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黄河几处决泛地点查辨考

　　岳开英

　　黄河是华北大平原的主要缔造者，仅以大平原的冀鲁豫三省交界地带而言，已由地质勘探资料证实，在远古时候是一片低洼沼泽地和海湾，由于黄河等诸多水系，积年累月，昼夜不停的输送泥沙，地面逐渐抬高，形成平原。它对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提供了丰茂的水土资源条件，但是也曾频繁地无数次的给这方人民带来极其悲惨的灾难。历史就是如此无情似有情的向前演进着。自有史记载，大禹治水、疏川导滞，得到改善，但是以后黄河决口泛滥也从未停止。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宿胥决口徙，今天的濮阳市及其邻域从此即与黄河结下不解之缘，历尽秦、汉、晋、北朝、隋、唐、五代至北宋，黄河始终未脱离濮阳市境域，每出现一次决口，都要浸淹田稼、塌漂房舍、吞溺民众，造成重大损失。究竟决泛多少次?有关史书也记载不清。而北宋时期决泛次数更加增多，所以有“黄河为患，以宋尤甚”的记述。仅以濮阳市周围区域讲，有记载的重大决口竞达数十余处，为修治黄河，投入了大量役夫和财物，民众长期上河工、服劳役，闹得疲敝厌倦。明代内黄邑令周源对宋时民众修河有所追述：“不堪回首澶渊道，处处征夫起暮笳”。宋廷臣僚为修治黄河，引起了长时期的东流、北流之争，其争议焦点也在濮阳市周围。由于史书记载简略、为时久远、州县迁徙、村庄重名，不少决泛地点在哪?成为历史疑案和悬案。较为重要并有名的几处疑悬案，有汉时的王莽河，宋时的孙村决口等。王莽河是自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自魏郡决口河徙，冲出一条新道，因新河流水顺快，诸多治河议者不主张堵复，而成为新河，又因王莽篡位建国，国号为“新”，所以新河就这样被称呼起来，但是新河又掺杂时间概念，与以前的老河和以后的新河无法分辨，群众直接了当的称其为王莽河，把所有与“新”有矛盾的字眼，全都解决了。但是，后来事隔数百年，有的史书对水经注释不妥，把始建国三年已断流的西汉大河称为王莽河，成为令人怀疑的疑案。到北宋时期由于诸多原因，对一些决泛地点记载和查找不清，而成悬案，使黄河史事出现混淆和矛盾。为此，本人借此，对几个决泛地点作一查考探讨。

一、孙村决口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澶州孙村埽决”。自此之后，孙村这个村名，成为大臣议论重点，先后在史册中出现十余次之多，可见孙村口在其习寸治河问题上，占有十分重要位置。孙村究竟在哪?除只知在澶州之外，再未见详尽记述，有些地方史志书册说：孙村在清丰县，也未指明哪个孙村，说明孙村在什么地方，其文章撰写者也弄不确切。(一)三个重名孙村澶州境域(包括属县)，靠近古黄河故道者，有三个孙村：一在今清丰县瓦屋头村西2里；二在清丰县双庙村南1里；三在南乐县西北，今卫河西，距县城约30里。为简略叙述文字，依次称其为第一、第二、第三孙村。第一孙村在横垅故道以西，商胡故道以东，今潴龙河东堤右侧。潴龙河东堤，南起黄龙潭(横垅河决冲刷潭)西侧。经孙村西、至瓦屋头乡北部西草场村西，绵延20余里，至今仍有宽厚的古堤遗迹，堤坎平均高3米左右，自堤坎向东，地形逐渐低平。第二孙村在商胡故道(今潴龙河)左岸，南起市区岳村乡南田村，北至孙村，古左堤遗迹也很明显。潴龙河河势陡转迂回状态极其急骤繁多，说明黄河自此流经时间较长。第三孙村，在南乐县西境梁村乡北部，东邻卫河左堤，其西其东均显黄河故道遗迹。(二)黄河改道路线及争议时段划分1、黄河改道路线河决孙村埽的具体地点，因缺乏确切史载依据，无法、也不可能用一两句话说清楚，所以首先应弄清在哪一次改道路线两侧决口。北宋初期，黄河流经滑县、浚县、内黄，至濮阳县故县(今县城西南)西，折向东北，经今县城南，向东偏北方向流行，又经清河头以北向东流，至高堤口(今濮阳、清丰、莘县、范县四县交界)东入今莘县境(原范县，1964年并入莘县)。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九月，河决澶州横垅埽，决口堵塞，回河东流之后，又于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七月，在横垅埽第二次决口北流，流行时间14年。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河决商胡(商胡即昌湖，今有南昌湖、北昌湖、娄昌湖、宗昌湖等村)，又改道经今潴龙河西北流，流行时间32年。其流行路线经北昌湖北，向东北流，又经吴堤口西、翟湾东南，骤然呈现数次180度大转弯，第一个转弯经岳村南、南田村东、拐向东北，又自单拐村南，西折至双庙北，如此陡弯陡曲，至清丰县北，再西北流，自南乐县西北部人大名县境。嘉祜五年(公元1060年)河流于魏之第六埽决口东流，并在此继续开凿东流泛道成为二股河。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河决澶州孙村、陈埽，自此之后孙村之村名，屡在记载中出现。其决口年代正是在商胡决口北流的30余年之间，所以该孙村或孙村埽当在商胡故道两侧。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四月，黄河在小吴埽复大决，诏令：“东流已填淤不可复，将来更不修闭小吴决口”，大河又由小吴北去。2、东流、北流之争的时段划分自景德元年横垅第一次决口，至商胡决口改道北流，这一时期，在宋廷大臣之间，开始出现了回河东流故道和以新河北流的争论，争议的重点区域在今濮阳县东北及市区东部岳村乡，以宋初东流河道为东流，以横垅、商胡河道以及六塔河为北流。这是东流、北流之争的第一阶段。自公元1048年商胡改道北流，至公元1081年大、小吴决口北流，这一时期东流、北流之争的重点，北移至南乐和大名县境。以二股河道为东流，以未凿二股河前的北流(二股河口以下的西股)为北流。这一时期的争论时间较长，而且争论最激烈，可以划作争论的第二阶段。第三争论阶段在公元1081年小吴大决不塞与公元1099年河决内黄口之后，与孙村埽无甚牵涉，不再详述。．(三)孙村决1：7地点的初步查证三个孙村都在商胡北流河道两侧，需逐一辨别：l、第一孙村。