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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碎语】 近闲暇，翻阅【民国】天台野叟著《大清见闻录》中卷（名人轶事）有《裕庚出身始末 》篇，读来很有感触。 由于裕庚曾任清廷驻法国公使，我对此人及其家庭的消息相对多有关注。以往工作查阅资料中，时而在当时的外报外刊上看到对裕庚家庭的报道，多以八卦杂文一阅。近年电视媒体纷纷将德龄著书内容搬上银幕，一些歪曲历史，胡编乱造变成正史，冲击人们的眼球。由于德龄以宫中过来“贵族”身份来叙述清宫史，就显得更具有欺骗性。这篇《裕庚出身始末 》写得比较全面，多少还了裕庚家庭的本来面目，虽有遗漏瑕疵，细读起来，再经推敲，还是能读出一些味儿来。 此文分三个部分： 红色字体为原文。 黑色字体为批注。 蓝色字体为阅感。
裕庚，字朗西。本姓徐，为汉军正白旗人。 裕庚不是满人，祖上姓“徐”。不过由于“在旗”，称为“旗人”是可以的。 父联某，字翰庭，道、咸间任江苏县令，君子人也。 裕庚的父亲就不用祖姓了。给自己弄了个名字，叫“联某”，可怜没让人记住。人品不错。被人称作“君子”不易。这里有意识点出裕庚父亲的品行，可能也想反衬裕庚的品德不怎么样。 庚貌岐嶷，幼而聪颖，读书十行并下，过目成诵。 岐嶷qí nì 意为小时候长得就是一副聪慧样。 有誉庚于其父者，联曰：“是儿聪颖自恃，不受范围，愈贵显愈不能保令名，吾料其必堕家声，非福也。”太息而罢。 著书者只取其父此段话，说明裕庚后来官作的可能比其父大，名声可不怎么样，联家的那点好名，就败在裕庚之手了。 庚年十二即入国子监肄业。时胜保为满助教，亟爱之，遂由官学生入泮。十四食饩，十六选优贡。 裕庚十二岁在顺天府国子监读书，说明裕庚十二岁就在北京了。哪一年出生文中没有介绍。“胜保，字克斋，满族，苏完瓜尔佳氏，道光二十年举人。胜保于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任顺天府儒学教授，后来又担任过国子监满祭酒，翰林院侍讲、光禄寺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1852年因触怒皇帝被连降三级。” 从以上资料，胜保可能国子监授课的时间在1842年后到任国子监满祭酒（国子监祭酒和翰林院侍讲都是从四品）。网上有传裕庚的出生为1838年。如果这个出生年是正确的话，那么裕庚受到胜保的喜欢，胜保已经是国子监祭酒了。我想作祭酒了，就不会教十二的孩子了。我估计裕庚出生的年份应该早一些。 裕庚有胜保的喜欢，十二岁时从“官学生”的学生转为“入泮”的“生员”。十四岁取得廪生资格的生员，并且享受廪膳补贴。十六岁成为国子监贡生。 “优贡”是指清代各省学政三年任期满时，在儒学生员中考选一次，考上的送入国子监学习，这称为优贡。这样录用的学生便是“优贡生”。 累应乡举不第，遂就职州同，从胜保军，甫逾弱冠耳。 裕庚小时聪慧，青少时学习也不错。只是多次参加乡试，未能成为举人。只能做“从六品”的“知州的佐官”。后来到裕庚的恩师胜保军里任职，那应该是咸丰三年（1853年）后，胜保任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截击太平军北伐的那个时期。当时乡举三年一次，咸丰二年顺天府有一次，六年也有一次。一个“累”字，说明不止一次，就算两次，也就是咸丰五年（1855年）以后。裕庚“乡举不第”投靠胜保，刚刚过了“弱冠”之年，也就是20岁。这样计算，裕庚的出生年可能是1836年左右。 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纵横跌宕有奇气。凡奏报军事，极铺张扬厉之致，令阅者动目，故所至倒屣。胜败后，裕回江北省亲，旋丁父艰。 裕庚的不仅文笔不错，而且著文速度很快。写战报不按实情，过于“铺张”，喜欢夸大其词，而令阅者关注。就在同一年保胜因攻高唐不下（1855年），遭革职，遣戍新疆。裕庚刚刚有了投靠，靠山就倒台了，只好回老家“江北”“省亲”。说明此时的裕庚还没结婚，就在此时裕庚的父亲去世，因而生活变得比较艰辛。 会冯鲁川已由庐州知府权卢凤道，随巡抚乔勤悫驻寿州。冯与乔同年同乡，又京师旧好，言听计从。裕得冯汲引，入乔戎幕，司章奏，乔甚倚重之。 冯鲁川：冯志沂［清］（公元一八一四年至一八六七年）字鲁川，山西代州人。生于清仁宗嘉庆十九年，卒于穆宗同治六年，年五十四岁。道光十六年（公元一八三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持论不肯唯阿。历官安徽庐州府知府，以清静为治。志沂尝从梅曾亮游，古文得其家法；兼工诗，与张穆、朱琦、曾国藩等相唱和，曾亮赠诗有“吟安一字脱口难，百转千缫丝在腹”语，其刻苦如此。所著有《微尚斋诗文集》，《清史列传》行于世。 