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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秋天，我调任《南京中医学院学报》编辑部任主任。这意味着我在主讲《中医各家学说》以外，还负责一本杂志的编辑工作。远离了教研室疙疙瘩瘩的琐事束缚，在一个可以独立伸展学术思想的空间工作，那是一件让我庆幸的人事变动。 《南京中医学院学报》原是一本内部学术刊物，主要是汇集教师科研人员的科研资料，自编自印自发行。我到任后，干了几件事情。一是改为邮局发行，目的是让市场检验，扩大学校影响；二是改由校外印刷厂印刷，学校的印刷厂的服务质量和印刷质量是无法过公开发行这一关的；三是重新设计杂志封面。特别是将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志，置于封面。这个徽标很美，是由一条蛇盘绕的权杖所覆盖的联合国标志。南京中医学院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定的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之一，这可是学校的光彩；四是调整学报栏目，增设专题笔会、理论研究、临床报道、经验交流等栏目，发表有关中医发展思想、学科发展思路的文章，加大学报中临床第一线的内容。我的想法，就是希望开门办学报，不要孤芳自赏；希望中医科研和教学要紧贴临床；希望学报要有思想性，中医高校理应为中医学术发展起到引导的作用。 在编辑部的工作是紧张的，也是细致的。从组稿到编辑，从印刷到发行，都要过问；一个标点符号，一段引文，都要核对查找。特别是校对工作，常常是看了又看，唯恐出错。那时候，我经常下厂，在排版车间边改边校对，是常有的事。我和排版工人交朋友一起搬沉重的铅板。有时要弄到上灯时分，才坐公交车从郊区颠回来。那时候，我感到愉快，特别是散发着油墨香的期刊送来编辑部的时候，就有一种成就感。 编辑部办公地点在学校的行政楼的一楼，朝南，窗前是几棵高大的冬青树，每到深秋，树上结满了紫色的果实，引来几只灰雀，啄得满地都是黑色的果汁。窗外还有一丛紫荆花，到春天，花呈团状，粉红、深红，枝条上还有嫩绿的新芽。我到编辑部工作后，很多人替我惋惜。编辑部是为他人作嫁衣的地方，离开了教研室，许多名誉就与你无缘了。那年，评选霍英东优秀青年教师奖，我连申报资格都没有，理由很简单：你在编辑部。我有过不满，但后来，我也心定了，因为编辑部的小天地，空气是清新的。 我每天的工作是审阅作者来稿。稿子几乎都是手写的，绝大部分有复写，稿子反面都有深深的蓝色的印痕。在计算机未普及的时代，写一篇文章是很费力的，要发表一篇文章也不容易。编辑是第一个读者，我的选择标准是看内容是否符合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是否对中医临床有用？是否对充实教学内容有用？是否对发展中医启迪思路有用？记得南京医学院的一位寄生虫病学研究生写了篇针灸抗疟疾的论文，其实验是在猴子身上做的，结果是阴性，也就是说针灸对疟原虫没有作用。有些人提醒我发表此文要慎重，因为那个年头，“一根针、一把草”的政治运动的余波尚未平息。发表此文，可能会有否定中医的嫌疑，招来一定的政治风险。但我坚持认为，实验结果是科学，阴性结果与否定针灸的疗效是两码事。此文最后作为重要文章发表。这位论文作者，就是现在的我校博士生导师詹臻教授。但是，还有篇文章的命运就不同了。这是一篇徐州医学院一位中医教师的文章，是谈中医学术发展改革的观点，在80年代中期，针砭中医存在的问题，特别要改革中医的理论，是要有点勇气的。稿件是否发表，引起学校高层的关注。最后大删大改，几乎面目全非。虽然发表了，但文章的那点锐气已经荡然无存。现在想想，那个时代的中医界，思想其实还没有解放，对中医，对中医理论就是不敢说半个“不”字。为了促进学科的发展，编辑部还组织好多次座谈会，邀请相关学科的教授及研究人员就该学科的发展思路和方法等开展讨论，然后将发言稿或论文集中发表，为此学报增色了专题笔会的专栏，也成为每期的亮点。不过，观点大多平平。