看来似乎是“平步青云”，虽只是个无实权的“供奉翰林”，但足以显亲扬名了。李白却在朝廷的生活中体味到了官场的复杂，直至“五噫出西京”。与其说政治上的失意委屈了一个李白，不如说是成就了一个文学上的李白。作为唐代的灵魂，他已经超越了世俗对文学，政治，经济等等的划分，他的具体的人生道路，或是布衣或是卿相，或是文人或是将军，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他留下的是一个独立的人格形象，足以光耀千秋，泽被后世，这已经够了。唐代的时代画卷中有不少同类的形象，他们共同铸造了唐代精神的灵魂。
唐代诗歌之所以气象万千，在于唐代政治的开明与开放。一旦政治对思想的禁锢和束缚减弱，社会环境宽松，那么人的思想就会自由起来。不但是个人的思想没有了箍箍，各种流派的思想的交流也更加自由与深入，最后互相的渗透同化，这种情况表现在诗歌创作方面就是丰富多彩，表现在人的个性方面就是博大精深。在李白的身上，就兼备了儒道侠禅各家的特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儒家的傲岸坚强；“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道者的避俗离浊；“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侠者的任性狷狂；“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禅者的玄思独绝。真是难以想象，在一个人的身上，怎能呈现出如此丰富的景观，且并不是流于表面，而是从心灵深处透出来的一种融合万物，顺应自然的美。也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或多或少的受着各种流派的影响，各种思想在我们的头脑中交锋，有的被杀死，更多的是在冲突中走向融合。或者说，根本不存在各种思想流派的分别，他们本来就是构成热的整个思想的各个零件，就象万物组成了世界的自然和谐。人为的硬生生的割裂并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所以说，李白的思想不胜在多样而胜在健全，唐代诗歌的精神特质不胜在丰富而胜在完整。
李白生在唐代，幸矣；唐代拥有李白，甚幸矣。用余光中的《寻李白》作为这次对唐代与李白的激情巡礼的结语是再合适不过了：“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了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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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网中网辑）
中国两个顶尖诗人的气质与诗歌风格之比较（转）
“诗者，吟咏性情也。”（宋"严羽《沧浪诗话》）这一句话道出了诗歌作品与创作主体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诗歌创作，从来就是一种情感活动。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大序）情感表现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源于个人性情的差异，气质的不同。气质是性情的外现。古人很早就发现了个人气质对作文的深刻影响。
曹丕说：“文者，气也。气之清浊有体。”（《典论"论文》）这就告诉我们，不同气质的人，必有不同面目之文。因而形成作家的个人风格。人们常说“文如其人”，根据就在这里。
所以孟子有“知人论世”之说。清人徐增在《而庵诗话》中也说：“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明代田艺蘅《香宇诗谈》更举例道：“诗类其为人，太白做人飘逸，所以诗飘逸；子美做人沉著，所以诗沉著。”这“飘逸”与“沉著”一语道破了李、杜二人的气质差别。
正因为李、杜二人在个人气质上截然不同，所以反映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上便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当然，所谓“诗飘逸”“诗沉著”只是就二人诗歌的总体风格而言。下面将通过对二人诗作的分析来揭示李、杜的不同气质作用于其诗歌创作的具体表现。
李、杜二人的诗歌，向来被看作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艺术形态的双峰并峙。的确，杜甫的诗歌，现实感太强了。由于深受儒家忠义用世思想的影响，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天下苍生、社会国家。不论是“三吏”、“三别”，还是《丽人行》、《兵车行》；也不论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还是《登岳阳楼》，杜甫所写的无不是那一个时代的民情世态，发的无不是深沉恳挚的家国之慨。
所以，他被称为“诗史”是当之无愧的。故从诗歌创作题材选择这一角度来看，杜诗的题材显然是比较集中的，稳定的，贴近现实生活的。而李白身受自由灵幻的道家思想的影响，其诗歌与之明显有异。李诗以浓郁的浪漫主义为基本特征，其题材是广阔的，多变的，甚至是离奇的。天上人间、陆上海底、神话历史、梦幻现实，莫非其笔触所及。