庐州府和庐凤道：清康熙九年(1670)置庐凤道（又名凤庐道，凤阳道），驻凤阳府（今沿淮淮北），领庐州府、凤阳府；雍正二年(1724)颍州、亳州，泗州脱离凤阳府直属安徽省，凤庐道增领颍州、亳州、泗州、六安州；十二年(1734年) 滁州、和州来属； 十三年 (1735年) 亳州降为散州；咸丰五年(1855年)安庆府来属；同治四年(1865年)安庆府、庐州府、滁州、和州另属，更名凤颍六泗道。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庐州府、滁州、和州来属，更名皖北道。1913年废。 乔勤悫：（que 却）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太平军已被镇压，清政府任命乔勤悫（que 却）为安徽巡抚。 寿州：为今日安徽六和的寿县。 裕庚有冯鲁川的介绍，在乔勤悫的府下作幕僚，负责文书工作。裕庚比较称职，所以乔比较“倚重”裕庚。 同治五年，乔调抚陕西，裕亦相从，已洊升知府矣。乔乞休，英果敏抚皖，又入英幕，而权势愈盛。 这个期间，在南京曾发生一件大事。英果敏作安徽巡抚期间。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南京发生张文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事件。刺马一案轰动全国，安徽巡抚英翰闻知后，申表朝廷，请为马新贻加谥号、建祠堂，以示表彰。那篇申奏表文出自英翰的幕客裕庚之手，表文中大肆铺张马新贻的“赫赫功勋”，几乎可与当时的“中兴名将”曾国藩、胡林翼并驾齐驱了。原来这英翰与马新贻曾同在安徽为官，有休戚相关之情谊，因此竭尽吹嘘捧场之能事。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员对这些喧染之词都深不以为然，对马新贻不仁不义的为人之道更是嗤之以鼻，就连马新贻的老上司乔勤悫也在一首七言律诗中讽刺道：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裕庚也因此为人不恭，视为同流。 甲戌岁杪，果敏擢广督，裕以道员留广东，事无大小，一决于裕，英惟画诺而已。粤有二督之称，其信任如此。 “甲戊”应指“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的年底，英翰提拔为两广总督，裕庚也升为“道员”。可是两广大小事，基本是裕庚说了算， 而总督英翰只是签字认可罢了。 闱姓捐事起，英入奏，谓岁可益百万，不待命下，即布告举行。巡抚张兆栋、将军长善、都统果勒敏交章劾之，英、裕皆革职，未半年也。 闱姓捐，是清末由广东开始流行的一种彩票，当科举考试之际，亦由众人自行集资，押猜当年考中的士子，中者可获大利。道光三年（1823年），广东人陈辉祖从科举乡试、会试的进考者名单中，列出许多可能中举人、进士者的姓名，作为“彩底”，分别书写在几千个纸卷中，故意混杂大量“白票”，也就是只印假名字或者干脆不印名字的彩票，经密印后一起出售给广大彩民，许多人都得“白票”。这年科考结果出来，中奖人太少，引得民怨沸腾，众人认为遭到诈骗，白费银钱。同年重阳节，陈辉祖返乡祭祖，途中被未得奖的彩迷乱刀砍死。至此广东闱姓捐奉旨严禁。光绪元年，即1875年，英翰作了两广总督后，奏请“弛禁助饷”，（希望朝廷放宽闱姓捐禁令，以筹集饷银）未等朝廷批准，便擅自执行闱姓捐，而遭弹劾。英翰和裕庚都因此被革职。 英举家返京，裕亦随之。光绪三年（1877年），起英为乌鲁木齐都统，期年卒于任。 光绪元年英翰和裕庚都返回北京。不久，英翰“命还世职，以二品顶戴署乌鲁木齐都统”。史载光绪二年英翰在任期去世。恐野史有小误。 裕侘傺无聊，有言于李文忠者，谓裕才可用，遂至津，文忠众人遇之。 此时的裕庚非常失意，无聊之极。有人把裕庚推荐给李鸿章，这样裕庚就到了天津，有机会见到李鸿章等人。 这里的“裕侘傺无聊”大有文章，自光绪二年开始到光绪十一年（即后文提到刘铭传授台湾巡抚的起任年）也就是1876年至1885年。这十年中，估计裕庚开始随英翰去了乌鲁木齐，可惜英翰到任后不久就去世，裕庚失去靠山，很难得意。还有一种可能，英翰复起，而裕庚并没有被起用，因而“侘傺”，无所事事，而作“无聊”事。从容龄自述1882年出生于天津来看，裕庚可能就是在这个期间认识了“上海的皮尔森小姐”（Miss Pearson of Shanghai ）并“邂逅”。皮尔森小姐与裕庚结婚后，对外就用“露易莎-皮尔森”（Luisa Pierson）。 适刘铭传授台湾巡抚，延裕往，得开复知府，发湖北。时鄂督为张文襄，一见惊为奇才，历畀沙市、汉口厘税事，皆鄂省美任也。复得道员，以明保送部，转内阁侍读学士。奉使法国，六年归，升三品卿，而双目瞽矣，以至于死。 刘铭传授台湾巡抚是1885年至1890年，就在刘铭传刚作台湾巡抚不久，裕庚应聘，又任“知府”，被派往湖北。据德龄自传称“1886年出生湖北武昌”，当时的武昌是湖广总督府的所在地。而1886年裕庚只是在作“知府”，有可能是武昌的“知府”，不过从下面的文字可知裕庚此时为“候补知府”一级。 在《张之洞全集》第二册奏议中在办结宜昌教案折里有以下记载“窃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据署宜昌府知府逢闰古、署东湖知县许之 电禀：本日早间，宜昌府城外地方有因寻幼孩焚烧天主教堂之事。”