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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盛夏，豫北平原的濮阳市正在老城西南角的荒地西水坡修建一座引黄供水调节池，在
配合施工的考古调查中，于调节池的西南部发现一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当叠压在最深处的
文化层被清理出来之后，人们惊呆了，一组远古时代的墓葬遗址出现在眼前。
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许多奇迹，其中最神秘的是一座编号为M45的古墓。45号墓是一座土坑竖穴墓，南北长4．1米，东西宽3．1米，它奇特异常，南边圆曲，北边方正，东西两侧尚有一对弧形小龛，一位男性墓主头南脚北地仰卧于墓中，周围葬有三具殉人。特别奇怪的是，在墓主骨架两旁，有用蚌壳排列成的图形，东方是龙，西方是虎，其头均向北，腿均向外。在墓主脚下，另有蚌壳排列成的一处三角形，旁边还有两根人腿骨。同时，在45号墓室以外的同一层位上，另有两处也用蚌壳排列的龙、虎、鹿等动物图形，这两处图形和45号墓排成一南北直线。
墓葬的年代无论是通过考古学的研究还是碳十四的测定，都把它限定在公元前4500年左
右。这座墓葬的现象新奇独特，前所未见，简直就是一道令人费解的谜题。多年来不断有人论证墓主人是谁，但没有出现让人信服的论断。而段邦宁先生发表的几篇有关M45号墓
的论文，也许能让我们明白点什么？现在部分转摘如下，以飨读者。
伏羲与龙虎文化考
——论濮阳西水坡遗址中的龙和虎
一、龙虎文化就是伏羲开创的中华传统文化
历代皆以龙为天子之象徵，称帝王为龙。如称帝王的面貌或脸色为龙颜。当皇帝高兴时称龙颜大悦。帝业兴旺发达称为“龙兴”。宋代《易》学家朱震之《进周易表》云：“国家龙兴，异人间出”。又称取得天子之位为“飞龙在天”，这是根据《易经·乾卦》“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故又称帝王之位为“九五之尊”。可见，称天子为龙起于《易》，而《易》又始作于伏羲，故可推断称天子为龙乃自伏羲始。故龙文化就是指伏羲开先河的中华传统文化。“龙的传人”实为龙文化的传承人，也就是由伏羲开创的中华文化的传承人。显然，龙、伏羲和《易》就有密切的关系。
但从西水坡遗址全貌看，仅仅谈龙还不够全面，虎也是不可缺少的。在龙虎墓中，虎除了与龙配合成为东西两宫星象外，在第二、第三组蚌塑图案中龙和虎都是一同出现的。因此龙和虎还有更重要的历史文化含义。如果忽视了蚌虎的人文意义，则我们对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或者说会丢失很多重要的信息。
深入研究了濮阳西水坡遗址後，不仅证实了墓主就是伏羲氏太昊帝，还可得出结论：伏羲所开创的万世伟业是融合了古代两大民族——崇虎的古西羌民族与崇龙的古东夷民族，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融合了两大文化系统——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包括其形成前的北辛文化和後李文化等），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因而比较全面的说法是中华民族是龙虎民族，中华文化是龙虎文化。
说中华民族是龙虎民族还有一层重要意义，就是以明确的文化标志说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汉族和少数民族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人文祖先和共同的文化根源。为了尊重已有的传统，也可将“龙虎文化”简称为“龙文化”。
二、龙为何物？
杨钟健先生早就认为龙的原始形象来源于鳄。也有认人为龙的原始形象来源于湾鳄。但湾鳄一说并未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据我所知，黄河流域并没有发现湾鳄存在的证据，史料中也没有明确的湾鳄记录。但黄河流域却有一些关於鼍即扬子鳄的考古发现和史料，如在河南安阳侯家庄殷商墓葬中发现的“木身鳄皮鼓”，其鼓皮就是扬子鳄皮；另一件是流落到日本的殷代“双鸟饕餮纹铜鼓”，其鼓面也是仿扬子鳄皮铸造的。由史料记载可知，用鼍皮蒙鼓是非常古老的传统，如《诗经·大雅·灵台》：“鼍鼓逢逢”之鼍鼓就是扬子鳄皮鼓。在《山海经·大东经》和《初学记》、《御览》等引《帝王世纪》也有类似的记载：“东海中有流波山……有兽”，“状如牛，苍身无角，能走，出入水中则风雨，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黄帝杀之，以其皮为鼓，声闻五百里。”由这段记载看，所谓的“夔”或“夔龙”甚至“骐麟”都很可能由扬子鳄的形象演变而来。
