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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殿軍劉宗周 （1578—1645） 劉宗周是明代最後一位儒學大師，也是宋明理學（心學）的殿軍。他著作甚多，內容複雜而晦澀。他開創的蕺山學派，在中國思想史特別是儒學史上影響很大。清初大儒黃宗羲、陳確、張履祥等都是這一學派的傳人。劉宗周的思想學說還具有承先啟後的作用。當代新儒家學者牟宗山甚至認為，劉宗周絕食而死後，中華民族的命脈和中華文化的命脈都發生了危機，這一危機延續至今[注]。 一、杜門重憶十年病 束發誰先天下憂 劉宗周，初名憲章，字起東（一作啟東），號念台，浙江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後因講學于山陰縣城北蕺山，學者尊稱為蕺 章穎字叔魯，別號南洲，是當時浙東一帶很有名氣的儒者，精通《易》學。年青時期屢試不第，遂以講學為生，與族兄章禮、章煥號稱章氏三傑。他有一套獨特的教學方法，故門生之中不乏擢高第、登顯宦的人，如徐階、陶望齡、周應中等著名學者和官僚都出自他的門下。 劉宗周受到外祖父的培育，學問日進。17歲時，又從魯念彬學習制藝。由於他本人的努力，加上先生善於造就，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劉宗周的八股文就做得很好，為以後登第創造了條件。 萬曆二十五年（1597），劉宗周考中了舉人，4年以後，考取了進士。但因母親去世，他沒有受官。後來經人介紹，他又師從湖州德清學者許孚遠。 許孚遠字孟仲，號敬庵，是湛若水（甘泉）門下唐樞（一庵）的弟子。其學以 “克己”為要，“篤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因此與羅汝芳（近溪）一派講學不合，認為羅及其弟子“以無善無惡為宗”，不合王陽明的“正傳”，故作《九諦》與之論難[注]。劉宗周拜許為師時，問為學之要，許告以“存天理，遏人欲”。劉宗周受許孚遠影響很大，從此“勵志聖賢之學”，認為入道莫如敬，以整齊嚴肅人，“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注] 次年（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劉宗周北上京師赴選，任行人司行人。路過德清，拜別許孚遠，許勉勵他“為學不在虛知，要歸實踐”，劉宗周“為之猛省”。他一生對許非常推崇，曾說：“餘年26，從德清許恭簡公遊，邑己問學，於今頗有朝聞之說”[注]，“平生服膺許師”[注]。後來他提倡“慎獨”之說，與許孚遠很有關係。 當時朝政黑暗，權臣當道，朋比為奸，·排斥正人。萬曆皇帝昏庸腐朽，深居官中，服食煉丹，數十年不出，大明江山，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劉宗周任官不到一年，就以侍親為由，告辭還鄉。不久，外祖父、祖父相繼去世，他承重守制，于居喪之暇，在大善寺僧舍延課生徒，以此為生。他閒居七年，貧病交加，敝衾破缶，衣食不繼，往往靠借貸度日。但他足跡不至公庭，官吏有慕名造訪的，他也拒而不見。 萬曆四十年（1612），因人推薦，朝廷下詔恢復劉宗周行人司行人的舊職。在北上途中，路過無錫，拜訪高攀龍。高與顧憲成都是當時的理學鉅子，又是東林書院的創建人，天下士大夫仰之為泰山北斗。劉宗周在無錫短暫停留，與高相互切磋學問，有問學三書，一論居方寸，二論窮理，三論儒釋異同與主敬之功。從此劉宗周論學更反躬近裏，從事治心之功。 當時東林黨人與朝中大臣互相攻訐，形同水火。劉宗周上《修正學以淑人心以培養國家元氣疏》，指出當時廷臣日趨爭競，黨同伐異之風行，而人心日下，土習日險。他希望朝廷化偏黨而歸於蕩平，不必以門戶分邪正。