该孙村既位于横垅北流故道以西，又位于商胡北流故道以东，按争论时段说，应以商胡故道为主查辨，亦即应从第二阶段的东流、北流争论为主要线索。据《宋史·河渠志》记述：元韦占二年(公元1087年)，张问奏言：“分河水入孙村口，置约，复还东流故道”。并得到宋廷的允准施行。该孙村与张问所说有矛盾：一是由此决口进不了第一阶段的东流故道，即便进入横垅河道，但仍属第一阶段的北流；二是张问的奏言在第二争论阶段后期，其所说归东流故道，并非第一阶段的东流。其先，在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十二月，开始修六塔河，引商胡河水人横垅故道，嘉韦占元年(公元1056年)四月初一，堵塞商胡北流河道，引水入六塔河，河不能容，是夕决口，溺死兵夫不可胜计。如果又以此地分水，其与六塔河两者地域相去不远，两者作用近似，所异者一是北流，一是东流。时隔仅30年，当不会忘记六塔河的严重教训。2、第二孙村。双庙南之孙村，在商胡故道以西，据《宋史·河渠志》记述，元{；占四年(公元1089年)八月，翰林学士苏辙奏言：“臣闻河道西行孙村侧左，大约人地二丈以来，今所报涨水出岸，由新开口地东入孙村，不过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涨水而夺二丈河身，虽三岁童子，知其难矣。……方河水盛涨，其西行河道若不断流，则遏之东行，实同儿戏”。苏辙的奏言，给我们提供了3个查辨依据：一是商胡河道不在该孙村侧左流行，尽管商胡河道因年久动荡迂回在孙村以南、以东和以北(商胡河迂回至该村南6里，迂回到该村东7里，迂回至该},-lzlt5里)，均不能认为西行孙村侧左；二是所说河水方涨之时的西行河道(与东行河道对比称西行)，无论指南乐县二股河的西股为西行河道，或指第一阶段的北流为西行河道，或指小吴大决北流河道为西行河道，费尽思索领会也解释不通：二股河口以下之西行河道距此太远，而且在下游；如以第一阶段的北流为西行河道，则商胡河道本身竞成为西行河，自相矛盾；如小吴河决北流为西行河道，其东至孙村只少有50里；三是如自该孙村决口，其水流必然进入商胡故道或在其左岸流行，均属第一阶段北流，不可能复归东流故道。由以上情况分析，可以初步认定清丰县的两个孙村，都不是元丰三年河决孙村埽的孙村。(四)澶州、德清、梁村与孙村之关系．，由于地名变更和村庄重名，极易造成后人误解，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宋史·河渠志》记载；“河决澶州孙村埽”；二是元{；占四年(公元1089年)，“都水使者吴安持因纾解南宫(今河北省南宫市)等埽危争，遂就孙村为回河(使水东流)之策。及梁村进约东流，孙村口窄狭，德清军皆被水患。”因此，“澶州孙村”和“德清军被水患”成为某些史志书册以为清丰境孙村的误解依据。为此还需将澶州、德清军和梁村稍加论证分析、作辨别参考。1、澶州。今濮阳市清丰、南乐、濮阳三县和市区，自唐代一直延续到北宋初期，即称澶州。据《续资治通鉴》记述：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属河北路。据《宋史·地理志》记述：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始置大名府路，辖大名、澶州等地。据《续资治通鉴》记述：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分河北路为东、西两路，属河北东路，此时河北东路辖大名、开德、河间三府、十一州及德清等五军。大概自此时澶州升为开德府，又据《宋史·地理志》记述：(开德府)本澶州，军一(德清军)，县七(濮阳、清丰、南乐、观城、临河、朝城、卫南)。此后的崇宁年问，还有革置，但在元丰三年(公元1081年)之后，与此无关。由以上记述可知：澶州辖清丰、南乐，“河决澶州”当以在澶州境城(包括属县)理解，不能只指濮阳，或只指清丰。2、德清军。后晋天福中(约在公元940年前后)，澶州号日德清军，据《续资治通鉴》记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二月，帝(宋太宗)次(到达)德清军。据《清丰县志》记述：后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改顿丘镇为德清军，治所在今清丰县城南旧城，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德清军治所迁陆家店(今清丰西北古城)。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迁清丰县治所于德清军故城。宋时的军小于州大于县，一般辖二至三县，宋初，德清军在黄河北，可能因开德府(澶州)交通管理不便而设置，并且在同时期、同一境域，既有德清军又有清丰、南乐两县并存。据此推测德清军当辖清丰、南乐。至少德清军相当于一个大县。所以“德清军皆被水患”，其所指境域应向西北伸展到今清南县边界，甚至更向北。3、梁村。都水使者吴安持所说“梁村进约”的梁村与孙村口联系极其密切，如弄清梁村所在位置，便于查辨孙村。在澶州境有两个梁村重名，一在南乐县西部梁村乡政府东北2里；一在清丰县古城西北7里。另有梁村铺，梁村铺是今南乐梁村乡政府所在地，当是宋时传递铺或漕运铺之意，因在梁村附近交通方便而形成。南乐县之梁村在第三孙村南，即在孙村上游，两者相距约lO里，在上游置约使水人孙村El很符合道理；同在元{；占四年，苏辙所言，“由新开口地东人孙村”，说明在孙村口的上游又有一个新开口，这个新开口更距梁村很近。据史书所载，黄河有数道河堤，靠近主流河者为缕堤，新开口地当在缕堤上，孙村口在最外一道大堤即正堤上，所以苏辙奏言中有河身入地2丈，由新开口地涨水出岸，在滩地上水深六七尺的讲述。清丰县之梁村在县西北，县内两个孙村都在县东南，梁村距第一孙村远达60余里，距第二孙村远达50余里。如自县西北梁村进约，使水人县东南的孙村口，按水力学原理讲，梁村与孙村相距遥远，根本不可能也起不到控制水流人孙村口的作用。关于元桔八年，因孙村进约造成到处决口泛滥的史事，还有一些说明问题的史载事例：如按《宋史·河渠志》记述：元{右八年二月，赵称上议疏“¨：…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东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在大名府境)河决患水不能闭也……今不谋此，而议欲专闭北流，此知一日可闭之利，而不知异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为力，而不知阚村方涨之势，未可并人东流也。”