西水坡遗址蚌龙的发现，使龙的原始形象起源于鳄的观点更加有说服力。连力主龙来源于星象的冯时先生在研究了殷代的彝器，龙形铜觥後认为：“此觥之龙首酷似鳄鱼首形，区别只在复生两角，而且侧纹也绘有鳄鱼和龙的图案，这似乎告诉人们，龙的世俗形象来源于鳄。”他还说：“濮阳蚌龙的出现更使这一议论无可怀疑了”。
但龙的形象最初又起源于哪一种鳄呢？
扬子鳄或鼍的头部特别是它的吻部也很象马头上的吻部，所以古人称此“龙而形象马”的鼍为“龙马”，而蚌龙颈部的鬃也由马颈的鬃衍生而来，这可能是古人首先在鼍身上加的第一个想象的部件，也是鼍与另外一种动物 ── 马的第一次综合，走上了由扬子鳄演变成所谓“龙”的第一步。所以在较古老的文献中都是将龙、马并称。如《山海经·中山经》云：“中次九山，……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马身人面，乘两龙。”《论衡·龙虚篇》：“世俗画龙之像，马头蛇尾”。
那么又为什麽用鼍皮蒙鼓能其声如雷呢？
除了鼍皮的品质外，我想很可能是古人将鼍鼓的声音与扬子鳄生活中发出的声音和雷电的声音联系在一起了。这种联想是怎样发生的呢？为解决此问题，不能不提到伏羲遗址东面的雷泽中的龙或雷神。《史记·五帝纪·正义》引《山海经》云：“雷泽有雷神，龙身而人颊，鼓其腹则雷”。《淮南子·地形训》亦云：“雷泽有神，龙身人头，鼓其腹而熙”。高诱注：“雷泽，大泽也。鼓，击也；熙，戏也”。又引《地理志》曰：“《禹贡》雷泽在济阴城阳西北，城阳有尧冢”。此处之雷泽即《帝王世纪》所谓“华胥履大人迹於雷泽而生庖牺於成纪”之雷泽。6500年前的雷泽是横跨今鲁、豫两省水面辽阔的湖泊和沼泽，其西岸已很临近西水坡遗址的东沿。西水坡遗址中用於摆塑龙、虎、鹿、北斗魁等图案的大量蚌类肯定是就近取自雷泽。自然，不少扬子鳄也生活在当时的雷泽中。扬子鳄属短吻鳄，其习性与美洲佛罗里达短吻鳄相近。美洲佛罗里达短吻鳄到春季就是它们求偶交配的季节，雌、雄鳄相互发出雷鸣般的吼叫声，雄鳄还会鼓起腹部和颈部发出一阵闷雷般的低频声，而使其身边水花四溅。以上鳄类的行为，可以解释雷泽之雷神“鼓其腹则雷”。这里的“鼓”已不再是“击”而是“鼓胀”之意。在交配之前，如果有两条雄鳄争夺一雌鳄，雄鳄先用其吼叫声互相恐吓，当不分胜负时，则一场恶斗就再所难免，直到败者逃走为止。古人很可能认为水中互相厮杀的雄鳄在做游戏呢。当驱逐了第三者之後，雌、雄鳄之间还有大约一个小时的“做爱”动作，如其吻部的互相碰撞，前肢的拥抱，身躯的互相挤压等之後才完成交配。当然，用此来解释“鼓其腹而熙（戏）”就更自然了。“熙”的另一解释是光亮，这时也是春雷开始的季节，这时在雷泽上空不仅有雷鸣，也有闪电，古人以为这又是龙在那里“鼓其腹而熙”呢。故《说卦传》曰:“震，东方也”,“震为雷，为龙”。《帝王世纪》曰：“庖牺氏代之，继天而王，首德於木，为百王先，帝出乎震，……故位在东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称太昊”。这也完全符合前已阐述的关於伏羲遗址东有雷泽的结论。
将以上古代文献与鳄的习性行为比较後，就不难得出结论，雷泽中龙身人头的雷神就是扬子鳄。由此既解释了古人用鼍皮蒙鼓的原因，也解释了龙的原始形象来源于扬子鳄。
三、史料中有关龙的一些解释
下面再用“龙的观念来源于鼍说”来解释史料中与龙有关的问题：
１、关於“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
这里的龙或“龙而形象马”就是扬子鳄。“龙马负图出于河”则可简单解释为六千五百多年前，伏羲在黄河发现一头身体藏在泥沙中的扬子鳄，在它附近的泥沙中有一个刻有符号及图案的球形玉石，伏羲获得後，根据他已有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根据他平日仰观俯察所得，知道这是一个远古人类所刻的星象记录。这就是天球、河图或太极。伏羲将此作为观象授时和立周天历度的根据和祭祀天地的用品。这也就是伏羲领受了天命，而应成为天子。因为在那个时代，谁能授民以时并有天赐的瑞符，谁就接受了天命，谁就是天子。大约于公元前4530年春分时，伏羲登基称太昊帝，建立了伏羲王朝，成为华夏的“百王先首”。由於那时已经有对龙的崇拜，由於天球与扬子鳄同时出现在黄河的泥沙中而被伏羲所获，这就等于天意驱使龙来引导伏羲获得天球，因而龙被说成是为天传达天命，进一步又将龙神化成苍天之子，因而龙是天子；天子也是龙，伏羲帝也是龙就是不足为奇的了。
由於这是伏羲王朝的头等大事，所以将此事件用蚌壳摆塑在伏羲墓南面，使龙、“蜘蛛”和圆球的摆塑成为西水坡第二组摆塑的一部分。其中的“蜘蛛”和圆球的寓意已在《殉人考》作了解释。因此这部分摆塑既是“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画八卦”的考古文物证据，也是45号墓墓主是伏羲称帝的证据。无疑，西水坡遗址就是伏羲遗址。可见天球、河图、龙图、马图都是在黄河中和“龙而象马”的鼍龙同出的刻有远古星象图案的玉石。
２、关於“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和“有龙瑞”:
