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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四篇 仲庆父排行二
被称“孟孙”家族成老大公羊杜预刘炫解说不同
书同文字义减 残缺《周礼》简策致儒字原始原本涵义失传至今
前一篇里辨析说明，《春秋三传·桓公十八年》说的“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公羊传》说的，“夫人谮公于齐侯，公曰：‘同，非吾子，齐侯之子也。’”是为错讹，并且《左传·庄公元年》记载的，“元年春。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这样的句读是错误，将其句读成为“元年，春。不称，即位（即位是误讹补入），文姜出，故也。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礼也是夹注误成正文）。”只有这样的解读，我们才得以正确认知当时的事实真相。其实类似这种情况，在《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里面还有许多。如：第95、第96篇里对《左传》庄公十年、十四年、二十八年、三十年，等等有关息妫以及蔡哀侯、楚文王、子元事情记述的文段；第137、第138、第139、第140、第141篇里，对《左传》、《国语》有关晋国大子申生与晋献公及骊姬和里克，等等事情记述的文段；都必须进行新的句读与解析，我们才能够了解认知他们的历史真实面貌。
再如《春秋三传·庄公二年》记载：“夏，公子庆父，帅师伐於余丘。”对此事，《左传》里没有记说。《公羊传》说：“於余邱者，何？邾娄之邑也。”《谷梁传》说：“国，而曰伐。於余邱，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贵矣！师，重矣！”原案：“於余邱，左氏无传。《公》、《谷》，皆以为邾邑。杜氏预，独以为国。详考经文，伐人之邑，未有不系国者。亦未有邑，而书伐者。则杜注，为胜也。《公羊》以庆父，为庄公母弟；杜氏以为庶兄。然，为弟，则不当称孟。为兄，则不当称仲。惟刘氏炫谓庆父，欲同正适。故，以庄公为伯，而自称仲。理，或然也。”这几种解说，都存在有问题。最重要则是：庄公当时只有15岁，并且是九月丁卯日生，庆父作为庄公同母胞弟，最大不过13岁，一般当是12岁，一个12、3岁的娃娃，能够统帅指挥军队征战吗？显然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除了作为“神话”或者“童话”解读，不能是为“信史”。
《公羊传》之所以认为庆父是庄公母弟，是因为《左传·庄公六年》记载同的出生举行是“大子”之礼；杜预之所以说为庆父是庄公庶兄，正是因为庆父如果是庄公同母胞弟，只能有12、3岁，率军征伐完全本可能；于是刘炫提出，庆父是为庄公的同胞胎弟弟；成为三种异说。其实，如果庆父与庄公是为双胞胎，《左传·庄公六年》记载大子同出生情况时，必然讲述此事无疑。如果庆父是为庄公庶兄，不可能称谓仲庆父，尤其是“仲庆父、叔牙、季友”成为鲁国的三桓始祖，其中庆父是老二；牙是老三；有是老四；也是无可置疑。至于仲庆父为什么又被称为“孟孙氏”，孟具有长、始、老大等的涵义，实际上是以庄公作为大子，是“宗”，庆父则是成为“旁支”中的老大，而称说。就是说，仲庆父、叔牙、季友，确确实实皆是嫡妻小君桓姜生的老二、老三、老四。
那么《春秋》里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的记载呢？事情也很简单，就是这件事情，原本是发生在几年之后，由于这一内容的竹简断缺，失却原本序位，后世之人在搜集整理时，将这一支残简误讹纂辑入于“庄公二年”里面。《左传·庄公二年》没有这样内容，既可作为证明。至于《公羊传》与《谷梁传》对此事皆有议说，表明他们看到的《春秋》，已经是为错讹。客观地说，作为国君的嫡子，从7、8岁开始，国君就会选派富有学识的大夫，充当老师大傅与小傅，一般说为太傅及少傅。这样到了16、7岁的时候，已经是相当于现今高中生的年龄，在当时具有的文化知识而言，经过近10年的专职老师指导学习，知识比较完备。这时期正是年轻气盛，争斗好强，谋求功业的时期，如果发生有战事，国君会让自己儿子参与实践，锻炼积累他们的战争知识，亦或直接统帅指挥军队。其实公子的大傅、小傅，都是战争精通者，由他们为公子谋划，将士拼命厮杀，公子实际只是挂个名义而已。