這篇奏疏對當時的黨爭作了持正的分析，不全以東林黨人為是，也不全以東林黨的政敵為非。但朝中黨派傾向已很明顯，劉宗周在前疏中發明顧憲成之學，被認為同情東林黨。他鑒於群小在位，黨禍將興，就申文吏部，請給假放歸。這時江西巡撫韓浚上疏彈劾劉宗周，比之為少正卯，說他“行偽言堅”，足以亂天下而有餘，乞賜尚方加誅，以為惑世誣民之戒。歸於顧，劉廷元又相繼對他進行攻擊。於是他踏上了歸鄉之路。 解官後，劉宗周的心情反而覺得輕鬆。他早就想潛心學問，擺落世事的纏繞。在《與周生書》中，他寫道： 不佞少而讀書，即恥為凡夫。既通籍，每抱耿耿，思一報君父，畢致身之義。偶會時艱，不恤以身試之。風波荊棘之場，卒以取困。愚則愚矣，其志可哀也。然而苦心熟慮，不諱調停，外不知群小，內不見有 小人當道，國事日非，既不能作濟世之名臣，不妨作一個弘道之名儒。因此，劉宗周更加走向了注重內省的治學道路。 劉宗周“早年不喜象山、陽明之學”[注]，認為陸、王心學“皆直信本心以證聖，不喜言克己功夫，則更不用學問思辨之事矣”[注]，容易導致禪學化。所以他曾說：“王守仁之學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必為佛老頑鈍而無恥。”[注]但到了中年，他的學術主張發生了很大變化。這次解官後，他閉門讀書，“悟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學”，轉向了陸王心學，著《心論》一文，闡發了自己的心學觀，認為“只此一心，散為萬化，萬化複歸於一心”，“大哉心乎，原始要終，是故知死生之說”。表明劉宗周完成了對心學從“始而疑”到“中而信”的轉變[注]。 在教學之暇，劉宗周撰成《論語學案》、《曾子章句》兩部重要著作。在《論語學案》中，劉宗周強調“學字是孔門第一義”，指示“君子學以慎獨，直從聲外立根基”，“視聽言動，一心也；這點心不存，則視聽言動到處皆病，皆妄矣。若言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動思敬，猶近支離。”反映了他的學術思想既由心學中脫胎，又希望矯正心學之失的特徵。這表明劉宗周對陽明心學開始了由“中而信” 到“終而辨難不遺餘力”的轉變。 劉宗周家居三年。這期間，他的學術思想日漸成熟，名聲遠揚。而這時明朝的內憂外患也越來越嚴重，東北的滿洲日益強大，明軍連年失利；朝中則黨爭不已，政治腐敗。劉宗周雖身在江湖，但還是心系魏闕，不在其位，並非不謀其政。他在《與周綿貞（起元）年友書》中，以強烈的憂患意識寫道： 今天下事日大壞，莫論在中在外，皆急需匡救，以緩須臾之決裂。況遐荒遠激，尤非帖然無事之日，又重以茸囗子之釀成弊也久矣。今得一二正人在事，地方之患猶不至一日瓦解耳。敵患孔亟，當事者苟率而處軍國，無一舉動可人意，恐旦夕有變，吾輩士大夫誠不知死所。 他認為，國事弄到現在這個樣子，“吾黨與有罪焉”，不能只怪所謂“奸黨”。他對“正人”的行為作了深刻的反思，指出“吾輩出處語默之間，亦多可議。往往從身名起見，不能真心為國家。”只顧自家博取好名，不以國家為念，如果天下一旦土崩瓦解，將死無葬身之地。所以劉宗周痛切地說：“所雲吾黨之罪，在宋人之上，不為虛也！” 明熹宗即位，登用東林黨人，劉宗周被起用為禮部儀制司添注主事。這時熹宗乳母客氏、近侍魏忠賢干預朝政，劉宗周上疏參劾。疏入，傳旨廷杖六十，幸得葉向高相救獲免。當時上書者多請逐客氏，而糾彈魏忠賢，則自劉宗周始。後來魏忠賢大興黨禍，擾亂國家，劉宗周不幸而言中。天啟三年（1623），劉宗周升為尚寶少卿，旋告歸。次年，奉聖旨“劉宗周升通政司右通政”，朝廷照會讚揚劉宗周 “千秋間氣，一代完人。世曰麒麟鳳凰，學者泰山北斗。”將推他進入內閣。但劉宗周鑒於群賢被逐，不願出山。他上疏推辭說：“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禮義為何物，往往知進而不知退。及其變也，或以退為進。