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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七篇 三国韦昭注说有误
骊戎是西周王朝宗亲封国非西戎别支
士蒍里克谏言有理 献公为申生成才悖逆常规是古今罕见
弄明白“美艳女人是为祸水”，是产生于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的儒家学派意识观念，才能够理解《国语·晋语》里有几篇文章，不是晋国原始的史话史料，而是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一些学士们，在儒家“美艳女人是为祸水”理念基础上，对晋国骊姬、申生事情的“议论评说”，被纂辑于《国语·晋语》里，后世人们误讹当成是晋国的史话史料。
春秋及其以前，人们一切社会活动，都必须是先进行占卜与祭祀，按照占卜结果，决定如何作为。如齐国执政正卿崔杼，看见棠公遗孀东郭姜很是美艳，正好自己嫡妻早已亡故，就向东郭姜弟弟东郭偃聘娶她，（东郭姜身为寡妇，没有再嫁再婚的权力，但他的父亲或兄弟，有权再嫁她）东郭偃则提醒崔杼说，你崔杼家族是齐丁公的支系后裔，我的家族则是齐桓公的支系后裔，按照“周人同姓不婚”，不可以婚配。崔杼进行占筮，史官解说卦象是为吉利。崔杼又将占筮卦象告诉陈文子，陈文子释说卦象不吉利。崔杼因为对东郭姜爱得情深意切，实在难弃难舍，就以卦象的不吉利，已经是由棠公的亡故应征，还是聘娶东郭姜。不幸的是，后来不但齐庄公是因于东郭姜而被弑，东郭姜为崔杼生了儿子明，崔杼前嫡妻生的嫡长子成，因为有残疾（一般应是为小儿麻痹症），崔杼就废除他嫡长子的继承家族长权利，摈弃成同母弟嫡子强，“立”明为继承人。导致成和强极其怨恨，引发家庭内讧，包括东郭姜、东郭偃，以及东郭姜与前夫儿子棠无咎在内，崔杼整个家族全部罹难。对此事件，当时人们不会说东郭姜是导致齐庄公被弑，崔杼家族被灭亡的“美艳女人祸水”。而是认为崔杼悖逆占筮不吉利和“同姓不婚”礼法，“聘娶”东郭姜，招致的灾祸恶果。
正是因于春秋时期，还没有产生出“美艳女人是为祸水”这种意识观念，《国语·晋语一》“献公卜伐骊戎胜而不吉”篇里，史苏因为晋献公欲“纳”骊姬为妻子时，龟甲占卜是为不吉利，但是蓍草占筮则是吉利，晋献公没有听取大卜郭偃说的“筮，短；龟，长。不如从长”的建议，将骊姬策立为“夫人”。史苏于是与朝廷卿、大夫们议论，以妹喜与伊尹比，而亡夏；妲己与胶鬲比，而亡殷；褒姒与虢石甫比，而亡周幽王；等的历史事实为“鉴”，告诫卿、大夫们，晋献公“策立”骊姬为妻子，将会发生灾难。史苏此说，完全是属于大史的职守，是“以史为鉴”而已，只是为了提醒晋国正卿、卿、大夫们，警觉防范灾祸发生，原本并没有骊姬作为美艳女人，是为“祸水”的涵义。末句“既，骊姬不克，晋正于秦。五立，而后平”，这乃是战国至秦汉时期人们对晋文公继承国君后，这段历史情况的总结之说，原本是为加入的“夹注”，被误讹成为“正文”。
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造成后世人们产生出一种错误“概念”，即因果倒置的意识观念。我们知道，世间的所有事情，都是由形成产生过程中的种种客观因素，综合致使的结果，如果形成产生过程中的客观因素发生改变，其结果也必然会是改变而不同。概言之，就是事物本身内涵的“因果”关系。“既，骊姬不克，晋正于秦。五立，而后平”，被误讹成为该文篇正文之后，后世人们因此就会误解认为，之后发生的大子申生自杀；重耳、夷吾逃亡；奚齐、卓子被杀；荀息殉死；晋惠公“食言”；里克、丕郑弑君以及被杀；晋怀公被杀；等等的一系列灾难事件的出现，都是因于“骊姬”引发致使，成为先已经是有了这些事件的结果，然后才有着这些事件的形成产生。这种“因果倒置”地看待、认知客观事物，在古代是很多人们的一种习惯自然，也是我们人类“迷信”思想意识形成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即一切事物的结果，早已经由“神”亦或超自然的力量决定好了，人们只能通过“神谕”或者“占卜”知悉，通过向神灵“祈祷”或“巫术”，避灾求福。
