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間姓氏堂號堂聯的文化透視（转帖）

     一、引言：一個長期被忽視的研究課題
     任何文化都具有傳承性。文化不是靜態的，而是一個活的流體，是溝通人與人、上代與下代、群體與群體、社區與社區等共存關係的一種社會活動過程。每一代人都需要從上一代人那裏承接社會文化的遺產，並把它傳繼給下一代人，使文化成為一個不間斷的連續存在。每一個社會、民族或群體都通過不斷繼承既成文化傳統，並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和創造出新文化。作為中國民間文化的一種特殊存在樣式的家族文化，曾在漫長的歲月裏影響了中國每一個家族的成員，它記錄著家族的發源、生息、榮衰、升沉與變遷，成為一種群體的共通文化心理積澱與行為規範，深深地印記在各自的家族史上。由於各姓氏家族的特徵不同，反映在該姓氏家族文化中的內容也各有差異。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家族的發展，每一個姓氏所擁有的本姓氏家族文化內容，總是越來越豐富、厚重，於是便形成各具特色的姓氏家族文化。廣義的家族文化包括家譜、家祠、堂號、堂聯、字輩譜、家訓、家教、家法、家範、義門、家族民間文學等。如果說家庭是社會的細胞，那麼，家族文化則從一個獨特的角度，折射出中國民間文化五光十色的生動內涵，並作為一種社會文化遺產，溝通著人與人、上代與下代之間的共存關係。
     按理說來，家族文化（及其與之關係十分密切的姓名文化）應是中國民間文化考察、研究的重要物件與內容。這不僅因為家族文化作為一種普遍存在的文化現象，曾經廣泛地影響過民間千家萬戶的生活方式與傳統習俗，而且家族文化的悠久歷史與豐富內涵，事實上已經構成了中國民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它作為仍影響現代中國人的文化傳統，仍以某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參與著我們的生活。
     然而，由於各種原因，家族文化（及其與之關係十分密切的姓名文化）長期未能進入中國民間文化的研究領域，未能引起學界應有的關注。不少研究課題，反而要由外國學人率先涉足，或經“出口轉內銷”以後，才被我們“發現”。
     民間家族文化無疑是中國民間文化叢林中的一株大樹，有著豐富的文化意義與社會學涵量。本文試圖從這棵文化之樹上，折取幾片有關堂號、堂聯方面的枝葉，詳加考察，以期引起學界對民間家族文化研究的關注與興趣。
     二、姓氏堂號的歷史透視
     （一）堂與堂號
     所謂“堂”，系指高敞明亮的屋子，或謂住宅的正屋。古代居室，前為堂，後為室。《論語·先進》：“ 由（仲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由於堂屋是住宅中較為寬敞、考究的屋子，故成了家族活動的重要場所。逢年過節，可用作祭祀列祖列宗的祭堂；遇有紅白喜事（婚事喪事），則作為舉行婚禮的禮堂，或弔孝的靈堂；有客從遠方來，就是宴請賓客的客堂；請老秀才給子弟講學，又成了講堂；同時更是聚族而居，圍爐夜話，商議家族“大政方略”的會堂。我國古代祭祀祖宗之處還有專門的場所，這就是由春秋宗廟發展而成的祠堂。查“祠堂”之稱，最早出現於漢代，其時多建於墓所。宋、明以後，民間聯宗立祠之風日盛，遂使宗祠遍天下。
