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周金文的装饰美 刘钊 中国的商周时期是青铜文化非常发达的时代。青铜的广泛应用，使得青铜器成为当时一种重要的文字载体。商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包括兵器）上的铭文，既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字形体类别，也是中国书法史上一种特色鲜明的书写形式，所以成为中国文字学和中国书法学共同研究和关注的对象。 总体上看，商代金文大都纵行清晰，横行错落，字距不固定，笔画有波磔。族氏铭文中的文字采用各种象形或图案化等装饰手法，类似今日的商标或图徽设计。西周代金文逐渐变得纵行横行皆清晰，字距开始固定并出现框格，文字以正方为主，笔画波磔逐渐消失并更多变成粗细均匀的线条。 商周金文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西周金文，更是中国书法史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说其关键，是因为一是正式确立了汉字近于正方的布局，二是正式出现并确立了成篇文字的章法。甲骨文因其用途特殊、刻写不便和甲骨片每片字数偏少的原因，在文字近于正方布局和成篇文字章法上的体现还不够明显，所以说到汉字近于正方布局和成篇文字章法的正式确立，还是应该从西周金文算起。 书法角度上的字体形成和变化跟书写用途、书写载体、书写工具、书写环境、书写姿势都密切相关，因商周金文的主体大都铸、刻在青铜礼器上，一般都使用在祭祀、宴飨等正式场合，铭文内容也主要跟记功、征伐、诉讼、交易、赏赐等重大事件相关，加之铜器铸造时工艺复杂，不可疏忽，且有充裕的时间保证可以从容写刻制作，所以字体看上去整饬端庄，雍容肃穆。而东周时期的很多铜器已经失去了礼器的功能，变成了纯粹用于生活或战争的实用器，铭文内容也主要为“物勒工名”，加之其中有一些为刻款，匆促中难以精细，所以跟西周青铜礼器上的铭文比起来，字体看上去会显得草率随意。东周时代的金文还出现了一些装饰意味很浓的字体，如中山器铭文和楚国钟铭上那种细长的字体及吴越兵器铭文上的鸟虫书等。这些装饰意味很浓的字体虽然与文字以实用为主的功能相背离，但却体现了东周时期先民对美的追求和审美意识的崛起。 说到商周金文的装饰美，首先要提到商代的族氏铭文。商代族氏铭文中的字大都写得格外象形，富有装饰意味，如：
有时一个字写得形态各异，富于变化，但装饰性则始终如一，如“鱼”字： 极尽描绘之能事，既栩栩如生，又装饰意味浓郁。 还如“天黾献”铜器中的“献”字可作如下诸形： 因为“献”字在铭文中用为族氏名，故采用图案化的方式掺入了各种装饰手法，其中“虍”旁和“鬳”旁的各种变形丰富多彩，特征鲜明，极具匠心。如果我们再把这些“献”字加上颜色，其装饰效果就会更为惊艳： 商周金文有时会采用钩廓或双钩的手法： 有时重视填实和留白的两色对比，类似篆刻： 有时利用组合的方式，运用对称、借笔、共用偏旁等手法，追求文字的图案化和装饰化，如： 学术界有人认为族氏铭文这种非常象形的写法代表的是汉字的早期形态，这是不对的。这些非常象形的写法只是一种追求形象鲜明、具有高辨识度的图案化的处理，是运用装饰手法将文字与图案充分融合的结果。 商周金文中有的字会加上边框或花纹进行装饰，边框或花纹甚至包括构形的一部分，有时还常常随体诘屈，造成描边的视觉效果： 商周金文装饰美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以“趁隙加点”的方式，用添加点、圈或“口”旁的方式造成字形笔画间“等距”的效果，或是通过添加各种“饰笔”来追求字形的匀称和饱满。“趁隙加点”之例如： 加一点之例 加二点之例 加三点之例 加四点、四圈、四口之例 加六点之例 加“饰笔”之例如： 丿形饰笔 ○形饰笔 内形饰笔 八形饰笔 以上例举的商周金文的各种装饰手法，有些是商周金文的特色，有些却并非为商周金文所专有，而是贯穿于整个古文字发展的各个时段，只是有些装饰手法在商周金文中体现得更为鲜明突出而已。这些丰富多彩的装饰手法，是当今书法、篆刻界需要认真体悟揣摩的典型样板，也是从事平面设计者可以从中汲取营养的绝佳范例。 中国文字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文字的“实用”与“美化”两种功能相互依存并相互斗争的历史。实用追求易学易写，准确快捷，“美化”讲究细描慢画，漂亮美观。如何在两者间建立一种平衡，保持一定的张力，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文字发展演变的内在机制和动因。明白了这一点，就能更深入地理解文字演变和文字书写中的一些现象，甚至对一些原本迷惑的问题产生顿悟。本文所谈商周金文的装饰美这一点，相信会对以上所提的理解和顿悟提供助力。 本文原载《中国书法》2023年第7期。感谢刘钊先生授权发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