当经臣电饬该府、县等确查启衅详细情形，迅将为首滋事之人拿获禀办，并派委荆宜道方恭钊、候补知府裕庚驰往宜昌，会督府县切实查办。 从以上文字可知“光绪十七年”即1891年裕庚为候补知府。而张之洞（文襄）任“鄂督”为 1889年起。而此时初见“畀…厘税事”。厘税是晩清咸丰三年(1853年)起征实行的一种商业税。1858年《天津条约》将汉口作为通商口岸，既是“通商口岸”就有可能与洋人打交道。既然“厘税事。。。鄂省美任也”，为何被张之洞“一见惊为奇才”，绝不可能是裕庚的“文书”如何高超（裕庚只是贡生级，而张之洞在同治元年殿试列一甲第三(探花)，赐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估计裕庚在此前的“无聊”之际，与“洋妓”厮混，学得几句“泰西语”，此期间“英、法语言文字及外国音乐技艺皆能之”的“皮尔森小姐”应该是“裕夫人”了。此时正是“洋务运动”期，张之洞又是洋务派主将之一，将有“奇才”的裕庚“明保送部，转内阁侍读学士”可以理解。尤其那个与“道员”同属从四品的“内阁侍读学士”头衔。史载“清内阁置侍读学士，满族四人，蒙、汉各二人，从四品，位次内阁学士，掌收发校阅本章，总稽翻译。”裕庚通满汉文，还识“泰西语”，在此位置上把把语言关还是可以的。 这段野史记录的挺有意思“奉使法国，六年归，升三品卿。”把裕庚出使日本的史实给简略了，而且出使法国也没有六年。裕庚在京任“内阁侍读学士”时，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农历七月去日本任公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农历六月回国，任太仆少卿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这个“行走”干的时间不长，不到十一个月就出现在巴黎的外交场合。 据法国档案资料裕庚在法国任清廷驻法国公使的准确时间是：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二日1899年6月19日）至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1902年12月17日）。 从这个时间看，裕庚在法国任期只有三年半的时间，这个时间比裕庚的前任庆常（驻法公使的任期1895年10月6日 - 1899年9月28日， 历时近四年）要短得多。据史载裕庚到法国赴任是因为“常庆未能履职”。（参见后 “Tatler”原文） 根据当时的运输条件，从法国巴黎到北京，要从天津或上海乘海轮到法国马赛，光是这段海上航行就需要40天左右，还不包括两边到达目的地所需要的路程时间。因此裕庚离任法国公使到达北京的时间应该是1903年2月份前后。 网上很多文章对裕庚出使日本和法国的时间写的太乱，只要稍微查查资料就能弄准确。 裕庚从法国回国后，就升为三品卿，可惜很快双目失明去世。（后面还有细解） 裕妻前死，遗一子曰奎龄。妻婢凤儿者，赤脚婢也，裕悦之，宠专房。 裕庚有一个大儿子叫奎龄，是明媒正娶的大房所生。可惜裕庚的大房命运不济，过早离世。伺候大房的丫头，叫“凤儿”，被裕庚喜欢上，并填了房。“凤儿”能够被“宠专房”，岂能不留下儿女！此为一谜。这也许为裕庚1905年去世后，孩子们各奔东西，极少往来留下伏笔。 继又纳京师妓，不容于凤儿，服毒死。 很快裕庚又纳了一位北京的妓女，由于填房的凤儿不容，这位“京妓”因此服毒自杀。 及罢官入都，邂逅一洋妓，实洋父华母所生也。 裕庚被罢官是“闱姓捐事”以后，也就是1875年之后。回到北京。一个“邂逅”，说明，裕庚以前认识这位“洋妓女”。在哪儿认识的？很可能就是北京。这位“洋妓”是美国父亲和中国女人所生。而不是现在网络上多传的“裕庚的夫人是法国人”。 洋妓者，家上海，有所欢入京，追踪觅之不得，乃遇裕，纳之。 这位“洋妓”，又称“上海皮尔森小姐”“Mlle Pierson de Shanghai”, 这种称呼是洋人对“妓女”的别称，也可称为“交际花”。这位“上海皮尔森小姐”，喜欢上一个人（这个人可不是裕庚），听说那位“意中人”到了北京，也就跟随过来，四处寻访没有找到，结果认识了裕庚，最后被裕庚招纳回家。 凤儿不忿，而洋妓阴狠，能以术使裕绝凤儿且凌虐之。凤儿不堪其虐，亦自经。 裕庚的填房凤儿这回儿还是心中不顺，而这位洋妓会使“阴坏”发“毒狠”，施展其“术”不仅令裕庚专宠自己，还能让裕庚“凌辱虐待”凤儿。结果凤儿不堪其辱，上吊自缢了。 看出这位“洋妓”是非常心狠手辣的。 于是洋妓以为莫予毒也已，与裕约，不得再纳妾，不得再有外遇，气日张，权日重，玩裕于股掌之上，而服从终身焉。 到了这时候，这位洋妓以为从此再也没有人能伤害自己了，于是和裕庚约法三章，不准裕庚再纳妾，不准裕庚在外寻欢作乐。从此，洋妓“气焰越发嚣张”，在家里的“权力越来越大”把这位裕庚完全操纵在股掌之中，作了一辈子的言听计从的“妻管严”。 久之立为继室，逼奎龄夫妇母之。奎龄不从，逃之芜湖，匿县令邹隽之署中。