     中國人向有好名的習慣，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堂屋與祠堂既然如此重要，自然要給其取上一個雅訓的名號了。這名號，就是堂號。
     姓氏堂號是民間家族文化中的一種用以慎終追遠、團結血親、敦宗睦族的符號標誌，是尋根意識與祖先崇拜的體現，具有濃厚的宗親色彩與精神凝聚力量。
     中華民族的每一個姓氏都有自己專有的堂號，如李姓的“隴西堂”，王姓的“太原堂”，朱姓的“紫陽堂 ”，鄭姓的“滎陽堂”，薑姓的“東齊堂”，孫姓的“兵法堂”等。堂號主要用於該姓氏家族的公眾物事與建築物，如家族廳堂、家譜名稱（例如《三槐堂王氏族譜》、《紫陽堂朱氏宗譜》）、家廟（祠堂）匾額、家族學校校名，以及紅白喜事、春秋祭祖時用的燈籠、祭幛等（如魯迅紹興故居高掛的燈籠上有“汝南堂周”）；作為家族個體，則將堂號用於生活器具，如鬥、箭袋、錢袋等，上書“某某堂記”，用以區別姓氏，標明族稱。由最初的家族堂屋、祠堂的名號擴大為用於家族一切公眾物事、建築物及家族個體的生活器具，這是姓氏堂號作用的歷史發展與自然延伸，也是中國人重名心理的反映。
     需要說明的是，作為家族符號標誌的姓氏堂號與古代帝王將相殿堂的堂名（如林沖誤入高俅辦公的“白虎堂”）、文人雅士用作書齋的堂名（如陸遊的雙清堂、豐子愷的緣緣堂、張大千的大風堂）及商界用作店堂藥房的堂名（如仁德堂、瑞發堂）是各各不同的。前者系同姓同宗家族共同使用的符號標誌，具有約定俗成的專有性、傳承性與宗親色彩，而後三者則是個人意願的體現，其作用與室名、齋名、店名無異。
     （二）堂名的類型
     考堂號之由來，約有兩端：一是以該姓氏發祥地郡名為堂號，亦即以郡號（郡望之名）為堂號。如李姓的 “隴西堂”、陳姓的“穎川堂”、趙姓的“天水堂”即是，此可稱為郡望總堂號。二是各姓氏之支派，既有該姓氏的總堂號，同時又有自立的分支堂號。
     分支堂號又可分為兩類：一為姓氏支派以始祖發祥地為堂號。如太原王氏，以後又衍生出琅琊王氏、金陵王氏（漢左王氏）、固始王氏等，有的支派即以此分派世系之郡望為堂號（此也屬於郡望堂號範疇，但使用範圍不及郡望總堂號廣）；二是以先祖之道德文章、功業科第等為堂號，或取義吉利祥瑞，或取義訓勉後人向上的文字，而為本支自立堂號，以區別於其他支派，此可稱為典故堂號。如王姓的三槐堂、魏姓的十思堂、陳姓的歸來堂、任姓的五知堂、鄭姓的務本堂、張姓的百忍堂等。
     中國民間姓氏之堂號，雖然林林總總，各具特色，但大緻不外乎上述諸項。試以圖示明如下：
         （三）郡望堂號的尋根尊祖情結
     所謂郡望，即郡中之望族，也即郡中的顯貴姓氏。
     郡，古代行政區劃名，轄境歷代不同。秦以前郡轄於縣，至秦則縣轄於郡，漢因之。魏晉以後郡上設州，則郡轄於州而轄縣。隋唐後州郡互稱，宋元設州府，至明則郡廢。清沿明制，郡或為府之別名，如杭州府稱杭郡，紹興府稱越郡，而郡望之意則相沿未改。古代各姓氏因世居某郡而為當地所仰望，遂有“郡望”之稱。所以姓氏郡望，不僅是該姓發祥地的標記，也是氏族人口、經濟實力、政治地位與文化影響等綜合族力強盛與否的反映。