不但可以增长知识才干，胜利的功劳则是记在公子头上，有了一次大功，公子就可获得下大夫爵位；再有一次大功，就可升获中大夫爵位；再有一次大功，就可升获上大夫爵位；再有一次大功，就可升获卿爵位；再有一次大功，就可升获正卿爵位。第126、第127、第129篇里辨析说过，晋献公“烝”后母齐姜生的儿子申生，11岁时被“策立”为大子，16岁时，晋献公新建下军，让他担任下军统帅，17岁率军征伐东山，大获全胜；以后又多次率领军队征伐；后来晋献公派公子重耳驻守蒲城，派公子夷吾驻守屈城，重耳与夷吾亦当是十七、八岁左右；这些都是确实史事例证。另外，《左传·成公二年》记载蔡景公和许灵公率领军队，跟随楚共王进行阳桥战役，他们当时都只有19岁，没有举行“冠礼”，由楚共王在军营，勉强为他们举行“冠礼”，也是年轻率军征战的实例。
《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里面，之所以会产生出现这些错讹，究其根源，正如笔者在第175、第176篇里说过，乃是因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了推行实施“郡县”制度，必须使律法、政令、公函等的文字涵义，解读规范标准一致，文字的涵义相对只能单一化，含义如果较多而复杂，那么律法、政令、公函文句涵义的解读，必然会是歧异错乱。故而在实行“书同文”工作中，绝不仅仅只是将大篆（即籀文），简化成为秦篆，再简化成为隶书，这种字形的简化，更主要是文字涵义的“简化”和“通假借代”，将先前一个“文字”原本存在包含具有十几个至几十个涵义，演绎成为单个性的涵义。例如经学大师博士伏生，原本是姓“虙”，就是被简化成为伏，甚至虙牺氏被简化成为伏羲氏，尤其重要的是，致使虙牺氏文字原本具有的史话史料涵义，亦即上古虙牺氏的形成由来，为汉代之后的史家学士们，已经不能正确知晓。
由于西汉王朝创建者刘邦，出身于秦王朝亭长小吏，西汉王朝承袭了秦王朝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以及“书同文”的文化结果，至东汉时，许慎纂撰《说文解字》，就是“书同文”之后的标准化文字涵义之解说。并且也就是“书同文”形成产生出的字体是为秦篆，文字涵义“单一化”历史情况的证明。就是说，《说文解字》里对于文字涵义的解说，只是秦汉时期通行的文字涵义，不是先秦时期原本文字具有的完整全部涵义。正是因于此，后世历代诸多文字学大师们，通过对于《尚书》、《诗经》、《左传》、《国语》，等等先秦典籍里面的文字，所具有的种种含义考释考证，如《字林》、《玉篇》、《龙龛手鉴》、《广韵》、《类篇》、《集韵》、《字汇》、《正字通》，等等，以及虽然没有编撰成为文字学的专著，却是对经典著作里面文字的涵义，加以详细解释注说，例如公羊高、谷梁赤、毛亨、毛苌、马融、郑玄、杜预，等等。现今《汉语大字典》，就是汇聚众多古代文字学大师们，对先秦文字涵义考释证说之集大成者，亦包括近代学者们对甲骨文、金文研究考释的成果。
如是，我们终于得以发现到：《汉语大字典》里面搜集解说的文字涵义，之所以一般会是一、二十个，多的有三、四十个，甚至可达五、六十个，特别是每一个字具有许多的不同含义，互相之间不连贯，造成这种令人们感觉很是费解怪异的情况，根源则是在于：我国上古“天皇—太昊—少昊—少皞—帝俊—舜—商—周”文化谱系，即“华北地区小石器文化—磁山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大汶口文化—后岗二期文化—商文化”人群，所形式产生及发展演绎出来的“甲骨文—金文”，其最初是由一种“象形”，表达为某一项事情，尔后被抽象化而泛指为某一种的事情，进而成为记录记载事件情况的“载体”，即所谓“文字”。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必须是以先辈文字学大师们，考释证说文字具有的多重性涵义，再结合对照不同时期的当时历史背景、文化因素，才能够正确解读诸如《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三礼》、《楚辞》、《山海经》，等等的先秦典籍真实内涵。由于早在孔子亡故后的战国初期，孔子的七十余弟子们，在传扬孔子的学术中，就已经产生有歧异和误错；更重要的则是，因为秦始皇“书同文”导致了先秦文字的多重性涵义，被改变成为单一性涵义，导致字的大量涵义缺失；从而使得西汉时期儒家学派弟子们，甚至包括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等等无愧是为伟大的史学大家们，皆是受到这一因素影响，将先秦典籍，包括《春秋》、《左传》在内，许多文句涵义，解读错误。进而造成2千余年来，人们对于“三皇·十纪·五帝·四代”历史认识谬讹。