阚村是今大名县南部卫河边上地图不载的小村。这一段文字记载，完全是说第二阶段即南乐与大名交界处的东流、北流，又如：元祐八年五月，“水官卒请进粱村上下约，柬狭河门。既涉涨水，遂壅而溃。南犯德清，西决内黄，东淤梁村，北出阚村……北流(指第二争论阶段的北流)因淤遂断，河水四出，坏东郡浮桥。”这一段记述更加透澈的说明南乐县孙村和梁村是河决孙村埽和梁村进约的真正地点：(1)按地理位置说，只有在南乐县梁村进约，才能束狭东流河门。(2)及至在洪水到来之际，由于河门窄狭，下泄不及造成河门上游大段河道壅水，因壅水抬高了洪水水位，形成漫溢溃决，河水四出，就是说溃决口门不止一处两处，而且东堤、西堤都有决口，才能西边决口淹内黄，南边在东岸决口犯德清，东边决口淤梁村，北边又因进约溃决，水出阚村。以梁村与河门为中心而分南北，以梁村以上黄河南北线路为轴线而分东西。(3)清丰县的梁村在古城(德清军治所)西北仅六七里，即在德清军境，又靠近德清军城，史书记载中所说，既已淹了德清又何必重复东边淤了梁村，而且阚村与梁村无法对比言东和北。(五)河决澶州南乐县孙村埽的独特引证材料。上文对几个孙村互有关联的史载材料，已作了初步辨别查证，另外有一些记述材料只适用于南乐县孙村。1、二股河与魏之第六埽二股河口的概约位置。《宋史·河渠志》记载：嘉韦占五年(公元1060年)，河流派别于魏之第六埽，日二股河，其广200尺，自二股河行130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日四界首河。《续资治通鉴》记载：嘉祐五年，河北都转运使韩贽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经，宜浚二股渠，分河水流入赤金河，可以纾(解)决溢之患”。“春正月，凿二股河”。魏之第六埽在哪?宋时大名府辖今魏县、内黄、大名等县，澶州(开德府)辖濮阳、清丰、南乐等县。商胡改道和小吴改道北流之时，大名府的黄河埽工，以近府开始，自北而南统一新编序号，魏之第六埽即大名第六埽。今南乐县西界以西约6里的魏县境，有村名日第六店，在清丰县苏堤村东北约9里，与苏堤以卫河相隔，(1979年卫河施工时，冀豫两省为争取建苏堤桥的桥址，河南省向海委要求建在苏堤西北，河北省要求建在第六店正南，笔者本人为此事曾数次到第六店查看)。宋时黄河的埽工和沿黄河的漕运铺均按派别编号，甚至同一地区的埽工和铺也用同一个序号，第六店当是铺或埽的演变。据《续资治通鉴》记载，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秋七月，“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决，湮馆陶、永济、清阳以北”。依此推测第六埽当在第四、第五埽之南，即第六店附近。《宋史·河渠志》记述：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八月，张茂则奏言：“二股河东倾已及八分，北流只二分，八月戊申，北流闭，时北流即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许家港东去，泛滥大名、恩、德、沧、水静军五州军境。”许家港位在大名南偏东约12里，在南乐县大北张村(卫河施工的河南省工段终点)北约lO里。从这一资料看，二股河口当在许家港以南、南乐县西部境域。2、二股河的上游段在澶州境据《资治通鉴》记载大意说：熙宁四年十一月：“议者争言疏导黄河之利，张茂则提出：二股河地势最低，而且已有旧堤防作依凭，如今堙塞的河段才二十余里，如度量河水湍流的多少，使其回河人二股河，再保存清水镇来分散其水势，则急流可以变缓，决口可以堵塞。”宋神宗同意其建议，“令河北转运使司开修二股河上游，并堵第五埽决口”。任都水丞的程防，想尽量抽调各州修治河堤的兵夫疏浚二股河上游，要求抽调按以往规定不应到外地服役的镇宁、河清几处州军兵卒到二股河上游参加施工，镇宁(今濮阳县西南之故县)佥判程颖依已往规定拒绝抽调，程肪奏知朝廷之后，允其自镇宁抽调八百人。其时正置天气大寒，镇宁兵夫从工地逃跑回到镇宁，镇宁州官畏惧程防，不敢开城接纳，程颢说：“他们为了逃避死亡，自己归回，不接纳入城必生叛乱，程肪若责，我自当之”，并亲自去开城门，抚谕约定，休整3日再回工地。此后程肪因回朝奏事过州，扬言：“渣州(工地)兵卒之乱，是由程颢从中诱使的。”由这一史例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二股河上游确在澶州境；二是大名第六埽在第五埽之南，其第六埽的位置在大河西岸，即第六店一带，其大河东岸即二股河首。如果二股河在今濮阳县或清丰县境，则濮阳兵卒一I-_河工服役，是职责所系，不能视为远出外地施工。3、孙村决口与二股河东流的关系《宋史·河渠志》记载：元{；占元年(公元1086年)十一月，秘书监张问奏言：“臣至滑州决口相视，迎阳埽(今浚县迎阳铺附近)至大、小吴，水势就下，旧河淤仰，故道难复。请于南乐大名埽开直河(载弯)并签河(分流道)，分引水势入孙村口，以纾(解)北京向下水患”。领都水事王令图亦为然，太后(垂帘听政)即将允准，北京留守韩绛奏：“引河近府非是”。因而又诏张问别相视。元裙二年二月，张问相视回，复奏“如前议，分引河水入孙村口，置约，使复归东流故道(二股河)，”太后从之。说明孙村口在南乐大名埽稍下。关于“南乐大名府埽”这个词句，依笔者浅识：其时南乐属澶州，澶州黄河埽工共13埽，即濮阳、大韩、大吴、商胡、王楚、横陇、曹村、依仁、大北、冈孙、陈固、明公、王八13处埽工，其中大北埽即在南乐西北边境大北张村一带，就是实证。因大河东岸是南乐县境，大河西岸或是大名境或是南乐县但紧邻大名境界，按一般防洪工程规律说，大河西岸即便属澶州南乐县，但再西已无多大区域面积，由此决口出水，主要受害者是大名及其以下州军，所以大河西岸埽工由大名修筑和管理，这种事例，不但宋时，而现在也仍然存在。按上述记载资料说明孙村当在二股河口稍下。4、孙村口是小吴决口北流后的争议主题孙村口不但是商胡改造北流后的分水东流口门，也是以后小吴决口改道的分水口门，而且孙村几乎轰动北宋所有臣僚。