至於以退為進，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無權，舉天下貿貿然奔走於聲利之場。”[注]他要以自己的行動，來矯正士風，砥礪氣節，為衰世樹一榜樣。他又作了二疏，一 此時魏忠賢閹黨當道，緹騎四出，削籍的士大夫遍天下。劉宗周既因得罪魏忠賢得禍，於是慨然歎道：“天地晦冥，人心滅息，吾輩惟有講學明倫，庶幾留民彝於一線乎！”他召集諸生，於蕺山之麓會講。他認為世道之禍，釀于人心，而人心之惡，以不學而進；今日理會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庶不至凶于爾國，害於爾家。 會講每月舉行一次，到年終輟講。每次會講，劉宗周都令學者收斂身心，使根抵凝定，為人道之基。他曾說：“此心絕無湊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分，搜裏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間不容髮處，恰是此心湊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於是他提出“慎獨”之說，作為自己學術思想的根本所在。 二、獨之外別無本體 慎獨之外別無功夫 “慎獨”說是劉宗周學說的宗旨。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復強調“慎獨”之重要。他說： 慎獨是學問的第一義。言慎獨而身、心、意、知、家、廁、天下一齊俱到。故在《大學》為格物下手處，在《中庸》為上達天德統宗、徹上徹下之道也[注]。 又說： 《大學》之道，一言以蔽之，日慎獨而已矣。《大學》言慎獨，《中庸》亦言慎獨。慎獨之外，別無學也[注]。 可見劉宗周把“慎獨”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他認為“君子之學，慎獨而已矣” [注]，“學問吃緊工夫，全在慎獨，人能慎獨，便為天地間完人。”[? 那麼什麼是“獨”？劉宗周的學生陳確解釋說：“獨者，本心之謂，良知是也。”[注]“獨” 即是本心，即是良知，是人具有的一種主觀道德能力，“慎獨”則是一種內省的道德修養功夫。劉宗周把“獨”提升到本體論高度，而把“慎獨”說成是最重要的修養方法：“獨之外別無本體，慎獨之外別無功夫。”[注]“獨即天命之性所藏精處，而慎獨即盡性之學。”[注]所以，“獨”是“至善之所統會”，所謂“致知在格物，格此而已。”“獨者，物之本，而慎獨者，格之始事也。”[注]這裏，不僅宇宙中的萬事萬物，而且人類的一切道德準則都統攝在“獨”（或者叫本心、良知）之中： “獨中具有喜、怒、哀、樂。四者，即仁、義、禮、智之別名。”[注] 既然“獨”相當於王陽明所說的“良知”，“慎獨”的功夫相當於“致良知”，那麼為何劉宗周還要立異呢？他本人對此有所解釋： 千古相傳只慎獨二字要訣，先生（指王陽明）言致良 知，正指此。但此獨字換良字，覺于學者好易下手耳[注]他認為“良知”說不如“慎獨”說簡易明白，後者更便於學者下手。而且“良知”說還有流於禪學的危險。 “慎獨”說是劉宗周的道德修養論。他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提出“慎獨”，主要是針對當時的士風，希望通過內省的功夫，收拾人心，使人人向善，躋于道德之域，以解救“世道之禍”。因此，他高度概括了“慎獨”的重要性： 君子由慎獨以致吾中和，而天地萬物無所不本、無所不達矣。達於天地，天地有不位乎？達於萬物，萬物有不育乎？天地此中和，萬物此中和，吾心此中和，致則俱致，一體無間[注]。 人心與天地、萬物關係極大，通過“慎獨”的功夫治心，心為天地萬物之本，本正則天地萬物悉正，以此為出發點，齊家則家齊，治國則國治，天下太平則易如反掌。這裏，體現出劉宗周思想的心學特徵。 “誠意”與“慎獨”密切相關。如果說“慎獨”是劉宗周全部學說的宗旨，那麼“誠意”則是他的全部學說的根基。