如组诗《古风》多咏史之作，其中咏怀了秦始皇、鲁仲连、严子陵、燕昭王等各类历史人物；《远别离》写的则是帝舜与其二妃的凄美传说；《日出行》写的又是鲁阳驻日的神话故事；《梦游天姥吟留别》是写梦景的绝唱；《蜀道难》更是将历史与现实以及上古的神话传说融为一体；《子夜吴歌》是思妇的题材，《长相思》更是缠绵凄绝的情诗。
而那些结合神话传说来写景抒情的佳作在李白的作品中真是比比皆是，为诗歌抹上了神奇瑰丽的浪漫色彩。总之，李诗题材较之杜诗明显丰杂多变。这正体现了李白好动多变的个性，不同于杜甫之沉稳持重。
作为“诗史”，杜诗的长于叙事描写是显而易见的。杜甫善于将深刻的历史事件、人生经历用遒健形象的笔墨描写记录下来，主体的情感就渗透在其叙事的字里行间，显得比较深沉含蓄。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成功地截取了茅飞、群童抱茅以及夜雨屋漏等几个耐人寻味的场景，进行细致艺术的刻画表现，最后才发出一声长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事显情发，嘎然而止。
《石壕吏》更是以一个目击者的身份娓娓道来。始终未发一句感叹，最后只写道：“天明语声绝，独与老翁别。”无限悲愤化为一个凄惨的离别情景，而其艺术感染力有增无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诗人在“世乱遭飘荡”，身经家国灾祸，目睹哀鸿遍野之后的满怀牢愁哀思的集中抒发，但诗人也不愿空口指责，而是让触目惊心的事实说话。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是比横眉怒目的斥责更理直气壮么？而诗人胸中那股抑郁不平之气，对统治集团内部黑暗的强烈不满，及对国家命运、苍生疾苦的满怀忧虑之情，在诗人笔下表现得异常深沉婉曲。忧愁郁结，却往往欲吐还咽，柔肠百转，真正体现其“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
李诗则是以其强烈的抒情性而动人心魄的。不同于杜甫的深婉含蓄，李白特别喜欢直抒胸臆。他的情感往往象火山爆发一样，直接从笔底倾泻出来。又象滚滚江河一泻千里，给人无限雄浑广阔之感，强烈地激荡读者的心灵。如《蜀道难》一开首就是一声惊叹：“噫嘘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犹如平地惊雷，令人顿时为之精神一振。他的《将进酒》《行路难》更是直抒胸臆的典范。歌哭笑骂，略无掩饰。而其意气之激越，气势之宏壮，情感之强烈，情绪波动之激烈，与杜诗之稳健深沉恰好形成鲜明对比。李诗浓郁的浪漫色彩，使李白获得了“诗仙”的美誉；而杜甫则是人中蛟龙，曰“诗圣”。这又是李白豪迈恣纵的习气与杜甫坚毅冷静的性格的不同反映。从二人的气质类型来看，李白当属胆汁质，而杜甫无疑是抑郁型的人。
从李、杜二人诗歌不同的命意倾向与表现深度来看，李诗更多地表现的是一种突发性的情感，诗人对于内宇宙及外宇宙的把握是感性的，灵感式的。而杜诗的理性色彩要比李诗浓厚得多。所以杜诗之精思独造，为李白所不及。尤其是在剖析当时的社会现象，以及唐王朝的衰败原因上，杜诗更是精深独到。如其《丽人行》，揭示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堕落；而“三吏”、“三别”则揭露唐王朝的黑暗统治。杜诗对政局国势有着全景式的观照和把握，他总是力图探究揭露社会、国家兴坏成败的深层根源。而李白对于劳动人民的苦难，往往只是流于同情，很少探究其社会根源。如《宿五松山荀媪家》，当贫寒的山家跪进彫胡饭时，他只写道：“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完全是即时的一种同情感激之情的抒发。《丁都护歌》对艰苦服役之征夫亦只慨叹其“拖船一何苦”，“掩泪悲千古”！而别无他辞。所以在对现实人生的观察体验与思考上，李白显然不及杜甫仔细和深刻。因此，杜甫是一位具有仁者之怀的睿智的思想家，而李白始终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天才诗人。这是由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气质决定的。
从诗歌的意象选择与运用来看，李诗的意象特别的富于变幻和具有多色调。这一方面源于李诗意象范围的开放性；另一方面，李白诗歌意象的奇幻色彩还主要地得益于他的恣意的夸张和奇特卓异的想象。如他写时光的易逝，人生的短暂就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木暮成雪。”其感染力比经典的“逝者如斯夫”（孔子语）要强烈得多；他写山峰之高就说“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黄鹤之飞尚不得过”；他写雪花之大就说“燕山雪花大如席”；他写楼台之高就说“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李白似乎特别喜欢以巨额的数量词来作量的夸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