     一般而言，一個姓氏大緻有一個或數個郡望，如陳姓的郡望為潁川，徐姓的郡望為東海，張姓的郡望為太原、清河、範陽等。這些郡望之名也就成了郡望堂號，如潁川堂（陳）、東海堂（徐）、太原堂（張）。由於郡望堂號歷史久、名氣大、傳播廣，具有強烈的向心作用與精神凝聚力，故在姓氏堂號中使用最廣。
     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中國許多姓氏的“根”（郡望）都在這裏，真可謂“盤根錯節”、“根深蒂固”！這些郡望之名（郡號）也就自然而然轉化成了各姓氏的郡望總堂號，如：
     太原堂（以郡望太原為堂號的姓氏有）—一王、郭、郝、武、廖、霍、閻、祁、伏、龍、尉遲等２７姓。
     汝南堂—一周、殷、袁、蔡、吳、項、盛、梅、藍、沙、應等２６姓。
     天水堂—一趙、姜、秦、嚴、尹、桂、別、莊、皮、上官等２０姓。
     潁川堂—一陳、鐘、許、荀、庾、韓等１１姓。
     滎陽堂—一鄭、潘、毛、羊、陽等７姓。
     隴西堂—一李、牛、董、艾、關、時、萬等１３姓。
     扶風堂—一馬、魯、蘇、班、竇、寇等１１姓。
     京兆堂—一宋、杜、段、韋、田、車、史、豐、黎、邢、米、雍等３４姓。
     應當指出，姓氏來源是十分複雜的，尤其是那些人口眾多的大姓，往往有著多種淵源。如王姓有出於周靈王太子晉的姬姓太原之王，出於畢公高之後的姬姓京兆之王，出於齊田之後的媯姓北海之王，出於比幹之後的子姓汲城之王，以及出於古代少數民族的可頻氏之王、高麗族之王、阿史布之王等。歷史上的王姓雖然來源不一，其重要郡望多達２１個，但近現代的海內外王姓華人莫不以“太原堂”為榮，以“太原堂”作為本姓的郡望總堂號。對此現象，我們應從文化學角度加以辯證考察。出於春秋周靈王太子晉的姬姓太原之王，是中華王姓的主體，歷史悠久，世系眾多。太原王氏傳琅邪王氏與晉陽王氏（漢初）兩大系統：琅邪王氏主要傳南方金陵王氏（東晉）、開閩王氏（五代）、三槐王氏（宋）以及贛湘王氏、潮州王氏、瓊崖王氏、東南亞諸國王氏；晉陽王氏則傳北方祁縣王氏、河東王氏、河內王氏、中山王氏等支系。經過數千年的傳承，姬姓太原王氏的後裔由北而南、由內地而沿海而海外，繩繩繼繼，遍佈各地，且譜系清晰，斑斑可考。而出於其他姓源者，如媯姓之王、子姓之王、胡姓（少數民族）之王等，相對來說人口與影響都要小得多，而且越到近代，因譜系難考，都紛紛攀附姬姓之王，以太子晉為開姓始祖。這種現象正是尋根文化求大同、尊古聖先賢的反映。中華文化乃多源合流，中華姓氏也往往是多源複合。姓氏與家族是有區別的，同宗不一定同姓，而同姓又不一定同宗。這是認識姓氏意義的根本。在這一前提下，對遠祖的確定和尊重，主要是一種文化認同，人們可以主觀選擇。確定遠祖的標準往往是該人的歷史地位與文化影響（如李姓以老子為始祖，陳姓以虞舜為始祖）；而對於近祖的確定和尊重，則是血緣認同，即尊奉的祖先必須是有血緣關係的家族血親祖先，而且特別重視對距今不遠的（明、清時代）一房一族始遷祖的崇拜。這也是姓氏支派中產生出分支堂號的原因。
     （四）典故堂號的文化意義
     如前所述，分支堂號也即各支系自立之堂號，其來歷有二，一是以分支始遷祖發祥地之郡望為堂號，此意義與郡望總堂號一樣，表現的是一種尋根尊祖意識；二是以分支先祖的道德文章、文治武功等為堂號，謂之典故堂號。典故堂號包含著生動的文化意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理想在民間文化中的具體顯現。對此需要多作一些闡述。
