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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号直山，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授史部主事，不久即乞养归里，藏书、刻书、著书，从事版本目录学、史学和文字学研究，“舟车出入，以《说文解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书自随[1]”。叶德辉虽在政治上表现得比较保守，但在学术上却颇有成就。缪荃孙在《书林清话序》中指出叶德辉“精研经义、字学、舆地、文辞，旁及星命、医术、堪舆、梵夹，无不贯通”。叶德辉又是晚清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和刻书家。他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从事目录、版本、考据、辑佚研究，著述颇多。主要目录学著作有《藏书十约》《书林清话》及书目《观古堂藏书目》《郋园读书志》，并校刻古代稀见书目15种、成《观古堂书目丛刻》。 1 目录学 1.1 目录学著作 1.1.1 《藏书十约》[2]。《藏书十约》是一部关于藏书的著作。在此著作的《鉴别》。篇中强调了目录学知识的重要性：“鉴别之道，必先自通知目录”“不通目录，不知古书之存亡，不知古书之存亡，一切伪撰抄撮、张冠李戴之书杂然滥收，淆乱耳目。此目录之学，所以必时时勤考也”。在《题跋》篇则论述了题跋(实即提要)编写体例，一为陈述性的，论其著述之指要，考抄刻之源流，以及撰人时代，仕履及成书年代，书中大略等；一为论辩性的，分析一书之是非，作者之得失。《观古堂书目》和《郋园读书志》是他的藏书目录和题跋汇编。前者著录了他“上下三四世，南北三十年”搜集的图书4?000余种，逾10万卷；后者“于作者宗旨，刻板源流，言之详尽”。其代表作是《书林清话》。 1.1.2 《书林清话》[3]。《书林清话》是其目录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他认为：目录学不仅是治学的钥匙，还是一个独特而丰富的史料宝库，于是，他以我国公私目录为主要史料，以书史为研究对象，为古典目录的利用和研究，进行了大胆创新。以笔记体裁总结了中国清代版本目录学研究的成果，对书册制度、雕版源流、历代刻抄、版本沿革，乃至刻书材料、工价、装订、贩售、收藏、著录等，皆能广罗资料，详述原委，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版本目录学专著。缪荃孙称其“于书籍镂刻源流，尤能贯穿，上溯李唐，下迄今兹，旁求海外，旧刻精抄，藏家名印，何本最先，何本最备，如探诸侯，如指诸掌”“所以绍往哲之书，开后学之派别，均在此矣”。《书林清话》当然也有很多不足和失误，但它在中国近现代目录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应该肯定的。 1.1.3 《观古堂藏书目录》[4]。《观古堂藏书目录》计经部十二类：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尔雅、石经、经解、小学、纬候；史部十二类：正史、编年、注历、霸史、杂史、杂传、政书、地理、谱系、薄录、金石、史评；子部十五类：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小说、兵书、数术、方技、艺术、(序文中称十五类，实为十四类。仅在小说家类下分为：小说家记载注属，小说家类述异之属)；集部六类：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词、曲。叶德辉著与《四库全书总目》比较，不仅类目有所变动，而且敢于批判，其不循古制，不泥传统，这在清末学者中，是有独到之处的。 1.2 版本目录学 叶德辉的版本目录学的造诣颇深，影响深远的著作也颇为丰富，主要著作包括《藏书十约》《书林清话》《书林余话》《观古堂藏书目》《郋园读书志》等。叶德辉的弟子杨树达评其师的版本目录学地位说：“其于史也，淹通目录，识别版藏。凡雕刻源流，传本真赝，莫不骈列在胸，指数如画。即今《读书》一志，声重寰中，《书林》二话，遍流海外，其明征也。”杨树达出于叶德辉门下，其言辞固有过誉之嫌，但大体亦颇得当。谢国桢评叶德辉的版本目录学的成就时指出他“精于目录之学，能于正经正史之外，独具别裁，旁取史料，开后人治学之门径”[5]。