此类句子在太白诗中真是俯拾皆是。同时，出身豪富，素喜挥霍的李白还特别喜欢物质珍奇的铺张夸耀。他一喝酒，就要“斗酒十千恣欢谑”，“烹羊宰牛且为乐”，“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他所饰用驱使的器物也莫不是人间珍品：“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盖非此不足以显示其人身份品格之高贵，非此不足以渲染其人气概之壮伟超迈。世间万物尽可任他纵情驱使享用，却没有任何外物可以驱使高贵的诗人。这就是天才的李白，自由浪漫的李白。相形之下，杜诗虽也多有高妙的想象，然其意象还是显得比较质实，这与他始终关怀现实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同时，相对来说，杜甫不象李白那样使气豪纵，他更注重精神上的自娱自适，自我满足。而对于物质方面的享受则视之甚淡。这在他的《江村》一诗中得到了充分的流露：“多病所需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甚至在宴请好友时，面对粗陋的酒蔬，他也只是报以歉然的一笑：“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客至》）在至交好友面前，他并不讳言自己的慵怠与清贫。实际上更主要的是诗人更看重人与人之间那一份相知相得的融融情味，而非表面上的殷勤与物质的铺张。这显然与诗人恬淡的心境直接有关。
杜诗在思想上以精深取胜，而在语言运用和表现技巧上则以功力见长。杜甫是很注重学力的，他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又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可见他在诗歌的语言运用上非常注重推敲锤炼。所以，杜诗中往往有许多警策之句，和出人意外的字语。如“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之“垂”、“涌”二字，笔力千钧，寓意无穷。“身轻一鸟过”之“过”和“林花著雨胭脂湿”之“湿”，令后人为之折腰不已。
李诗震撼人心的不是语句的警策，而是情感的热烈与想象的奇特。所以，李诗最动人的是那些激情磅礴，气度超逸的篇章。杜甫的诗是靠深厚的功力做出来的，李白的诗是天才的妙手之得。
最后，从诗歌形式来看，李白最擅长的是灵活机变的歌行，最不出色的是格律谨严的七律；而杜甫独具艺术匠心的往往正是他的近体律诗。这与二人的性格特征有很大关系。
李白的自由放逸的精神，使他不愿拘束于严谨的格律，一旦遭格律限制，他就放不开手脚。他的创作完全是情感的喷发，随心所欲，兴之所之，诗之所之。而杜甫注重功力，故写起律诗来中规中矩，得心应手，毫不费力。
概而言之，李、杜二人的诗歌，“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沈雄为贵。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绝者，子美也。”（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而其最本质的原因，乃正在于二人气质的不同。“太白飘逸，故诗飘逸；子美沈著，故诗沈著。”可谓深得个中三昧。而千古执着于李、杜优劣之辩者，其症结即在于他们没能认识到个人气质之于其人作品的内在作用。还是严羽认识深刻，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
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沧浪诗话》）
李白诗歌中的英雄主义色彩（转）
李白诗歌是波澜壮阔的盛唐诗潮中最引人瞩目，动人心弦的。他的诗，最充分地，最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其饱满的青春热情，争取解放的蓬勃精神积极乐观的理想展望，强烈的个性色彩，汇成了中国古代诗史上格外富有朝气的歌唱。而他对英雄主义的礼赞更是令人瞩目。
其一：李白诗歌中英雄主义精神是他强烈的任侠作风的表现。
李白生平浪迹天下，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他尚武轻儒，脱略小节轻财好施，豪荡使气。这就养成了他崇尚英雄的性格。反映在诗歌中，他从无数古代英雄的风度，气派中吸取力量，把现实的理想投影到历史中去，从而在诗歌中建立起英雄性格的人物画廊。他歌颂草泽，际会风云的英雄，如《梁甫吟》，写太公望：“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八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歌颂视功名如草芥的义士，如《古风》其十写鲁仲连“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歌颂爱才若渴，礼贤下士的英主义，如《行路难》其中的：“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槐，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伤，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赞美傲岸不驯，坚持布衣尊严的名臣，如《梁甫呤》中的郦食其: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淮公.入门不拜骋雄辨,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他笔下的英雄大多是在动荡变乱的非常时期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且与抒情主人公打成一片,浑然而不可分.例如他存赠酬友朋的诗中说:风水如见资,投竿左皇极.