再者，《国语·晋语》里“史苏论骊姬必乱晋”、“优施教骊姬远太子”、“优施教骊姬谮申生”、“骊姬谮杀太子申生”等篇，都不是原始的晋国史话史料，而是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一些学士们，在儒家“美艳女人是为祸水”理念基础上，对晋国有关骊姬、申生事情的“议论评说”，其中许多事情是误讹。已如第126篇说过，甚至包括《左传》、《史记》里的一些所言，都是历史事实的误讹或者曲解，亦或原本是为后世学士的议论评说，夹注于其间，被误讹成为“正文”。历史真相是：三国时期吴国韦昭注释的“骊戎，西戎之别，在骊山者也。其君，男爵。姬姓”，就是存在有严重错误。韦昭只是从“戎”字字面，将骊戎释说是西戎人的别支。其实骊山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部的临潼区，距西周王朝镐京不过100余里，是王畿中心的王都郊区，只有西周王朝最亲近最信赖的族群国家，才得以被“封”在这里居住生活，西戎人群的别支绝不可能在这里生活生存。前面说过周幽王被犬戎杀死，是因为申侯引导犬戎军队秘密潜伏到骊山，采用突然袭击、乘其不备、重点围攻幽王所在中军，形成的结果。当时西周王朝并没有崩溃瓦解，只是后来遭受晋文公、秦襄公等等的不断蚕食兼并，才逐渐衰败灭亡，犬戎杀死幽王后，是迅速撤退回去，没有人群能够留下在骊山生活。再者西戎人国君，也不会有周王朝的“男爵（级）”和“姬姓”。所以说姬姓，表明骊戎国是为周王的宗亲，骊是国名，被“封”在镐京郊区，戎当是当时国君名字。由“史苏论骊姬必乱晋”篇里说：“献公伐骊戎。克之。灭骊子，获骊姬。以归。”骊戎是子爵（级）国君，非是男爵（级）国君。并且就是因为“骊”国生活在该处，该处的标识性山，获称骊山。
骊姬被俘掳时，应该是20岁边上，尚未出嫁，妹妹比她小2、3岁上下。身为国君女儿，她们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知识学习教育，不仅天生绝顶美艳，有着文化知识涵养，因而才会得到晋献公对她们特别钟爱。本来，晋献公如果不“策立”骊姬为掠夺婚的妻子，她们也必然会成为晋献公的“侍妾”，那样她们生的儿子就没有“庶子”身份。晋献公不忍心她们成为身份卑贱的“奴婢”，故而违背龟甲占卜不吉利，没有听取大卜郭偃建议，决定“策立”骊姬为妻子，骊姬胞妹作为媵女，也就随同获得妻子的身份。在如此背景情况下，骊姬姐妹深知自己非是常规“聘娶”，是亡父亡国的俘虏，虽然侥幸获得国君“妻子”身份，两个人孤独生活在后宫里，举目无亲，没有其他任何亲属可依靠，只能够小心谨慎，兢兢业业，恪守礼法，循规蹈矩。所以，《左传》、《国语》、《史记》里有关骊姬生了奚齐之后，为了使奚齐得以取代大子申生继承成为国君，用种种方法陷害申生及重耳、夷吾之说，实际乃是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的儒家学士，在“美艳女人是为祸水”理念上，对有关骊姬、申生史话传说产生误讹，或是议论评说，不是晋国流传下来的原始史话史料。
客观地讲，导致晋国大子申生自杀；重耳、夷吾逃亡；奚齐、卓子被杀；荀息殉死；晋惠公“食言”；里克、丕郑弑君以及被杀；晋怀公被杀；这一系列灾难事件产生的根源，就是史苏在“献公卜伐骊戎胜而不吉”篇里说的话，所引发。然而史苏说的妹喜与伊尹比，而亡夏；妲己与胶鬲比，而亡殷；褒姒与虢石甫比，而亡周幽王，都是史实不假。史苏之所以这样说，原本只是想从“以史为鉴”的角度上，引起晋国的卿大夫们警觉，防患这样灾难在晋国发生。然而却正是史苏说的这番话，对里克、丕郑、士蒍等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里克、丕郑、士蒍等人，后来不能够正确领会与理解，晋献公对大子申生“立”与“废”事情，所作所为的真正意图和缘由，产生出误解误判，以及不满与抵触情绪，致使里克和丕郑最终犯下“弑君”之罪被诛杀，应该说也很是冤枉。
问题关键是在于：晋献公对先君晋武公遗孀齐姜，感情特别笃厚，如第126、第129篇里说过，《左传·庄公二十八年》里记载的“晋献公娶于贾，……其娣，生卓子”句段，作为“编年体”的史料纂辑，《左传》里的事件都是以当年的月份序列编排，除了很少是为对以前事情的补叙，文段前面一般会加有“初”字，《左传》里面不会存在对以后发生事件的讲述，否则，就不成为“编年体”体例的典籍文献。其实申生当时只有11岁，奚齐不过4、5岁上下，按照常规惯例，晋献公完全应该再等待几年，看看嫡妻贾小君会不会生下嫡子，通常情况是在国君临终之时，才会因为没有“嫡子”，而决定是由哪个“庶子”继承国君。齐桓公就是因为没有“嫡子”，生前没有能够“策立”大子，死后“庶子”们为争夺国君权位而内乱频频不断，就是实例。可是晋献公爱母及子，迫不及待地以嫡妻贾小君没有能够生下嫡子为由，就将齐姜生的“庶长子”申生，策立为大子，可见晋献公对于齐姜的感情，对于申生的厚爱，是非同于一般。所以说左丘明将这一句段纂辑此处，是记述鲁庄公二十八年，即公元前666年，申生已被“策立”为大子，并且当时申生还已经有了重耳、夷吾、奚齐、卓子等弟弟们，及他们所生的母亲。