隽之即清末外务部尚书邹嘉来之父也。无何病死，邹为之殓。 慢慢地洋妓成为裕庚“续弦”，并且逼着大房所生的奎龄夫妻俩都要称“洋妓”为母亲。奎龄不同意，只能逃之夭夭，躲到在安徽芜湖作知县的邹隽之那里，隐姓埋名。没多久病死，是邹隽之埋葬的。 奎龄妻为觉罗续庆女，缔姻时，续方为颍州守。续无子，仅一女，甚钟爱，嫁后，续夫妇相继亡。 奎龄的妻子是满人皇族旁支“觉罗”氏续庆的女儿。奎龄结婚时，续庆任安徽颍州知府。续庆只此一女，女儿出嫁后，续庆夫妇相继去世。 及奎龄逃，洋妓遂褫其妇之衣饰，斥为爨婢，妇不从，鞭之。裕偶缓颊，则诬以新台之耻。 自奎龄逃走后，洋妓就剥夺奎龄妻子着夫人的穿戴，贬斥为“烧火做饭”的奴婢。奎龄妻不服从，就遭到洋妓的鞭抽。裕庚偶尔也来劝解求情，却被洋妓污蔑有“强占儿媳”之嫌。 久之，裕亦与之俱化，而朝夕鞭挞矣。裕之邻为英教士居，常闻呼号之惨，得其情，甚怒，将与理论经，始稍稍敛其锋，然续女亦伤重死矣。 面对“洋妓”的淫威，裕庚久而久之，对此也习以为常了。洋妓早晚都有鞭挞之事。裕庚的邻居住着一位英国传教士，经常听到从裕庚家传来悲惨的呼叫声，当得知鞭打的缘由时非常气愤，前去和裕庚家讲道理。此后洋女稍有收敛，而续庆的女儿因伤势过重而死亡。从洋妓进入裕庚的生活就表现出这是一位道德败坏，心狠歹毒的泼妇。 当洋妓之奔裕也，携一子，小字羊哥，即上海所欢之种也。继又为裕生一子二女，裕更视为天上人矣。洋妓固有才，凡英、法语言文字及外国音乐技艺皆能之。 当初洋妓来京投奔裕庚时，带来一个男孩，小名叫“羊哥”，是洋妓在上海结的野种。洋妓作了裕庚的续妻之后，又为裕庚添了一男二女。裕庚更是把洋妓视作“至上至尊”。这位洋妓的确有才，不仅会英语和法语，还会西洋音乐和其它生活技能。 二女既长，亦工语言文字之学，尝夤缘入宫为通译，西国命妇之觐慈禧者，皆二女为传言，以故势倾中外。 裕庚的两个女儿长大后，也学外语。曾攀附巴结为宫廷作翻译。一些想觐见慈禧皇太后的外国官员的夫人，都是通过她们俩去传话。在中外人士眼里，她们的权力很大。 会有外国女画师者，慈禧命其绘油像甚肖，将酬以资。画师以其为太后也，不索值。而二女竟中饱八万金。未几为慈禧所闻，逐之出宫，乃之津之沪，广交游，开跳舞会，泰西之巨商皆与往来。 恰逢慈禧要请美国画师卡尔为自己画油画肖像，表示画成后要酬谢。画师认为给太后画像不用酬谢。而这两位女子却从中“捞到”了八万两（白银）。没想到这件“中饱私囊”的事很快被慈禧知道，于是把她们逐出宫。她们只好上天津下上海，广交社会，开场跳舞。和当时很多外国商贾都有往来。 二子名勋龄、馨龄，皆入资为道员，馨分湖北，勋分江南，皆为端忠敏所摈，不知所往。及裕庚死，洋妓率其二女流寓上海有年，今不知所终，或曰随洋人至欧洲矣。语云，知子莫若父，观裕庚之结局，而联翰庭之言验矣。 两个男孩：勋龄和馨龄都花钱捐了一个道员。结果都因被瑞方排斥（瑞方极瞧不起裕庚的品行和为人，更瞧不起“不学无术”“用两个子捐来的混混”），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洋妓曾经带着两个女孩，居无定所地在上海生活多年。后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有人说和外国人去了欧洲。（德龄的命运倒是如此）常言道：知子莫如父，纵观裕庚的一生，验证了其父联翰庭当初说的话：儿聪颖自恃，不受范围，愈贵显愈不能保令名，吾料其必堕家声，非福也。 《裕庚出身始末 》尽管是“野史”，出自民国初年，有关当事人都还在，著书者也犯不着在“数百万言”中为此“小人物”“污言”。纵观很多佐证材料，这篇文章中的很多内容还是可信的。 一． 裕庚的出身。裕庚出身汉军正白旗（图01）。祖上是汉人。其父作到小县官。并不是“高官显贵”。 图01 正白旗 二． 裕庚的学历。裕庚的最高学历是“优贡生”。说明裕庚是优秀的秀才级“生员”被推荐到“国子监”（图02）读书的一名“贡生”罢了。要走“仕途”，还须走“会试”成为“贡士”方可。裕庚也尝试，却“累试不第”。不过，文章铺张，公文笔秀。（图03） 图02 北京国子监
三． 裕庚的官阶。由于裕庚学历不高。作官也就在“从四品”（图04）和“正四品”那个级别。裕庚从日本作公使回国才授了“太仆寺少卿衔”，也就是“正四品”（图05 正四品文官补子）。只是从法国归国后，才“升三品”（图06）。至此后裕庚在政坛上不见消息。裕庚在法国的任期较短，并非不胜任（一位很会“铺张”的裕庚在“亲王”载振1902年路径巴黎时还不作足文章！）（图07），也非“靠山倒”（虽说裕庚和李鸿章（图08）关系不错，李已于1901年11月死于北京贤良寺（图09）。而和“庆亲王”奕劻（图10）的关系更好。当时的奕劻大权在握，权倾朝野。否则庆亲王也不会把裕庚的女儿推荐给慈禧皇太后。）（图11）我估计是身体原因。有一张裕庚全家的照片（图12）。法语原注（是把照片发在网上的人加的注释）是“新任驻法公使裕庚阁下与其两儿、两个女儿 Nellye（容龄）与 Lizzie（德龄）”。从照片背景看，照片应该拍摄于裕庚从日本回国后，已任命驻法公使前的北京寓所内（估计是“贤良寺”）。时间应该是1899年的仲春之际。照片中有五人，根据现有资料，裕庚有五个孩子：奎龄（老大：大儿子），勋龄（老二：二儿子），德龄（老三：大女儿），馨龄（老四：三儿子），容龄（老五：二女儿）。大儿子因皮尔森小姐来到裕庚家，逼奎龄称母而离家。因此照片上的人据我推断：（自左至右）馨龄，德龄，勋龄，裕庚，容龄。从照片看裕庚的身体状况就不是很好，“精气神”都不济。 图04 从四品云雁补子 图05 正四品文官补子 图06 清朝文官补子 图07
