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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素心人家园 李合肥与翁常熟 李鸿章祖籍安徽合肥，翁同龢祖籍江苏常熟，两人互不买账是公开的秘密。可是偏偏有促狭鬼将他们捆缚成团，加以讥诮和嘲讽，上联为“宰相合肥天下瘦”，下联为“司农常熟世间荒”。李鸿章做过军机大臣，官职相当于古代的宰相。翁同龢做过户部尚书，官职相当于古代的司农。作者左右开弓，将这两位宰辅大臣骂成尸位素餐的禄蠹。 翁同龢与李鸿章结怨，说来话长。江南“抗洪抢险”的紧要关头，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两次弃城逃遁。李鸿章遵从曾国藩的指示，痛加参劾，怒斥翁同书“颠倒是非，荧惑圣听，败坏纲纪”。翁同书最终被定刑为斩监候（死缓），离鬼门关仅差半步。李鸿章与翁同龢结下了这道梁子，日后，就有得对付了。 翁同龢官居户部尚书，主管国家的大项开支。一方面，他高声主战，另一方面，却以“为国撙节”的名义，奏立限制，令“海军十年内毋增舰炮”，致使这支一度排名世界第八位的新生力量仅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到处化缘、百计罗掘来艰难维持。虽然北洋水师的舰艇数（30艘战舰）和官兵数（4000名官兵）超过日本海军的规模，但装备陈旧，战术落伍，训练松懈。日本皇室从牙缝里省钱购军舰，慈禧太后却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彼涨此消，胜负的天平已逐年倾斜。 甲午年（1894），中日双方刚开始交战时，李鸿章已暗中许诺给日本外交官小村寿太郎一百万两白银，让他从朝鲜退兵。小村已经应允。光绪皇帝得知此事，勃然大怒。于是翁同龢火上浇油，径称李鸿章欺君卖国，应该严惩不贷。 翁同龢主战不算错，但时机如何，底气如何，斗志如何，敌情如何，必须知己知彼才行。主战派占据上风，李鸿章胳膊拧不过大腿，但他深知部下多的是贪将和怯将，只能窝里横，打硬仗则是豆腐遇菜刀。他气愤地说：“小钱不花要花大钱，我也没办法！” 甲午海战之后，李鸿章遭到国人齐声唾骂。西太后挪用军费修建颐和园，光绪皇帝瞎指挥，娘儿俩绝不会主动承担责任，更不会向天下臣民颁布《罪己诏》。翁师傅以“为国撙节”的名义不肯划拨军费购置重炮和强舰，同样难辞其咎，也没见他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过错。 据胡思敬《国闻备乘》所记，翁同龢不仅不自责，还理直气壮，径直奔向天津直隶总督府大兴问罪之师，猛踩李鸿章的“痛脚”，质问他北洋军舰都到哪儿去了。李鸿章毫不示弱，对这位只动口（主战）不动手（拨钱）的老冤家怒目而视，半晌无言，良久，才冷冰冰地反问道：“翁师傅总管国家的财政开支，平时我请求军费，你只知驳诘，板着脸孔不肯给钱。现在事到临头，却来问我兵舰在哪里，你以为兵舰是土牛木马吗？” 翁同龢居然不肯嘴软，他针锋相对，口气咄咄逼人：“身为户部尚书，我恪尽职守，为国家节约每一两银子，这有什么错？军情真到了危急地步，你干吗不赶紧打个报告递上来？” 这话讲得过于轻巧便宜，李鸿章不禁怒火攻心，嘴角露出一撇冷嘲。他说：“政府怀疑我跋扈，御史参劾我贪婪，我要是再哓哓不休地找户部拨钱，试问翁师傅，今天还有我李鸿章吗？” 当然，同样的事情到了《翁同龢日记》中就完全走了样。李鸿章被描写为忧谗畏讥，诚惶诚恐，只嗫嚅着用“缓不济急，寡不敌众”八字为自己辩解。李鸿章向来临危不惧、遇难不苟的那一面则被翁同龢抹杀得干干净净。 中日议和时，李鸿章强邀翁同龢同往马关。翁师傅真够机灵，一拒而再拒，他说自己不懂洋务，生手办不了重事。其实讲穿了，他是不愿去为老冤家李鸿章分谤，正等着看他身败名裂，从协办大学士的宝座上跌落下来，自己好去顶上那个美缺。不过，他的如意算盘也不可打得过于响亮，李鸿章流年不利，背运连连，闹着严重的“病虫害”，但他树大根深，枝繁叶茂，不可能轻而易举就被整垮。 翁常熟到底拗不过誓不辞官的李合肥，他后来进军机处，顶的是李鸿藻的缺。翌年（1898），翁同龢就被慈禧太后撵回常熟。李鸿章则还有更苦命的差事（签订《辛丑条约》)等着他去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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