后面“骊姬嬖，欲立其子。……晋人谓之‘二五耦’”文段，作为是以后发生的事件，必须是在事件发生的年度月份里记述，例如《左传·桓公一年》记载华父督看见孔父嘉妻子美艳，慕爱不已，《左传·桓公二年》记载华父督杀孔父嘉、弑宋殇公；《左传·庄公十年》记载楚文王帮助息侯俘掳蔡哀侯，《左传·庄公十四年》里记载息妫已经成为楚文王的嫡妻王后，并且已经为楚文王生了两个儿子。所以说“骊姬嬖，欲立其子。……晋人谓之‘二五耦’”文段，如果是左丘明的纂辑，这一内容必然是记述于《左传·僖公五年》“初，晋侯使士蒍，为二公子筑蒲，与屈”之间，以说明晋献公命士蒍去修筑蒲城和屈城，是因为听了梁五与东关五的建议。依据士蒍说的，“君，修其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将寻师焉，焉用慎？！”可以知晓士蒍身为大司空，奉晋献公之命修筑蒲城和屈城的时间，是在公元前657年，即鲁僖公三年，晋献公二十年。就是说这一文段不是左丘明纂辑，不是《左传》里的原有文句，应该是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的学士，在“美艳女人是为祸水”理念下，议论所说骊姬是为了使自己生的奚齐，取代大子申生继承国君，赂梁五、东关五，谮群公子。原本是夹注于骊姬“生奚齐。其娣，生卓子”之后，被误讹成为“正文”。
其实“骊姬嬖，欲立其子，赂外嬖梁五，与东关嬖五”，是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儒家学士，在“美艳女人是为祸水”理念下的臆造，是冤枉骊姬。第126篇里辨析说过，外嬖就是国君最信任的人，长期被派驻在边境，掌管外国的情报人员，及时向国君提供外国军事动态的情报。故而不可能与骊姬之间有交往贿赂。再者，梁五与东关五向晋献公建议，修筑蒲城及屈城，安排公子驻守，当是事实，但是梁五和东关五这样做，完全是处于他们工作职务中的发现，对晋国安全的考虑，与骊姬以及申生大子被废、欲立奚齐等事情，之间没有关系，绝非是受骊姬的指使所为。另外，《国语·晋语一》“优施教骊姬远太子”里说的，“公説。乃城曲沃，太子处焉；又城蒲，公子重耳处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处焉。骊姬既远太子，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罪。”明显是为不实，曲沃是为晋国国君祖陵和祖庙所在地，生活有晋国国君的大量宗亲，其作为副都城，主管是中大夫的职位，晋国宗室连续多代内乱不止，中大夫对国君宗亲们，显然无能管束制约。故而晋献公让大子申生住在曲沃，就是为了管束宗亲，避免叛乱，不同于派重耳与夷吾驻守蒲城、屈城，防备戎人、狄人等突然袭击入侵。这件事情自然不是梁五与东关五会关心提出的问题，只能是晋献公自己想到决定，所以《左传·僖公五年》记述士蒍修筑蒲城和屈城事情，根本没有提到修筑曲沃，客观地讲，派大子驻于旧都城，根本无需劳民伤财建造新城堡。所谓“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罪”，当是后世人们的添加，骊姬要说大子的坏话，也无需大子到曲沃之后再说。
占卜伐骊戎是获胜却不吉利，晋献公竟然率军征伐。胜利后，钟爱骊姬，龟甲占卜不吉利，晋献公又毅然“策立”骊姬为妻子，还向史苏说，自己决断的征伐骊戎，“克国，得妃。其有吉，孰大焉”，言下之意是史苏占卜不灵验。赏史苏酒饮，却罚“无肴”，难道国君宴席就缺少那么一块肴肉吗？当然不是，这些种种情况表明，晋献公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国君，是敢于打破礼法规定，连占卜结果都可以藐视的君主。故而公元前661年，晋献公将晋国军队扩充为上军和下军两个军，亲自统帅上军，则让大子申生统帅下军，这样做，不能不使臣子们感到非常诧异。按照常规，国君是全部军队的最高统帅，大子只有接近成年，才能率领军队参与战争，平常或战事结束后，“军事指挥权”唯一属于国君。晋献公却与大子申生各自统帅一军，把“军事指挥权”一分为二，互不统领管辖，不能不是荒唐极顶的事情。因此上大夫大司空士蒍迷惑不解，觐见晋献公，说出自己的疑问。其实晋献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打破常规，让大子申生从亲临战场直接指挥战争过程中，了解、熟悉、懂得战争，甚至不惜可能失败，损兵折将，可见晋献公对大子申生的舐犊反哺之情深厚。