龙对伏羲王朝的重大意义不仅是因龙的引导而使伏羲获得了天球，而使伏羲得“九五之尊”，故以龙为师，号曰“龙师”。而且在伏羲王朝建立时，龙还以其他的形式还表现出一系列的瑞祥之兆：在立春和春分之间，东方的雷泽上已是春雷滚滚，不时还有闪电，草木开始萌发。更明显的是，在雷泽出现了多条不同色彩斑纹的扬子鳄。我猜想，那年春天来得较早，扬子鳄在雷泽中交配时发出了闷雷般的声音，不久雌鳄就上岸来产卵。在当时看来，这就是“有龙瑞”或曰有“景龙之瑞”，故“以龙纪官”。因而有“青龙氏”、“黄龙氏”、“黑龙氏”等官名。这就不难理解伏羲与龙为何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但由於龙的概念是不断变化的，继其与马综合後又与蛇综合，自然伏羲与龙的综合形象也在变化中，太昊伏羲氏也由“龙师而龙名”进而演变成“蛇身人首”了。这就不难理解东汉武梁祠的石刻画（公元147 年）将伏羲与女娲刻画成人首蛇身状了。在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帛画上部当中也有一“蛇身人首”的形象，有伏羲、女娲、烛龙、羲和各说，迄今尚无定论（请阅《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二辑“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意义”、“马王堆汉墓帛画日月神话起源考”等文）。不过我认为，从他在帛画中顶部正中的位置看，应为最高的天神，根据本项研究结论看，他只能是伏羲。不过，这时已距伏羲的称帝时间四千三四百年了。
据我所知，更早的伏羲女娲“蛇身人首”画是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漆衣箱上的漆画（请阅郭德维：“曾侯乙墓中漆箱上日月和伏羲、女娲图象试释”载《江汉考古》1981年第一期）。该墓建于战国早期，铭文纪年为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 年，比帛画早两百多年。无论马王堆西汉墓的帛画或曾侯乙墓的漆画其共同点是：伏羲是“蛇身人首”；都与日月有关。前者暗示伏羲王朝的建立与龙的关系，即伏羲因扬子鳄的引导获得天球建立了伏羲王朝，因而伏羲也变成了龙，进而与蛇综合变成了“蛇身人首”；後者则暗示他建立了阴阳历法。这就象山东嘉祥县武梁祠的石刻画中伏羲、女娲手执规矩准绳暗示伏羲已创造了科学的天文测量和几何测量方法而被45号墓的数据所证实一样。
看来在由无文字记录的史前史到有文字记录後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有一个将真实历史转化为神话的过程。只有将史料、神话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才能对无文字记录的那段历史有所了解，决不能轻易否定神话。
３、关於《说文解字》中的龙：
东汉许慎在《说文》中的解释是：“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从肉，……肉飞之形”。这种解释应该是权威的。先分析《说文》中篆体“龙”字的结构：右边为具有长尾的爬行动物，为侧视图，其中的三划为足，这与殷周古文字中龙的无足形象完全不同，从篆字形象看其顶部不象角而象张开的大嘴，颈部弯曲，此似为“亢龙有悔”之意。左边为“立”与“月”，为俯视图，从篆字形看，其顶上的两横，似为的俯视其上下颚张口状，“立”的中间两点为头部的轮廓，下部向上弯曲的一划为前肢。“月”为其胸、腹部，其右下的一长划为尾部；其中间的两划，似为鳄背的环纹；按古文之原意“月”就是“肉”，故龙“从肉……肉飞之形”，反映了龙从可食的鳄肉变成肉飞上天而成为星象的过程，当然也说明了龙是由扬子鳄演变而来。而且“龙”字的左右两边都是鳄的象形字，可视为两鳄相并，一侧一俯，似雌雄二鳄交尾状。可见造“龙”字之初就参照了扬子鳄的形象和特性。
据冯时先生的《中国早期星象研究》认为：“殷周古文字的形象与”濮阳蚌龙似乎“毫无关涉”。但从以上分析看，篆体的龙字似乎更接近濮阳蚌龙的形象。看来《说文》中篆体“龙”字比卜辞和金文中的“龙”字的起源更早，更原始。唐代的韦续在《墨薮》中云：“太昊庖羲氏获景龙之瑞，始作龙书。”我猜想，最早的“龙”字可能是伏羲因扬子鳄引导而得天球时所创，这就是最早的书体“龙书”。
下面根据龙源于鼍说再来作点说明以期获得些新理解。
首先许慎肯定了龙为“鳞虫之长”，而非实际不存在的神物；正如虎为“百兽之王”并非想象中的神物一样。其次，龙是鳞虫，也符合扬子鳄有鳞的特点。至于言龙之“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则可认为是“龙”被神化後，人们在想象中赋予它的特性。正如“风从虎”是人们赋予虎的特性一样，实际并不存在。对“龙”的这些特性，也可用鳄的习性来解释，如“能幽能明”可解释为昼夜都能活动；特别是在它的求偶时由腹部鼓胀振动而发出的闷雷般的低频声，使古人联想到龙与云雨雷电。“能细能巨，能短能长”则可理解为龙有巨细长短，如山东兖州6000年前属大汶口文化的王因遗址灰坑中的二十多头鳄，大的有1.5 米以上，小的还不到一米。扬子鳄还有一个特点值得重视，就是它的寿命特长。据电视报道：长江沿岸某地，发现了一条长达1.8 米的扬子鳄，据专家研判，它已有两百多岁了。从电视上看，它非常活跃凶猛，饲养者不敢接近，用长铁叉叉鱼来喂它。看来现代的饲龙者还不如帝舜时的豢龙者。
