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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清廷颁布“退位诏书”：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这份350字的退位诏书，颁布至今已有103年，但围绕这份诏书，依然有众多的疑点：退位诏书究竟是谁起草的？先后有几个版本？经过谁的修改？“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中的“袁世凯以全权”是不是袁世凯擅自加上的？ 同意颁布退位诏书，意味着清廷接受了南方民军提出的建立共和政府的主张。 在1911年12月3日正式停战、议和之前，经日本商人、俄国领事敖康夫等牵线，清廷和民军已经在私下进行接触，试探对方主张。道员刘承恩就是受袁世凯派遣、前去武汉与黎元洪接触的清廷官员。在11月22日的一份电报中，刘承恩说“党代表提议建立民主，将我政府另置一地保全、安富尊荣，与宪命之意不合，故难就议”（《军机处电报档》）。由此可知，早在10月初，民军就已经有清室退位、另置一地保全的方案。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军的优待方案变得更加具体。12月14日起，南北双方代表从武汉转移到上海继续谈判。12月13日离开武汉之前，外务部司员曾宗鉴给外务部发电报，其中就提到，“在鄂议四条：一推翻满清；二优礼皇室；三厚待满人；四统一各省”（《电报档》）。“优礼皇室”和“厚待满人”这两条，已经具有后来优待皇室条件的雏形了。 尽管如此，直到11月底，清帝是否逊位，还没有定论。虽然清廷于12月28日正式下旨，同意召集国会公决君主、民主问题，但直到1912年1月24日，清廷的主张还是召开国会以决定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没想退位。一个明显的证据，这天，隆裕太后下“国会选举办法暨开会地点可酌量办理”懿旨。为此，第二天，袁世凯专门上折汇报国会地点拟选天津、青岛、汉口三地及议员代表分配的新方案。 但是仅仅过了4天，清廷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1月29日，隆裕太后主持召开第五次御前会议，决定撰拟宣布共和诏旨。2月3日，隆裕太后发布谕旨：授袁世凯全权与民军商酌优待条件。 清廷态度为何突然发生了巨大转变？史书一般认为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宗社党领袖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使得宗社党不敢再坚持抵抗；二是段祺瑞等带有“兵谏”性质的联名上书，逼迫清廷就范。 但看来，过去的史家夸大了彭家珍暗杀良弼的作用。从良弼死后的待遇来看，他在清廷并不受重视。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的同时，还颁发了两道和赐恤有关的谕旨：第一道是给予四川总督端方同时遇害的弟弟端锦赐谥；第二道是不给良弼赐谥。 赐谥是朝廷对死者褒奖的一种重要手段。端锦生前的官衔只是河南候补知府，为四品官；良弼为副都统，属正二品。官阶低的端锦被准赐谥、官阶高的良弼却没有获准，足以表明清廷对良弼之死并不是十分重视。 2月3日授袁世凯全权与民军磋商优待条件的懿旨中，有“前据岑春煊袁树勋等暨出使大臣陆征祥等统兵大员段祺瑞等电请速定共和国体以免生灵涂炭”等语，但岑春煊的《为开国会决定政体事宜陈述己见事》电报在1月9日已发，清廷断不会拖至一个月后才重新予以考虑，在此只是托词而已。 促使隆裕太后接受共和的真正原因，是段祺瑞的“兵谏”： “1月25日，段祺瑞以湖广总督名义向内阁发去《为感懿旨公决政体及各将领来言请战事》的电报，奏言“迩来各将领不时来言人民进步非共和不可，……昨闻恭王、泽公阻挠共和，多愤愤不平，要求代表各路统将亦来联衔，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电报所说的恭王、泽公阻挠共和，是指在御前会议上恭亲王溥伟、镇国公载泽反对共和的言论。 紧接着，第二天，1月26日，段祺瑞又联合姜桂题、张勋等46位将领，联名致电内阁转奏，“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1月27日，南方谈判总代表伍廷芳通知袁世凯，“如阴历本月十一日上午八时以前，仍未得清廷宣布共和确报，则前交优待条件全行作废。”阴历十二月十一即1月29日。