這裏，先要理解什麼是“意”。劉宗周說： 意者，心之所以為心也。止言心，則心只是徑寸虛體耳，著個意字，方見下了定盤針，有子午可指。[注] 心之主宰日意，故意為心本。不是以意生心故曰本，猶身裏言心，心為身本也。 [注] 因此，“意”是“心”之本體，是人心中超越的價值，是“至善”，是“道心”，是“至善之所上”。劉宗周還特別指出，“意”是“有而未始滯於有，無而未始淪于無，蓋妙於有無之間而不可以有無言者”，也就是說，“意”合攝了一切價值但又不表現為任何具體的價值規定，具一切相而不落於任何實相。所以“意為心之所存，非所發”，為未發之中。 “意”既然不是現實的活動，而只是一種超越的潛存，那麼它就不可能是“動念”，而是“至靜”。劉宗周與弟子的一段對話說： 問：“一念不起時，意在何處？” 先生曰：“一念不起時，意恰在正當處也。念有起滅，意無起滅也。” 又曰：“事過應寂後，意歸何處？” 先生曰：“意淵然在中，動而未嘗動，所以靜而未嘗靜也。”[注] 在關於“未發之中”這一點上，劉宗周揭出“意”這一個重要範疇，指出“意無所為善惡，但好善惡惡而已”[注]，也就是說，“意”只是善必好，惡必惡的一種潛在意向，不是好善惡惡的具體活動。由此出發，他對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人都進行了批評： 朱子惑於禪而辟禪，故其失也支；陸子入於禪而避禪，故其失也粗；文成（即王陽明）似禪而非禪，故不妨用禪，其失也玄。[注] 劉宗周所說的一意”既然如此，那麼如何“誠意”呢？他說： 意根最微，誠體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以其至善還之至微，乃見真止；定靜安慮，次第俱到。 也就是說，通過“定靜安慮”的功夫，使意“以其至善還之至微”，以實現對超驗價值本體的還原。《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意”就是要以“思誠”的人道踐履實現天道的本誠。劉宗周說：“誠意雲者，即思誠一點歸宿工夫也。”[注] 正因為“誠意”是一點歸宿功夫，故正心先誠意，這是“由末以之本”，因為“誠以體言，正以用言”，誠意是體，正心是用。 “誠意”的功夫就是“慎獨”。劉宗周說； 《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慎獨而已矣。意也者，至善歸宿之地，其為物不二，故曰獨。其為物不二，而生物不測，所謂物有本末也。格物致知，總為誠意而設，亦總為慎獨而設也。非誠意之先，又有所謂致知之功也。故誠意者《大學》之專義也，前此不必在格物，後此不必在正心也。亦《大學》之了義也，後此無正心之功，並無修治平之功也[注]。 這樣，誠意、慎獨與致知、正心實際上是合一的，沒有先後之分，格物致知的目的就是誠意。在《學言》中，劉宗周又說： 《大學》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意者，至善之所止也，而工夫則從格致始。正致其知本之知，而格其物有本末之物，歸於止至善雲耳。格致者，誠意之功。功夫結在主意中，方為真功夫。如離卻意根一步，亦更無格致可言。故格致與誠意，二而一，一而二者也[注]。 可見，格致是誠意的手段或方式（功夫），誠意則是格致的目的或歸宿。通過 “格物致知”這樣的經驗性方式，去體認人心中的超越的至善本體——意。因此，格致與誠意是二而一、一而二的。 牟 三、志慕古人聞道晚 學運當世問津遲 劉宗周被革職後，閒居講學達四年之久。在這一時期，明代閉禍達到頂峰。東林、首善等講學書院被毀，並榜東林黨人姓名於天下。很多士大夫被削籍為民、逮捕入獄甚至被處死，知識界遭受到空前浩劫。天啟五年（1625）七月，楊漣、左光鬥、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等“六君子”先後被魏忠賢掠殺于鎮撫司獄中。