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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八篇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本质是奴隶制社会宗法理念
《管子》《晏子》《楚辞》《礼记》 实际为卿大夫家族零碎史料
就在鲁昭公前往晋国，暂住在乾侯时，孔子来到齐国，在高昭子家当家臣。因为公元前522年齐景公访问鲁国时，与孔子有过交谈，谈话开心喜悦，孔子请高昭子为自己引见齐景公。孔子向齐国太师了解音乐，听到乐师们演奏的《韶》乐，学习演奏《韶》乐。孔子学习刻苦，勤奋演练，3个月里废寝忘食。《史记·孔子世家》所说“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三月不知肉味”，应该是错讹，原本当是：三月不知寝食。即每到吃饭睡觉时，孔子仍然演练《韶》乐不止歇。孔子这种废寝忘食学习，获得许多人们称赞。孔子只是下大夫爵位，是高昭子普通家臣，一般齐景公不会接见他，闻悉孔子废寝忘食刻苦学习，齐景公便接见孔子，问询治国之道。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很遗憾，这句话却被解说为：做君的，要象个君；做臣的，要象个臣；做父亲的，要象个父亲；做儿子的，要象个儿子。是严重错讹。
第17篇里辨析说明，先秦文字，多会是存在有名词、动词、动名词3种不同涵义。如“食”：名词涵义是食物；动词涵义是吃；动名词涵义则是吃食物。又如“龙”：名词涵义是鳄鱼；动词涵义是捕食鳄鱼；动名词涵义则是捕食鳄鱼的人们。据之可以知道，孔子绝对不会说出，“做君的，要象个君；做臣的，要象个臣；做父亲的，要象个父亲；做儿子的，要象个儿子”，这么简单几乎没有意义的废话。其实：前一个君，是名词，义为国君；后一个君，则是动词，义为应该对臣民具有至高无上，任意生杀予夺之统治权力。前一个臣，是名词，义为臣民；后一个臣，则是动词，义为必须对君主恭敬服从心甘情愿，充当为君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臣仆。前一个父，是名词，义为父君，不仅是父亲，还包括家族长的君；后一个父，则是动词，涵义是为除了父亲对于儿子，还包括家族长对于属下的支系家庭，拥有宗主、统领、管制的权力。前一个子，是名词，不仅是儿子，还包括庶支，即分立家庭后，从属于宗支家族长的家庭们；后一个子，则是动词，涵义是为除了儿子对于父亲，还包括所有支系家庭们，都必须接受、遵守、服从于家族长的统领、管制，必须无条件听从于家族长，亦即所谓“宗法”制度。这才是周公姬旦制定“礼法”的本质所在。
齐景公听后，说：讲得好，太正确了！如果国君，不拥有对于臣民至高无上、任意生杀予夺的统治权力；臣民，不能够对国君恭敬服从，心甘情愿充当为国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奴仆；父君（君即家族长），不拥有对儿子及支系家庭的宗主、统领、管辖之权力；子庶（庶即宗主之外的家庭，包括大子之外的嫡子），不能够无条件接受、遵守、服从父君的领导；虽然土地上生长出各种食物，我也是不可能吃到种种的美味佳肴呀？！过了若干日，齐景公又召见孔子，询问治国之道。孔子回答说：“政，在节。财。”这句话一般句读为“政，在节财”，涵义成为：治理好国家，在于节俭财政开支，显然也是错误。其原本涵义乃是：“政”，即致使国家富裕强盛好办法；“节”，即应是节俭财政开支；“财”，即是说国库积蓄有丰富财物，国家则成为强盛。齐景公听了，高兴喜悦。而后齐景公意欲封孔子，可是《史记》，《晏子春秋》，汉墓“竹简”，三者所说存在歧异，后面再辨析解说。
《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晏子使鲁》记载的事情，很有意义，有助于我们了解晏子劝说齐景公，不要任用孔丘的原由，以及后来孔丘带着弟子周游列国，70余国国君为什么都没有接纳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政治主张，具有参考价值。晏子出使鲁国。孔子闻悉鲁昭公即将亲往宾馆会见晏子，对门下弟子说：你们正好趁此机会，去观摩国君会见对等国君特使的礼仪情况。子贡看后返回，向孔子报告，说：怎么能够讲晏子，是熟习知晓礼仪呢？！《礼》记载：上登台阶，不一跨两级；厅堂行走，不快步急趋；受授玉器，不下跪行礼。可是我看见，晏子行为全部都反了。由此来讲，怎么能够说晏子，是熟习知晓礼仪的人呢？！晏子作为齐景公特使，聘问鲁昭公事情完毕结束后，（退，即是退卸特使身份）登府拜会孔子。孔子说：我有一事不明，《礼》记载，上登台阶，不一跨两级；厅堂行走，不快步急趋；受授玉器，不下跪行礼，鲁昭公会见您时，您行为全相反，缘由何在？
