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润安论茯苓

邹润安论茯苓

邹润安论茯苓，实质上是在论“道”（即中医的基本理论）。他综合《内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的相关内容来讨论人的生理、病理，讨论若干疾病现象的所以然。“或论病之所宜药，或论药之所宜病，与夫当用不当用之故。务求其精，勿失于粗；务求其真，勿惑于似”，从而提出了一些原创性的、具有卓识的观点，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首先，他从阴阳立论来探讨茯苓的生成及其功效。
据现代研究认为，茯苓为多孔菌科寄生植物茯苓菌的干燥菌核。按邹氏的说法：“若茯苓则水土之阴交于正阳而生者也。其摄于阳，则有气无质；其钟于阴，则有质无气。故能于无形中炼有形，有形中吸无形（按：这两句话生动地说明了茯苓的由来）。无形中炼有形，则上焦之以气化阴也。有形中吸无形，则下焦之从阴引阳也。”由此他认为茯苓的核心作用在于“能于阴中吸阳以归阴，又能于阳中引阴以归阳”；“从清阳以化浊阴，引至阴以归至阳”。联系到人身的生理来说，就体现于气水转化之交。他首先引用了《灵柩*决气篇》对于气的阐释：“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为气。”以此说明气与水之间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即“气以润而行，水以气而运”，水停即气阻，气阻则水淤；气与水相互为用，也可相互致病。这就是茯苓所应用和所对应的病机。这些病机包括：气阻水淤；水停气阻；气以水而逆；水以气而涌；水与气并壅于上；气与水皆溢于外；气外耗则水内迫；气下阻则水中停；等。“茯苓者，纯以气为用，故其治咸以水为事。”所以，茯苓能化水饮，这是它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如水停气阻之五苓散证，气以水而逆之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证，气外耗而水内迫之茯苓四逆汤证等皆用之。
其次，邹氏认为“茯苓不持能使阴随阳化，并能使阳药不至耗阴，阴药不至抑阳，其斡旋之妙，有非他物所能并者”。这是邹氏关于茯苓功效的独到见解，是其它医家所未曾讲到的。他以茯苓四逆汤、附子汤二方证为例说明：其一方治少阴病经治不愈，烦躁者；其另一方治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它们“未尝有水，亦并无渴”，但其所以用茯苓，正在于此，即取其从中“斡旋之妙”，使阴阳得以调和。
第三，邹氏认为茯苓有在上主气，在下主血之能。如胸痹之茯苓杏仁甘草汤证，梅核气之半夏厚朴汤证，“两者，脾气俱以上行，而肺为之阻，一则碍其直道，而升降不灵；一则碍其横络，故呼吸不利”。又如妇人胎动漏下之桂枝茯苓丸证，妊娠腹痛之当归芍药散证，“两者，心肺俱已下行，而肝为之阻，一则滞气凝血隔胎元之吸引，故当停反漏；一则流痰宿饮，混养胎之阴血，故虽动不漏。然茯苓之辟阻为通，则又无不同。其在上之功，则所谓‘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在下之功，则所谓‘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绝非治水，其功实附于治水。”
第四，非水饮用茯苓，其责亦非轻者。这是邹氏的又一独到见解，说明茯苓并非仅能治水饮。他认为：“茯苓之用，在气水转化之交”，可起一个邮传递接的作用。比如“补剂中用之，使脾交于肺（如薯蓣丸）；风剂中用之，使阴从阳化（如侯氏黑散）；上焦用之，则化阳归阴（如酸枣仁汤）；下焦用之，则从阴引阳（如肾气丸）。以上方剂皆不属于治水饮之方，但仲景为何要在其中使用茯苓，就是要用它起一个联络和周济的作用，应当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不能把它简单地视为利湿下渗之物。