(1)小吴河决北流后的河行路线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小吴埽复大决，自澶州注入御河，(小吴口的具体地点，在内黄县南部梁庄乡，下文另有查证)。小吴决口改道后的新道已远离商胡河上段，即远离清丰县的孙村。其流行路线在元格三年(公元1088年)，户部侍郎苏辙上疏(向宋皇奏事)有所透露：“今河自小吴北行，占压御河故地、虽使自北京以南折而东行，则御河湮灭已一二百里……”。说明自小吴决口北流，经大名以西，通过人为工程改由大名以南，折向东行。(2)孙村口是小吴河决北流的争论焦点元裙三年(公元1088年)，三省和枢密院所有官员包括右相范纯仁，仆射吕公著，尚书王存，户部侍郎苏辙以及文彦博、胡宗愈、曾肇、王令图、张向等都参与了北流、东流之争论，其争论焦点多集中在孙村，今援引两个事例，以显示孙村的重要地位和其概要范围(用白话文叙述)：其一是王存、胡宗愈的一段奏言：“前些日子，听说太后意旨，令仔细慎重商议，然而数日以来，诸多意见仍未统一起来。有人说，令建议者作出保证，写出军令状，臣等也是建议中人，思索再三，觉得此法不妥。因此，请太后再派官员前往查视。即便建议者作出保证，但他们的见解也不过达到现在认识程度，如果按其建议动工修河，一旦因效果不好，造成灾害，后果不堪收拾，既使给他们加罪，也与事实无所补益……若能全回大河，使水人孙村故道，岂不是上至朝廷下至臣民的通愿?但恐不能成功，其危害将比今天大得多。……自恩魏以北，另寻疏导归海去处，不必专主孙村。”其二是苏辙与曾肇的一段奏言，苏辙说：“臣听说有关修河的材料到阙，而昌言：黄河自小吴决口，乘高注北，水势奔快……朝廷若以河事会臣．不役一夫，不费一金，十年保无河患，……虽然已派遣范百禄等人出去察看治河(北流)的利与弊，但是谁保他们不是观望风声和猜测圣旨意图说话。愿立即收回购买梢草的机构和职权，来岁也不要调派开河兵役，使范百禄等人知道圣意对东流、北流无所偏依，让他们不至于阿附他人意见，以误国家。”曾肇说：“数年以来河北灾伤，今年稍有熟收，民力尚未恢复，虽然回河之策已定，梢草已具，也无办法可施，以前王令图、张问欲开引水签河，导水入孙村口，还复故道，议商此事者，多有怀疑……王孝先独反其说，其初要求开减水河，将他召赴都党询问之时，又请求以二年为期。等到朝廷责问．他又慌忙地说，来年取水入孙村口，若河流顺，工料有所准备，就可闭塞(北流)，回复故道。完全是推托搪塞之词”。上列两个事例，虽似离题稍远．但其大意处处联系到孙村。由此可证明孙村口既是商胡河道下段的二股河口门之一，也是小吴河道的东流主要口门，它与清丰县的孙村毫无联系。5、孙村近金堤元丰三年河决澶州孙村埽的孙村，西距金堤不远，《宋史·河渠志》记载：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十月，知澶州王令图建议“浚迎阳(迎阳铺在浚县)旧河，又於孙村金堤置约，复东流故道。”此处所说‘金堤置约’，即西接金堤向河内修筑拦水堤坝。《续资治通鉴》记载：元桔八年(公元1093年)十二月，“先是(其初)水官锐意回河，请日：河流浅狭，权堰断(暂以堰坝截断水流)，使水入孙村口”。又河北转运副使赵称上《河议》书略说：“自有司回河几近三年，工费骚动，半于天下，复为分水，又已四年，古所谓分水者，回河流，看地势，导而分之，盖其理也。今乃横截河流，置埽约以扼之……”。两次记述均指出横截河道的置约办法。筑长堤以障水的措施，始自战国，西汉哀帝初(公元前6年)贾让上治河三策，其中记述：“堤防之作，始于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20里。”又说：“从黎阳(浚县)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余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其所说正是西汉以前大河流经的黄河古堤。《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对金堤的解释说：金堤，西汉前专指东郡：魏郡、平原郡境内的黄河两岸大堤，因其高厚坚固，又以石护岸，故称金堤。《内黄县志》记述：“金堤在县东，上接大名，下连滑浚，沿延数百里，汉成帝时，王延世运土塞河决，因金堤而增筑之，上有秦女楼，金堤驿”。这是大河左金堤；依据有关县志和现在古堤断续遗迹，其右堤南自濮阳县土垒头，经戚城，清丰西关，枣格村东，南乐县闫王庙，寺庄东，远古宁甫村南南北一线断堤残垅遗迹即西汉前大河右金堤。在孙村金堤置约，复东流故道，并横截河流筑堰，应是自左岸起自金堤向河内伸展横向堤甥，逼水东流。虽然东汉后自濮阳县境东流的河堤，后来人有称金堤者，但距清丰县的两个孙村均甚遥远．无法也不可能把孙村与金堤联系在一起。6、澶州至北京官道与孙村自澶州(今濮阳县城西南)去大名，须过河至北城(今濮阳县城)，经清丰(万历四年即公元1044年，治所迁至清丰县西北的古城)，又经南乐(先在县城西北谷村，因水患，于元丰四年即公元1081年，迁今址)，再经孙村附近渡东流大河正北去大名。这是宋时官路，今古城村南有村名日“官路边”。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元丰占八年十月丙寅，监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缘使事至河北，自澶州人北京，渡孙村口，见水趋东者，河甚宽而深，又自北京往沼州(河北省永年县)，过杨家栈口复渡，见水趋北者，才十之二三，然后知大河宜闭北行东，乞下都水监相度”。郭知章并非因河事去大名，已在濮阳南北城之间渡过一次黄河，不必要再自澶州北城向东北绕道数十里，由清丰县东南的两个孙村渡河；而且大河自商胡改道北流后，在其下游(南乐县境)又分成二股河，如自清丰县的孙村渡河去大名，还需3次渡河方能到达大名。如再加杨家栈，共渡河4次，与郭知章所说极为矛盾。(六)孙村决口地点结论黄河自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河决商胡埽改道北流，又于嘉稿五年(公元1060年)，自魏之第六埽分为二股，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澶州孙村口在二股河口稍下，经过人为置约和疏改，自孙村口出水仍入二股河东流河道。河决孙村埽的埽工在南乐西北孙村附近，亦即南乐县孙村是真正的元丰三年，河决孙村埽的孙村。有些地方志等史书记述孙村埽在清丰县孙村附近，当属误解。