对“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除星象历法方面的解释外，也可理解为鳄在春分之後，因温度升高而由水下转到水面或岸上进行繁殖和产卵等活动。秋分之後，因气温下降，就转入地下洞穴中伏蛰冬眠了，因扬子鳄是变温动物。“从肉……肉飞之形”也是龙为扬子鳄特点的写照，因为鳄肉是可以吃的，而且据史料记载，其味道非常鲜美。王因遗址灰坑中就发现被火烧过的鳄的骨板，证明了6000年前的先民就喜食鳄肉。我想，正因为扬子鳄被崇为龙，而龙就是伏羲，所以闻一多先生认为：“相传伏羲本是‘为百王先首’的帝王，故飨之或见之者可以霸天下”（载《闻一多全集·伏羲考》第一册15页），再加古人可能有吃龙可延长寿命等心理，大量捕杀扬子鳄，这可能是导致它濒于灭绝的原因之一。
４、关於《左传》中的龙：
古史料所谓的龙不是想象中的神物而是鳄还有一些证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御龙氏、有豢龙氏。’献子曰：‘是二氏者，吾亦闻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谓也？’对曰：‘昔……，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 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关於夏后飨龙一事，《史记·夏本纪》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张光直先生在其《濮阳三矫与中国美术史上的人兽母题》文中也摘引了此段文字。不过他认为：“这两氏很可能是专业的巫师，豢龙御龙以从事天地之事”。对此，笔者未敢完全苟同。
全面分析以上引文，不难理解龙并不是想象中的神物，而是古代黄河流域实际存在的动物，它们生活在黄河、汉水等水域中，可以豢养，分雌雄，肉可以吃。豢养时如能根据其嗜“欲以饮食之”，则“龙多归之”，否则会死亡。由於龙肉的味道鲜美，帝舜和夏后孔甲都派专人将龙畜养起来以供食用。孔甲吃了一次龙肉酱後还要再吃，结果把“御龙氏”吓跑了。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龙也没有神灵之性，蔡墨就不相信“虫莫知（智）于龙”的说法，而认为“人实不知，非龙实知（智）”。《左传·昭公十九年》亦云：“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祭焉，“子产弗许，曰：‘我斗，龙不我觌也；龙斗，我何独觌焉。禳之，则彼其室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乃止也”。在古代禳灾之祭，这说的是向龙祈祷，以求平息水灾。由此可见，子产是根本不相信龙是神灵的。
由此可知，《左传》所言之龙决不是交通天地的神物，而是真实的动物——扬子鳄。哪有交通天地的神物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如此之低，而被人畜养以供食用并描述得这样具体的呢？由於水面的缩小和人类的捕食，使黄河流域的扬子鳄数量急剧减少，到帝舜时，不得不设立“皇家养鳄场”，并派专业人员来饲养。所谓豢龙氏、御龙氏等都是饲养扬子鳄的专业技术人员或官吏，而不是通天地的“专业的巫师”了。
到孔甲时，扬子鳄与养鳄专业人才已不可多得，“飨龙”更属不易。殷商时，由於鳄皮难谋，不得不以铜铸的仿鳄皮鼓代用。春秋时代，鲁昭公二十九年，即公元前 531年秋，在今汾水下游的山西新洚附近出现过一次扬子鳄而载入了《左传》，可见这已是极为罕见的事了。故《左传》继续说：“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意为龙为水中的动物，因废弃了管理水中百物的官吏，就得不到活生生的龙了。此後，扬子鳄就逐渐在黄河流域逐渐绝迹而变成了人们想象中的神物了。
东汉许慎编撰《说文解字》时，龙已几乎完全变成了天上的星象，以指示季节的神物了，“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Ｍ45号墓东侧的蚌龙正是“春分而登天”之龙，可见在6500年前的伏羲时代，龙的已经具备了苍龙星象的特性。但在龙的原始的动物真实性，即扬子鳄的某些属性并没有从《说文解字》中完全消失，“从肉……肉飞之形”就反映了远古先民喜吃龙肉和龙由地面的真实动物演变成天上星象的神物的实际情况。