晏子回答说：我听讲，宾主厅堂见礼，宾客到来，主人须在主位上等待恭迎。《礼》规定，国君走出第一步，臣子只能走在第二步（原义臣子后于国君一步，上台阶低于国君一台阶），可是贵国君来得突然，直接登上厅堂，我来不及，只得一跨两个台阶，在厅堂快步急趋，是为了入至主人位置恭迎贵国国君。贵国国君馈赠给我国国君玉器时，已然躬身致礼，（卑，即是弯腰卑躬行礼）我如果弯腰还礼，必然碰到贵国国君。我虽然是特使，不须下跪，但毕竟是使臣，为答谢贵国国君的躬身礼，下跪受授玉器。我听讲，重大事情必需事前教多时间做好准备，（大，应训为太，有多重含义）静心清闲地做，不能丝毫有违礼仪规范。少数时候，偶尔突发情况下，（小，应训为少，也是有多重含义）是可以作出适宜性改变。会见结束后，孔子以贵宾礼仪，亲自送晏子出府邸大门外。
至于后面“不计。之义。维晏子为，能行之”，其实不是《晏子春秋》里的原文，应该是孔子礼送晏子离开，回入府邸之后向弟子们讲说，晏子当时行为虽然违背礼仪规定，是因于特殊情况下的变通作为，是不计较拘泥于死板的“礼仪”，而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礼法”规定，即晏子是为了赶在鲁昭公抵达宾客位置之前，能够处于主人位置上，以恭迎鲁昭公，以此避免鲁昭公身为来访宾客，面对主人位置空缺无人的尴尬（这也就是“之义”的确切涵义），只有晏子他，能够做到这样变通的正确作为。李万寿先生在《晏子春秋全译》注释10，引清代音韵训诂学家王念孙所言：“案：‘不计。之义。’《初学记·文部》引，作‘不法之礼’，上有‘反，命门弟子，曰’六字。然，则‘不计。之义’二句，乃孔子，命门弟子之语。今，脱去上六字，则，不知为何人语矣。《外上篇》（即《晏子春秋·外篇上·仲尼称晏子行》）曰：‘晏子出。仲尼送之。以宾客之礼。再拜，其辱。反，命门弟子，曰’，云云。文义正与此同。《韩诗外传》载此事，亦云：‘孔子曰：善。礼中，又有礼。’”
可以肯定，《晏子春秋》里，“晏子使鲁”篇与“仲尼称晏子行”篇，是晏子两次出使鲁国，所发生的两件事情。由于《晏子春秋》，乃是晏子随身史官记录下晏子的行为说话，成为晏子家族代代传承的“史话史料”，即卿大夫家族的史《记》。应该是战国时期的齐国“稷下”学士们，搜集获得晏子史话史料零星散碎篇段，加以纂辑。因为残缺不全，无法以编年体形式编排，所以每一篇事情发生的时间，不能够一一被考证，只有《左传》里记说的部分事情，得以知晓其事情发生具体时间。由“《初学记·文部》引，作‘不法之礼’，上有‘反，命门弟子，曰’六字。”说明该文句原本是：“反，命门弟子，曰：‘不计。之义。维晏子为，能行之。’”即中泥送晏子出府邸大门外时，没有说此话，回入府邸后，向弟子这样讲。因此晏子随从史官不会记录有此话，《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晏子使鲁》篇里，原本不会有记载。当是后世之人从别处引入，成为“夹注”，后来误讹成为“正文”。
特别需要说明，《初学记·文部》引说的“不法之礼”句，涵义却是：不必需遵守执行礼仪规范。这样说与整篇文义内涵，实际是不相协调匹配。孔子绝对不可能教导弟子，说出这样不符合道理与逻辑的话语，孔子绝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晏子使鲁》记载的“不计。之义”，涵义则是：不计较拘泥于死板的“礼仪”标准，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礼法”规定，这样才是与这一件事情的内涵，相匹配符合。即子贡发现晏子行为，全然违背礼仪标准，孔子深感怪异不理解，直接求问于晏子，晏子说明原委，尔后孔子对弟子如此说，是教导弟子们：在遇到特殊情况时，应该按照实际情形进行变通，以达到真正切实符合于礼法礼仪目的。很可能《晏子春秋》里夹注误讹成正文后，流传中“计”、“义”二字产生残缺，唐代徐坚等人引说此文句时，因“计”、“义”二字残缺，补讹成为“不法之礼”。或者徐坚等看见的文篇，已经有了这样错讹。