這六人之中，有好幾位都是劉宗周的密友。劉宗周知道他們的死訊，以悲憤的心情寫了一篇《吊六君子賦》。隨後，密友高攀龍自沉于止水，黃尊素也被殺害。劉宗周本人也被列入了黑名單。不久熹宗崩，信王朱由檢嗣位，改元崇禎，大赦天下，解除了黨禁，斥逐閹黨，為死難者恢復名譽，給還削籍諸臣官誥。劉宗周才倖免於難，被起用為順天府尹。崇禎即位之初，即欲改弦更張，勵精圖治，朝政出現了一些新氣象，明朝的社稷似乎有了一線新希望。劉宗周飽含熱情，來到北京，上《面恩預矢責難之義以致君堯舜疏》，希望崇禎“超然遠覽，以堯舜之學，行堯舜之道”，崇禎認為這是迂闊之言。崇禎求治心急，人才、餉糧、流寇、邊患等常縈繞在心，希望群臣能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具體措施。劉宗周卻認為這些都是刑名之術，近于功利，人主應以仁義為本。因議論不合，他只作了一年順天府尹，就告病回鄉，與陶爽齡成立“證人社”，會集同志講學。會期定於每月的三日這天，辰集午散。劉宗周撰定《證人社約》，分為學撤、會儀、約言、約戒四部分，作為證人社的章程。後來劉宗周將證人社歷次會講編為《證人社語錄》。 這以後，劉宗周又獨自講學，先後著《第一義》等說，輯《鄉約小相編》、《劉氏宗約》、《聖學宗要》，著《證人小譜》，又輯《孔孟合壁》、《五子連珠》等書，一方面對程朱陸王的學說進行篩選，另一方面繼續自己獨立的思考和學術活動，完善自己的哲學思想。 崇禎九年（1636），朝廷詔升劉宗周為工部左侍郎。此時東北滿洲已建國號為清，日益強大；明王朝內部人民起義已經如火如荼，江山已搖搖欲墜，崇禎求治的希望化為泡影。劉宗周多年賦閑，對明王朝的痼疾瞭解得很清楚。冰凍三日，非一日之寒，急功近利，是無法解決國家的根本問題的。他希望能從皇帝本人做起，先修德治心，親近儒臣，這才是為治的根本。他向崇禎上《痛切時艱直陳轉亂為治之機以仰紓宵旰疏》，歷數從前弊政，請崇禎帝更調化瑟。他說： 抑臣聞之，有天德者然後可以語王道，其要在於懼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願皇上視朝之暇，時近儒臣，聽政之餘，益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其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庶幾不遠於此而得之。 劉宗周向崇禎推銷自己的“慎獨”之學，崇禎帝當然不會感興趣。這位後來的亡 也許作名儒比作名臣容易一些，劉宗周入朝後，很有些勉為其難。他在給兒子劉伯的信中說： 勉強拜命，真如牽羊人屠肆耳。及既拜命，則不便再容易抽身，只得以老病之身 既然入了朝廷；食了君家的俸祿，就要為朝廷分憂。但犯顏直言吧，人家認為迂闊，不高興，不說吧，又對不起自己作為孔孟之徒的良心。劉宗周就是以這種心情，勉強入仕。他始終認為，人心為禍之烈，皇帝躬親庶務之非，必須自去其聰明，慎獨用賢，昭世教以正人心，崇儒重道，始可救衰亡于萬一。但他對國家大事的關切，得不到皇帝的賞識。這時有人上疏說“劉宗周才謂不足而道學有餘，主治未獲經綸之益，甄士殊多砥礪之功”，於是劉宗周再次告病求歸。行至德州，上《微臣身切時艱敢因去國之轍恭申慰悃兼附芻蕘之獻疏》，極言賢奸顛倒，任用匪人之禍，崇禎大怒，降旨：“劉宗周明系比私敵政，顛倒是非，姑著革職為民！” 政治上的失意，卻換來了學術上的豐收。劉宗周從宦海漩渦之中解脫出來，將更多的時間投入講學與著述之中。在他的學術主張中，“誠意”、“慎獨”始終佔據了重要地位。但直到這時，他才把自己關於《大學》“誠意”、《中庸》“已發”、 “未發”的學說向學者系統地公開，劉宗周的哲學思想已臻於定型。 崇禎十一年（1638），劉宗周完成了《 先生承絕學于詞章訓治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日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日致良知。