     A、先說以先祖的道德懿行為堂號。最著名不過的是楊姓的“四知堂”了。據史書記載，東漢弘農華陰（今屬陝西）人楊震，為官清正，不搞以權謀私，且博覽好學，人稱“關西孔子”。某日，楊震去東萊赴任太守，途經昌邑。昌邑縣令王密為討好上司，懷揣金銀，深夜偷偷前來送給楊震。楊震堅辭不受。王密說：“您老就請收下吧，反正深更半夜沒人知道。”楊震嚴肅地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麼能說沒人知道呢？快拿回去吧！”王密自討沒趣，隻好怏怏而回。楊震一生正氣凜然，多次上疏切諫，觸犯了權貴利益，後被誣罷官，飲鴆自殺。為了紀念楊震的清正德操，弘農楊氏就以“四知堂”作為堂號，代代相傳。
     張姓是當今中國的三大姓（李、王、張）之一，堂號較多。以發祥地郡望為堂號者計有：清河、南陽、吳郡、安定、敦煌、武威、範陽、犍為、沛國、梁國、中山、汲郡、河內、高平等，但另還有兩個堂號卻出於張氏先祖的德行佳話。一曰“百忍堂”。據傳唐代壽張（今山東陽穀一帶）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闔家和睦。唐高宗封泰山，歸途幸其宅，詢問保守家業、敦睦同族之道。張公藝只寫百餘“忍”字作答。高宗深以為然，命賜縑帛。以後族人就以“百忍”為堂號。二曰“金鑒堂”。唐玄宗開元年間，群臣多獻奇珍異寶為玄宗祝壽，唯大臣張九齡呈獻其編撰的《千秋金鑒錄》五卷，詳述古今興亡之道，以作治國借鑒。玄宗十分感動，特賜書褒揚。張九齡後裔遂以“金鑒”為堂號。
     發祥於江蘇無錫、蘇州一帶的吳姓，有“至德堂”，此系出自開姓始祖周太王古公父長子泰伯，讓位于弟季曆出奔“荊蠻之地”句吳自立的佳話。孔子曾盛讚吳姓始祖泰伯為“至德也已矣！”
     范姓“麥舟堂”，出自北宋名相范仲淹之子範純仁。據說仲淹遣純仁至姑蘇運麥，舟至丹陽，遇無資葬親的石延年，純仁傾以麥舟相助。范氏後裔以“麥舟堂”作助人為樂之典，此亦正合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 的思想。古姓有“國寶堂”，因其先祖北魏尚書令古弼，公忠體國，曾得魏主讚譽：“有國如此，國之寶也。 ”
     以先祖的德操懿行為堂號，反映了家族文化強烈的“倫理－政治型”色彩與儒家“內聖外王”的傳統思想，給後裔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此類堂號在典故堂號中比較常見，除上述列舉者外，還有王姓的“三槐堂”，許姓的“居廉堂”，胡姓的“安定堂”，徐姓的“八龍堂”，錢姓的“樹錦堂”，魏姓的“十思堂”，陳姓的 “歸來堂”，秦姓的“謙德堂”，劉姓的“重德堂”，任姓的“五知堂”，楚姓的“秉德堂”，邵姓的“安樂堂”，龍姓的“忠厚堂”，鄭姓的“務本堂”，周姓的“忠信堂”，蔡姓的“克慎堂”等。
     B、中國知識份子素有“文章報國”的拳拳愛國之心，所謂“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歷史上以先祖的文章著述為堂號者亦多有所記，這裏介紹二例：