据考古学家李京华先生在《龙与考古研究》（龙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会议论文）指出：从汉代到宋代之间，古文献中出现龙的事例“粗略统计：汉代见龙15次69条，三国１次，魏晋15次48条，前秦和南朝２次，唐代３次，宋代１次。宋代以来，人们只能从绘画、雕塑、讲故事中了解龙的形象”。李京华先生又写道：“前述历史上见龙的记载，最晚的一次是北宋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是一条很小的小龙，以後的文献中很难见到见龙的的记载，这与蜥形鳄在中原地区的绝迹的时间竟然如此一致，这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这里所说的“蜥形鳄”就是扬子鳄或鼍。《说文》曰：“鼍，似蜥蜴，长丈所（许）”可证。
四、由考古发现看伏羲之源流
成纪在何处？据司马贞注：“天水有成纪县”。《汉书·地理志下》载：天水郡下下置成纪县。西汉时属凉州的天水郡，大部分在今甘肃境内的渭水以北。汉代的成纪县，唐宋为秦州所治，元明并入秦州，其故城在今秦安县北。可见雷泽与成纪相距甚远，显然不能将“华胥履大人迹於雷泽而生庖牺於成纪”理解为华胥在雷泽怀孕後再到成纪去生伏羲。
我的初步解释是：起初，同属古西羌族的伏羲氏族和华胥氏族都在今甘肃天水地区及其附近活动，後来融合、重组成一个较大的伏羲部落集团。促成其融合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战争。而伏羲部落是胜利者。这个融合後的部落也称伏羲部落或部落集团，其首领也称伏羲。当然，这个伏羲并不一定是Ｍ45的墓主，而最可能是他的先辈。其他的方式，如氏族间的通婚，经济往来也是促使其进一步融合的因素。
从现代考古发现看，以秦安县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为伏羲部落集团活动中心的可能性最大。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载：该遗址发掘于1978到1982年间，经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其年代为公元前5850至5400年之间，即距今约七、八千年。类似大地湾的文化遗存，在陕西华县元君庙、渭南北刘、临潼白家均有发现，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200年到前4800年间（未经树轮校正），均早于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因此我推测，秦安县大地湾文化遗址可能是伏羲部落集团在西部活动中心的遗迹。
那么伏羲部落集团又如何由甘肃天水迁徙到河南濮阳呢？由于此问题难度太大，资料也不全，对此仅作了一些设想，写出来供参考：
大约在七千多年前，在天水一带生活的，属古西羌族的伏羲氏族和华胥氏族已初步融合为一个伏羲部落集团，从大地湾遗址考古发现的文化遗迹看，其文化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为了扩大其生存空间，大概在距今六千六百到七千年前之间，曾有过向东和向南两个方向为主的迁移或征伐，可能还有向西的迁移。下面只谈向东、南两个方向的迁移。
向东迁移的路线是从天水秦安出发，沿渭河而下，然後沿黄河而下直抵古雷泽的西岸。上述的陕西华县元君庙、渭南北刘、临潼白家等很可能是伏羲部落集团在迁移过程中留下的遗迹。伏羲部落集团之所以选择了濮阳作为其基地，是因为水域辽阔的雷泽能为他们提供丰富的水产品，又是一个阻隔与东方的东夷各氏族集团发生直接冲突的隔离地带，而西面的黄河又是一条抵御西部各氏族部落的天然屏障。
当伏羲部落集团到达雷泽西岸时，雷泽东岸的海岱地区，已接近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大汶口文化，那时泰沂山以南的北辛文化（位于今山东滕州，约公元前5400年到前4400年）、青莲岗文化（年代同北辛，位于今江苏淮安）与泰沂山北的後李文化、西河类型都正在融合中，且以接近尾声。据碳14测定，後李文化的约距今7300～7600年前，1989年发现于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的後李官庄。西河类型的年代接近後李而稍晚，一九九一年发现于山东章丘市龙山镇龙山村西北，武源河小支流西河南岸（详情请阅《中国文物报》1993年一月31日第三版载张学海的文章《西河类型、後李文化的发现和意义》）。
公元前4300年左右，泰沂山南、北的两种文化已融合成统一的大汶口文化共同体。可见，当伏羲部落集团到达雷泽西岸并建立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时，雷泽东岸的大汶口文化已接近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