良知為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為行，見行不滯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靜即動，即體即用，即功夫，即本體，即上即下，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騖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啟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注]。 但是，因王陽明的學說與朱熹之說不無抵牾，且極力表章陸九淵，故有人疑 “良知”之說或出於禪。劉宗周雖然承認陽明之學“從《五經》中印證過來，其為廓然聖路無疑”，但又說：“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啟後學躐等之弊有之”。由於王陽明語焉不詳，後學之人曲解了他的意思流入禪學，這在陽明弟子王畿（龍溪）那裏表現得尤為明顯。劉宗周批評說：“至龍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懸空期個悟，終成玩弄光景，雖謂之操戈入室可也。”操戈入室，指入禪門之室。如關於有名的“四句教”，劉宗周認為考之《陽明集》中並不經見，為陽明的未定之見，平日雖曾說過這樣的話，但未敢筆於書以滋學者之惑。至王畿始雲 “四有之說，猥犯支離”，勢必進之四無而後快。劉宗周批評說： 既無善惡，又何有心意知物？終必進之無心無意無知無物而後玄。如此，則致良知三字著在何處[注]？ 王畿“四無”說，認為“心是無善無惡的心，意是無善無惡的意”，將心中本來具有的“意”的至善品格抹殺了，只剩下一個空寂虛無的心，這樣，就墮入了禪學，使“致良知”三字沒有了著落。 劉宗周雖然沒有過多地對王陽明進行正面批評，但他認為王陽明在有些問題上語焉不詳可能導致後學者誤入歧途。因此，他極力辨解王陽明“似禪而非禪”。王陽明主張“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本身沒有錯，這正是儒家修養的正途，錯的是他不知先天有止，卻叫人在念起念滅時用為善去惡之力，終非究竟一著，故失之粗。 對於“四句教”，劉宗周認為其根本錯誤在於對“意”的理解上。他多次說過。 “陽明將意字認壞”，“先生解《大學》，於意字看不清楚”。如第一句“無善無噁心之體”，劉宗周認為應該改為“有善無噁心之體”。因為“意”為心體，是人類具有的一種先天性的好善惡惡的潛能，應該是純粹的善。第二句“有善有惡意之動”則錯得更遠。因為“意”是超越動靜的“至靜”，它是不動的，是“未發”，動的是“念”。第三句“知善知惡是良知”第四句“為善去惡是格物”雖然沒有大錯，但因大本已失，所謂“良知”，所謂“格物”也就徒勞無功。所以劉宗周總結說： 若心體果是無善無惡，則有善有惡之意又從何處來？知善知惡之知又從何處來？為善去惡之功又從何處起？無乃語語斷流絕港乎[注]！ 王畿從王陽明“四句教”中推論出“四無說”，就與禪學沒有什麼區別了。因此劉宗周又對禪學進行了批評。他說： 釋氏之學本心，吾儒之學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與知，其功夫實地卻在格物，所以心與天通。釋氏言心便言覺，合下遺卻意，無意則無知，無知則無物，其所謂覺，亦只是虛空圓寂之覺，與吾儒盡物之心不同[注]。 對禪學的批評實際上就是對王畿等人的批評。他認為禪學、儒學雖然都在談 “本心”，但禪學之“本心”沒有任何內容，是虛寂，而儒學之“本心”中有“意” 這種超越的至善存在。所以兩家在認識心的本體上有很大差別。不僅如此，在功夫上也是截然不同的。