右起：裕庚、黄开甲（载振随从秘书）、刘式训（载振随从秘书）、载振、容龄、梁诚（载振随从）、裕庚夫人、德龄、馨龄 图08 住在贤良寺里的李鸿章 图09-1 北京贤良寺所在的位置 图09-2 总理衙门和贤良寺的位置。摘自《京城内外首善全图》(1890-1902)
图11
从左至右：裕庚夫人，德龄，慈禧，容龄 （1903年冬） 图12
新任驻法公使裕庚阁下和其两儿和两个女儿 Nellye 与
Lizzie（五人） 四． 裕庚从法国回国后住在哪里？裕庚1903年初回到北京后，应该还是住“贤良寺”。由于裕庚夫人和两个女儿很快就“应诏进宫侍奉”。尤其美国画家凯瑟琳.卡尔（Cathleen Carl 1858—1938）（图13）给慈禧皇太后在颐和园作画期间，裕庚的妻女要陪着美国女画家住在太平湖的“醇亲王府”，又称“南府”（图14），裕庚身边是很少有妻儿女守在身边的。后来画像移到西苑，（1903年年底-1904年5月之前）裕庚的女儿就住到“贤良寺”（女画家的回忆录里有记载）。裕庚是因为“京城气候不适”须养病，而去了上海。裕庚何时去了上海？无文字记载。我从一份当时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发给日本外务省一份密件（图15,16）视乎看出一点端倪。这封密件发于“明治三十七年十月十九日”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报“在清特命全权公使内田康”向日本外务省请示裕庚已辞去“太仆卿”，可能要从上海去日本寻求保护，其妻女曾为皇太后服务，可能出了问题，恐有危难。（我不懂日语，由于日语用毛笔行体书写，找了懂日语的年轻人也没看懂，只好另等机会了。）公文发的时间为1904年，正是“日俄战争”期间，本该是朝廷用人之际，曾任日本公使的裕庚却寻求保护，可觉其中的蹊跷。从可辨文字，估计裕庚此时已在“上海”，可能“索画酬”“中饱私囊”事败，裕妻女“逐之出宫”，只好去有外国人保护的天津（在今天的天津有个“格格府”也许就是这个时间。不过编得有点出格了），再南下上海了。容龄在自传写到“1907年因父病……”（图17）（因自传影印资料上的文字止到这里，估计下文是“出宫”）显然和“裕庚1905年12月因病在上海去世”的史实不符。 13 凯瑟琳.卡尔（Cathleen Carl 1858—1938）
图14
1908年时期的太平湖“醇亲王府”（南府） 图15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外务省请示密件 5-2 图16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外务省请示密件 5-3 五． 裕庚之死。文中对裕庚的死有以下描述：“升三品卿，而双目瞽矣，以至于死”。这段文字令人琢磨。看出裕庚回国后，刚升“三品卿”就双目失明了。同时说明裕庚此时虽升了官却什么也做不了了。不过，我曾见过一张1904年底裕庚在上海发给日本某株式会社有关询问购买某机器情况的信件。我估计是裕庚的家人“广交游”“泰西之巨商皆与往来”。如果是眼睛瞎了，按照裕庚的地位，怎么也会有仆人伺候，绝不“至于死”。这句话可能影射另一层含义，即：裕庚可能死于梅毒晚期。（纯粹推想，如一般眼疾在裕庚任日本或法国公使期间，依照当时这两国的医疗水平完全有条件治愈，不至于死）。当时梅毒在民间又称“广疮”（裕庚妻母原为“粤妓”，妻父“贫潦病亡”，“皮尔森”为“小姐”身份，裕庚喜“无聊”，“不检点”，能染此病也在可能之中）或称“杨梅疮”，梅毒晚期的主要症状是“双目失明”，一旦出现双眼失明，就预示离死不远。当时民间在特定的环境下说“双目瞽”就是暗指“梅毒晚期”。在法国摄影师Ch. Chusseau-Flaviens 于1900-1919期间拍摄的照片中，有很多清末民初中国重要人物的照片，包括多位驻法使节及家属照片，其中就有多张裕庚儿女的照片（图18，19，20，21），唯独没有标有“裕庚”的照片。不过，有网友指出其中一张是“裕庚”。（图22）由于这张照片和另两张“大脸庞”的裕庚相比（去法国赴任前的全家照和裕庚家在巴黎接待载振亲王照），瘦得太多，相同点少，另有一张照片为同一人和家眷（图23），可以断定此人（图22）不是裕庚。 图18 化妆舞会：勋龄着拿破仑军服照