其二：李白对英雄的崇敬和礼赞是他自身济世经国，建功立业伟大理想的折射。
李白一生理想远大，抱负高远。“济苍生”，“安社稷”是他最大的愿望，即使在遭谗毁，贬谪之时，他也怀着“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盖”政治理想，而不是避世隐居。所以，大量的歌颂古代英雄名臣的诗篇出现在他的笔下。
他对诸葛亮君臣如鱼得水，无比羡慕，并表示“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他深情的呤咏着张良，谢安。他一方面又说：“留侯将绮里，出处未云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安史之乱起，李白视形势如楚汉之争，并以张良，韩信自况；入永王磷幕府后，又以谢安自比，直至六十岁投军时，还以西汉大侠剧孟自许：“丰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五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生在盛世的李白对乱世英雄致以礼赞，当然不仅仅是发出思古之幽情,因为这类人物,是他“心雄夫”的气慨和热情的寄托,是他在历史中建立辉煌功业，积极创造自我价值的人生愿望的表现。同时这也成为时代理想的人格化写照。
(袁红 )
探索李白诗歌的风格特点 ——一位豪中见孤崛的诗人
在大唐多若满天繁星的诗人中，李白是唯一被人们誉为既有侠肝义胆，又有仙风、道骨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传奇的一生，豪放飘逸的诗风，确实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使我们一说起李白，就可以想见一个飘然不群的诗仙形象。
迄今为止，无论是研究者笔下的李白，还是活在一般人心中的李白，都不外乎此。其实自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人起，李白的形象就定型了。这种定型化了的历史人物形象，增加了李白的传奇色彩，使后世骚人望尘趋拜。然而这种定型化了的诗仙形象，也使人们与李白产生了一种近乎膜拜者与偶像之间的距离，一种雾里看花、云中观月的可望而不可及的隔膜，限制了我们循着诗人外化了的思想情感轨迹——诗歌，走入李白心灵的殿堂。
其实，李白的性格既有洒脱不群、追求自由的一面，又有执著、深沉的一面。它的情感中感伤亦如影子一样与欢乐相随，诗人与社会的矛盾以及诗人性格自身的原因，使李白一些看似充满欢乐、飘逸洒脱的诗篇中，夹杂着失望的怅惘、焦虑的痛苦与孤独的感伤。无论是希世之叹，亦或是出世之望，乃至对现实的抨击，其中往往寓藏着这种心态。有人认为：李白的诗豪中见悲，有极为深沉的悲感。这种认识从较深层次揭示出李白诗歌的个性特征以及流露于诗中的李白心态。
读李白的诗，常常在豪放、乐观、洒脱的感受之余，品味道一种孑然特立、漂泊无依、四顾茫然的孤独悲哀。李白的诗有时看似乐观洒脱，实则在诗仙那潇洒的一笑中，飘曳的紫霞仙裳下掩藏着一种孤独的痛苦心态。
孤独感伴随着李白的一生，到其去世都不曾摆脱掉。李白作于临终前的《临路歌》云：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很显然，这位以背负青天，抟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而自负的浪漫主义诗人，是带着终生的孤独与遗憾，离开他既憎恶然又执著的热爱着的世界的。
李白的孤独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怀才不遇、生不逢时，是李白诗歌的常调，与这中常调相伴随的则是政治上的遭弃感和无归依感。李白少时就有很强的功名事业心，“以当世之务自负”。这强烈的济事观念，显然是来自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不过，李白不是一个普通的本分的读书人，它的豪侠性格以及作为浪漫主义诗人所特有的非凡气质，即丰富的想象力和脱离实际的异想天开，是来自儒家的济事思想，溶入了来自诗人自身的主体精神的催化剂，自然地膨胀为天下舍我其谁的自大、自负与功名唾手可得的狂妄。然而，李白的自大与自负，又常常与现实相忤，是诗人陷于政治前途无依无托的心境。
（二）如果说政治上的遭弃感和无归依感的孤独心境，是诗人的理想、诗人的性格与环境的冲突所造成的话。那么，李白阳春白雪、旷世无知音的寂寞与孤独感，则只能说来自诗人主体、诗人性格的本身。这是诗人孤高傲世、目中无人、不愿与世同流的孤独，我们姑且称之为自我放逐的孤独。自我放逐的孤独，尤其能显示出诗人性格的力量与光辉。李白具有十分强烈的自我意识。豪侠、浪漫的个性，加之天赋才华，良好的教育，使他常常有自命不凡的特异感和优越感。寻找知音，又反映了李白强烈的希世之年；而知音安在的感叹，也反映了世无同类的孤独之感，当然也流露出阳春白雪的骄傲。
（三）李白的一些诗里，还表现初一种天地过客的悲。“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正是因为诗人认识到生命与宇宙的不可逆的自然法则，才可能在这有限与无限，迁逝与永恒的强烈对比中，感悟到这种苍凉的孤独意识。