     周姓有“愛蓮堂”，系出自北宋著名理學家周敦頤的散文名篇《愛蓮說》。《愛蓮說》熱烈地讚美蓮花“ 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品格，抒發了作者追求高尚人格的心態，周姓家族遂以“愛蓮堂”為志。從前戴姓有“注禮堂”，這一堂號系出自戴氏先祖編注《禮記》的史實。《禮記》為儒家經典之一，系秦、漢以前各種禮儀論著的選集。漢代研究《禮記》的專家為高堂生，高堂生三傳弟子名後蒼，後蒼有兩個得意門生，即戴德、戴聖叔侄。戴德，字延君，人稱大戴，官至信都王太博，曾編纂訂注《禮記》為８５篇，稱為《大戴禮》；戴聖，字次君，人稱小戴，為九江太守，複訂注《禮記》為４６篇，謂之《小戴禮》，被後世奉為典範。大戴小戴在漢宣帝時曾分立為研究《禮記》的二博士，其裔孫遂以“注禮”為堂號，以此光揚戴氏對中國文化的獨特貢獻。
     以先祖的文章著述為堂號者，總是出於歷史上那些對中國文化、中國文學作出重大貢獻的鴻儒名宿。如孫姓的“兵法堂”，出自戰國著名軍事學家孫武的《孫子兵法》；蘇姓的“繼述堂”，出自北宋大文豪蘇東坡；朱姓的“紫陽堂”，出自南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朱熹的室名；白白姓的“香山堂”，出自唐朝大詩人白居易的別號（香山居士）。
     C、另有一類堂號，或出於先祖的職官、封爵，或出於家族史上的某一重要事件、掌故，反映了對祖先的崇拜意識與揚名顯親的社會心理。
     以先祖的職官封爵為堂號者，如屈姓有“三閭堂”，出自楚國三閭大夫屈原；馬姓有“伏波堂”，出自後漢伏波將軍馬援；郭姓有“汾陽堂”，出自唐朝汾陽王郭子儀。
     以家族史上的某一重要事件或掌故為堂號者，往往與姓氏演變有關。如翁姓“六桂堂”的來歷。據《翁氏族譜》載：唐代進士翁軒官閩州刺史，居福建莆田竹嘯莊，系翁氏入閩始祖。宋初，傳至裔孫翁乾度，居泉州城刺桐巷，生子六人，因值世亂，為避難，分姓為洪、江、翁、方、龔、汪六姓，分居于朱紫坊、淮陽、竹嘯莊，馬欄、東林等地。兄弟六人先後進士及第，皆顯貴，時有“六桂聯芳”之譽。其後裔族人遍及福建各地，莆田建有祖祠，稱為“六桂堂”。又，廖姓有“清武堂”。據《廖氏大族譜》載：“明初，張元子入贅廖家” ，為福建詔安官坡張廖一族之源。這派族人從張氏郡望“清河”、廖氏郡望“武威”中各取一字，合為“清武堂”。
     以上所述為姓氏堂號來歷的主要途徑。由於中國姓氏紛繁，人口眾多，各時期各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民俗等又各不相同，由此而產生的姓氏堂號自然又各有原因，各具特色。因之，具體到某一地區某一姓氏的堂號來歷，應根據該姓氏的家譜記載作具體判別，而不能加以臆說。例如，著名語言學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力先生，出身于廣西博白縣岐山坡的王姓，其堂號為“金龜堂”，據傳系王力的始祖由福建至博白艱苦創業時，掘地得金龜相助而為堂名。筆者兒時在故鄉浙江上虞縣章鎮，所見到的王姓堂號為“敬修堂”。由於兒時不知道向祖父請教，等到需要搞清時，祖父已不在人世，而父輩中又無人瞭解堂號的來歷，因而至今尚未解開吾族“敬修堂”來歷之謎。
  三、姓氏堂聯的文化內涵
     （一）堂聯與祠聯