禪學的功夫是覺，通過頓悟去覺此心之空，萬事皆空；儒家則強調“格物”的功夫，由格物而有三綱領八條目。王畿的“四無說”，以黨育性，一覺無餘事，是率天下都是禪，因而背離了儒學，甚至也不合王陽明的原意。劉宗周主張將“四無說”改為“四有說”，即：“心是有善無惡的心，則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這樣，就解決了本體與功夫之間的關係問題，劃清了儒與禪間的界線。 除《 四、決此一朝死 了我平生事 崇禎十五年（1642），劉宗周被重新起用為左都禦史。儘管劉宗周不太情願複出，但君命難違，他還是去了。入朝後，劉宗周多次上疏，請崇禎革除弊政，以擺脫國家的危機。在《敬循職掌條列風紀之要以佐聖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 “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等策略。劉宗周雖素負清望，但畢竟只是一位飽讀詩書的學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運籌帷幄的政治家，因此他的一些主張並不合時宜。在當時明朝江山已是風雨飄搖，但劉宗周認為“今天下非無才之患，而無本心之患”[注]，因此主張“治心”是解救時艱的根本。他要求崇禎“明聖學以端治本”、“躬聖學以建治要”、“崇聖學以需治化”。這表明在劉宗周那裏，儒家經世致用的實效已經喪失。 在關於西洋傳教士湯若望的爭論中，劉宗周的主張更暴露出當時儒學已經缺乏應變能力。崇禎帝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打算用湯若望製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先進技術，解決內憂外患問題。如果崇禎此舉能順利進行，也許中國可以從此由冷兵器時代進入火器時代，並由兵器製造業引發一場工業革命，甚至中國近四百年的歷史都要重寫。但是，劉宗周堅決反對重用湯若望，更堅決反對製造火器。他說： “臣聞用兵之道，太上湯武之仁義，其次桓文之節制，下此非所論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火器終無益於成敗之數。”他把湯若望看成異端之人，請崇禎“放還本國，以永絕異端之根。”[注]他堅持“仁義”說，反對革新兵器，更拒絕接納西洋的天主教。表明儒家傳統已失去了寬宏大量的開放精神，這也許是近四百年來中國落伍、中華文化發生危機的原因之一。 崇禎帝急於求治，劉宗周卻說先治心，崇禎帝要求才望之士，劉宗周卻說操守第一；崇禎帝訪問退敵弭寇之術，劉宗周卻說仁義為本。故崇禎說他“愎拗偏迂”，又一次將他革了職。這一年劉宗週六十五歲，這是他第三次被革職。他在《與祁世培書》中說：“抱頭南下，便無面目見江東父老。” 革職後，劉宗周繼續進行學術活動，發揮“誠意”、“慎獨”的學術思想。他又寫下了《讀易圖說）、《易衍》、《古易鈔義》、《大學誠意章章句》、《證學雜解》、《良知說》、《存疑雜著》等重要著作。他對王陽明及其後學進行了批評，認為“後來學問只有一個工夫，凡分內分外，分動分靜，說有說無，劈成兩下，總屬支離。”[注]他對先儒分析支離之說，統而一之，茲列表如下： 可見，劉宗周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對宋明理學進行了總結。 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軍攻破北京，崇禎自縊身亡。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監國，建立南明，詔起複劉宗周左都禦史原官。福王政權不僅於內政外交上沒有任何作為，反而繼承了崇禎朝的所有弊端：黨爭，苛斂，苟且偷安，等等。