当然，在迁移过程中也不免与其他氏族集团发生冲突、交流与融合。伏羲部落集团在冲突和交流中也提高了自己的素质。伏羲之所以能识别天球上的星象符号并因而画卦作易、作九九之术、立周天历度等，可能与他沿途看到的同期文化如西安半坡人制作的钻有极富数学规律孔眼的陶器和人面鱼网纹彩陶盆边沿上的八个方向的符号所受到的启发有关。这种人面鱼网纹彩陶盆边沿上的八个方向符号是正与八卦的方向相合，即每隔45°一个符号，其中四个符号为“丨”形，另外四个为“↑”形，箭头指向盆中央。相同形式的符号相距90°，再配合盆中两两对称的人面图和鱼网纹，这显然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象徵意义相同；也与天球上的分至启闭八点的意义相同，类似的还见于临潼姜寨人面鱼纹彩陶盆边沿上的（请参阅附图）。仰韶文化第一期的半坡类型的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到前4500年间，而半坡遗址的碳14年代为公元前4800年到前4300年，均比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略早或相同。
可见，即是象伏羲这样的圣人和智者，他的创造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一旦代表某种先进文化的氏族、部落或部落集团及其领袖的出现，也将影响其周围文化发展的进程。在甘陕豫冀晋等地区中後期仰韶文化共同特点的形成，可能与这次伏羲部落集团的东迁或东征有关。
在此顺便谈谈伏羲氏太昊帝都邑的地址问题。
按常理推想，六千五百多年前伏羲王朝的都邑应与伏羲冢很接近，甚至二者就是同一地点。历代学者均认同《帝王世纪》的“伏羲都于陈”的说法。但陈为何地则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为陈州说，认为伏羲都邑在陈州，即今河南之淮阳。在濮阳伏羲遗址发现之前，大多数学者都赞同此说。一为陈留说，此说认为陈是指今河南开封以东之陈留为志所的古陈留郡。现在看来，陈留说更接近考古事实。由於这个辨析比较复杂，另有专文论述。但都没有听说伏羲的都邑是在成纪或今甘肃秦安县的。这说明伏羲在东征之前还没有称帝。是到濮阳之後才获得天命而成为天子的。伏羲部落集团向南迁移的路线也是从天水秦安出发，南渡渭河，穿过陇南山区後，又可能分成两支：一支沿嘉陵江上游及其支流白龙江南下入川，这一支成了後来巴蜀文化的上源。他们也是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如彝族、纳西族、白族、藏族、土家族、苗族等民族文化的上源。
有的至今还保存着伏羲、女娲为其祖先的传说和虎崇拜的文化特徵。如彝族就自称是羌人後代，并盛行白虎崇拜。另一支向南路线是：沿汉水南下到江汉平原及鄂西山区而成为後来屈家岭文化和楚文化的上源。这两支後又在长江三峡地区汇合形成了巫山大溪文化。
伏羲集团的迁移与濮阳西水坡遗址的龙虎文化有何关系呢？
根据陈久金先生的研究：甘南天水一带为古西羌人生存的根据地，伏羲应看作古羌民的祖先。他认为“汉文中伏羲之羲（写作戏、曦）、羲和之羲、西王母之西、和觋巫之觋，均出自古羌语有知识的人或部落首领一词，至今彝族语汇中仍然使用……现代凉山彝族奴隶主称为西波，女奴隶主称为西摩……近代称彝族首领、巫师为细、信、西、溪与汉族上古文献中的羲、西、觋是一个意思。”（详参其所作《华夏族群的图腾崇拜与四象概念的形成》”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一期）。
自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以来，特别是在1995年的龙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会议中，学者们一致认为Ｍ45墓主为巫觋，由上所论，巫觋无疑就是伏羲了。可见，认定Ｍ45墓主为伏羲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再补充一点，华胥之“胥”，读音也很接近“西”，可见华胥氏族属古西羌族。《路史後纪·注》引《宝椟记》：“帝女游于华胥之渊，感蛇而孕，十三年生庖牺”。可见华胥亦可为地名。我猜想，华胥可能还有华西、华夏之西、华山之西的含义。此处之“蛇”也是龙，崇龙也。因而华胥生伏羲亦有东西民族融合之意。
说Ｍ45墓主伏羲是来自西羌民族，还有一件不能忽视的证据那就是他们的身高。由现代生命科学知道，一个民族的平均身高是由这个民族的基因决定的。Ｍ45墓主身高为184米，Ｍ134墓主的身高为 1.86米（据《1988年河南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载於1989年第十二期《考古》月刊第1058页）。这是在此遗址成人中仅见的两具男性骨骸的身高报道。在六千五百年前遗址中出现了身高1.8 米以上的就有二人，这在此族群中就不是偶然的了。我不知道考古学家们是否对同时代各地发现的人群的身高进行过统计。不过，这样的身高，即是按现代的观点看也可说够高了。因此，这又为伏羲部族西来说提供了一条证据。
