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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单向街书店的日子(三)

 真友书屋 2015-02-07
丫丫 做書


有人坐在河边总是说,回来吧回来

可是北风吹打在心上啊,远行吧远行

——野孩子乐队《远行》


精神世界绚烂如旋转木马,现实生活却是另一番光景。


首先是家人,父母的恶言恶语我早已习惯。在了解我的工作和薪水后,父亲说:“谁叫你在北京打工的?如果你要在北京打工,为什么不高中毕业去?为什么要让我供你读四年大学再去?!”母亲说:“不就是收钱吗?我也能去收啊,为什么叫你一个大学生去收?”


最最愚蠢的是,我向他们暴露了我除了读之外、还比较喜欢写的心迹。“什么?就你?还想写东西?你知道吗,你姐以前还想当播音员呢!”至于我能不能写,现在或将来,我都不是十分肯定;但我姐姐的声音,确实是好听的,平静而温柔。


紧接着是好朋友,她们打来电话“苦口婆心”地劝我找一份“好工作”,我当耳边风。终于有一天爆发,我高中时最好的朋友忍无可忍:“你靠谱点行吗?你在北京瞎混什么?你家属于那种能让你瞎混的条件吗?”闹到几近绝交。


大学同学会,第一次,已经开始散发、交换名片,到我时,大家纷纷好奇:“为什么要在书店做服务员啊?工资多少钱啊?”我已疲于解释。


工作半年之后,我的工资在1300元—1600元之间,取决于当月的销售情况。我决心从学校搬出去,一来确实太远,下班不便,即使偶尔回来,宿舍楼门早已锁,需叫宿管阿姨起床开门;二来吃饭、打水、洗澡均需借学姐饭卡,诸多打扰。我在龙泽地铁站附近小区找到一间小地下室,月租280元。


这间地下室有两平米多,放一张单人床,一个小床头柜,靠墙码放着我的书,有两百本左右。这里冬天极暖,夏天有些潮,枕头上会长霉斑,最大的困扰是墙比纸薄,无法隔绝声音。


每当谁有男女朋友来时,大家便会心照不宣地播放音乐。那是一个用音乐分隔领地的地方,有人听邓丽君,有人热爱MJ,也有人听陈奕迅,我买了一对爱国者小音箱,听野孩子,并不喜欢《生活在地下》,我喜欢《伏热》、《你可知道》或是《远行》,偶尔绝望听朱芳琼唱“杀死你的梦吧”。


这间地下室虽小,我却非常喜欢,我终于有一个独立的小空间了。我继续阅读,墙壁上贴满了摘录,有韩寒,也有卡尔维诺,有杜拉斯,也有蒋勋、严歌苓。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里写:


我们是谁,我们大家是谁,如果不是经验、资料、我们所读的书、想象的事物的一种综合?每个生命都是一部百科全书、一个图书馆、一座物品储藏库、一系列风格……


我的好朋友毕业后回了新疆,她的男朋友留在北京。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在中关村帮朋友看柜台,被当作黑导购拘留,现在刚被放出来,身无分文,问我可否借点钱给他。我身上所有的钱是420块,借了他400,揣着20元和公交卡去店里,走到蓝港门口,看到有人在卖带彩灯的小飞机,花十元钱买了一个。


到店后,我腆着脸问了一圈:“我只剩10块钱了,没钱吃饭了,借我点钱吧。”当时的我就是有这样一种底气——他们爱我,他们不会不管我的。尽管王阿姨、武哥、戴姐姐对我的花钱方式诸多诟病,譬如不加节制买书等,但我就是有这种底气——他们爱我。这种爱是我在家人身上都不曾得到过的,后来小羽对我说,你从小得到的爱就像是向心里那个水槽注水,只有这里的水足够多时,你才有储备往外倒,也就是爱别人。


他们总是说我来单向街之后进步巨大,不仅仅是工作,还有性格、心理状况等,到后来,我几乎可以独当一面了。再见到王阿姨,她说真高兴,看到我越来越强大。我说,那是因为你们那时给我心的水槽里注入了足够多的水。



小月离开单向街后,王阿姨叫我接管格子铺。


那是单向街从圆明园搬至蓝港后添置的一个新栏目,在宜家买的5×5的格子,每个格子大约是35cm×35cm,25个格子的主人各不相同,25个故事、25个有趣的人。


有已经小有名气的插画师,格子里只卖自己配插图的几本书,一月卖不出几本,只是为了展示并找寻同好。她的插画风格非常即兴且多变,高兴时还画了一幅我:



还有从几乎默默无闻,到现在业已成为一个小小品牌的“简茶”。我已经忘了她的名字,习惯叫她简茶。她自云南农业大学茶学专业毕业后,独自一人去茶农家中寻访好茶、亲自烘焙、包装、快递至北京。在我与她接触的几年里,她从未来过北京,一直待在云南及其他茶叶产地。我打电话与她沟通,将销售清单发邮件给她,再通过支付宝给她结账,靠着这样朴素的信任关系一直合作到现在。


