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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进入清华附小之后不久，正好赶上万圣节，除了学校里组织的欢庆活动之外，家长们自发地组织了一场万圣节活动。参加活动的家庭在自己的家门口做上标志，万圣节的夜晚来临的时候，参加活动的孩子们早已装扮完毕，浩浩荡荡地在清华园里“打劫”：“不给糖，就捣乱”。 气氛欢乐极了。 家长们在这样的活动中也彼此熟悉，孩子是天然的纽带，几场这样的活动下来，家长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共同体。不但交流教育孩子的心得，还交流彼此在研究领域内的心得。 而早在七八十年前，在三四十年代，清华园内，也有着这样的共同体。相同的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也大多是清华附小前身成志学校的学生家长。不过，那时的清华园，不像今天的清华这么大，学科分化也没有如此明晰，同侪之间的交往与联络，也不是完全因为孩子，更多的反倒是因为学术问题。家长之间如切如磋，导致了三四十年代清华学术上的辉煌。作家宗璞这样描述当时清华园里教授们的交往：那时清华的人文学科，精英荟萃。也许不必提出什么学派之说，也许每一位先生都可以自成一家。但长期在一起，难免互有熏陶，就会有一些特色。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成为成志学校天然的滋养。 据清华老教授、农学家虞振镛的女儿虞佩曹回忆，当时虞家住在清华的南院，院子北边及东边是十所西式住宅，1到6号在北，7到10号在东。1号是赵元任家，3号是赵忠尧家，5号是梅贻琦家，之后张子高也住过这里，7号则是俞平伯家，住在附近的，还有李广田、马约翰和冯友兰三家。虞振镛喜欢打猎，但是技术不佳，有一年冬天去颐和园打猎，打了一只鸟却腥臊难闻，最后在清华园里有威廉·退尔之誉的社会学家陈达从西山打猎归来，送来鹿肉，才解了农学家的窘迫。 这几家教授的孩子，大都在成志学校读书，家长之间走得近，孩子们在一起也玩得欢。多年之后虞佩曹还记得班上有两个“大头”：一个是演讲得第一名的杨振宁杨大头，另一个是俞成的弟弟俞大头。俞大头，也就是俞平伯的儿子。除了南院的小朋友，虞佩曹记得班上还有西院陈达家的陈旭人、陈桢家的陈明德、郑桐荪家的郑士宁、郑士经以及北院刘崇鋐家的刘金业。刘金业有一辆两轮小脚踏车，小伙伴们用来学骑车，不会拐弯不会下车就往土山上撞，倒了就下车换另一个人…… 后来成为书法家的熊秉明，当时也在成志学校上学。在熊秉明眼中，父亲熊庆来生活恬淡朴素，不吸烟，不喝酒，也不许妻子打牌。在研究数学问题之外的爱好是收藏字画，但并不苦心搜求希见难得的古董。“较古的物件不过是祝枝山的字，何绍基的字而已。”偶尔在星期天，熊庆来在有兴致时也会给孩子们讲上一段《左转》或者《战国策》，年少的熊秉明，也曾被父亲带着去拜访齐白石老人。 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也是成志学校的学生家长，据王国维的儿子王登明回忆，在王国维自沉之后，和王国维同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在暑假把王登明和姐姐叫到自己家中和自己的女儿一起补习功课，一边插班进入校园内的成志小学。而在王登明的印象中，王国维在清华那些年，“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做学问上”，“除了去琉璃厂看书购书外”，“极少进城”，“每天上午去研究院，下午和晚上就在书房里潜心工作”。 除了生活上的彼此照顾，更有学问上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儿子俞润民在父亲1928年应聘到清华中文系时，进入成志小学读三年级，在他有关儿时的记忆里，除了母校成志小学，还有许多关于父亲和其他教授之间的来往： ———————————————————————————— 父亲在清华大学任教时，讲授《清真词》和“词”习作课，此外还讲授小说和戏曲。他认为词、曲有相同之处，他们都是乐府的支流，与昆曲也有联系，所以他就结合了一些同好者，研究昆曲。参加者有很多都是清华名人，如朱自清先生夫妇、浦江清先生、汪健君先生和谭季龙先生等，也有清华中文系学生华粹深等多人，后渐渐就组成了曲社。因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华北势力很大，他们就将曲社定名“谷音社”。