谢国桢的简短评论是中肯公允的。通过叶德辉的《观古堂藏书目》《郋园读书志》和《书林清话》等版本目录学著作，我们发现叶德辉并非佞宋嗜元之辈。通过《观古堂藏书目》和《郋园读书志》，我们发现其观古堂所藏明清善刻居多，这和清代藏书家汲汲于宋元旧椠的追求的倾向背道而驰[6]。在叶德辉看来，一向为清代藏书家和目录版本学家所忽视的明刻和清刻，其中实不乏珍品。 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五《明人刻书之精品》和卷九《国朝刻书多名手写录亦有自书者》指出明刻和清刻无论从内容和书品来说都不会比宋元刻本逊色，有些甚至凌驾宋元刻本之上。他在《郋园读书志》中又指出清刻所以从内容和书品来说都不逊于宋元刻本，是由于自康雍乾嘉以来，“累叶承平，民物丰阜，士大夫优游岁月，其著书甚勇，其刻书至精，不独奴视朱明，直可上追天水”。叶德辉虽重视明清善刻的收藏，但对宋元旧椠也不存反感，所重是在其艺术价值，对其内容的“权威性”则持保留的态度，这可从《书林清话》中卷六《宋刻书字句不尽同古本》、卷十《宋刻书多讹舛》两则讨论中看出。基于这种认识，叶德辉在校书仍保持一种不轻信古本的态度。例如叶德辉比较宋严州刻小字本和明嘉靖徐氏覆宋刻三礼本《仪礼》十七卷后发现两刻“十有八、九相合”，然“严州本多讹字”，后者“无之”。叶德辉在该跋中一一列明严州本的讹误，最后得出徐本胜于严州本的结论。 1.3 校勘之功 叶德辉说：校勘之功，厥善有八：习静养心，除烦断欲，独居无俚，万虑俱消，一善也；有功古人，津逮后学，奇人独赏，疑窦忽开，二善也；日日翻检，不生潮霉，蠹鱼蛀虫，应手拂去，三善也；校成一书，传之后世，我之名字，附骥以行，四善也；中年善忘，恒若搜索，一经手校，可阅数年，五善也；典制名物，记问日增，类事撰文，俯拾即是，六善也；长夏破睡，严冬御寒，废寝忘食，难境易过，七善也；校书日多，源流益习，出门采访，如马识途，八善也。由于对校勘的重要性与益处的正确认识，叶德辉非常重视藏书的校勘工作。因此，当叶德辉“每得一书”，“必广求众本，考其异同”，且“比勘之后，必有记述题跋”，可见其对于藏书校勘的工作从不懈怠。校勘的方法有两种：“今试言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求原本，顾千里广圻、黄荛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卢抱经文、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死校”有人称之为“求古”，如宋元旧本，一一复写，虽有谬误，亦必沿袭，以存其真。顾广圻、黄丕烈所刻之书便是运用此法校勘以存其真。“活校”即所谓“求是”法，“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卢文、孙星衍所刻之书便是采用此法校勘，以求其是。此二法，叶德辉以为：“不仅获校书之奇功，抑亦得著书之捷径也已”。 但有学者认为，“活校”若运用不当，极有可能变成乱改古书，不仅无法“求是”，反致“求误”，用者不可不慎。较妥当之法是保存原文，另写注解和校勘记说明理由，如此才比较周全合理。叶德辉校勘古籍之功力，实不逊于其版本目录学。在他所撰写的题跋中，评论优劣，参校异同，有很多地方是牵涉到校勘的，可供后人参考。叶德辉在跋明崇祯癸酉赵宦光仿宋刻本《玉台新咏》十卷中指出：“凡明仿宋刻本之可贵者，贵其存宋版旧式也。宋版书之可贵者，贵其多通人所校，不轻妄改古本也。”通过这一段话，说明叶德辉校书时抱持不轻改古本的原则，这是叶德辉“死校”法的具体体现。从叶德辉的校记中，可发现“活校”法也经常为其所采用。如校《仪礼》十七卷：“此为明嘉靖刻三礼之一，每半叶八行，行十七字，士礼居曾刻其《周礼》一种，颇多讹舛，因以宋董氏集古堂本为主，更以各种宋本校正之。”叶德辉在这里是以宋本《仪礼》来校勘明嘉靖徐氏覆宋刻三礼本《仪礼》十七卷。由于士礼居所刻《周礼》一种“颇多讹舛”，乃“以宋董氏集古堂本为主，更以各种宋本校正之”，这是叶德辉“活校”法的具体实践。由于叶德辉对校勘的益处有着正确的认识，故而能勤于对藏书进行校勘的工作，这些工作也间接地提高了其藏书的质量，其校勘的方法与态度，至今仍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2 目录学创新 关于叶德辉的目录学的成就，正如他的门人王啸苏说：“先生则家拥百城，手披万卷，私储之籍既最，目以贻观藏家之编，复江刊而公世版本考。夫《库目》《清话》，生于书林，精思所殚，乃在读志合二钱，为一手搜列，籍以罗胸金匮珠韬，悉穷潭奥，此先生之专于目录也。” 