当孙村的所在地点未弄清之前，有关诸多宋时黄河史，出现混乱和相互矛盾，而不得其解，当孙村、梁村等地点弄清之后，再看宋时黄河史，则顺理成章，本人为此，俗烦累赘，而不敢苟且把此历史事地更正记述下来。二、大吴、小吴和曹村(一)曹村决口《续资治通鉴》记载：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八月，河溢曹村，遂即堵塞。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七月已丑，又大决曹村，澶渊北流(指商胡河决改道北流)遂断绝，河道南徙，东汇梁山张泽泺，又分为两支，一支东南入淮，一支北流人渤海。灌淹县45，坏田30万顷。宋神宗诏命修闭，而故道已堙，淤而高仰，水不得下，命枢密都承旨韩缜相视，韩缜视回奏言：涨水冲涮新河，已成河道……欲只用新河，量加增修，可以经久，(帝)从之。直至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夏四月戊辰(二十四日左右)，才堵塞决口，《宋史·河渠志》记为四月丙寅(二十二日左右)，两者记述基本一致。五月甲戊朔(初一日)，曹村新堤成，长110里。计用工190余万，用材1289万，钱米各20万。’今濮阳县城西南25里，澶州南城西10里一带，有吉凌平、董凌平、马凌平、常凌平、李凌平5个紧邻村庄，即原曹村。该村正处于宋大河故堤遗迹高处，由凌平东北至今濮阳城关沿线，有候道口、徐堤口、刘堤口、宋堤口、南堤等村，有明显的古堤(汉右金堤、宋左堤)垅脉。曹村决口时，因有“龙见河决”之事，．上报宋廷，故元丰元年堵塞决口之后，为表示庆功和吉利之意．沼命改曹村埽为灵平埽，凌平当是繁体“囊”字的省笔演变，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进行文字改革，始将繁体“囊”改作灵，而凌平少省笔记法早在文字改革之前，一直沿用，未予更正．(二)大吴、小吴决1．71、决口时间。至和中(公元1055年)，“河决小吴埽，破东堤顿丘口”。元丰三年(1080年)七月．“漓州孙村、陈埽及大吴、小吴埽河决，诏外监丞修闭”。元丰四年四月，“小吴埽复大决，自澶州注御河”。诏日：“东流已填淤不可复，将来更不修闭小吴决口，候见大河归纳，应合修立堤防”。元丰五年七月“决大吴埽，以纾(解)灵平下埽危急”。这次河决当是人为扒口，《黄河变迁史论述》记述：“七月壬午，水冲灵平埽，依旨决大吴埽，使水下流。”2、地理位置与地形。今内黄东南境，中召西北、梁庄东南有刘大吴、曹大吴、王大吴三村，梁庄东北5里有乔小吴、张小吴两村，当是其时黄河决口之处。小吴东北有决口冲坑遗迹，坑潭呈北偏东方向，长条形状，宽约400米，长约800米。大吴村正北有3个品字布列的冲坑，均小于小吴东北坑潭，说明水流稍有扩大散弯转，两处决口水流路线均北经清丰内黄边界，北人南乐县，又自大名注御河。3、史证材料。据《宋史张问传》记载：“张问言：曹村、小吴南北相直，而曹村当水冲(顶头河弯)，赖小吴堤薄，水溢北岸，故南堤无患。若筑小吴，则左疆而右伤，南岸且决，及并京畿为害”。这一记载，清楚确切的说明了小吴的地理位置，即曹村在河右岸，小吴在河左岸，两村隔河南北相对。又依《续资治通鉴》记载：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八月，“是月河溢澶州，曹村埽决，镇宁佥判程颢方救小吴，相去百里，州帅刘涣以事急告颢，一夜驰至，涣俟于河桥，颢谓刘涣日：曹村决，京畿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当为．请尽以两军(地方军)见付，事或不集(济)，公当亲帅禁兵(国家军队)以继之。涣即以本镇印授颢，颢得印．不暇人城省亲，径走决堤，……颢命善泅者度决口，引大索以济众，两岸并进，数日而合。”这一记述文字有两处需加说明：其一，“相去百里”：澶州州址和镇宁军军址都在今濮阳县西南故县村即南城，自澶州去小吴，须经惟一的北城之南浮桥，相距20里，自北城去小吴，须经漓州去内黄县(县址在今内黄西旧县)官道，今内黄县东南张包村是惟一的道口和渡口(参见《内黄县志》)。骑马行官道必须经张包，澶州北城距张包40余里，然后再自张包走小路去小吴，又是30余里。所以自澶州南城去小吴相去百里，实际直线隔河相距仅十五六里；其二“俟于河桥与不暇入城省亲”：当程颢得知曹村决口消息后，打算与刘涣-一起_去曹村，按刘涣的意思还是经澶州北城过浮桥去曹村，程颢因路远不同意，乘船自下游(船顺流而下)渡过河去，此时已距澶州南城很近，程颢因决口事急，没有时间去南城告诉家中一声，竟直接去了曹村。这一史实记载是曹村与小吴隔河相对的有力佐证。由此可以肯定今内黄县东南小吴村就是元丰年间河决小吴的确切地点。三、内黄口(一)黄河决泛内黄及冲坑遗迹今内黄县南部，大小吴以上，有3处黄河决口冲刷沟潭痕迹，自东而西，一是硝河，南起滑内两县边界，经大柴村西、向西北弯转，呈月牙形至后化村东，长达40余里，号称45里硝河破；二是北海头，自浚县善堂乡临河村南和王庄东，跨越浚内两县边界，至北海头东，有断续冲坑五六个，连接总长20余里；三在浚县善堂西北．内黄县孙小砦西。这些决口冲刷遗迹在1970年以前，尚有蓄存水能力而未干涸。而且有较明显的边岸，水中有鱼，问有杂草、芦苇。前两处遗迹均有横截西汉以后大河故道之势。后一处斜切禹河故道，这些冲沟和冲坑，如果发生在北宋以前，当早已堙埋淤淀，形迹消弥，北宋之后，大河南徙，当不是人为力量造成如此地形，所以当是北宋时黄河决泛所形成。宋时有涉于内黄境域的黄河决溢和决口记载有5次(不包括大小吴)：一·在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十月．澶州河决．水西北流入御河，浸大名府城；二在元丰五年(公元l()82年)六月．‘河溢北京内黄埽；三在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于内黄下埽闭断北流，然至涨水时，犹有三分水势；四在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六月末，河决内黄口，东流断绝，自六月末决口未堵塞，至八月，大河水势已十分北流；五在元符三年，会四月，河决苏村，注御河。(二)内黄县境域变革为了弄清5次决泛地点，尚需把内黄南部变革情况作简单介绍，北宋前中期，内黄南部境域属澶州临河县，后因地处黄河左岸，而且黄河屡在此境域决泛，造成东西交通切断和行政管理不便，临河县废。