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乐, 诗史谈不好

不知乐, 诗史谈不好

中国的诗，从其生就是做为歌词而存在。所以最早的中国的诗的诗经，都是入乐的歌词，昔人称它们叫做『歌诗』，实亦为后世所谓的『声诗』。到了汉代末年，脱离做为音乐附庸的五言诗开始萌芽，于是到了六朝时代，就为了立下不做为音乐附庸的理论基础，而出现了四声论，利用诗的平上去入四声的搭配，以形成自足的语言的拟音乐性，脱离实质的音乐的歌词属性。而以沈约在四声运动里最为知名。

乐府诗，是被广义地被后人拿来形容两汉及六朝的入乐的诗或模仿入乐的诗的诗作。这些乐府诗，多为五言，也有四言或六言或七言，及杂言的，即，混合了三至七言的诗句，实为依腔填词，因为音乐的乐句及乐音的多少而每个音去按放上一个字之下，造成各句字数可能不一致。或表面上看起来是如五言诗之属，但都是后人记录时把『声』辞拿掉之后，才形成规律的五言诗之属。真正的唱辞，还包括了那些『声辞』在内，如后世的『伊呼啊呼嘿』之属。而乐府诗的属性，从后世不少的文人，以至于上世纪庸俗社会学挂帅的岁月，都是大张乐府民歌的旗鼓。不过，近二十年来，因为乐府做为一门被重视的学问看待，于是不少学者从事于这方面的研究之下，最新的成果，包括了发现乐府诗和民歌的关连薄弱，反而是出于帝王达贵及文人之手为主流。像是清商三调就是『魏氏三祖』（曹魏父子孙三世）为核心，甚至今人研究古诗十九首，有证其皆出自曹植之手。甚至从西汉末年，为了帮忙王莽而创的『采诗说』，也实质上，在汉代成了各郡国假造民谣歌功颂德协助王莽夺大位的帮凶，也间接对于周朝诗经的不是『采诗』而成，也由于是乐府时代始假造的采诗说实出之于动机不纯而有贰心，而更佐证了主要于封建城邦制的时代产生的《诗经》各篇，绝非真正采自民间的庶民之谣。

而在六朝时，特立于乐府诗，而应归之于真正独立的诗体，在沈约等人的四声论的理论背景下成立后，反而当日起的一些文人，在论及沈约等人的永明体的诗时，又拿入乐性去比附，于是出现了一些如说守了沈约等人的四声后，永明诗就可以发出『宫商』来了之论。这种当起日的一些不知乐的文人的暇想之下，留下的文字，被近二十年来大盛的乐府诗的研究之下，于是出现像是吴相洲等，倡四声有助于五言诗的入乐，并拿了一些六朝及隋唐的不知乐文人的臆言当证据，表示永明诗因为守了四声于是更富音乐性，其《唐诗十三论》（2002）《永明诗与音乐关系研究》（2006）就充满了观念的混淆。

吾人则以从音乐理论的角度来看，都是古时不知乐文人的猜度，而非事实。因为，那些说平上去入，分别可以发出宫商角征羽的配对的主张，一见即知完全没有乐学上的依据。如说平上去入，像是后世或今日大盛的『依字声行腔的曲唱说』或『腔调说』等伪学，拿方言土语的四声去当成唱腔的高下，虽不是唱，而只是『吟哦』，但至少是发出了人声的口语之声；但，那些古人的配对表，还彼此不一致，而甲说，如平声字配上宫音，上声字配上商音，去声字配上角音，入声字配上羽音之属；乙说，如平声字配上商音，上声字配上羽音，去声字配上征音，入声字配上宫音之属；每个不知乐的文人，空口白话弄一张配对表出来，如此之下配出来的唱腔真是成了不知所唱，完全不能表达要唱的诗的声情感受，而成了完全是不知乐文人的滥调了。如果，今日做学问，把不知乐古人的胡诌当做立学的依据，来大谈永明体的诗和音乐如何地相关，也又成了现代版的臆论，不也再加上一笔了。

故谈到脱离音乐的纯诗，虽然它非为音乐而生，但也有人拿它来配乐，则亦脱离不了音乐，于是凡论及与音乐有关时，必得要有知乐的底子，则论学才不会疏放率意。（刘有恒，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