段祺瑞的奏电和通电，以及伍廷芳的最后通牒，直接导致隆裕太后被迫同意共和，于1月29日主持召开第五次御前会议，决定撰拟宣布共和诏旨。 宣布共和诏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退位诏书。从那时到今天，关于它的种种传闻，不少至今尚难确定。 一种说法是洪述祖起草了退位诏书。 时为袁世凯侍从武官的唐在礼，曾于1912年2月12日抵乾清宫，见证隆裕太后移交退位诏书过程。他回忆说：谈到退位诏书，我们总以为是袁世凯幕下专拟奏稿的文案阮中枢所草拟的，因为当时所有重要的奏章，甚至是谕旨，几乎都是出自阮的手笔，后来听说最早的退位诏书是直隶候补道员洪述祖所拟的。洪是内政大臣赵秉钧的亲信秘书，夤缘赵而得到袁的赏识。那个诏书，是洪到袁的私邸去听袁面授要义而后着意撰写的，以停战议宪为要旨，说明“但求于中国土地人民多所保全，无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余与皇帝均乐观厥成”，并未明诏退位。洪述祖是著名电影导演洪深的父亲。在轰动一时的“刺杀宋教仁”案件中，洪述祖受袁世凯、赵秉钧等指使，策划组织，1919年被判处绞刑。 据其给赵凤竹的信，那份诏书，在9月初就已经写就。唐在礼文后还附录了洪述祖版退位诏书的原文，两厢比较，和后来的退位诏书毫无相同之处。但可以说，它是武昌首义之后出现的最早的退位诏书。 另一种说法是梁士诒起草了退位诏书。 《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2月6日给希拉姆的信中说到退位诏书，“这道谕旨正由梁士诒草拟中，昨天他还同我磋商这件事。他认为在十天之内不可能颁发……”2月9日，莫里循又在信中告诉希拉姆，“梁士诒，邮传部长，正在撰写退位诏书”。梁士诒当时确实负责南、北之间重要细节的讨论，但1939年由凤冈及门弟子编定的《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中明确说，“退位诏书是清一代最后结束，原文系由南中将稿电来，该稿为张謇手笔，后经袁左右增加授彼全权一笔而发表。” 第三种说法是张锡銮起草退位诏书。 1936年10月，曾经跟随梁士诒、阮忠枢等人在袁世凯内阁担任文案幕僚的叶恭绰，在袁世凯、梁士诒、阮忠枢等人相继离世的情况下，在《越风》半月刊第20期发表《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一文。其中说，逊位诏书，张锡銮（吴禄贞被刺后出任山西巡抚）早就叫人拟了一稿，大家认为冗长，不满意，交给他修正，他觉得为时还早，就密藏在衣袋中。拖到1912年2月7日前后，他正准备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謇、赵凤昌所拟）。这点，在唐在礼的回忆中也得到印证，“其后张锡銮也找人拟过一稿交叶恭绰修正，叶迟迟未动笔。” 第四种说法是华世奎、阮忠枢、徐世昌起草。 1912年2月6日，天津《大公报》消息，退位诏书的草案于2月2日呈进，执笔者为华世奎、阮忠枢。次日，又有消息称，“此一诏书是隆裕太后命徐世昌起草的，昨已将草案交袁内阁校阅，袁以此次皇上退出政权，断非历代亡国可比，等将来颁诏时，拟由内阁撰定，请旨颁布。” 第五种说法认为张元奇起草，徐世昌修改。 逊位诏书颁布10天后，上海《申报》于2月22日以《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为标题报道说：“此次宣布共和，清谕系由前清学部次官张元奇拟稿，由徐世昌删订润色，于廿五日早九钟前清后升养心殿后，由袁世凯君进呈。”张竞生《南北议和见闻录》也说：“退位各诏，系学部副大臣张元奇拟稿进呈，清太后交世续、徐世昌斟酌，经徐世昌删订润色，然后盖用御宝。”依据“清学部次官”推断，这里的张元奇，应该是“张元济”之误。张元济，年轻时曾积极参与戊戌变法，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得以发展壮大的。 此外，还有袁世凯起草说等版本，时为新疆布政使的王树在自订年谱《陶庐老人随年录》中说：“其逊位之诏皆袁世凯所拟也。” 而流传最广的，是前清状元张謇起草说。唐在礼就回忆，“传闻最盛的是南方张季直与赵竹君所拟之稿，用电报传至京，后经汪衮甫、徐世昌等修改。”张季直，即张謇，辛亥革命期间常住上海赵凤昌（字竹君）家，而汪衮甫即时为民政部左丞、为袁世凯掌文案的汪荣宝。 张謇去世（1926年8月）之后，他的儿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传记》初稿中谈到“不久内阁即日逊位的复电，来到我父的手中”时，摘录引用的内阁复电中，有“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等内容，和最终版退位诏书相比，虽然还有很多文字的不同，但意思已颇为相近。 