笔者需要特别强调说明的是，当前一些人们积极倡导“儒家”思想理念，实质是对“儒家”思想理念里的一些重要内涵，解读认识错讹，是对“儒家”思想理念错误粉饰和美化。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儒家者，流（源流）。盖（大概或因于），出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名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然，惑者，尽失其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首先要解释，其中所谓“司徒”，金文中原本是为司土。《周礼·天官冢宰》里说：“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是说明牧、长、师、儒，他们实际都是大冢宰隶属之下，某一部门里的某一岗位名称。牧，就是掌管国家拥有的田地；每一块田地的大小；处于什么地方位置；新田地的开垦；旧田地的废弃；这些可是立国之本，是安置分配不断新增的农耕成年人员的基础。长，就是管理庶民与士们的官长。师，就是具有某种的专业知识技艺，指导普通人们工作。
那么“儒”，是什么样的工作事务呢？很遗憾，已如第118篇里辨析说过，现今流传的《周礼》，实质就是周公姬旦制定出的周王朝的“官制”，原本与《尚书·周官》是一体，《尚书·周官》只是王颁布实施《周官》的政命，《周礼》即是“官制”的详实具体内容。后世人们不能了解知晓这一关系，因为《尚书》里已有《周官》，而错误称谓《周礼》。由于西汉被发现而流传至今的《周礼》，不是原本《周礼》，确切说应该称谓《周官》的善本，其实《周礼》的实质，不是“礼仪”，而是“官制”。西汉时河间献王拆毁孔子旧宅，发现《周礼》，就已经存在有严重残缺，除了“司工”章篇完全缺失，其他各篇也是存在有残字断简。虽然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由于残缺内容比较严重，加上“书同文”致使的文字涵义改变，也造成许多甚至是为重要误解错释。如：里面没有正卿和上大夫爵位，从而导致《礼记》整理者将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说为贵族“爵位”五等，实际上上士、中士、下士，只是小头目，不包括在贵族之内。再者，“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内史：中大夫一人”；则是管理隶属关系，及职务爵位序位的颠倒，其中存在残缺。正是因为《周礼》存在有这样的残缺错讹，西汉时期儒家学士们，已经不能知晓《周礼·天官冢宰》里记载的牧、长、师、儒，是为大宰属下的岗位职务，不但不知道“儒”的具体职务工作是什么？对所谓“以道得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请，更是无法理解破析。
《汉语大字典》“儒”字解释说：“①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人。《说文·人部》：‘儒，术士之称。’《周礼·天官·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贾公彦疏：‘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同名，故号曰：儒。掌：养国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②旧时对学者、读书人的称呼。《字汇·人部》：‘儒，学者之称。’《论语·雍也》邢昺疏：‘言人博学先王之道，以润其身者，皆谓之儒。’③孔子创立的一种学术流派。④愚昧。《广雅·释诂一》：‘儒，愚也。’⑤柔顺。《素问·皮部论篇》王冰注：‘儒，顺也。’⑥通‘濡’。缓慢。《管子·宙合》郭沫若等集校：‘洪颐煊云：儒、濡，古字通用。’⑦通‘懦’。懦弱。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需部》：‘儒，假借为懦。’”
《汉语大字典》搜集到的上述解说，全部都是不正确，都没有能够将“儒”字的原始原本涵义，解说出来。
