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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除了元曲若干，辽、金便很少提。其实，二者中前者为契丹，后者为女真，他们都把游牧文化带入中国，又接受汉文化的交融，都创造了各具特点的文化与文学。 寺公大师创作的长诗《醉义歌》是契丹文，他应该是位僧徒，认为世间一切虚无，从他的语言可以了解其实内容是写重阳饮酒、赏菊，是受了陶渊明和儒释道的影响。而辽第一位文学家应属耶律倍（阿保机长子），他在皇后逼迫让位、弟弟多加猜疑、唐明宗密诏的情形下，刻木于海上，写下后人赐名的《海上诗》。同时，后妃诗人萧观音、萧瑟瑟也地位突出。汉族诗人赵延寿、王鼎也有成就，后者的《焚椒录》不仅感情浓烈，其中暴宫廷之丑的文献是唐宋间难见的。因此，可以说辽诗体现了民族融合的特点。 金代立国时间稍短，但文学成就远高于辽代。可分三个时期：借才异代，大定明昌，后期遗民。在金朝成长起来的诗文作家形成了有别于宋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国朝文派”，其中蔡珪“不肯蹈袭抵自作，建瓴一派熊燕都”；党怀英“诗似陶、谢，奄有魏晋”；赵秉文诗文书画皆工，为文坛盟主。 元好问是此时期的诗文集大成者，也是词坛巨擘，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他的《论诗三十首》集中体现了他的审美追求和诗学理念，他推崇唐宋中的李、杜，对黄庭坚多有批评。 诸宫调是此时期的一种流行说唱艺术，顾名思义，由多种宫调的曲子联套演唱演绎长篇故事。其中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据唐传奇的再创作，他将原来张生对莺莺的始乱终弃改为二人私奔的美满结局。不仅从思想上摒弃了原作“女人是祸水”的道德说教，也使人物性格和矛盾冲突发生了根本变化，呈现新的面貌，被胡应麟评为“古今传奇鼻祖”。 元代是宋、金分裂后走向大一统的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是戏曲发展的黄金时期。元杂剧迅速崛起，有特定的原因：城市经济繁荣，表演社会化、商业化，奠定了基础；蒙古贵族对元杂剧的爱好又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文人的创作和演出提高队伍的水平，是元杂剧繁荣的重要原因。四折一楔子、一人独唱、一韵到底，是其特色。 前期鼎盛，“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就占了前三席。关作品最多，有公案剧如《窦娥冤》，展现了窦娥与婆婆、与无赖、与官府、与黑暗社会的冲突；有妇女生活戏如《救风尘》，塑造妓女赵盼儿光彩的形象；还有历史剧《单刀会》，写关羽单刀赴鲁肃之宴。关剧涉及多种社会层面、揭示社会黑暗，反映弱者遭遇和顽强的斗争精神，发展了市民文学。马致远以神仙道话剧著称，有较浓的佛道虚无避世思想。白朴代表作《梧桐雨》与以往李、杨故事不同，集中写唐明皇的心灵独白，极富情感冲击。《窦》、《梧》、《汉宫秋》、《赵四孤儿》为四大悲剧。 后期衰落，转地杭州。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情节离奇，富于浪漫色彩，张倩女的灵魂和躯体分离，反映大胆却痛苦地追求自己所爱。与《西厢记》（王实甫）、《拜月亭》、《墙头马上》合称四大爱情剧。 继词之后，散曲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兴起，但诗词属雅文学，散曲属于俗文学。它的风格多样，有豪放有清丽；它的形式含小令、套数和带过曲；分期也有前后。 南戏与北曲杂剧相对，长短自由、角色增加且对唱自由、换韵自由、音乐基础不同，总言之限制很少。高明的《琵琶记》把蔡伯喈塑造成了一个“全忠全孝”的形象：“辞试父不从、辞婚师不从、辞官君不从”，使之背亲弃妇都没了责任；而通过主要人物赵五娘反映了时代的黑暗。其与《荆钗记》、《拜月亭记》、《杀狗记》合称四大南戏（传奇）。 话本由宋元民间说话衍生而得，分为话本小说、讲史话本。鲁迅说：“讲史之体，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小说之体，在说一故事而立有结局。”前者含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类，多见于《清平山堂话本》、《古今小说》等，后者多据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改编，有名的有《三国志平话、《秦并六国平话》。 元代诗文又可分为三阶段。前期蒙古统一北方之前以耶律楚材、丘处机为代表，楚材之诗“温雅平淡，文以润金石”。中期统一北方后南方呈江西、婺州两大中心；郝经论文重文之“用”强调“质”与“实”，被称“元文中之杰然者”；形成了“元诗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之盛世文风，虞为首领，揭最锋芒，他们不同于唐诗，也不同于宋诗，而是平中寓奇、气象阔大，力量动人。后期统一全国后也有婺州和吴中两大中心；最有成就者是诗人刘因、散文家姚燧，也有较热别的如杨维桢的铁崖体，还有少数民族成就最高的萨都剌。此时文坛缺少主导，于是怪奇之风盛行，终究招来否定、肯定两种极端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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