临河县治所在今浚县善堂乡临河村，县废之后，其县东境域和县北境域并入内黄县，其西南部包括城址并入浚县，从此内黄县与黄河始有直接接触。临河县何时废或迁徙?未见记载，据推测，约在熙宁六年以后，元符二年以前，这一时期有许多州县兴废和名称更变记载事例，在此不多赘述。再者，此后内黄南部境域有关河事的记述，不再出现澶州河决等记述字眼，开始以内黄代替澶州。但是也给我们带来一个新问题：一般县治兴废多有记载，而临河县废年月记载不详，可能县治有所迁移，今濮阳市区岳村乡南部，黄河故道左岸，有临河砦村，个别地方史志稍有透露，认为该村曾为临河县治所，因无确切证据，叉对本文关联较少，当另作查考。(三)几处决泛地点的概略辨别1、硝河。淳化四年河决澶州，早于小吴复大决之前，其时临河县属澶州，也正是东流北流之争最激烈之时，突然由上游决口，河水西北流入御河，造成御河这条河北漕运大动脉到处决溢和被泥沙堙淤。影响漕运，所以决口又予堵塞。如果这一年决于小吴口门下游，不会西北流入御河，既是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之必然，又被小吴决口所证实；同时必将泛滥下游州县，这次决口早于小吴决口60余年，按洪水泛滥对下游州县的影响，当大于至和二年，但小吴必下区域未有任何灾患记述。硝河即今马颊河线路，在濮阳、南乐、大名县志中多有记载：濮阳县志说：硝河在州(开卅I)西，源出浚县．流经滑县，分为二，一支流经开州西，为马颊河，又东北流经戚城北，汇为赵村坡，东折人岳儒固(南乐境)；南乐县志说：岳儒固河．在县西北4里，岳儒固西南，自清丰里(固)村入境；大名县志说，硝河两岸产硝故名，其源出河南浚县流经滑县分为二，一支由内黄人大名县南界，东北注於三角潭，分十之三……。三书只说明硝河自滑县分为二支，北支小南支大，但无说清硝河成河年月，从该河切断西汉大河、东汉大河的形势分析，成河时间当在北宋或者只是北宋及其以前的黄河左侧排泄涝水之河，今内黄县的硝河并非原硝河主流，最多只能算作北股支流所经，它的河流方向当应自南而北，但很小，今遗存的这段45里硝河，沟形明显，河岸陡嫩，宽达百余米，甚至更宽，最窄的子漕沟宽也有五六十米，长达40余里而无间断，呈南北流行方向，不是一般涝水河道所形成。依据硝河以下地形和迹痕，以后化村，东姜庄，沿今杏园沟人卫河。正符合淳化四年西北流入御河情况，人们已有所认识。2、元丰五年六月，河溢北京内黄埽，紧接于当年七月，决大吴埽，以纾灵平(濮阳曹村、今凌平)下埽危急。一般说上游河溢，洪峰削减，下游不会再决口，从“纾灵平危急”来说，也当距灵平不远。说明内黄埽在大吴口门之下，也说明内黄埽不是内黄口。3、绍圣元年，“于内黄下埽闭断北流”的记述，并非指在内黄下埽决口，所言“犹有三分水势”也非指在内黄下埽处有三分水势北流，以其前后河事情况联系起来看，当指元丰三年和元丰四年(绍圣前一二年)数次数处决口的下游河段中闭断北流．回河东流而言。如果自大吴以上堵塞河道则东流北流之称均不复存在，并且必将从更上游另行冲决而成新泛道。由此可以说内黄埽远在大小吴之下。(四)内黄口的位置本节重点是探讨内黄口，所以把它专列一段讨论。l、自元符二年河决，在记载中出现了“内黄口”的名词，一般说，内黄口、顿丘口、清丰口等，当指河道刚刚进入或接近该区域的第一个河口、堤VI或道VI而言。内黄东南部(临河县东部)，黄河几乎全在此境域流行，凡黄河左岸皆属内黄县境，根本分不出哪一个地方是内黄口，哪一个地方不是内黄口；但是，在内黄西南部却不一样，内黄新县界已接近黄河，但未南伸至大河中心或岸边，新县界即当时左堤路线，这是由于黄河在浚县东北，紧靠内黄向东流行，至临河县境中部才折向东南，临河县废后，县城临河村是当时交通重要城镇，黄河主流就自临河村以南以东和东北流行，当临河县城及周围直属村庄划归浚县时，无法也不可能以河心为界，即不能把河左包括河西，河北等地划归内黄．又因左堤仍然保留起着防御洪水作用，只能以左堤为新县界。内黄县东南部，包括中召、粱庄、后河等乡均属临河县，后河以西7里稍偏南的店当村即属临河(见《内黄史志选编》第一辑)，而临河县西部北界，因大河流势所关，I临河县与内黄县界当自店当，后河东西一线，还应在北。依今内黄县边界形状，像似8块小正方形成对排列组成的长方形，南北长东西窄，但缺少左下角的一个小正方形，当由临河县废之后所形成。元符二年泛道，正是流行于所缺小正方形的右上角：2、Il缶河村距县界仅约5里，唐代之时．黄河即在临河村东侧流行，唐诗人岑参在《临河留题黎阳楼》日：“黎阳城南雪正飞，黎阳渡头人未归……邑中雨雪偏著时．隔河东郡人遥羡”等语(临河曾为黎州治所)。黄河自大侄山东北流近内黄界，不少史书多有记述。元符二年河决北流，正与海头南北一线串珠式冲坑相吻合。3、元丰四年小吴大决之后，自澶州注入御河，诏令东流已填淤不可复，将来更不修闭小吴决厂1，自此之后大河自其一t-游北决不再复堵已成惯例，其原因：一是有诏命；二是大河决口越上移，越易危及京畿，如大河南决，无论东流议者或北流议者，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北岸决口皆决而不塞，包括元符二年北岸决口也未堵塞。如是竞给我们提供一个很简单的辨别决口遗迹发生于何年的方便，就是说，可以按照年代先后，自下而上的寻找决口地点，或者说，绝不会先在上游决口未堵又在下游决口。由此可以推断，北海头南北一线，自浚县了堤头、善堂乡王庄、内黄县老塔坡、汉晁、流河、穿越禹河故道流人卫河的决泛线路，即元符二年河决流泛路线。4、内黄口在哪?元符二年河决内黄口，当是自左堤决口。其时左堤线路，按现遗残堤脉垅，予以串连，其东部自东而西，经王固埝、大吴北、小吴北、留固、张亲砦，东大城、牡丹亍一线，其西部即浚内两县边界。内黄口在浚县善堂乡的王庄(非浚县北的王庄)与内黄县郭桑屯之间。四、苏村决口与苏村河涨(一)苏村决口《宋史·河渠志》记载：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会四月，河决苏村”。这次决泛情况十分严重，治河官员遭到责罚，中书舍人、龙图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兼专功提举黄河河事的张商英被免去兼职，其他治水官员一律罢官。苏村在浚县东北，位于浚县、汤阴、内黄三县交界的浚县境，距北宋黄河故道约十六七里。此次决口当是苏村埽决口。北宋浚县的黄河埽工有苏村、齐贾二埽，今浚县东北，邻近浚、内两县边界有齐家、贾村，两村近邻，齐贾埽当在此处。