我发短信给她:“你的招牌红茶卖得很好,还有吗?再寄些来。”她回:“气死我的红茶,今年的红茶喝了三个产地的都呈现相同的不足之处。所以我的招牌红茶还是没有。我只能先补(货)其他的茶了。最近发现我是个做事要求高、不肯轻易妥协但又往往不够勤劳的人。矛盾得难以前进。”


她发短信给我:“丫丫,你帮我把上一批茶全部寄回来。”我问为什么。她答:“有人在网上给我差评,说我的茶没有做防潮处理,你帮我全部寄回来,我要做防潮。”


她的每一款茶我都爱,比如名为“奶茶清饮总相宜”的一款红茶,一小罐一小罐的买了好几次,也送朋友。后来她做普洱茶饼,我跟着喝普洱。再后来,她的兴趣又转向白茶,我打开茶叶罐,看着一条条茶叶上的白毫,干燥的茶香,每一小条茶叶都像是被她精心挑选过。记得桑格格曾在微博提起茶文化及茶市场的混杂,但是,“我只想记住曾经那些喝过的难忘的茶,深深记住。而品茶的舌尖记忆,则像是儿时学会了骑自行车,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了”(桑格格《再没有了的茶》)。


简茶在单向街


还有一位老奶奶,她拿来些小毛巾啊小手帕啊之类的东西来卖,我也没有阻拦。直到有一天,她拿来几条搓澡巾放在格子,王阿姨实在忍不住,叫我“控制一下格子里的产品的内容”。剩下的大多数时候,她都是消费者,她买过一张“飞猫旅行箱(格子铺名)”的明信片送我,说为了省邮费,就不贴邮票了,直接拿给我本人了。



雪白的马齿咀嚼青草,星星在黑暗中咀嚼亡魂

——周云蓬《春天责备》


接下来是微博。


那是一个没有微信的时代,微博和豆瓣小站是单向街最重要的两个窗口,小月在单向街时已将微博打理得温情而有序。到我和郭主席负责微博时,因为他是著名的“愤青”,而我是“书呆子”,我们商议决定:多增添图书推荐的部分。


用年轻人最痛恨的那句话说——那时不像现在——每发一条微博、每推荐一本书都十分珍视。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推荐的每一本书自己必须读过。起初很容易,调动之前的阅读储备即可,从最喜欢的《麦田守望者》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海子到于坚,待熟悉的作家和图书几乎全被推荐了一遍,阅读储备开始捉襟见肘,于是逼自己不断读新书。好处是遭遇自己喜欢的作家和书的机会更多,坏处是由于阅读速度赶不上微博更新速度,常常焦虑、失眠。现在听来好笑,那时确是如此。



《天南》创刊号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



李娟《阿勒泰的角落》


待我读到“读易洞”书店主人所写的一本《业余书店》,看到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写一篇书评/推荐一本书”,也是如此。后来他意识到,书评不一定是写所谓的“中心思想”,只要“有感而发、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即可,便觉轻松许多。所以有时,翻开一本书的第一页,开头足够精彩,我摘录至微博,算是偷懒,大家纷纷表示“很想读”。


我母亲打电话来,第一句多是:“你还在那儿卖书吗?”一直到2013年,我去爱琴海店做了个“小店长”,我母亲还是问:“你还是在卖书吗?”起初我很生气,花很长时间跟她解释我做的“不仅仅是卖书”,后来就习惯了,她这么问,我答:“是啊,我还在卖书。”如果一切关系笼统归于买卖关系,那么,卖书这行当,也算是不错的吧。




受马世芳《昨日书》和《地下乡愁蓝调》的启发——“我们要唱自己的歌”,加之大陆民谣风生水起,我们在微博上开创了#单向街电台#栏目,算是微博版的“每天一歌”,希望大家能多“听自己的歌”。


一些书店的小故事,开辟为栏目#单向街点滴#:


#单向街点滴#今天上班路上迎面碰到很久没来店里的一对父女,我认得他俩,因为我在店里偷拍过他们数次。本想和他们个打招呼,手伸出去又缩回来,心想他们可能不认识我吧。结果他们大概也是同样的心理,只是看着我没说话,走出去好几步了,我回头说:“我是书店的!”小女孩的爸爸回:“我们知道!”


一些店员与顾客的故事,辟为#店员日记#:


#店员日记#德奶奶与《蒋勋说红楼梦》的故事。(注:《蒋勋说红楼梦》从第一辑连载至最近的第六辑,一共持续了近两年时间,即2010年8月至2012年4月)



这些故事现在写来自觉像是《读者文摘》里老套的故事,我几乎都不能够相信,它的确发生过。就像每次路过蓝港水岸街RS-16号,现在是一家有旋转楼梯的茶餐厅了,里面的装潢精致得不真实。有天我们好不容易休息了一下在二楼阳台聚餐,突然来了一阵暴雨,我们端起一次性打包饭菜盒往里冲,衣服和饭菜还是淋了雨,糟糕的是小可的笔记本也扔在桌上,还有做了一半的海报,拿进来时,也滴滴答答滴着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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