劉宗周上疏獻計，一曰據形勢以規進取，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注]。又上疏請誅內外不職諸臣[注]，於是他成為眾矢之的，受到排擠。劉宗周對崇禎亡國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認為“先帝無亡國之征，而政之弊有四：一曰治術壞於刑名，二曰人才消於黨論，三曰武功喪于文法，四曰民命促於賄賂，所謂四亡征也。”[注]他希望福王政權能改弦易轍，吸取教訓，但這只是他一廂情願。在愈演愈烈的黨爭中，他不得不辭職。但他沒有忘記盡一個孔孟之徒的責任，在出都門前，上《再陳謝悃疏》，對福王進行最後忠告。他的忠告有五條：一曰修聖政，無以近娛忽遠猷；二曰振玉綱，無以主恩傷臣紀；三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四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三曰固邦本，無以外釁釀內憂。福王不予理睬。劉宗周歷經萬曆、天啟、崇禎、弘光四朝，“通籍四十五年，在仕六年有半，實立朝者四年。”[注] 回到紹興後，劉宗周及閘人編定了《中興金鑒》。該書原本為福王而作，旨在總結歷史上中興之主的歷史經驗，作為福王的借鑒。分為祖鑒、近鑒、遠鑒、王鑒、五帝鑒。該書最終沒能送到福王手中。劉宗周又對《大學》進行了考訂，著《大學參疑》，確定了《大學》的文本，並略為詮解。 這一時期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改訂《人譜》。該書原名《證人小譜》，成書於崇禎七年（1634），以後三易其稿。在定稿自序中，劉宗周說：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淪於虛無，以為語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於功利，以為語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則皆遠人以為道者也。然二者同出異名，而功利之惑人為甚。老氏以虛言道，佛氏以無言道，其說最高妙，雖吾儒亦視以為不及。乃其意主於“了生死”，其要歸之自私自利。故大上有《感應篇》，佛氏亦多言因果，大抵從生死起見。而動靜虛無以設教，猥雲功行，實恣邪妄，與吾儒“惠迪從逆”之旨天壤。是虛無之說，正功利之尤者也。 劉宗周對《人譜》極為重視。他認為佛教談因果、道教談感應，都出於功利目的，不能真正成就聖賢人格。而儒者所傳的《功過格》，也難免入于功利之門。他認為：“今日開口第一義，須信我輩人人是個人。人便是聖人之人，聖人卻人人可做。”[注]如何成聖？這便是《人譜》一書的目的。該書先列《人極圖》，第二篇為《證人要旨》，第三篇為《紀過格》，最後附以《訟過法》、《靜坐法》、《改過說》。“言過不言功，以遠利也。”他認為“諾人者莫近於是”，“學者誠知人之所以為人，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將馴是而至於聖人之域，功崇業廣，又何疑乎！” 《人譜》是劉宗周的絕筆。他後來在絕食期間對兒子劉燦說：“做人之方，盡於《人譜》。”[注]弘光元年（1635）五月，清兵攻破南京，福王被俘遇害，潞王監國。 至於予之自處，惟有一死。先帝（指崇禎）之變，宜死；南京失守，宜死；今監國納降，又宜死。不死，尚俟何日？世豈有偷生御史大夫耶？ 當時江南士大夫紛紛降清，做了貳臣，玷污各教，背叛了平時所學之道。劉宗周要以自己的行動，成就自己的人格，為衰世作一表率。弘光元年（1635）閏 皇明蕺山長念台劉子之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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