其时黄河自大侄山东北流，只左岸埽工属浚县，河右岸属滑州．浚县左岸多山丘，只东北一段河道易出险而有埽工，故只有苏村、齐贾两处埽工。苏村埽在齐贾埽上游，依据地理、地形和有关资料对照，当时黄河自大1丕I上I东北流，又大弯转折向东南，经临河县城以南，沿今滑内边界东去，苏村埽是大弯转西北角险工，现存潭坑遗迹当在左堤外侧。这一带土地疏恶，沙土多，地形低下，村庄稀少，是古禹河故道和右岸背河洼地。自夏禹以后，直至北宋，黄河长期流经此处，遗留下很多沙丘，堤垅和坡洼。甚至村庄名称如下河里、白毛里、曲河、东池、丁池、了堤头、刘坡、小滩、沙堤、均与黄河有关，今浚县境东西池即东西鱼地，在宋时黄河右岸，滑州鱼池埽约在此处。以小滩命名的小滩坡，是历代御河、卫河行洪滞洪的必经之地。为排除这一带积涝。于1962年以后，浚内两县在此挖排水沟一条。名日浚县内黄边界排水沟，简称浚内沟。小滩坡北侧是禹河故道沙丘，浚县了堤头正北，内黄县东化固村南的县界上有明显的冲坑沟潭遗迹，当是元符三年黄河决口冲刷而成。(二)苏村河涨与黄御汇流据《宋史·河渠志》在御河篇内记载：“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黄河涨人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馆陶县，败庐舍，用夫(兵)三千，役(民工)二十一万余众修西堤(御河堤)，三月始毕，涨水复坏之”。元符三年和崇宁二年，两决洪水由此决口泛滥，均横穿禹河故道流注御河，此后多年，黄河与御河又汇成一股河道，称作黄御汇流。史书对这两次洪水决泛的记载中，有两个字耐人寻味：会四月的“会”字，不多见，可以理解为刚刚到或才到四月份，黄河就发大水，决了口，“会”表示肯定语气，即肯定在四月份河决苏村；涨入御河的“涨”字，也很稀奇，宋时文言记事虽很简略，但用词却很讲究，当不会记错，就是说黄河洪水确实是涨人御河，并且流泛数百里至馆陶。一般说，河水涨升超过堤顶漫溢堤外而河堤未被冲坏，应记作河溢，如河堤被冲成决口，应记作溢决，如因堤防单薄或有隐患或质量不高而决口，则记为溃决或河决。涨人御河而且其洪量能流泛甚远，是何原因?由《续资治通鉴》得出了答案：原来自元符三年春苏村人为决口之后，决口口门一直未有堵复；元符二年十二月壬戊．水部员外郎曾孝广奏言：“大河见行滑州通利之问，苏村埽今年两经危急。清自此埽危急之处，后来年水发之时，乘势开埽，导河使之北行．下含内黄县西行河道，永久为便。(上)．从之。”恰至四月黄河发大水，洪水由苏村埽下流御河．在苏村埽之下冲刷成巨大潭坑，在苏村埽以上的滩地内，冲成沟糟新道，形成自然分洪道。所以崇宁二年有涨入御河的记载，“涨”字的用词确是十分恰当。从此黄河又一次出现大分流，可惜后来有关河史书册未予明确指出，包括《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也未把曾孝广的奏请编选进去。不但如此．因为黄河占用了御河河道，黄河成为主题，御河自苏村以下河段的名称已不复存在，所以把这一河段的史事完全记人黄河身上，在记述御河史事时却不再提及，今举几个事例作证明：1、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春，尚书省言：“自去夏苏村涨水，后来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堤”。所说西堤即御河西堤，“全河漫流”和“已淤高三四尺”也是指御河。道理很简单：黄河本身已经决口，洪水下泄有路，不会再全河漫流，这是其一；其二，自元符三年四月至次年春，倘不到一个年度的时间，黄河淤高三四尺不可能，按现在黄河情况说，每年平均淤高1—2公寸，而且这是对淤积河段讲，当决口后，其决口上游河道水流顺快，应该冲深而非淤淀，对决口下游的原河道说，含沙量多的高峰水流，已自决口处外流，低含沙量的枯水时期，仅只半年时间，也不可能淤高三四尺(约合今l一1．3公尺)，但是自决口汇注御河后，却有如此可能，不是可能，而是肯定，御河河道浅狭，黄水注人，必然全河漫流，由河内和堤外，宽水面、浅水深，缓慢流泄，岂有不淤之理?2、这一时期属东流、北流之争的第三阶段，接近争论末期，北流议者占上风，主张北流的左正言任伯雨奏言：“河为中国患，二千岁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今朝。而徇众人偏见，欲屈大河之势从人意者，莫于今世。臣不敢远引，只如元{右末年，小吴决溢，议者乃谲谋异计，欲立奇功，以邀厚赏。不顾地势，不念民力，不惜国用，力建东流之议。……一旦决溃，又复北流。”任伯雨的这一奏言是在“自去夏苏村涨水，后来全河漫流”之后，紧接着发表如此议论的，他又接下去说：“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宽立堤防，约拦水势，使不至大段漫流，乃为长策”。其所说宽立堤防也是指注入御河之后的堤防。3、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二月，工部提出奏请，“乞修苏村运粮河堤为正堤，以支涨水”。上文已提到黄河河堤有数层数种，如缕堤、遥堤、正堤等，此处所言“运粮河堤”当指河北漕运大动脉一御河的堤防而言，而且当为西堤，道理是：由于御河东堤与黄河左堤已被决口切断，已有记载，如元符三年三月，河北都转运使兼专功提举河事的张商英奏五事，皆言内黄决口改道后的措置问题，其中第四事说：“筑御河西堤，开东堤之积。”御河东堤之外常年积水未排除，漕运不便，所说“以支涨水”，也说明把御河变为黄河主流道，亦即黄御汇流。上举三个事例说明苏村决口未堵复，又形成二股河分流或改道形势，其后，也未有堵口记载，甚至形成多股分流的烂摊子，第一阶段的东流，第二阶段的东流，小吴北流，内黄口北流，苏村北流，都未见堵复记载，甚至自元符三年以后，御河即成为黄河主流干道，直至北宋灭亡，黄河主流仍然行经御河道路。据《宋史·钦宗纪和高宗纪》均记载有在靖康元年，康王赵构自相州渡河去大名，说明其时黄河流经大名西。直至金代大河南徙，黄河改流人御河的河道，仍然保留完好。金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后，大河自左岸决口，据《内黄县志》记载，该年河决县漂，平地水深2丈余。此时的内黄县城在今县城西28里的旧县村。据《宋史·五行志》记载，金章宗明昌四年(公元1193年)六月，河决卫州，魏州、清河、沧州皆被害。