2.1 对前人书目的订补与考证 叶德辉曾对前人的书目进行了考证和订补的工作，包括《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求古居宋本书目》等，其中以对《书目答问》的考证和订补最为重要。《书目答问》是张之洞所编的一部指引治学门径的目录，在指示读书门径，了解古籍版本方面有很大用处。叶德辉发现此目有不少阙误： (1)所载版本，大多已绝版； (2)各书下注载原刻本或通行本，乃共同之辞，其书究为何时何人所刊行，无法得知； (3)偶载元号，又不记年月岁名； (4)版本著录不详。叶德辉耗费了后半生的心血对这部书目进行补阙订讹的工作。其成果就是《书目答问校补》与《校正书目答问序》。叶德辉对《书目答问》所做的校补工作，主要有二：一是补正刻书时间或刻书人姓名；二是增列善本、鉴别版本之优劣或指出版式之异同。它反映了叶德辉在版本目录学方面的独到见解。 2.2 目录分类 在目录的分类上，叶德辉依《四库全书总目》而有改进。《观古堂藏书目》是叶德辉目录学研究的代表作。叶德辉的图书分类思想大致与《四库全书总目》相似，只是仿照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在“史部”中专列“金石”一类。并根据清代金石学研究兴盛的情况，在“金石”类下又分“目录”“图象”“文字”“考释”“义例”等子目，他这种重视金石学的做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学术研究的动向和水平。 2.3 私家目录 我国古典目录学包括官家、史家以及私家等三种目录。叶德辉则对私家目录有特殊志趣。此类目录有异于其他目录的，是以多种形式，如题跋、按语、解题、注释、序文等，详细说明其版本及流布始末，叙述得书过程并兼辨其学术得失。此外，诸如史部中野史、外史，小说诸门类所著录的小说、戏曲、演义、传奇等内容文献，既不入天府馆阁，亦不收入官录，而私人之藏，凭其志趣与嗜好，无所束缚，故出现官府所无而私藏特有的现象。如晁氏《宝文堂书目》、徐氏《红雨楼书目》，皆著录了许多不入“官录”的小说、戏曲等文献。叶德辉认为“唐以来古文义法行，而方言俚语，遂不见于文人记载之书，而或时见于唐宋人小说中，然不能详也。详者惟传奇、杂剧及金元人北曲”，并说“假使当时此等小说流传尚多，正不知有多少隽语也”[3]。这种对私家目录的重视体现了叶德辉的独到见地。 3 结 语 叶德辉目录学思想对后世影响较大。如余嘉锡在其《目录学发微》一书中多处引用了乡贤叶德辉的著作《书林清话》一书[7]，如在《目录学发微·版本序跋》中引用《书林清话》、卷一《版本之名称篇》、卷一《古今藏书家纪版本篇》、卷七《汲古阁刻书》之四等等多处文字，可见余氏对叶氏一书的重视。孙钦善著的《中国文献学史简编》一书为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在论述清代近代古文献学的成就时，亦在目录版本方面的“其他特种目录”一节文字提到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一书，并简评其书为“专记刻书掌故”[8]。 [参考文献] [1] 杜迈之，张承宗.叶德辉评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6. [2] 申 畅.中国目录学家传略[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3] 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1992：36. [4] 叶德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M].长沙：岳麓书社，1999. [5] 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 沈俊平.略论叶德辉及其校勘学[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0(6)：47—50. [7]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8]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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