实际上，主张伏羲西来说的还不仅是陈久金先生，另外还有刘尧汉先生关於“羌戎由甘陕东迁山东半岛的部分羲、炎羌戎文化与当地的东夷文化结合”的说法（参阅《中华易学》213期14页马啸：探析《易经》的渊源── 用诺苏传统文化破译《易经》）。伏羲又作虑（2）戏、虑羲或宓牺等，此处的虑或宓均读伏（fu' ㄈㄨ）。《说文解字》释虑曰：『虑，虎貌，从虍』。段玉裁注：『房六切，……虑、伏古今字，……是虑之与伏古来通字』。陈久金先生认为：『伏羲的名称就带有虎的含义』。无疑，古西羌人是崇虎的民族。
这种虎崇拜传统，至今还保存在彝族、纳西族、白族、土家族等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中。有关伏羲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可参阅闻一多先生的《伏羲考》（载《闻一多全集》第一册）。这里要补充的是，至今四川、贵州、云南及鄂西、湘西的大部分地区的方言中，虎和伏的读音完全相同。他们读虎为 fu'（ㄈㄨ）。这样，他们对伏羲和虎羲的读音就完全一样。应该说，这些地区的文化较多地保存了古西羌人的虎文化传统。直到今天，彝族还是以白虎为图腾，每逢节日或祭祀，他们都要供奉白虎的画像。
现在再来进一步解释龙虎墓的文化意义：45号墓中的龙和虎不仅代表天上的星象，也象徵古西羌民族东征到中原後，由于地理环境和民族人文环境的变化，逐步与雷泽周围的崇拜龙的民族的融合。伏羲部落集团在东迁中，吸收沿途如半坡、姜寨的先进科学文化。因伏羲是由西部仰韶文化地区迁来的，故西水坡遗址的主要文化特徵是仰韶文化的。来到雷泽与古黄河之间後，又与东夷族大汶口文化前期的北辛文化、後李文化等融合；因此，《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说：西水坡遗址的“文化面貌基本上与豫北冀南的原始文化相同，但也有一些自身的特点和山东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
这种融合了崇虎的西羌民族与崇龙的东夷民族，融合了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包括北辛、後李文化）的综合文化特徵，突出地表现在濮阳西水坡的龙虎墓中。这些构成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基础。因而中华传统文化也可称为龙虎文化。
以上所说的两个民族及两种文化的融和在西水坡遗址中还有证据吗？当然有！在第45号墓之北的第二组蚌塑图案有一合体龙虎，龙虎为一躯就是六千五百多年前在中华大地上东西两大民族、两种文化融合的又一强而有力重要证据。
第三组摆塑也是龙和虎，其总体象徵意义相同，龙头朝东和虎头朝西是春分时为祭拜这个融合了的民族的两个祖先指示方向，当然也象徵原崇龙的民族在东；原崇虎的民族在西。骑在龙背上的人就是墓主伏羲氏太昊帝，因为只有他才有资格骑在龙上，也有降龙或征服东夷民族之意。我想，这也是伏羲在黄河降龙而获的天球河图的描绘。
具有关键意义的是，由于鼍龙的引导，伏羲在黄河获得了十三万年前的天球。伏羲运用了他高超的智慧，并综合了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科学和技术，识读了天球上的星象符号，结合其仰观俯察而画卦作《易》，并用于观象授时，立周天历度，这就是领受了天命，而应成为天子，约于公元前4530年春，登基为伏羲太昊帝而成为“百王先首”，建立了伏羲王朝，使中华之科学与文明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并领先于当时全球的文明。伏羲太昊帝就是龙虎墓的墓主，由于他代表融合了的东西两方的文化，因而他的称号既有东方文化的特徵，太昊；又有西方文化的特徵伏羲。而他的墓葬中也是既有西羌人所崇拜的虎，又有东夷人所崇拜的龙。
六、伏羲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伏羲虽然获得了古天球，已可利用更远古人类的信息，作为他建立浑天说、盖天说和画卦作《易》的基础和启示。然而，如果他不能认识其上的信息，也不可能建立起这一套庞大的学术系统。这就是他的天才和智慧，超凡的天才和智慧！正如《中庸》所说“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所以说，象伏羲那样的天才要几千年世界才能出一个，因迄今为止，据我所知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杰出人物的成就超过了伏羲对人类科学和文明所作出过如此伟大的贡献。据对西水坡遗址特别是Ｍ45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伏羲对中华乃至世界之科学与文明有以下贡献：
( 1 ) 建立《易经》和《易传》的基本系统，此为中华传统的人文科学、哲学思想和宗教之源，其中包括儒、道等流派，可称为大《易》系统；
