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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宫博物院前后相继的前任院长郑欣淼和现任院长单霁翔的关心下，新版《故宫日历》不断成长，受到读者广泛关注和欢迎。为了更多读者能够分享，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故宫出版社社长王亚民在成本压力日增的情况下，对《故宫日历》也坚持着数年不涨价的普及性政策。 今天的文化传播与文博教育，吸引眼球的卖萌之风日盛。但我们希望，历久弥新的《故宫日历》，还是能以一种相对传统的形式，将文化遗产和民族记忆通过每日一读的短小文字@给大家，使读者通过点滴积累，不但对故宫及其藏品，也对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有更多了解。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版《故宫日历》 《深圳晚报》记者 李福莹 2009年，遗忘经年的《故宫日历》重新进入今人视野，与资深故宫人朱传荣的慧眼识珠有很大关系。朱传荣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拒绝了这样的说法，她表示，《故宫日历》能够恢复出版，应该是故宫出版社促成的机缘。 朱传荣说， 有机会来北京的人，无不把参观故宫当成必做的一件事，无缘亲到北京的人，也会在心里把没有到过故宫视为遗憾。故宫是一本大书，阅读的方式没有限度，可以是参观，可以是研究，可以是编辑，也可以是“日历”，历久方能弥新。她相信，以这样一种形式将传统记忆@给大家，必然能够让大家对故宫有更多了解，对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有更多了解。 故宫文化遗产归全民共有 朱传荣说，介绍《故宫日历》，不可以不说早期的故宫出版，更不可以忽略早期的故宫博物院院史。《故宫日历》最早出版在1933年，距离故宫博物院的成立还不满十年。尽管博物院尚在草创阶段，一无经验二缺经费，却已经具备了一个博物馆的方向与基本素质——那就是博物馆为国家公器的概念，换言之， 就是服务公众为本，播扬文化为宗。 1924年11月5日驱逐溥仪出宫，7日摄政内阁正式发布命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着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妥善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博物馆等项之用，籍彰文化而垂久远。” 继而组成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中既有国民政府官员，清室近支，更有社会各界的代表，并以京师警察厅、高等检察厅、北京教育会为法定监察员，设助理员，由国务院各院、部各派2人（后增至4人）担任，轮流参加善后委员会工作。尽管那时还没有“文化遗产”的说法，但在对于故宫的最初定位和具体管理上都贯穿着相当明确的概念，即，故宫是文化遗产，归全民共有，故宫各级管理人员，仅为代社会各界各行管理遗产职责之人。 为了履行这一职责，故宫博物院不仅拥有来自社会各阶层的理事会，更邀请全国各地具备专门知识的学术大家组成62人的专门委员会，以备学术咨询，兼鉴定本院藏品。同时以最积极的态度拓展对公众的服务，不仅在本国，本地，也在欧洲；不仅是平时，还在战时。 一九三五年版《故宫日历》散页 战时也不停止宣示中华文明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1933年，榆关告警，伴随着古物南迁的辗转，故宫博物院也在以独有的方式投入抗战，即决不停止宣示中华文明。1935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1939年莫斯科展览，1943年12月在重庆展览，1944年9月成都展览书画，1944年在贵州展览书画，直至1946年11月，在成都展览精选的西迁文物，向后方民众告别。 朱传荣说， 为了介绍和宣传国宝，故宫博物院“三馆”（古物、图书、文献），“两处”（秘书、总务），此五大部门，历年都各有出版物的发行，类别繁多，内容复杂。大略言之，可分为书籍、档册、金石、法书、名画、玺印、目录、风景、仿古笺牍，及各项说明十大类别。譬如抗战中出版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在蓉书画展览会展品目录》，粗糙的纸，没有图，但书学画学简史，作者小传诸项，一丝不苟。 