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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侯虹斌 是否放开全面二胎，应该是这次两会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了。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孔子第78代嫡孙孔维克接受采访时说：“让所有夫妇都能生育两个孩子，不光单独家庭可以，公民都应享受二胎这种相同的生育政策，从而形成人口结构比例的良性循环。建议高学历者可以生三胎以调整人口素质。”他还提出更具体的建议，建议夫妇双方有一人为博士的，可以不受生育名额限制生育第三胎甚至更多，并享有国家一定的补贴，以优化国民人口素质。 有人说代表怎么能提倡违反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呢？这种质问没有道理，因为两会本来就是邀请各界代表来讨论各种国家大政方针的，其中当然包括对一些既往政策的调整和改动；这就是与会代表的责任所在。不过，其倡导是否有价值，是否可行，却是应当讨论与甄别的。 孔维克这个论调有两层意思。我们先来谈谈更引人注目、引起更多批评的“允许博士生三胎”的建议。这并不是今天才有人提出来的，我印象中“博士可生第二胎”最早是《中国青年报》在1993年4月1日一个整版的“愚人节新闻”中出现的，很多人都把这当真，甚至还有媒体对此进行报道。在这些年里，这种误解还陆陆续续出现过多次。 这当然不是真的，而且，博士可以多生、甚至寄望博士多生来优化人口结构，于法、于理、于科学，都没有依据。这是先预设了博士有好基因、有文化，下一代必然会继承这种好基因和有文化。但是，亲兄弟还各有长短，性格各异呢，亲本基因和子代并没有固定的关系；而且，有文化与是否懂教育、会教育，又是两码事。 再说，把是否有高学历与是否有好基因等同，同样荒谬不已。社会形态千姿百态，每个领域都有佼佼者；再退一步，就算不是佼佼者，莫非就能断定基因不优秀？联想到此前舆论都在嘲笑女博士是嫁不出去“灭绝师太”，怎么现在忽然又恭维起她们，变成有资格当上可生育三个的生殖机器呢？ 显然，这是一种极为急功近利的“按需生育”。 【女人的子宫是国家资源？】 “按需生育”的人口策略古已有之，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越王勾践为了发动复仇战争，出台了促进越国人口增加的法令：“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因为打仗需要人丁，需要炮灰。汉惠帝六年，诏曰：“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女子晚结婚，交五倍的算赋。唐太宗贞观元年下诏：“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到了岁数，政府要你结婚就结婚，女人的子宫是根据国家的需求来安排的。 只不过到了今天，需要的并不是单纯的壮丁，而是知识人口，所以就增加了一个“学历”要素来优先培育。 假设说，用博士学位来筛选“好基因”不够科学，是否只要能找到一个更完美的指标，就可以保证优秀人才多生娃，不优秀的少生娃，低等阶层的不生娃呢？——想必看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了，孔维克的提法关键错误在于，生育权是基本人权，任何遴选部分“优秀人种”可以额外繁衍的思路，与“文革”期间“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还有纳粹的优生理论没有什么区别。 时至今日，再以培养“雅利安婴儿”和“优秀人种”的思路去优化人口结构，已经为千夫所指了。 多年来，强制性计划生育已造成了人口结构失调，老龄化加剧。现在为了扭转这个趋势，调整人口结构成了当务之急，又不得不逐渐放开生育。作为一个补偿性的措施，前几年已经开始了放开“双独”（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生育二胎，后来又放开“单独”（夫妻有一方为独生子女）。但结果呢，符合“双独”或“单独”二胎政策者的生育意愿很低。从各地数据来看，申请人数大大低于预期。比如，根据北京卫计委统计，去年全市申请通过审批不足三万人，而实际在两三年内可生育的又将大大低于此数。由此可见，此前官方预测北京市将因此平均每年新增出生人口约5.42万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孩最好》，木版年画，黄鹂作，1978年。） 【生育的选择权应当回归个人】 这又回到问题的原点了。正因为生育权本应是基于人的自愿自觉；在经受了长期的计生宣传的熏陶之后，这种意愿已经被大大压抑；不是施舍一下“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可以生了”，那些被恩准的人就会屁颠屁颠地跑去生孩子的。以此看来，不要说逐渐放开二胎，就算是全面放开，这种生育意愿也需要很多很多年才有回缓的可能。 如今，身边符合“生二胎”指标但坚决不再生的朋友不少，选择“丁克”、一个也不生的也越来越多。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养不起。为什么养不起？有一篇在2013年曾广为流传的文章，算了一下北京养一个孩子的最低费用，从怀孕到孩子大学毕业，一个家庭在经济上至少要支出50万元左右，这还是在物价不涨得离谱，不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而且，还没有算上择校、留学等费用，也没有算上旅游、出国游学等当下中产家庭常备的项目。 比金钱更重要的，还有时间、精力和爱。人生这么复杂，世界这么辽阔，爱自己都不敷使用呢，何来那么多的感情，分给一个又一个的孩子？这些才是最稀缺的。 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能让两代人都健康快乐地成长，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不是人人都愿意奔着这种成就去的。尤其是被寄望于“多生育”的“高素质阶层”，他们的人生选择更丰富，更有自主权，往往正是生育意愿最低的阶层。 那又怎么样？没有人可以强求他们。 说到底，生育权的平等是社会公平的基本要素。每个人考虑的权重都不一样，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想不生就不生，想生一个就生一个，想生几个就生几个；我们要为孩子负责，更要为自己负责，生育情况应该由夫妻双方根据自己的意愿、经济能力、人生规划来安排。 问题是现在连生不生孩子都不能自主决定，都需要服从国家的需求和恩赐。当初因为国家不需要那么多人口强制实行的计生政策，到了今天又因为国家调整人口结构的需要来安排生育。 我知道有不少人认为，有些贫穷地方的人越生越穷，他们没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规划负责、没有资格多生；但他们过得穷、过得差、没有资格规划自己的人生，可又有谁有资格规划他们的人生，是你吗？谁有资格制定一个“优等阶层多生、次等或‘劣等’阶层少生或不允许生”的便捷方式？ “雅利安婴儿”的噩梦应该永远地过去了。 人口结构的调整、人口素质的提高，有赖于教育、文化、经济条件等全面提升。要每个人都形成的责任意识，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无法可以越俎代庖，只能让时间来平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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