六． 裕庚夫人的出身。裕庚夫人原是出生低下的“洋妓”（图24），（说明：从裕庚一家自法国回国后，与慈禧一起的照片看，肖像照应该早一些。照片的衬板上印有日本摄影师“山本赞七郎”的照相馆名，这位日本摄影师1895年底到京，并开照相馆，因此拍摄的时间可能在1899年的仲春，作为去法国后赠送他人用（当时在欧美已有此习惯）。(那张勋龄的肖像照，据云也是山本赞七郎所摄，那么也应该是去法国前这个时期。勋龄的摄影技术是在法国时学的，载振在巴黎于裕庚家人一起的照片中无勋龄，可能勋龄正在拍照。) 其父为美国人，其母为“粤妓”。从当时外国报刊杂志称之为“上海皮尔森小姐” （图25，26）就是一证。另外，郑孝胥（图27）1895年7月奉命出使日本作神户领事时，在日记写道：（裕庚）其妻死，纳都下妓鬼子六为妾。鬼子六者，其父西人，流落死于上海，母乃粤妓，携六至都名躁甚，裕取之。鬼子六为能英语，以故名藉甚。文中所谓当时艳帜大张于京都的名妓“鬼子六”，其实就是裕庚的“夫人”。裕庚也因其妻会英语而达。 图24 裕庚夫人肖像
图25
“Tatler” 英国社会名流杂志.中间上图为“裕庚夫人” 七． 裕庚孩子的出生。裕庚有五个孩子。大儿子奎龄为原配妻子生，早年被“洋妓”逼走，情况不详。老二是勋龄（图27），他不是裕庚的孩子，是洋妓带来的。据1936年秦瘦鸥见到勋龄时说：勋龄现年六十。这说明，勋龄的出生应该在1876年。老三是德龄（图28），老四是馨龄（可参看图12 左起第一人），老五是容龄（图30）。在所有的场合，包括在自传中，容龄都称自己“1882年出生”，这就为德龄的年龄留出了可以设定的空间，即1878-1879之间（在1879年和1882年之间还要有一位老四--馨龄）。“洋妓”嫁给裕庚时，身边已有一个野种“羊哥”。这个“羊哥”，是“洋哥”之谐音，也可能是羊年出生。裕庚的大儿子奎龄已大，不愿称“洋妓”为母，而被“洋妓”逼走。（那么有没有可能裕庚和前妻妾还有其他的孩子，因尚小，面对惯发淫威“后妈”只好认母了）。奎龄一走，那么“羊哥”“勋龄”就是家里的老大。谁会用这个“羊哥”的称呼，只有裕庚原家合进新家的孩子。这也许暗指裕庚和“皮尔森小姐”结婚前，裕庚的孩子可能不止奎龄一个。由此可以估计在裕庚和洋妓结婚之前，各自还带有各自的孩子。裕庚曾在1901年对法国媒体采访时提到：国人常把“洋人”比作“鬼子”，因家中不止一个“鬼子”（“diables ”原文用的是复数，起码两个以上，会不会有第三个，第四个，都不好说），怕国人诽而心惊肉跳。排行老五“容龄”的出生日（1882年）怎么会比排行老三的德龄出生日（1886年）还要早。据目前公开的资料：德龄比容龄的年龄大是不争的事实。而1895年裕庚出使日本时，容龄的年龄正好是十二岁，尚不到清宫规定的每三年一次选秀的年龄。而德龄就不一样了。德龄和容龄之间还隔着馨龄，姊妹俩的年龄起码差三岁。在当时，所有的旗人生女都要在内务府注册，裕庚再有多大胆，也不敢隐瞒自己的女儿。德龄如果是裕庚的孩子，在随裕庚去日本前应该有一次选秀机会。如果没有参加选秀唯一的解释：德龄不是裕庚的孩子。因为所有选秀的姑娘在清宫都须造册，这就是德龄不敢透露自己真实年龄的原因。德龄在出版“清宫二年记”时，已是1911年清民交替之时，仗着自己是“洋人的妻子”，有点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尽管德龄自诩“中文很好”，可是她的第一本书，是用英文写的，那时国人没几个识得英文的，即使懂英文，知宫廷的中国人看到德龄写的内容不符合史实，在民国初年“排满”的风气中，也不会指出其中的谬误，免得戴上“遗老遗少”的帽子。德龄很清楚宫里的那些事，她不敢“太胡吹”，因为有很多经历那个历史的人还活着，档案是死的永远会摆在那里，那时候出生日期无人考究，也无处可查。所以德龄在年龄上玩了个花样，把自己的年龄变小有两个目的：一是说明她在去日本时，还不到“选秀的年龄”（图31），省的被别人揭底：“郡主”怎能没有选秀。二是让那些当时还活着，并了解裕庚底细的人知道德龄是在裕庚和“洋妓”认识以后才出身的孩子。这样裕庚的身份光环，怎么也比“洋妓”的出身好，在社会上也好混饭吃。不过1886年反而给了人们一个关于裕庚和“路易莎-皮尔森小姐”结合的可能时间：“裕侘傺无聊”期间，即1876年至1885年之间。“皮尔森小姐”1885年尚在上海挂牌，德龄把出生年定在1886年很巧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07年德龄和时任美国驻沪领事馆副领事札迪厄斯·怀特（Thaddeus White）结婚（图32），结婚后的怀特即卸任领事馆工作（也不是什么“高级外交官”。不过从后来的外交资料反映：裕庚家人和日本政界交密。这会不会是怀特卸任外交官的原因之一：外交官酬薪丰厚，记者的收入不保），仍留在上海为外国一家报社驻沪记者。1911年德龄在美国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清宫二年记》（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很快自诩“德龄公主”（Princess Der Ling）。国人知道“德龄公主”也是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事。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德龄丈夫怀特当然知道这个“公主”头衔背后的故事，当这个光环只能给带来耻辱时，他当然要离她而去。当德龄被小卡车撞死（在美国教中文的那所大学门口，德龄是否有真正的“教授”头衔，还须考证），怀特作为德龄唯一有关系的人（尽管他们早已离婚）在为她办死亡证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洗清这个“耻辱”，要求在Elizabeth White（伊丽莎白-怀特：德龄结婚后的名字）前面加上Princess Der Ling （德龄公主），最后没能成事。此事想来其中必有你我不知的内容。 图28 勋龄（如果是山本赞七郎拍摄，时间应该是1899年）
