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史话】商代书法（下）

 

殷商金文书法及其他

大量的甲骨刻辞在量的方面无疑构成了商代文字与书法的主体，但是在这个青铜时代已经步入辉煌时期的王朝里，伴随着灿烂的商代青铜文化而出现的铜器铭文（又称金文），则是商代书法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商代金文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字词为主的少数作品，通常称之为族徽文字。另一类则是文辞连贯、篇幅渐长的作器铭功之文。族徽文字不仅指族名徽识，一般也把祭祀对象的先人庙号与器主私名等也包括进来。这是因为这几个部分在商代铜器中常常结合为用，谐调统一。族徽文字保留着鲜明的氏族先人的图腾，如鸟、兽、鱼、虫的形象或职司出身所业等。 如亚形、弓形、负橐担贝、执戈御马等形。先人庙号是以祖父等字配以天干而成，如父丁、祖辛之类。这类文字由于形象性（族徽）与抽象性（庙号、和名）、绘画性与书写性、平涂填实的块面结构与线性结构、肥硕粗犷的笔致与细致的空间分割、简洁的框围（亚形外框）与多变复杂的内部组合等如此多重因素的错杂为用，对比协调，成就了一件件完整而独特的作品。这类作品最初字符较少也无所谓行气之类，只是构成一个完美的图式而已。及至后来文字增多，才由上至下延展开来，一行、二行有了行气，书写性也渐渐加强，这时的族徽文字就渐为作器铭功之文所替代了。

商代篇幅稍长的铭文不多，时 代也都稍晚。帝辛时代的邺其三器（二祀、四祀、六祀）是一组难得的作品，三器递差二年，风气却已经显现出不小的变迁。二祀、四祀器盖铭文不同。盖铭皆为“亚貘”、“父”字，表示“亚貘”族人铸器以报于父丁宗庙。二祀器铭字势舒展，线条圆畅挺健。“丙、王、田、正”等字中的几何形状截然分明，神采飞扬。相形之下，四祀器铭线条厚实，结构凝练，虽得行间茂密之致而风神远逊于二祀铭文。与前二器不同的是，六祀器盖同铭，族徽的标记已从独立的地位变为附属的地位，“亚貘”二字紧接铭文，置于下部很局促的空间里，铭文已表现出很好的书写性或实用性，线条匀圆平和，这种风气似乎已开西周金文之先了。

《小臣俞尊铭》、《小臣邑铭》字形古拙，横画微向右上倾斜与宰丰鹿骨刻辞意味略近。横画略作斜势的铭文还有《小子满卣铭》《亚嚣奚角铭》等，这类作品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字与字排叠紧密，线条短直，节奏急促。

另一类则是以《戍嗣子鼎器铭》为代表，字势开张，结构均衡，线条舒展，节奏舒扬，一派雍雍穆穆的大雅气象。

在商代金文中还有一件作品是不应该忽略的，那就是《乃孙作祖已鼎铭》。它是中国书法史上的方笔之祖。其方硬劲折的线质传达出刀凿斧劈时才具有的锋芒，其风神似乎只有西周的《大盂鼎铭》、三国吴《天发神谶碑铭》等少数之作可以为继。在中国书法史上，从六 朝人评述杜度“杀字”到董其昌所主张的“太阿斩截之势”都是对刀笔相师的体认。方笔的斩截是自商代遗传给中国书法的一个重要的基因，是隶书全面贯彻的一种笔法。

除了金文，商代还有墨迹（包括朱书和墨书）。虽然出现不多，并且还很零碎，但是它们却是最早的笔墨遗迹，这些零碎的材料，足以证明早在商代，我们的先民就运用毛笔写字了。在商代的墨迹中有两件是留存在甲骨上的，书而未刻。由此我们得知，有些甲骨文是先书后刻的。另外，玉器上和陶器残片上也有留下或墨或朱的笔迹。

此外还发现有刻石、刻玉书法作品。比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石牛、石磐上爽健的“永启”、“永余”刻字和“小臣妥”玉器铭刻等，风格 介于甲骨金文之间。

商代书法，是中国书法史的源头，甲骨卜辞际合天人，其吉金铭文又贯通于书画。天迹心象，浑融一气，开拓出中国书法恢弘高旷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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