胡汉民读到传记初稿后，于1930年2月18日给为该传记题写书名的谭延去信，明确表示退位诏书是张謇所写的，“清允退位，所谓内阁复电，实出季直先生手。”胡汉民还说，是他请张謇起草的退位诏书。在其自传中，胡汉民再次重申了此说法，“清帝溥仪退位之宣言，由张謇起草，交唐绍仪电京使发之”。 张孝若在张謇的传记中还说，起草诏书的原稿现存在赵凤昌先生处。 赵凤昌，字竹君，曾为张之洞幕府，晚号惜阴主人，其居所惜阴堂曾为南北和谈场所，期间往来众多的南北双方关键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唐绍仪、伍廷芳等等。他的儿子赵尊岳在《惜阴堂辛亥革命记》中说，退位诏书是张謇应其父赵凤昌所请而起草的，“张初笑谢，以为不可，终于著笔，就其案头八行横笺，不具首尾，书数百字，文甚朴雅。先公以为可用，亟电京师。不出所料，北方前拟数诏，均不中体，袁正患无策，得之大事称许，一字不易，仅加由袁世凯办理一语颁行之。”赵尊岳也承认，张謇的手稿在他们家还保存了好些年，“张手稿存‘惜阴堂’有年，某年《申报》国庆增刊，嘱余记辛亥事，因影印以存其真，惟张谱失载其事。” 上述各种说法中或细节存在错误，或引述不够具体，种种原因导致目前关于退位诏书究竟是谁所起草，尚无确凿无疑的结论。 洪述祖版太早，和最后版本毫无关联；张锡銮版，叶恭绰尚未动笔修改。此二说可以搁置不谈。莫里循的梁士诒起草说，本身就为梁士诒所否认，自不足信。《申报》2月22日的张元奇起草说，其中写到“于廿五日早九钟前清后升养心殿后，由袁世凯君进呈”，这明显是不谙史实的信口开河，因为无论是清宫档案还是各种当事人的回忆，隆裕太后交退位诏书的场所是在乾清宫而非养心殿，而且袁世凯并未到场。 至于张謇起草说，虽然目前得到最广泛的认可，但尚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更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原稿尚未发现，且无论是张謇的信札、日记还是后人编订的张謇年谱，对此都没有记载。笔者曾先后去过位于江苏南通常乐镇的张謇故里和位于南通市区张謇所创办的南通博物苑，两处对张謇的介绍中，都没有提及其曾起草清帝退位诏书一事。 赵尊岳所说的曾经将张謇此手稿的影印版发表于《申报》，但至今未在《申报》找到。而且，他还说，“胡汉民初不知其事，以为别出他手，至孝若传记及影印本出，始爽然自愧失言矣。”而按胡汉民自己的说法，是他请张謇起草的退位诏书。果真如此，胡汉民岂能不知此事？并且，胡汉民和赵凤昌都说是自己请张謇起草的，岂不互相矛盾？ 和退位诏书起草者是谁尚难确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退位诏书颁布之前，袁世凯曾亲笔进行了六处修改。 2013年7月，由骆宝善、刘路生夫妇主编的《袁世凯全集》出版。这套煌煌36卷、定价2.68万元的《袁世凯全集》，无疑收录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袁世凯文稿及相关史料。 据此版《袁世凯全集》，我们看到最终版退位诏书在公布之前，至少还有5个不同的修改稿，其中的一版，袁世凯亲笔作了6处修改。 修改第一稿中的大部分文句，和最终版在文字上有很大的差异，起笔为“前经降旨，召集国会，将国体付诸公决”，此外说到退位原因之一，是“转瞬春耕，长此兵连祸结，四民失业，盗贼起，荼毒生灵，岂牧民者所忍漠视”，但一些关键内容已然确定，比如“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比如“著授袁世凯以全权，筹办共和立宪事宜”。 最终版退位诏书结语“岂不懿欤”历来为人称道，叶恭绰评论，“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闻系某太史手笔，余甚佩之。盖舍此四字，无可收煞也。”我们发现，修改第二稿删去了部分文字，但末尾即有此四字，而且文中出现了“应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样的关键词句。 在修改第二稿的右侧空白处，有两行与内文修改笔迹相同的旁批，写道：“略声出民军发起之功，袁为资政院所举。”于是，修改第三稿的开头改为“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文中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字句。