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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他读《易经》的故事，说他“读易，韦编三绝”。意思是说，孔子读《易经》非常勤奋认真刻苦，使编联竹简的牛皮绳子断了多次——在孔子时代，还没有发明纸，字都是写在竹简上，然后又用熟牛皮绳子编联起来的。
在《论语·述而》中，记录了孔子这样一句话：“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意思是说：“多给我几年时间，即便让我能在五十岁时学习《易经》，也就可以不致有大的过失了。”
这不仅反应了孔子的好学，也说明了《易经》的博大精深。早有学者研究提出，汉语中有200多条成语源出《周易》经传。比如：自强不息 原始返终 群龙无首 虎视眈眈 云行雨施 谦谦君子 穷神知化 日月合璧 见几而作 勿药有喜 反目成仇 止所当止 立竿见影 正大光明 乱极必治 物极必反 殊途同归 否极泰来 乐天知命 洗心革面 无妄之灾 革故鼎新 不速之客 三阳开泰 文过饰非 防微杜渐等等。
《易经》是我国古代的伟大的哲学著作，据传由周文王所著而成，它讲的是大自然、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和我们日常做人的做事的道理。它是历代帝王必读之书，是治国之道、建国之宝。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易经》素有“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的称誉，许多学者甚至认为：《周易》的学术价值怎样去估量都不会过分。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部著作，能够在跨越数千多年之后。依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并继续焕发出奇异的光彩，使那些可以称之为人类精粹的众多专家、学者为之叹服。
历史上许多帝王为确保社会统治的安定性和稳固性，除了自身及周围的文武大臣纷纷求助《易经》，并以《易经》为治理天下的学问之外，甚至连朝代名称及帝王的年号也求助于《易经》。如蒙古皇帝元世祖忽必烈采纳汉族官僚刘秉忠的建议，改国号为“元”，他是根据《易经》的《乾·彖》中“大哉乾元”的含义取意。又如明朝的“明”字取自《易经》中《乾·彖》“大明终始”之义。大明为日，而日又是宇宙间主宰光明之物，日月如天，故取朝代名为“大明”。
除了朝代的命名，我国的帝王们还普遍采用《易经》起年号，如：汉武帝刘彻，在他即位的第一年(公元前140年)称为建元之年。西晋司马炎在公元275年取年号为“咸宁”，这是根据《易经》取自《乾·彖》：“首出庶物，万国咸宁”。隋炀帝杨广在公元605年取年号为“大业”，则来自《易经·系辞上》“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唐朝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公元627年取年号为“贞观”，两字取自《易经·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
《周易》不仅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也引起了世界学者的研究热潮。日本的汉学家本田成之指出，《周易》乃是中国人一切智慧的基础，是唯物主义及其规律的基础。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琼认为，《周易》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
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喜欢《易经》。不仅是韩国的、日本的，也包括西方的。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曾引用《易经》中的“殊途同归”；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2006年访华时，在北大演讲中用《易经》中的“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说明中法关系的重要性。
当然，最喜欢《易经》的，还是咱中国的习总。他曾多次引用《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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