是取“空谷足音”之意，也是针对当时的时局而言。“谷音社”社员由原来十余人发展到三十多人，还在清华工字厅举行过几次曲集。在清华校园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父亲住在清华南院时和陈寅恪、朱自清、浦江清、杨振声等教授经常来往。朱自清先生曾住在南院的单身宿舍，距我家很近，因系单身一人，饭食不方便，父亲就请朱自清先生每天来我家共餐。朱先生一定要付伙食费，父亲当然不肯收，朱自清先生一定要付，最后只好收下，而暗中却又把这钱全部用在给朱先生添加伙食上。朱先生后来渐渐地察觉了丰盛的饭菜是专门为他做的。饭费本是一件小事，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抗战以后，父亲因亲老而留在北京，他坚不与日伪政府合作，高风亮节为世人所重。朱自清先生自昆明寄《怀平伯》三首七律，是很有名的，久为人传诵。其中有二句云：“西郭移居邻有德，南国共食不相忘。”就是说在南院与我家共饭的事。 ———————————————————————————— （图注：清华大学工字厅） 不独俞平伯，当时在成志学校读书的孩子们，几乎都能说出这样一段父辈“共同体”的故事： ———————————————————————————— 欧洲休假归校后，父亲任《清华学报》的总编辑。这一纯学术性季刊，当时有编辑二十人，包括陈寅恪、蒋廷黻、吴宓、陈岱孙、钱端升、吴景超诸位。父亲那时正撰写西洋近代政治思潮各章，便于每一期中刊出一篇…… 我家住在清华园北院四号。那时住北院的有陈岱孙、王化成、朱自清、叶公超、蒋廷黻、刘崇鋐、蔡可选等教授家。父亲和母亲与这些教授夫妇常向相往来。父亲常在下午四时后，和蒋廷黻、陈岱孙、王化成、萧叔玉诸教授打网球。周末晚上喜与朱自清、蒋廷黻、陈岱孙诸教授打桥牌，只计分数，有胜负而无输赢…… ———————————————————————————— 这是曾任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的浦薛凤先生的女儿浦丽琳的回忆。 这样一个既是学术共同体又是生活共同体的教授群落，带给成志学校的孩子们什么样的滋养？浦江清教授的儿子浦汉明有一段回忆正好可以当作注脚。1946年，9岁的浦汉明跟随父亲初次进入清华园： ———————————————————————————— 我跟着爸爸下了车，见已有两人站在旁边迎接。我们踏着落叶走过去，父亲和他们握手，然后向我作着介绍，指着年长的一位说：“这是朱自清先生，快叫朱伯伯！”朱自清？难道是作家朱自清？我大吃一惊。小时候我记性很好，凡看过的书，作者的名字都能记得。在我幼稚的观念里，以为他们都是古人，而在家乡小城里，确也从未见过一位作家，所以竟不知作家还有在世的。“朱伯伯！”叫过之后，我躲在父亲身后，好奇地看了又看，见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面色略显苍白，严肃的目光透过镜片射出来，令人产生敬意。我悄悄地问父亲：“他就是写《背影》的朱自清？”“是呀！”这下轮到父亲吃惊了。他想不到我会知道朱先生，并一下子就说出了他的代表作，不觉大为高兴。其实，我并不知道《背影》的文学地位，只不过对这一篇印象最深罢了。“清华真是一个好地方，刚到这里就见到了一位真正的作家！”我暗自想着，一股自豪感从心底涌起，那种激动，或许有点像现在的青少年见到了崇拜的明星吧。与此同时，我也敏锐地察觉了父亲无声的赞赏，知道已通过了他的测试。我的心与父亲一下便靠近了。于是初进清华园时的这一幕便永远地留在了记忆里。 从此，我们就生活在清华园中了。随着师生的逐渐复员，园中也热闹起来。除朱自清先生外，和我家同住北院的，先后还有王竹溪、余瑞璜、刘崇鋐、吕叔湘、杨业治、华罗庚、宁楻、王瑶、张青莲等各家，真可谓人才济济。可是孩子自有另外的天地，我们忙于在院中空地、土坡间做游戏、唱歌、跳舞，相互追逐，甚至分成两伙学打仗，冲冲杀杀，真好像是一个大家庭，有着众多的兄弟。 ……不分男女老幼，一视同仁，人的天性自由发展，这或许是清华特有的传统吧。我们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真是得益匪浅啊。 ———————————————————————————— 得益匪浅，熏陶无声。这正是成志学校的孩子们的成长环境。在回顾清华附小百年历程时，我们会惊讶于这所百年小学曾经培养出那么多的一流的人才，他们背后的这个家长共同体，也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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