图31
清正黄旗选秀 八． 作为曾任法国公使的裕庚，和他的前任庆常以及继任孙宝琦（图33, 34）相比，其“子女”的命运要比那两位差得多（庆常和孙宝琦的子女在民国初年都和当时的政要显贵有关。庆亲王奕劻曾在裕庚母女进宫当差之后，倒贴“嫁妆”给裕庚之后的驻法公使孙宝琦，请孙公使把女儿嫁给奕劻的五公子。）究其原因，当时的社会名流都知道裕庚“子女”的底细，谁愿意和“妓女”的孩子联姻。这里需要说说容龄和唐宝潮。唐宝潮（1887—1958）的出生是个大家族，而其父是“因家贫而出洋，成了买办”，在当时的“官宦”眼里也就是个“商人”。唐宝潮留学法国时和德龄容龄姊妹都有一面之交。唐宝潮回国后，有机会见到她们两位，而最后是唐容结合。我认为，德龄的年龄大是一个因素，而另一个因素很有 可能德龄也是和勋龄一起都是“皮尔森小姐”带过来的人，这种身份的“大龄”女子在当时的国内是不可能嫁到有身份的家庭，也就下嫁给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办事员札迪厄斯-怀特（Thaddeus C. White），这位怀特谈不上职业外交官，不久也就是一名报社记者罢了。裕庚曾为两个儿子捐了官，毕竟无真才实学，先后都被嫉恶如仇的端方（图35）一一的摒弃不用。有传说裕庚的儿子在法国上了“高级军校”，这全都是无 稽之谈，当时的法国大学文凭极难获取，像唐宝潮在法国军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在整个留学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裕庚的女儿容龄有跳舞的天分。一张“德龄和容龄”的照片（图36）。这张照片衬板有压印签字：le professeur Stebbing, 30, rue de Grammont à Paris。 “le professeur Stebbing” 是一家巴黎照像馆的名字，位于巴黎的第二区。这家照相馆原是什么样已无从得知，今天见到这个门牌号的房子建于1915年。从发照片的注释中可知：这张照片夹在一封信里，这是一封从巴黎发出跟随收信人的大号挂号信又回到了法国。发照片人有以下法文解释：这是满族亲王曾驻日本公使，后驻法国公使裕庚的两位女儿, 左边是Lizzie (Elisabeth)，右边是Nellie。裕庚与Luisa Pierson结婚，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Lizzie，也称德龄，和他的妹妹在法国接受了欧式教育，17岁时回国被封为“德龄公主”，被慈禧皇太后封为“宫廷女官”，在紫禁城一直住到1905年离宫。清政府灭亡后，德龄嫁给一位美国人。她在1911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回忆录《清宫两年记》，她是那个今天已经消失世界的见证人。她的妹妹Nellie，后来嫁给了唐宝潮将军。”这里需要纠正的是：裕庚不是“亲王”，从法国回国后，才追加到“三品卿”。这张照片可以肯定拍摄于1899年年底至1902年底之间。如果参考下文，照片拍摄的时间应该就是1899年，邓肯办舞蹈班之前。那么从照片看：德龄20岁，容龄17岁，和上面1899年去法国前全家福的拍照时间相隔很近。这两张照片比较符合姊妹俩1899年时真实的年龄。 有一本邓肯传记性书“"ISADORA A REVOLUTIONARY IN ART AND LOVE”（伊萨多哈-邓肯在艺术和爱情方面的革命性变革）中提到：“ 1900年巴黎国际博览会之后，邓肯留在了巴黎，为上层社会跳舞，并应这些名流的请求，开办了舞蹈学校进行公开授课和个人辅导，在1900-1901年的辅导班中有两位姑娘，她们是中国驻法国公使的女儿，一位是后来的德龄公主；一位后来是慈禧皇后身边的女官，她在莲花座上的舞蹈令人难以忘怀，邓肯第一次见到她时就留下很好的印象。”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德龄和容龄一起和邓肯学习舞蹈，而邓肯印象最好的是跳“观音舞”（图37）的“容龄”，而且是从“第一次见面”就有那个感觉。从这段文字看，容龄创编的“观音舞”是时间是容龄随父住法期间。而不是今人所说：容龄在清宫作女官时受“慈禧扮演观音”（图38）启发而创作的。 图33 时任法国公使的孙宝琦 九． 