至于《韩诗外传》载此事，亦云：“孔子曰：‘善。礼中，又有礼。’”明显这句话，绝对不是孔子所说。理由有三点：一、“善。礼中，又有礼”，乃是直接语言记说，可是春秋时期的史官，皆是不直接记录原本话语，只是将话语概括简略成为“几个字”，记录记载。二、春秋当时，孔子只能被记载为孔丘或仲尼（中泥），“孔子曰”只是战国晚期与秦汉时期，儒家弟子对孔子尊称，西汉韩婴撰《韩诗外传》时，当是引入儒家弟子的误解错说讹传。三、以上文义解析，唯有“不计。之义”，才是孔子说话的正确涵义。
《晏子春秋·外篇上·仲尼称晏子行》说：“仲尼曰：‘灵公，汙（应为紊误讹）；晏子事之，以整齐。庄公，壮（应为怯误讹）；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俭。君子也！相三君，而善。（应残缺然）不通下。晏子，细人也。’晏子闻之。见仲尼，曰：‘婴，闻君子（应为汝误讹，孔子不是卿，不能被称君子）有讥，于婴。是以，来见。如婴者，岂能以道，食人者哉？！婴之宗族，待婴而祀其先人者，数百家。与，齐国之闲士，待婴而举火者，数百家。臣（应为婴误讹）为此，仕者也。如。臣（应为婴误讹）者，岂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宾客之礼。再拜，其辱。反，命门弟子，曰：‘救民，之姓（应为助祀误讹），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就是孔丘向弟子说：齐灵公缺乏主见，朝三暮四，晏子侍奉他，言行以规范；齐庄公性情怯懦，晏子侍奉他，作为以威武；齐景公喜好奢侈，晏子侍奉他，生活以恭俭。晏子可是很有才能的卿啊！辅助三位国君，能够以他们各自不足，弥补使他们达到完善。可是，却不能够通达于下层庶民，晏子是有不足的人。（即细，转义粗是过甚，细则不足）。晏子闻知此言。出使鲁国时，拜会仲尼，说：我，听讲你说我有不足。故而，特来相见，澄清此事。象我晏婴，怎么能够以开办私塾，教授弟子，依靠“束脩”维系生计呢？！（道，训为导，指孔子以私塾教导庶民子弟，亦是孔子说晏子“不通下”所指的内涵，即晏子没有通达帮助基层庶民）我的同宗家族里，等待我为他们提供肉、酒等珍肴，以祭祀他们先祖，就有几百家。同样，齐国有“士”身份，没有获得“士”岗位职务，成为普通庶民，收获低少，（闲士即是有士身份，没有士岗位职务，成为农夫或工场工人，而下士、中士、上士，可获得2倍、4倍、8倍的农夫收获）生活拮据，等待我为他们提供粮食，渡过青黄不接时的断炊，也有几百户。我就是这样开销，身为卿俸禄128份井田的“公田”收获，以及国君给予我的赏赐。如此的开销，晏婴我，怎么能够象你一样，以教授弟子“束脩”，满足所需要的开销呢？！晏婴离开时，孔丘亲自送至府邸大门外，以嘉宾礼仪告别。尔后再次弯腰拱手礼拜，说：我此前情况不明，言语有所冒犯，请予原谅。（即再拜，其辱）孔子回入府内后，向弟子们说：救济民众，协助宗亲祭祀，却不夸耀自己的作为；辅助政务，弥补三位国君不足之处，而没有聚敛自己个人财产，晏子，确实是个好卿噢！
值得一提，《汉语大字典》引“《通志·氏族略三》：‘晏氏，或云：齐公族。’”《中国姓氏寻根》说：“晏，源出于姜姓。春秋时，齐国公族大夫晏弱因封邑在晏（在山东齐河县西北的晏城）而得氏，他的儿子晏婴是春秋时著名贤臣。晏氏在春秋时世袭齐大夫。”《晏子春秋全译·前言》说：“晏子自称‘婴，则齐之世民也’，说明他家并非望族，直到其父晏弱（桓子）时，才为齐卿，事灵公。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年），晏弱死，晏子继任为齐卿。两年后，灵公死，庄公即位，晏子又事庄公，庄公死后又事景公，前后历事三君五十余年。”邓瑞全、王冠英先生主编《中国伪书综考·晏子》里，关于《晏子春秋》的真伪问题，前人已有诸多的解说考释。可是长时期以来，史家学者们多忽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们比较熟知：国君随身跟随有左史与右史，专门将国君言行记录下来，成为史《记》，即国史。然而西周、春秋时期，卿大夫身边也是跟随有史职人员，将卿大夫的言行记录下来，成为其家族的史《记》。只是当时字，是用刀刻在竹简上面，竹简容易腐朽损坏，若干年必需更新替换一次。比较之下，正卿每年得到256份井田的“公田”收获；卿每年得到128份井田的“公田”收获；上大夫每年得到64份井田的“公田”收获，他们有经济实力，更新简策不难。可是中大夫每年只有32份井田的“公田”收获；下大夫每年只有16份井田的“公田”收获，经济实力差许多，如果家族延续久远，史《记》简策很多，即使数十年更新一次，也会比较吃力，或者延迟更新，或者遭遇火灾或水灾，史《记》简策会损毁残缺。