在中医高校，过激的学术观点常常是被人诟病的靶子，所以，说大家都显得温文尔雅是好听的，其实，高校的学术空气很沉闷。 编辑部里有位老前辈，许济群教授。许老先生是丹阳名医贺季衡先生的再传弟子，是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的首批学员，南京中医学院中药系首任系主任，是我国高等中医院校第五版教材《方剂学》的主编。那时的许老不管具体的编辑工作，忙着编写《方剂学》教材。许老是名医，长期坚持门诊，有时还有病人找到办公室来求方。许老的思想很开放，主张明确诊断，他上门诊，胸前挂个听诊器。有次，一位病人来诊，主诉胸闷。许老一听，连说要胸透，结果是气胸。幸亏发现及时，未出现危险。许老开的方，是丹阳贺派的风格，不仅有古方，也有许多时方，特别是许多经验小方。如治疗小儿咳喘，常嘱咐家长用少许麻黄，与冰糖一起炖梨子，常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由于找许老看咳嗽气喘的病人多，许老就研制了穴位敷贴方，方名麝香定喘膏。此方源于《张氏医通》，其中有甘遂、白芥子等，许老又有所变动，并请中药系的老师改进了剂型，所以效果还真不错。麝香紧俏价格昂贵，甘遂有毒难购，许老亲自采购并把好质量关。许老这种风格，与当年孟河医家的传统有关。孟河是清末江苏南部的名医之乡，小小孟河镇走出了费伯雄、马培之、丁甘仁、余听鸿、贺季衡等许多蜚声海内外的名中医。孟河的医生大多内外两科兼擅，剂型上丸散膏丹都用。许老也是资深教授了，但他就不屑于搞什么学科分化，编什么大部头巨著，而是热衷于那小膏药。当有治愈的病例，老人常常与我们分享快乐。记得后来名气大了，英国也来人要求合作。为此，老人忙了好一阵，也乐了好一阵。许老空闲时，也常常和我聊学校过去的人和事，让我感知了人情温凉。后来，我离开编辑部，许老也退休了，但我还常去门诊看他。2003年5月初，非典肆虐，南京也出现非典疑似患者数人，形势十分紧张。8日，北京中医召开座谈会，吴仪副总理呼吁中医上抗击非典的第一线。许老听到消息，9号清晨就给我来电话，问我此事情知道否？我告诉他昨晚的新闻联播就播放了。老人很兴奋，他说，现在是中医出来的时候了，并极力鼓励我争取上抗非典的第一线，说“我拼老命也支持你！”，老人瘦弱的身躯中原来还是一腔沸腾的热血！许老的这句话，至今余音不绝，让我肃然起敬！回想起来，那时的学报编辑部，依然有浓浓的中医临床味，特别是能得到许济群先生这样有求实精神的临床家的指导和提携，也是我在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幸运。 学报编辑部是一个高校连接社会的窗口，来的客人和作者很多，他们的到来，带来了许多信息和学术观点，让我获益良多。南京医科大学的张慰丰教授是我的贵客。他常常拎着一只黑皮包，满面春风地来到编辑部，与我们聊天，谈中医，谈中医学院的往事。我很喜欢张老师来，因为他是我的偶像，是我心目中学者的形象。认识张老师，是在1979年冬天在常熟市召开的学术会议上。他那时44岁，是《江苏医药》杂志社当编辑。他中等个子，干净清瘦的脸上带一副黑边近视眼镜。他很健谈，一口上海普通话，很绵软，很清晰，说话时总是带着微笑，让人亲近。张老师对我在《新中医》杂志上发表的《实习日记》一文很欣赏，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当时，小学徒的我，非常感动。后来，我们经常通信。在《江苏医药》上也发表了好几篇文章，都与张老师的帮助提携有关。我到南京以后，和张老师交往的机会更多，特别是当学报编辑部主任后，我经常去他家。张老师总是热情地给我倒上一杯饮料，夏天或可乐，或果汁，冬天或咖啡，或绿茶，然后与我谈他近期的研究进展或想法。我从张老师那里学到做学问的方法，感受一位学者的人格魅力和学术情怀。我也向他汇报我的思考和写作计划，送上新出版的学报，谈我的学术收获，也诉说我的烦恼。张老师都会替我分析，为我解难。张慰丰教授是我国最早的一批西医学习中医的高级学者，当时，他专攻医学史，曾在北京脱产学习，并拜著名医史学家陈邦贤先生为师。后供职于南京医学院，教授医学史。张老师的知识面非常宽，他不仅精通西方医学史，也通晓中国医学史，而且，对自然科学史也非常熟悉。