但关于临时共和政府组织，和第二稿相比，“与民军”三个字前移了，成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这，意味着是由袁世凯和民军共同组织临时政府。 《袁世凯全集》中还收录了张謇南通家藏的退位诏书。此版退位诏书和第三稿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一、没授予袁世凯全权而是“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二、结尾不是“岂不懿欤”而是“岂不懿哉”。 袁世凯的手批版，则是在修改第三稿的基础上的。其一，是将“今全国人民心理倾向共和”改为“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加了一个“多”字，更为准确；其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暨完全领土，悉行付畀国民，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一句，改“悉行付畀国民”为“公诸全国”，而将“完全领土”四字移后至“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之后。更为关键的是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一句，改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把“与民军”三字后移。 最终公布的退位诏书，完全遵照袁世凯的修改版。这也意味着，袁世凯手批版即为退位诏书的最终修改版。 从上述对退位诏书的各种修改稿的简要叙述，我们还可以得知： 赵尊岳的记述有不实之处。他说，“不出所料，北方前拟数诏，均不中体，袁正患无策，得之大事称许，一字不易，仅加由袁世凯办理一语颁行之。”退位诏书显然经过多番修改，而非一字不易，第一、第二稿的开头，和最终版更是差异明显。 张謇家藏版退位诏书并非张謇执笔的原稿或副本。因为家藏版中，像“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显然是袁世凯修改稿的笔意，“组成民主立宪政治”的表述也和民军主张共和的宗旨相悖。 胡汉民在自传中的表述有误。他说，“乃于最末加‘授袁世凯全权’一语，袁殆自认为取得政权于满洲，而作此狡狯也。先生（孙中山）见之，则大怒责其不当；而袁与唐诿之清廷，且以其为遗言之性质，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正之理。”但由上我们得知，修改第二稿即有“应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而非最后才窜入。 更为关键的是，在退位诏书正式颁布前一天，即2月11日，袁世凯曾给孙文、黎元洪、伍廷芳等去电，发去退位诏书全文。与此同时，还另电告知“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也就是说，如果民军方面对此退位诏书有异议，完全有时间在12日颁布之前再进行磋商和修改。换言之，退位诏书的最终版，孙文及民军方面当时是认可的。 袁世凯手批清帝逊位诏书的原件，据骆宝善先生介绍，他是经过一个台湾学者的提示，在日本找到的。 而根据唐在礼的回忆，他们从隆裕太后那里拿到退位诏书之后，就前往袁世凯当时所住的位于石大人胡同的外交大楼，在那儿举行了隆重的接授诏书仪式。袁世凯“略为鞠躬双手接过，随即将诏书打开，但并未宣读，就慢慢地把它放在大帖架上陈列起来。”这道诏书原件，后被内阁中书张朝墉收藏。张殁后，由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以很少的钱购得，如今保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该馆《复兴之路》展览说明中如此介绍，“此诏书1975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现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前往一观。 （题图：西方人绘制的版画，描绘了1912年2月隆裕皇太后签署退位诏书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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