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宣子曰：‘匄之祖，自虞以上，是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大夫蔡墨）对曰：‘……及有夏孔甲，扰（应为祷误讹）于有帝。帝赐之乘龙（应为君献之活龙误讹），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应为豢误讹）。而未获豢龙氏（此句是夹注误讹成正文）。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此句是夹注误讹成正文）。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就是晋国范宣子说：自己虞代与之前尧时期的先祖，是陶唐氏。如蔡墨说，陶唐氏部族后来遭受攻击战败，逃亡到某湖泊沼泽地区，以一种树木果实为名称，即“刘累”。该处有许多鳄鱼，他们的人常被鳄鱼猎食，于是向附近豢龙氏人群学习捕杀鳄鱼，从而留下在该处生活，之后获得发展兴盛。（《汉语大字典》“刘”字解释说：“②杀，杀戮。③剋，征服。④凋残。⑤陈；铺陈。⑥果木名。也称‘刘子’。⑦通‘留’。⑧好貌。后作‘懰’。”）夏王朝孔甲王听说龙，即鳄鱼稀有，祭祀天帝时，祈祷能够获有龙。某国在黄河捕获一雌一雄鳄鱼，闻知王喜好，献给孔甲王。汉水某国亦捕获一雌一雄鳄鱼，闻知王喜好，也献给孔甲王。却无人会饲养，孔甲王命刘累国君饲养鳄鱼，称之为御龙氏。后来一只雌鳄鱼死了，御龙氏国君不敢说，将鳄鱼肉烧熟献给孔甲王，孔甲王吃了味道很是鲜美，命制作许多，宴享众国君和朝廷大臣。御龙氏国君将三只鳄鱼杀死烧熟献上。孔甲王不知自己的鳄鱼被吃掉，派使者要刘累国君再献上之前的美味佳肴。没有了鳄鱼，御龙氏国君不敢向孔甲王说，就带领全部族人员，潜逃至今河南省鲁山县，因害怕被孔甲王知晓讨伐，于是隐名改称豕韦氏。
商王朝时，豕韦氏成为商王隶属下生活在汾水下游的“唐”方伯，周成王时被灭掉，国君亲族被迁移到镐京“京畿”，分为直接隶属周王的唐、杜两个家族。公元前752年，晋文侯诛灭西周携王，唐、杜两个家族归顺晋文侯，合并称“范氏”，聚居地城邑因而称“范”。晋平公时，范宣子（名匄）成为晋国执政正卿。范宣子能够知晓先祖是6、7千年前的陶唐氏，以及种种史话，正是保存有家族史《记》。不过春秋时期类同范宣子家族历史久远，是很少数。当时王的儿子会被“封”为国君，国君的儿子与孙子，会被“策立”为家族，多数家族是后来不断衍生出来。晏子家族就是齐国某位国君的分支，至晏子时已经有许多代，衍生成为数百个家庭的家族。早先家族长为大夫爵位，晏子父亲晏弱时，才被齐灵公聘任为辅政卿职务，晏子亦是继承辅政卿职务，《晏子春秋》也称《晏子》，就是晏子家族史《记》中，有关晏子的零星散碎史话史料，被战国时期“稷下”学士搜集纂辑而成。
总而言之，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各国有史《记》，卿大夫也有家族史《记》，只是经过战国时期激烈兼并，被灭亡国家国君史《记》和卿大夫史《记》，皆被毁灭。到丞相李斯“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除秦国史《记》，各国史《记》以及卿大夫史《记》，全部被毁灭。再经过秦末战争，秦国贵族及他们的史《记》，也全部被毁灭。故而西汉王朝时，已然没有完整的国家史《记》和卿大夫史《记》。但是，诸如《管子》、《晏子春秋》、《楚辞》、《论语》、《礼记》，等等，实质就是卿大夫史《记》的零星篇段之汇集。其中《楚辞》里“九歌”，不是屈原的著作，乃是屈原先辈祭祀、赞颂家族先祖的“赞美诗”。除《论语》是孔子零星言语的记录，《礼记》实际也是孔子有关“礼”讲话的记录。
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就能够弄明白：他们既是确实史料，又不是完善完整史料，作为零星散碎史料篇段的汇聚，流传中还会产生有残缺；抄错；补讹；误解；错释；后人引入文句；夹注成为正文；甚至是后世人们的评说、注疏、观念，亦被谬作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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