笔者发现认为：“儒”字，原始原本乃是为大宰属下，专门掌管“礼仪章法”岗位的职司职务名称。第20篇里曾经辨析说过，我们人类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后阶段，就开始产生出对于“英雄”人物的崇敬、学习、爱戴、缅怀。偶尔，英雄在狩猎中不幸牺牲了，同伴们为了表达对他的崇敬爱戴，将获得猎物的尸肉，割一小块放置英雄口内。如果当时没有肉，后来猎获到动物时，亦会将一小块肉放置于埋葬英雄的地方，表达对“英雄”敬仰缅怀。这就是人类“祭祀”活动的起源。我国传说史话里虙牺氏或炮牺氏，就是属于这一历史时期的部落人群，他们名称之所以为“犠”（牺），就是他们人群已经有了用猎获动物尸肉“祭奠”英雄。正是在此基础上，因为人们会在梦中见到死去的人，于是形成产生认为，在人的肌体之外，还存在有一个能够与活着人们梦里进行交流的“魂灵”，如此被一代一代延续祭祀的英雄魂灵，就成为所谓“神”，即被认为是存在于天空中的“神灵”。我国古文籍里记载的神农氏、帝太昊、炎帝、黄帝、帝少昊、帝俊、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禹，等等，就是这样形成产生出来的“神灵”。（参见第34篇）依据《山海经·山经》里记载，几乎每一条次经（少量没有，是因为残缺），都会有若干座山“祭祀”是为同一神灵，不仅祭祀礼仪规则一样，祭祀物品除了动物与食物，还会有酒或玉石。这些记载正是我国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人群，即5、6千年之前先民们真实历史情况记录。（后面会详细说明）
之后进步入到酋邦社会时期，如《尚书·舜典》里记载：“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班瑞于群后。……修五礼。”实质就是我国“大汶口文化晚期—后岗二期文化”人群群体已经制定出，成为整个舜酋邦人群群体共同具有的规范化“礼仪”。就是：以“禷”祭礼仪，祭奠远古神灵（即上帝，上训为尚），如：最早发明鉆燧取火的火神“燧人氏”；最早发明弓箭教人们狩猎的狩猎神虙牺氏；最早发现籽粒“发芽—生根—长大—开花—结籽—成熟—枯死”，进行人工播种的农神女娲氏；太昊帝；等等。以“禋”祭礼仪，祭奠六宗，即是时间相对近期的六神灵。对于六宗，贾逵说为“日、月、星、河、海、岱”，马融则说是“天、地、春、夏、秋、冬”。明显这些都不是由人演化成为的“神灵”，笔者认为，他们应该是由太昊分离出来的“少昊”；被黄帝打垮后，获得恢复的西方“少皞”；以及东部的“少皞”；东部少皞即北辛文化人群分离出来的青莲岗文化人群，即传说史话里实际是生活在苏鲁皖地区的“夷”部落联盟；还有磁山文化的“帝俊”；并且“舜”；等等的部落联盟之最高首领。以“遍”祭礼仪，祭奠群神，群神当是舜酋邦里诸如文化神“契”；农耕神“后稷”；土地神“伯禹”；诉讼神“皋陶”；百工神“垂”；草木鸟兽神“益”；礼仪神“伯夷”；音乐舞蹈神“夔”；其他还有“历法”神；“火”神；“水”神；“陶”神；“战”神；“金”神；“弓箭”神；“纺织”神；等等，等等。另外，舜酋邦中晚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后岗二期文化”人群们，已经使用玉制作出5种不同玉器，分别颁发给酋邦的最高首领：四岳的首领；十二州的首领；各个部族的首领；各个部族的军事头领；其玉器就是他们身份的“信物”，即所谓“五瑞”。同时他们亦是上古“贵族”产生的由来。所谓“修五礼”，则是制作修定出舜酋邦人员内部交际往来，人人需要遵循的“礼仪规范”。这些都是酋邦社会发展进步入到高级阶段时期之后，必然会要形成产生出来的产物，不论是我们中华，还是外国，皆是这样。（后面会详细说明）
到了春秋时期，除了周公姬旦制定的周王朝“礼法”，原本是属于虞代的族群们，原本是属于夏代的族群们，原本是属于商代的族群们，以及他们之外的其他一些的族群们，如“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人群残存的后裔族群；河姆渡文化人群残存的后裔族群；屈家岭文化人群残存的后裔族群；三星堆一期文化人群残存的后裔族群；由仰韶文化分离出去的马家窑文化人群残存的后裔族群；这些人群们都会是保存有着自己特有的种种“礼仪章法”。《周礼·天官冢宰》里所谓“四曰儒，以道得民”，实质即是周王朝大宰属下的“儒”岗位职司职务，就是系统完整地掌握了解本国所有族群们，所拥有的所有“礼仪章法”。并且是以掌握了解的“礼仪章法”，指导人们日常生活活动的行为规范准则。这才是“以道得民”文句原始原本的真正涵义，亦是“儒”字的原始原本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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