裕庚女儿入宫做女官主要是为画家凯瑟琳德·卡尔（Katharine Augusta Carl 1858—1938）（后宫人称其“柯小姐”）在给慈禧作画时担任翻译。她们的工作地点只有颐和园和西苑的仪鸾殿，她们的任务是陪同卡尔，早出晚归，她们不能住在宫苑内，更没有进过皇宫“紫禁城”。在这方面，德龄在她的著书中总是含糊其辞，模棱两可，过于夸大了自己的作用。从史料记载，1904年美国要举办圣路易斯世博会，有人建议把慈禧的画像挂到世博会上，如果慈禧太后的画像在海外流传，也可以纠正外人对她的错误印象。（图39）1903年年初给慈禧画像的事，提到议事日程。曾在1901年已答应中国将派代表团参赛的庆亲王，也将画像一事进入落实阶段。为方便接待外国女嘉宾和即将为慈禧画像的凯瑟琳.卡尔，庆亲王推荐了刚随裕庚从法国回国，可担任翻译的工作的裕庚两位女儿。从女画家卡尔的回忆录中（禁苑黄昏-一个美国女画师眼中的西太后 凯瑟琳德·卡尔著），可以得知：卡尔给慈禧画像有两处：一处是颐和园，一处是西苑的“仪鸾殿”。在颐和园画像期间卡尔小姐和裕庚夫人及德龄、容龄住在太平湖的“七爷府”，也就是“醇亲王府”，又称南府。这座“皇帝父亲的住宅在1900年被外国军队弄得一塌糊涂，从此就再也没住过人。这回，太后陛下认为让我这个替她画像的人在那里盘桓正合适。” “没过多久人们就将这组建筑称作柯姑娘府了”。从文字上可看出，一个外国的画工身份都比裕庚夫人和她的女儿身份高。（女官的身份就是皇宫里的“女工作人员”，期待被皇上“临幸”的“单相思”女官比比皆是，能被皇上“临幸”的寥寥无几，至于传说中“德龄”逃婚一事，简直就是一个“缺乏基本常识”）在卡尔的回忆录中，裕庚夫人和两女儿只是翻译，作为卡尔在宫中作画期间，慈禧以及其他格格与卡尔交流的“翻译女官”罢了，这种短期到“宫苑”应差的事在当时很多，也不可能被评为“八大女官之首”。在西苑画像期间，卡尔小姐住美国公使馆，而裕庚夫人和两女儿住在“贤良寺”。每次去西苑，都是轿夫先去接“柯姑娘”，然后再去“贤良寺”接上“女官”一起去“宫苑”。裕庚女儿在宫里到底待了多长时间？卡尔作画用了九个月的时间，那么裕庚女儿在“宫内”“作女官”的时间也就长得有限。1911年德龄在美国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清宫二年记》（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这里的“Two Years”是德龄玩弄的一个文字游戏，可以理解为“两个365天”，又可以理解为“两个年份”。当时的法文译名很注意语言的准确性：Deux Années dans la Cité Interdite。这个法文译名一看就知道“跨两个年份”。当时外国驻京的外交人士都知道，慈禧要为1904年的美国圣路易斯赛会送去一张大幅画像，为慈禧画像的是凯瑟琳.卡尔。画油画肖像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当时担任翻译都是男士，出入颐和园和西苑的后宫是不方便的。正好庆亲王知道裕庚刚回国，有两位会“泰西语”的女儿，于是就推荐给了慈禧。卡尔画像的时间从1903年的6月到1904年的4月一共持续九个多月（图40）。德龄和容龄到慈禧身边持续作翻译的时间应该到卡尔画像结束时告一段落。裕庚家人在宫中工作期间，慈禧肯定会了解这家人的情况，只要是稍知底细，慈禧绝不会再行使用。当得知她们“中饱私囊”，不治她们的罪，已经很不错了。我估计裕庚二姑娘担任完“柯小姐”的翻译任务后就离开了北京去了上海。 （一点说明：自慈禧召裕庚女儿进宫之后的生活回忆中，容龄有意识地把自己和德龄以及裕庚夫人隔开，视乎在避免什么，而且容龄很快就和她们分开生活，并与她们没有什么往来，视乎也是避嫌。） 在裕庚女儿进宫服务期间，慈禧皇太后，让她们充分展现了慈禧的慈爱，宽容，开放的一面。1904年2月17日 在新西兰南部《奥塔哥见证报》（Otago Witness）的述评文章中就提到慈禧宽容开明，接受喜欢西方文化的一面（图42，43）。 图39 1900年7月8日法国《小报》封面上的“西太后”
图40
1904年参加美国世博会展示的慈禧太后画像 - 现藏于美国国家博物馆 图42-1 新西兰南部《奥塔哥见证报》（1904年2月17日） 图43-2 新西兰南部《奥塔哥见证报》- 文章（局部） 十． 最后提一下给慈禧皇太后的第二次画像。1905年6月，经曾任清廷驻美国公使的伍廷芳（图44）邀请，出生荷兰在法国成名的画家华士-胡博（Hubert Vos）来华给慈禧作画，也是第一位为慈禧画肖像画的西方男性画家。胡博一共给慈禧画了四次，现今一幅藏于北京颐和园（图45）；一幅藏于美国福格美术馆（Fogg Art Museum）（图46），整个作画过程都是伍廷芳担任翻译的。慈禧不再使用裕庚子女是有原因的。包括勋龄也不可能再入宫作“御用摄影师”了。 图44 伍廷芳
（20130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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