这些史实是苏村决口未堵，黄河多年改流人御河的佐证。三个事例已把涨人御河的“涨”字，找到正确答案，无论春汛、夏汛、秋汛，只要黄河涨水，就流注御河。由此忆起一桩疑案：据《宋史-岳飞传》记载“飞生未弥月，河决内黄……。”这一史实，后来诸多人产生怀疑，认为岳飞降生之年，黄河不流经内黄，而且岳飞生于农历二月，这时黄河不会发大水，但是详析其时决口情况，则疑窦尽解，但并非肯定岳飞生于崇宁二年，为防离题太远，不在此叙述。五、黄河李固渡口李固渡是宋时黄河重要渡口，北宋末南宋初，“宗泽救援开封，引兵奇袭李固渡，遣壮士连创三十余寨”，“开封留守杜充，闻金师至，乃决黄河入清河，以阻金师，金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河决李固渡，水溃曹州城，自是河不再复。”从此李固渡以光荣和耻辱名震中华，《中国自然》、《中国地理》、《中国历史》以此为黄河第四次大改道。李固渡的具体地理位置在哪?成为千古疑案。弄清它的具体地点非常必要，滑县水利局工程师崔孔熙同志曾有所查考，笔者本人在1957年大跃进之初，带领一班水校学生支援水利化，在延津一年，后又因新安两地水利纠纷，数次去过延津、滑县边界，稍有了解，为此，作一初步探讨。据《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李固渡位于滑县南四十五里”。这一注释似不甚确切，按这一带的地形看，自滑县老城关起向南偏西，有古金堤(即宋右堤)残堤断垅遗迹，且有白西南流向东北的柳青河故道，虽有沙土地带，但较平坦，丽不明显，李固渡如在滑县南四十五里，则处于大河右堤之外，似不合理。南宋楼熠《北行日录》记载：“乾道五年金大定九年(公元l169年)，腊月十二日，楼熠经开封出使金国，因北渡无住宿处，向西北拐，夜宿胙城县城(胙城在延津县北部)，次日五更．东北行四十五里到黄河，闻因河决(大定八年即1168年，河决李固渡)浸损口岸，去年人使迂行数十里方得上渡，今岁临时措置，只就浅水上积柴草为路里余，车马行其上，簌簌有冰泮声。河心有沙灯，甚宽，盖河决所淤积者，一行人马尽于此登舟。上下冰合二寸许，惟通舟处，见水面数丈。马行三里许．饭武城镇(滑县沙店)，又东北行，四十五里，宿滑州(今滑县老城关)。次年正月，出使回，自滑州又四十五里武城镇(沙店)，进早饭，然后人马至河，见去程所行李固渡口，以冰泮水深．柴路不可行”。今滑县延津交界的沙店、李皮砦一带正符合《北行日录》所说情况，胙城在其西南45里，滑县在其东北45里。，另外附带谈一谈：《北行日录》全似日记，无甚意义，实际处于南宋与金对峙阶段，又是出使金国，不敢明目张胆的流露自己的思想，但言语字句之间却隐含对故土沦亡于金之后，更加残破的挽惜爱国思想。今李皮砦南约3里，河道村西约7里，有两个潭坑，西日老龙窝，宽2里，长4里；东称苗家洼，宽约5里，长约8里，当是金大定8年黄河决口冲刷而成。两个坑潭均是西部边缘陡峭，东部边缘平缓，地表砂碛，西部略粗东部略细，这些象征说明当时决口自西向东流泛。这两个潭坑，其一当是建初杜充扒口所造成，另一个系金大定八年决口，决口流势看，可能因地形关系，水流折向东南，今滑县泥马庙村南约14里，沙店东南约5里，有长达8里的明显大冲沟遗迹，宽约百米，又趋东西流人柳青河。当地民众兴修水利，在该潭坑以南不远的半坡店林场附近，挖掘出古村落遗址一处，埋深l一3米，出土瓦罐、砖块、瓦砾等物，并有水井、锅台等，出土成罐铜钱，多达200余斤，其钱币皆北宋及其以前所铸造，当系黄河决口后堙埋地下。据《浚县县志》记载：“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宗泽在卫州(今卫辉市)，闻金逼京师、掳徽钦，欲拒金归路，邀还二帝，自卫州起兵趋滑州，走黎阳至大名，因军孤而不果。”《宋史·宗泽传》“有诏以泽为付元帅，从王(康王赵构)起兵入援，泽言宜会兵李固渡，断敌归路，(康王赵构)不从，乃自将兵趋渡，泽遣壮士夜捣其军，破三十余寨”。这一史料说明一个问题，如果李固渡在滑州南45里，欲攻李固渡，必先攻滑州(黎阳、滑州都在金兵渡河之路，有兵把守，卫州则长时期在北宋的官兵驻守之下)，不可能构成袭击，而且也不必要引兵去卫州。、以北宋时期的交通情况说，李固渡是京城开封与河北西路诸州军来往和漕运的主要道口．自开封北出封丘门(北门)，经封丘、居厢、黄德、牛市屯，直到黄河岸边李固渡，，是正南正北直通官道，自李固渡过河，西通卫共(汲县、辉县)，北去相磁(安阳、磁县)，东北至浚州。所以李固渡既是渡口，又是繁华市镇，难怪被洪水堙埋的宋村落遗址出土铜钱达200多斤，其具体方位，当在滑州(老城关)南偏西30度的45里处，即滑县沙店西，延津李皮寨南。六、结束语l、由于本人在当地工作，依本职特点所需，时常下乡走勘沟河．踏行沙荒，乘对当地情况稍有了解之便，依据确凿可靠的史载资料，将古黄河几处决泛地点，进行了查考分析辨别，因有史志作依凭，不加猜测臆断，当应真实无误。这些地点的弄清，使黄河史事，有了进一步系统完整概念，稍改以往混乱无章之感，将对研究黄河史事有所补益。2、全篇文章以孙村的辨认叙述较多：一是因孙村在治河史事上地位重要；二是无直接记述资料可以借鉴；三是有些地方史志对其有所误解，不得不从繁叙述。其它几处决口，有的有明显决泛遗迹；有的已略有地理方位的透露，有的则有重大历史事件的佐证，故叙述稍略。至于苏村，因史志资料系按年月记事性质，对某一史事的前后左右联系较差，甚至把黄河与御河相互混淆，相互隔离，使苏村决口后，黄河多年(甚至直至北宋灭亡)改注御河的重大事件冲淡，所以也有必要提及。3、另外，通过对本文主题的探讨，还附带澄清了一些历史疑案，也发现了一些在本文主题范围内不能解决的问题：元符三年(1100年)，会四月，河决苏村，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苏村涨水入御河，均确．有河决注御事实，岳飞降生于何年值得怀疑；又如“军”的建制多数人认为军与州(或县)是等同的行政机构单位，但德清军、镇宁军以及通利军等，都与州(或县)并存于同一城镇，似乎“军”只专任一部分行政或军事权利；以浚县临河村为县址的临河县撤销以后，该县是废是迁?今濮阳市区有I临河砦，清丰县有临河村是否曾为临河县城址?硝河贯穿西汉大河故道以至贯穿隋唐宋大河故道，其初始成河于何年代?等等，只好留待有心人和识者去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