从出版时间上区分，有周刊（画报）、月刊、旬刊、年刊、特刊、专集；从印行版别言之，有活字排版、有石印、有铜板、有珂罗版、有手钤、有墨拓六种不同的方式；从内容上看，既注重普及古代文化与艺术品的知识，更注重为专门研究者提供原材料。对这一时期的出版目录稍加检点，就会发现，文献多、档案多，譬如最初的《掌故丛编》，后来改作《文献丛编》、《史料旬刊》、《清军机处档案目录》、《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等。档案中又比较突出大的历史事件或专题的全过程，像《清代文字狱档案》、《筹办夷务始末》、《甲子复辟文证》、《读书堂西征随笔》、《清三藩史料》、《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季各国照会目录》、《太平天国文件》、《清代外交史料》、《清季教会史料》等。甚至包括比较冷僻的研究对象，如《重整内阁大库残本书影》、《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历代功臣像》、《昇平署岔曲》、《总管内务府现行规则》也出版了，这是故宫博物院早期的出版历史。 感谢最初编辑者冯华先生 说起《故宫日历》，朱传荣说，家里有当年用过的残本，所以自己小时候就知道《故宫日历》。长大后断断续续遇见不同的人说到这本特别的日历，有老故宫职员的后代，有旧书业的从业者，有近年喜爱收藏的人，各人接触的方式不同，都是非常怀想的口气。 旧版的《故宫日历》版权上没有编者的名字，不仅《故宫日历》没有，故宫其他的出版物也仅署“故宫博物院编”，没有具体编辑该书的编辑姓名。朱传荣听父亲朱家溍先生讲，《故宫日历》的编者是冯华。今天要介绍《故宫日历》，要感谢默默无闻的最初编辑者冯华先生，是他开了这样一个可以继续的题目，让我们今天可以分享。 冯华先生1930年入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参加编辑《故宫周刊》、《故宫月刊》和《故宫书画集》四十四册，后来又增加《故宫日历》每年一本，每页有一张古画，是完全由他主编的，共出版了五本。在业余时间他还先后担任了《国民日报》副刊和《古剧周刊》的主编，又为美国收藏家福开森编写收藏书画目录和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故宫博物院改组，冯华先生在保管部绘画组负责书画编目的工作，1960年，为支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调至乌鲁木齐。冯先生在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工作的初期（1930年至1932年），正值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每周审查书画，他作为职员中的青年人，负责为专门委员收展卷册，摘挂立轴，得以眼看历代实物，耳听专家谈论，加上那时钟粹宫的书画陈列室经常更换陈列，这些都为冯华先生提供了最难得、也最受益的学习和实践机会，冯华先生对古代书画的熟悉程度可称为一部活的书画目录。 一九三四年版《故宫日历》版权页 文化产品的寿命是长久的 朱传荣说，尽管自己对《故宫日历》有所了解，有所追想，但作为选题申报，实施编辑还有一个关键的契机。那是2009年的夏天，出版社有一个短期培训，培训的一项内容是故宫文化出版的历史与使命，演讲者是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演讲中说到出差在外，曾有博物馆同行把自己珍藏的故宫老日历拿给郑院长看，还有捐赠给故宫的意愿。 “从中可以看到精致的文化产品的寿命是长久的，影响力甚至是不朽的。这个讲述中的片段恰好与我们之前的想法吻合，于是立即联系本院图书馆，把所有旧版的《故宫日历》共五种全部借出来，分析今天继续编辑的要点——也就是继承什么，增加什么，才能最大程度地保存历史上《故宫日历》的特点，而又符合当下使用者的心理。”朱传荣说。 终于在2009年底，新版的2010年《故宫日历》重新面世，怀旧立新。此后，《故宫日历》的每一年，都会在本院百万件文物收藏中遴选各不相同的文物画面365个。其中既有以生肖为题，也有以文物类别为题。朱传荣表示，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向未曾谋面的前辈编辑者冯华先生致意，也向读者传达古人对家国的热爱。 二〇一〇年至二〇一五年版《故宫日历》 受访者：朱传荣女士为故宫出版社资深编辑，著名文物专家、历史学家朱家溍先生之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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