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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同情心是客观存在的。亚当·斯密说：“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11月第1版） 同情心是道德的起点和根源。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亚当·斯密说，由同情可产生两种基本美德，即正义和仁慈 同情心如何产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叔本华认为，对于同情心的起源论证是最困难的问题。他认为，同情心的本质是对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所以，同情心产生的基石就是看透他人和自我之间的无差异性。 休谟认为，同情是一种人们用以传达并分享感情的基础，正面和负面的感情都包含在内。从这个角度来看同情也就类似于现代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所谓的“移情”（empathy）。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旁观者的同情心必定完全产生于这样一种想象，即如果自己处于上述悲惨境地而又能用健全理智和判断力去思考（这是不可能的），自己会是什么感觉。”（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11月第1版）另外，亚当·斯密将同情心看成是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而他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则是经济人，由此引发了人们对斯密悖论的争论。 乔治·H·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中写道：“‘同情’这个词是个含糊的词，一个难以解释的词。”“要同情某人，必须有与另一人的态度相应的一种反映。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相应的一种反映，人就不能在他自身唤起同情。不仅如此，如果那个同情者要在他自身唤起这种态度的话，还必须有合作，有被同情者的应答。”“积极的同情意味着该个体的确在另一个人身上唤起由他的援助所引起的反映并在他自身唤起同样的反映。如果没有这种反映，人不可能对他同情。这表现了同情本身的局限性；它只能出现在一种合作过程中。”（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233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笔者认为，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结合体，所以，同情心的产生既有自然属性的原因，也有社会属性的原因。 从自然属性看，同情心的产生有着一定的生理基础。研究表明，同情心在儿童早期就出现萌芽。有关研究也表明，如果一个人对他人很有同情心，则意味着他的大脑前额叶的功能非常健康。伦敦大学心理学系的迈克尔·巴尼西认为：“实验表明，触觉系统和同情的某些特定方面存在着联系。”（国际在线独家资讯 Apple）另外，近年来科研人员也发现，除了人以外，黑猩猩、海豚和大象等动物也能够对同类死者表示同情。 从社会属性看，同情心也是一种个人社会化的产物。一是教育。同情心是教育的一项基本内容。通过反复不断的教育强化，可增加人们的同情心偏好。二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同情心具有感染力，有同情心的人对周围人的行为也具有重要影响。三是理性。人类是理性的动物。类比是理性能力的一种基本表现。相似性是产生类比的前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与类比有关。因为人与人之间是高度相似的，所以，对别人的行为可以反推到自己身上，通过自己的感受也可体验别人的感受。四是制度。好的制度对同情心总是鼓励的。鼓励可增大同情心的收益，减少同情心的成本，这客观上有利于同情心的产生。这里收益与成本既包括物质方面的，也包括精神方面的。五是家庭。家庭是产生同情心的温床，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富有同情心的家庭对子女同情心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六是自我防御的需要。心理学家认为，同情心不仅仅是人的一种情感，它还是人的一种自我心理防御机制。因为，如果一个人懂得同情别人的不幸和苦难，那么，这个人就会得到一种心理暗示，让他日后能够自觉地预防、避免同样的不幸在自己的身上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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