( 2 ) 建立以北斗和二十八宿为主的天文观测系统和浑天说、盖天说的宇宙学说，“立周天历度”，建立了阴阳结合的历法系统，可称此大系统为天文学系统；
( 3 ) 建立以规矩准绳为基本工具的几何学和测量学系统，“作九九之术”，建立数值计算或算术系统，此大系统可称为数学系统；
( 4 ) 建立中国传统艺术系统的基础，其中包括美术和音乐。
三组蚌图与中国传统美术的渊源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亦有学者论及。而学者们尚未注意到中国古代十二音律系统或乐律学系统以及埙、笙等古乐器与西水坡遗址的关系，特别是Ｍ45所表现出的天文历法与古乐律的关系。对45号墓及其天文历法与乐律系统的关系，笔者将另文论之。以上四大系统只是基本部分，此外还有兵法、医学、武术等。这四大系统不但是中华文化的基础，无疑也是人类科学和文明的精华。对此四大系统，除已论及者外，本人还将逐步展开深入的探讨。显然，如此庞大而精确的科学系统，没有广阔的科学知识和深邃的理论思维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虽然古天球上的天象图案为这套科学系统的建立提供了更古老人类留下的宝贵信息，但如果6500年前没有这样一位能认识这一古老信息的智者，是不可能将这十三万年前的远古信息结合当时的观测， 转换、 加工并以精密的科学理论系统表现为Ｍ45的。
试想，当第一批考古发掘者首次在墓中发现了用蚌壳摆塑的三角形时，人们尚且怀疑它是否为人工有意识的摆塑，谁还会想到那就是十三万年前的北斗魁呢？所以，即使伏羲得到了天球河图,如果他不辨认其上的星象图案,不能将古天球上的星图案与他当时仰观俯察的知识结合起来, 不用他精密的逻辑思维将这一切组织成一个严密的科学知识系统，并将这些知识传给他的继承人,M45号墓的设计建造者, 也不可能给我们现代人类留下这本宝贵的无字百科全书——濮阳西水坡遗址及45号墓。现就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宗教的主要流派的起源与伏羲的关系初步谈点看法，以期引起人文学科的朋友们的兴趣。
二十多年前，陈立夫先生在台北出版的《易学应用之研究》第一辑上撰写的《易学导言》中认为“易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根本”。并强调：中华文化，是“自元圣太昊伏羲画卦作《易》”开始的。在看来，整个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术都起源于伏羲的观点是正确的。从人文科学和哲学方面说，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主流派，儒家和道家都起源于《易》。因而儒 、道两家都尊崇《易经》。老子的《道德经》和孔子的《十翼》都是以阴阳为基础的。因而近来有人认为《易传》为道家的产物。如陈鼓应先生就认为：“马王堆出土帛书《系辞》为现存最早的道家传本”。他说：“‘伏羲作卦’说乃属道家古史传说系统，托古改制为先秦的一大特色，儒家典数‘尧舜文武周公’，道家则上溯伏羲、神农、黄帝。道家言‘伏羲作八卦’，儒家强调‘文王演周易’。”（载《哲学研究》1993年第二期）张光直先生在其《濮阳三矫与中国美术史上的人兽母题》一文中认为：“这里是仰韶社会中一个重要人物的埋葬”，并认为“濮阳45号墓的墓主是个仰韶文化社会中的原始道士或是巫师”。实际上，初始的儒、道两家均为伏羲所创，这就象浑天说和盖天说都是出自伏羲一样，那时儒、道尚未分家，因而称墓主伏羲为儒家之“元圣”也可，称他为原始道教的“祖师”或“道士”亦可，由于那时巫术、宗教、艺术与科学、技术尚未分离，由于他又是祭祀天地仪式的主持人，称他为高级“巫师”亦无不可。总之，伏羲是中华文化的始祖。故从人文科学而言之，亦可断定墓主为伏羲。
注释：
（１）如〖鱼单〗、〖马单〗，方括号〖〗中间的是一个单字。
（２）文中的“虑”实际上是在“心”上加划一撇。
段邦宁，男，1935年生，湖北黄陂人，195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海洋系物理 湖北师范学院原物理实验室主任，长期从事物理实验工作，现为物理系副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会员，陕西大荔周易学会顾问。长于《易经》数学。主要著述有《大衍求一术和中国古代的软体开发》、《筹算源于览卦说——兼论、中国传统文化和人类计算机文明》、《交性的机率分配——中国古代的机率论》和《从伏羲星图研究到十三万三千年前天球的考古证实》等，均发表在台北《中华易学》月刊。现正根据当代考古成果撰述《河南淮阳伏羲遗址研究》。这项研究证实6500年前的伏羲氏太曼帝确为画卦作易者，并创立了盖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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