他酷爱买书，是南京新华书店的固定个人客户，定期去书店进书。家里两间屋子书藏四壁，还加里外两层。张老师还爱剪报，许多剪报资料常常就夹在相关的书中。张老师的书，是为了研究，所以很多书中有他的批语。批语用钢笔，蝇头小楷，字迹清秀端正，一如其人。张老师爱书，也爱借给我们看书。坎农的《躯体的智慧》，富士川游的《日本医学史》，都是张老师推荐我看的。我在80年代研究建国后中西医结合史，也是在张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张老师虽然在南京医科大学，专业是西方医学史，但对我们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发展很关注，对中医发展也很有思想。我们举办的中医学会，也常常邀请张老师来参加。记得张老师曾为我们做过中西医比较医学史的报告，其中关于张仲景与盖仑的学术思想比较，让我对中医学特色的认识更为深刻，对张仲景的医学也更加崇敬。后来我写《张仲景50味药证》，张老师很高兴，为我写了篇题为《辨证论治新论》，阐述了先生对中医辨证论治的看法。编辑将此文放在书中代跋，给全书增色许多。 经常来学报编辑部的，还有医史学教研室的吴云波老师。他带着高度近视眼镜，常常高声说话，他谈学术观点从不掩饰，虽然不是中医出身，但由于其扎实的文史哲的学术功底，看中医的角度就是与中医不一样。他强调中医是技艺，认为中医是名人的医学，强调中医回归传统，对我印象很深。他对徐灵胎的学术思想很推崇，与我很有共同语言。他对我的中医学术也很支持，在不同的场合替我呼吁。我们成了朋友。 我在学报还结识了不少基层的中医朋友。这里我要说那么两位农村中医。一位是苏北兴化的乡村医生姚鹤楼，他比我大好几岁。他酷爱中医，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微薄的收入常常用于买书，还订阅了国内许多中医杂志。他的方，用量很大，五味子达45克。学报曾经发表了他写的有关中医用量的文章。他非常高兴，我也很高兴。后来，他不知什么原因，出了事故，家给人砸了，很多书也给毁了，扔进了门前的水塘。他大哭一场后，只身离开了家乡，在一个很远的县城行医。据说后来病人很多，效益也很不错，还买了房子，但前几年不幸死于肝癌。还有一位是东海县的小杨，那是在学报编辑部举办的写作培训班上认识的。他刚从医学中专毕业，白净，聪明，西医学得好，中医书也看了很多，而且一支笔很好，文章极佳。后来我们经常通信。他非常熟悉我的学术思想，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经方团队的骨干，我的得力助手。与基层中医的交往过程中，我常常被他们对中医的那份执着情感所感动。基层中医对中医的热爱最真诚，学习与研究最投入，但他们的处境最艰难，社会没有关注他们，中医高等教育机构常常淡忘他们。我真希望政府和高校能拉他们一把。让他们也能体面地生活，安全地使用中医中药，尊严地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我从1986年秋天到学报编辑部，到1995年春天离开，我在学报编辑部工作了近九年。那是一个被学校边缘化的学术部门，但这里是社会，特别是基层了解高校的唯一窗口。我在学报，不仅仅使知识面得到拓宽，思维更加严谨，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可以让我睁开眼睛环视四周，让心去感知临床中医的思维脉冲。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影响深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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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学中医书馆 > 《50.黄煌教授医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