第五，为了论述茯苓，邹氏应用属辞比事法（按：属，音zhu，连缀、连接也；比，比较也。邹氏正是用此法对《伤寒杂病论》进行研究的）考查了与茯苓有关的三十余个方剂（其中皆含茯苓或需加减茯苓），以及这些方剂所主治的病症。其中主要有：水逆（即饮水则吐）；心下满，微痛及小便不利：脐下悸欲作奔豚；气上冲胸，起则头眩；厥而心下悸；烦躁；发热，小便不利；身痛肢寒或背恶寒，脉沉；发热，小便不利，头眩，身瞤动，振振欲辟地；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大风四肢烦重，心中恶寒不足；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虚劳虚烦不得眠；胸痹，胸中气塞，短气；肾著；痰饮；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或先渴后呕；脐下有悸，吐涎沫而巅眩；多唾口燥，寸脉沉，尺脉微，手足厥逆或手足痹，小便难等；心胸间虚，气满不能食；皮水，四肢肿；妇女症瘕；妊娠，腹中绞痛；子肿；梅核气，等。这些症状涉及多种内科杂病，且症状错综复杂而多变，如何在其中正确地使用茯苓，的确需要一个依据，而不是盲目地滥用。比如他认为：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证，就是因“气以水逆，则冠以导水，而下气随之”；五苓散证，是因水停气阻，故“随水之淤而化气”；茯苓甘草汤证，是因气阻水淤，故“随气之阻而宣水”；桂枝五味甘草及诸加减汤证（其中皆有茯苓），是因“水以气而涌，则首以下气，而导水为佐”；茯苓杏仁甘草汤证、茯苓戎盐汤证、茯苓泽泻汤证，皆用“水与气并壅于上，则从旁浅而虑伤无过”；等等。
通过对以上方证的具体分析，邹氏得出了如下一些结论：茯苓能化水饮；茯苓能升清降浊；茯苓之化气行水，只能在直道中（按：其对该药性发挥作用之部位，未有人能分辨得如此清者）；茯苓为治眩悸之主剂（宜用于“悸与眩之病根在心以下者”）茯苓、泽泻皆治眩，但有上下之别（如葵子茯苓散证之妊娠水气，其病在下，故用茯苓；泽泻汤证之心下有支引而冒眩，其病在上，故用泽泻）；茯苓治悸，有别于桂枝、半夏（悸之用桂枝与用茯苓，有心中、心下之分；其用半夏与用茯苓，又有膈间、脐下之异）；茯苓治肾邪（奔豚冲气）之挟水者（如不挟水者则不用茯苓，如桂枝加桂汤）；呕与渴，非茯苓所的主，而是证所波及（即治因水饮停滞引起的呕与渴）。对于此，邹氏还特别作了辨析。他认为，用茯苓方，有治渴的（如栝篓瞿麦丸等）；有治渴而兼呕的（如小半夏加茯苓汤等）；也有指明不渴而用茯苓的（如干甘苓术汤等）。其中原因，他认为有：1.茯苓能化，故能治饮，非以治水。而饮之所在，或留于中，或据于旁。留于中者，能渴能呕；据于旁者，不能渴，不能呕。2.茯苓之行直道，则治留于中者，故兼呕兼渴者皆隶焉。3.“他若虽在直道，而不在中，如厥而心下悸（茯苓甘草汤证），则病在上不在中矣。腰以下冷痛，腰中如带五千钱，则病在下不再中矣……惟其（饮）有时在中，碍脾之输，斯得竭肺之化，不能输，不得化，于何而不渴？渴则引水自救，水溢而化机仍窒，于何能不呕？”这就把无论在是否具有呕、渴症状的情况下都使用茯苓的原理讲得很清楚了。
还有，说到茯苓，不能不提到真武汤，邹氏对此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即为什么用该方，“若小便利者去茯苓”?他说：“惟真武汤证，则以水气为正病。乃曰‘小便利者去茯苓’，岂小便利尚有水气为病者哉？盖真武汤证正病，固系水气，但水气之所被，不止在直道中。观其内自腹（腹痛），外及四肢（四肢沉重疼痛），上为呕、咳，则小便不利者，亦其末病耳。是证主脑，在坎中之阳不能镇摄水气，非水道不利致病也。若用茯苓，则于横溢上逆者无干，反足以耗直道之津液，故去之耳。”
综上所述，邹润安论茯苓一共论述了以下一些问题：茯苓之用与阴阳学说；茯苓发挥作用的部位；水饮与非水饮之用茯苓；《伤寒杂病论》中含茯苓各方的功效与主治；茯苓的加与减；同为治眩、悸，茯苓与其它药（泽泻、桂枝、半夏）的区别；渴与呕是否为茯苓所的主；茯苓有斡旋阴阳之妙和邮传递接之能；茯苓除能化水饮外，还可用于补剂（如薯蓣丸）、风剂（侯氏黑散）、上焦（酸枣仁汤）、下焦（肾气丸），或在上主气（半夏厚朴汤）、在下主血（桂枝茯苓丸），但无论在气、在血，它都可起到一个“辟阻为通”的作用。茯苓之功能可谓大矣！
总之，邹润安对茯苓的剖析与阐述是独树一帜的，其立论不凡，见解独到，属辞比事，反复问难。他更多地是从阴阳立论，从脾肺气水转化之交，从含茯苓各方的异同比较，从茯苓药效发挥之所以然等方面来进行探讨与辨析，因而其认识比一般的药物学讲得更透辟和深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沿隙寻窽，往往于古人见解外，别有会心”。可以说，他揭示了茯苓应用的精髓，从而彰显了其药性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