李白虽为诗仙，却非一味地飘逸，它的内心深处，常有无法派遣的孤独意识。这种孤独意识，直接影响到它的诗歌，给他的诗带来崇高感和悲感。虽然李白诗风格豪放已成定论，然而孤独意识给其作品带来的崇高感和悲感，使其相当一部分作品具有了豪中见孤崛，豪中见悲的风格特点。
李白死因（转）
唐代诗坛巨星李白，于宝应元年（762）离开人间，卒于今安徽当涂，享年六十二岁。然而，李白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李白族叔、当涂令李阳冰《草堂集序》曰：“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暇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唐代李华《故翰林学土李君墓志序》云：“姑熟东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李白〕年六十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去李白殁时二十九年，作于唐德宗贞元六年（791）的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也说：“君名白，天宝初诏令归山，偶游至此，以疾终，因葬于此。全白幼则以诗为君所知，及此投吊，荒墓将毁，追想音容，悲不能止。”古代文献所谓“疾亟”、“赋临终歌而卒”、“以疾终”，都明白地告诉人们，李白是病卒的。
李白一生嗜酒成性是出名的，因有“醉仙”之称。玩读李白诗作，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酒味。诗人的《将进酒》有“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叙赠江阳宰陆调》有“大笑同一醉，取乐平生年”。《赠刘都史》有“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训岑勋见寻就元丹邱对酒相待以诗见招》有“开颜酌美酒，乐极忽成醉”。《月下独酌四》之三有“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这样，学人自然将李白的死因与醉酒致命联系起来，晚唐诗人皮日休曾作《李翰林诗》云：“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也即指出，李白是因醉酒致疾致命的，就连升天的灵魂都带着醉意。
现世学者郭沫若由“腐胁疾”得到启发，从医学角度进行研究推测，认为李白六十一岁曾游金陵，往来于宣城、历阳二郡间。李光弼东镇临淮，李白决计从军，可惜行至金陵发病，半途而归。此为“腐胁疾”之初期，当是脓胸症。一年后，李白在当涂养病，脓胸症慢性化，向胸壁穿孔，由“腐胁疾”致命，最终死于当涂。
李白爱酒，也爱月、爱狂，所以又有人把他的死因同“水中捉月”挂起钩来，这便产生了富有浪漫气息的“溺死说”。五代时王定保在《唐摭言》中云：“李白著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此后，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曰：“（李）白晚节好黄老，度牛渚矶，乘酒捉月，沉水中，初悦谢家青山，今墓在焉。”元代祝成辑《莲堂诗话》也说：“宋胡璞，闽中剑南人，曾经采石渡题诗吊李白：‘抗议金銮反见仇，一坏蝉蜕此江头，当时醉寻波间月，今作寒光万里流。’苏轼见之，疑唐人所作，叹赏不置。”那么，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持何看法呢？宋朝陈善《扪虱新话》记道：“坡（苏东坡）又尝赠潘谷诗云：‘一朝人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可见，李白醉入水中捉月溺死的说法古已有之，流传广泛。
当代富有诗人气质的学者安旗在《李白纵横探》一书中，神奇美妙地描绘了李白临终的情景，写道：“夜，已深了；人，已醉了；歌，已终了；泪，已尽了；李白的生命也到了最后一刻了。此时，夜月中天，水波不兴，月亮映在江中，好像一轮白玉盘，一阵微风过处，又散作万点银光。多么美丽！多么光明！多么诱人！……醉倚在船舷上的李白，伸出了他的双手，向着一片银色的光辉扑去……船夫恍惚看见，刚才还邀他喝过三杯的李先生，跨在一条鲸鱼背上随波逐流去了，去远了，永远地去了。”的确，多少年来人们宁肯相信这位才华横溢、命运多舛的唐代大诗人，是跨鲸背仙游羽化而去的。
看来，李白的死因与醉酒有关，那么究竟是病死的还是溺死的呢？清人王琦云：“岂古不吊溺，故史氏为白讳耶？抑小说多妄而诗人好奇，姑假以发新意耶？”也就是说，两种可能性都难以排除。再看唐代项斯《经李白墓》“醉死此江边”句，以及正史《旧唐书"李白传》的记载：“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似乎意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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