可是士蒍不能够洞察晋献公这一良苦用心，受10余年前史苏所说骊姬被“策立”成为妻子，晋国将会有不祥结果的言语影响，向晋献公提出：军队原本应该是一个整体，全部接受国君辖制，不能分割，分割就会削弱力量无法取胜，只可以欺凌小的国家，不能够战胜强敌。为什么会国君与大子分别辖制上军与下军，请求君主仔细考虑这样做的不利因素！晋献公则告诉士蒍说：我只是想让大子接受锻炼，学习懂得如何统治管理好军队的才能，你不必担忧什么。士蒍说，大子乃是国家栋梁，等到他成长成熟之后，自然就会驾驭军队。现在尚未成年，却要赋予他如此超重重担，岂不是太危险？！晋献公说：我只会交付给他比较轻小的任务，亲临战场虽然会有危险，不会有伤害。其实士蒍此时已经是知晓晋献公的动机目的，是赋以重担锻炼申生。因此，后面的“士蒍出。语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难。轻其任，而不忧其危。君，有异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将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罪之。虽克，与否，无以避罪。与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太子，远死。且，有令名，为吴太伯，不亦可乎？’太子闻之，曰：‘子舆，之为我谋，忠矣。然，吾闻之：为人子者，患不从，不患无名。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无禄。今，我不才，而得勤与从。又何求焉？焉能及吴太伯乎？’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谗言，弥兴”，这些当是为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儒家学士，在“美艳女人是为祸水”思想理念下，对前面士蒍与晋献公谈话内涵没有弄清楚，作出的“议论评说”，夹注此处，误讹成正文。其中说晋献公是故意欲加罪申生，申生胜与败，都会被治罪，是将晋献公的好心说成驴肝肺。
公元前661年，晋献公只是新组建下军，命大子申生统帅下军，军队刚刚组建，常规情况下不可能立即投入战争，需要训练整合，共同协调匹配。公元前660年，晋献公命大子申生征伐东山皋落氏。这可吓坏了里克，需要说明，申生当时只是一个17岁的大男孩，晋献公就命他独自率领自指挥军队作战，不能不是历史中的罕见。实际上《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公元前589年，楚国令尹子重发动“阳桥之役”，蔡景公与许灵公都亲率军队从征，他们都是19岁（《礼记·曲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二十，笄，而字。”表达已经成年，所以19岁称弱，即尚未达到成年。比较可知《礼记·曲礼上》所说“二十曰弱，冠”，是误讹，原本当是为：十九，曰弱。二十，冠），尚未举行成年“冠礼”，于是在军营勉强（即不合正常礼法规定）为他们举行“冠礼”。另外，《左传·桓公六年》里记载：“北戎伐齐。齐侯使，乞师于郑。郑大子忽，帅师救齐。六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献于齐。……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郑国大子忽当时应该已经20岁边上，尚未娶妻，故而齐厘公主动提出将女儿文姜许配给他。就是说，大子20岁边上统帅军队征战，乃是常情，可是申生只有17岁，此前尚未经历过亲临战场决策指挥战争，里克才会对此事诚惶诚恐，谏说于晋献公。
《左传·闵公二年》记载的里克所说，确实很对。通常情况下，大子统帅军队征战，需要在20岁边上，非此，是不具有统帅指挥军队战场中确保胜利的才能，而且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兴衰的大事，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大意，一旦失败，悔之晚矣。尚未成年的大子，是以学习为主，不适合于统帅军队征伐。如果有了战争，则是国君或正卿、卿等的职守。大子或者留守监国，或者随从军队学习观摩慰劳，是不参与直接的战场厮杀或指挥军队作战。大子如果直接统帅指挥军队，遇有情况变化，不请示国君而为，是自专，对国君不孝；要是事事请示获得国君允准后再作为，大子就没有威信，将士们怎能够听从效命。还有，东山皋落氏现在已经做好战备，决一死战，此场战争势必激烈残酷，国君还是更换大子，亲自前往或者派遣他人统帅军队前往征伐东山皋落氏，那样一定会是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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