     與堂號密切相關的家族文化種類是堂聯。堂聯亦稱祠聯，主要用於家族祠堂。但堂聯又不完全是祠聯，而是祠聯中的一類。
     祠聯有通用祠聯與專用祠聯之分。
     通用祠聯即各姓祠堂皆可通用之楹聯，內容多為反映對祖先的崇拜及紹繼祖風、光耀門閭等。例如：“世代源流遠，孫支奕祀長”，此言其子孫之多；“身范克端繩祖武，家規垂訓翼孫謀”，此言其遵循祖訓；“祖力永扶家道盛，宗光常照子孫賢”，此言祖先庇佑的恩澤；“宗祠聚祖考之精神群昭群穆真覺有嚴有翼，祀典表子孫之愛敬我將我享惟期來格來臨”，此言祠堂之祭祀功能。通用祠聯可視作祠聯中的“大路貨”，放之各祠而皆准。
     與通用祠聯不同，專用祠聯只能用於某一特定姓氏家族的祠堂，其內容與該姓氏的歷史淵源，家族名人的崇高業績（道德文章、文治武功等）密切相關。故，專用祠聯具有約定俗成的“專利權”與“專一性”。反映李姓祖先業績的祠聯就不能用於張姓，同樣，有關張姓起源的祠聯也不能用於李姓，否則張冠李戴，豈不鬧出笑話？這類專門祠聯我們又稱它為姓氏家族的堂聯，其原因就在這裏。這是祠聯與堂聯的第一個區別。
     堂聯與祠聯的第二個區別是：祠聯中的通用祠聯一般只適合於祠堂專用，而專用祠聯則用途較廣，既可用於祠堂，也可用於家族個人居住的廳堂、書齋，以及家族其他公共建築如學堂、紀念物、山莊等；同時，作為反映本姓歷史文化的堂聯，也可在私人的著作、藝文中採用。
    （二）堂聯的文化內涵
     一是尋根追祖，崇拜故土祖根。
     尋根溯源，乃是人類之天性。中國人由於歷史的傳統和文化背景。尤為重視自己的來龍去脈，崇拜祖先，依戀故土。幾乎所有的姓氏堂聯都有這方面的“尋根聯”。有的追尋自己本支世系的開基祖與發祥地，也有的一直追蹤到上古的始祖乃至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炎黃二帝那裏。如王姓堂聯：
     遷史前稽軒昊由來遵遠祖； 明圖可按姬王自昔證同宗。王氏出自姬姓，系出周靈王太子晉，而其祖根一直可上溯至黃帝軒轅氏，這在司馬遷的《史記》與明代余姚王氏族譜所輯宋代《禦制太原王氏世榮悠遠譜系圖》中均有明確記載。
     又如袁州《南陽堂鄧氏重修族譜》所載鄧姓堂聯：
     派分河北由汀州而潮州惠州袁州一脈流傳愈盛；
     祭舉冬至自始祖迄高祖曾祖顯祖千秋陟降修臨。上聯尋根，清楚地交待了鄧姓家族史上顛沛流離的遷徙路線；下聯問祖，具體地記載了遷徙的各代祖先。此幅堂聯儼然是鄧姓家族發展史之縮影（此聯據歐陽宗書所輯資料）。
     又如江蘇無錫吳姓堂聯：
志異征誅，三讓兩家天下；功同開闢，一萬古江南。此聯出於吳姓始祖—一周太王之子泰伯讓位幼弟季曆開闢江南的史實，其聯在今江蘇無錫縣的泰伯祠（又稱至德寺、讓王廟）和泰伯墓。泰伯因三讓天下，德行高尚而被後人尊為至德。天下吳姓均尊泰伯為開姓始祖。１９９２年１０月中旬，來自東南亞、臺灣、香港、美國等地的泰伯後裔一行１９８人，在“世界至德宗親總會”的帶領下，到無錫泰伯祠尋根祭祖，于人宗親，灑掃成禮，盛況空前。臺灣苗栗縣吳氏宗親會還特意敬獻了一幅新的堂聯：
     始國憶江蘇，碑前遂得追根志； 遷台榮栗邑，海外還存慕祖心。
     二是表彰先賢，顯揚光榮歷史。
     這方面的內容在姓氏堂聯中占得最多。通過記述本姓歷史名人的文治武功、道德文章、佳言懿行，弘揚祖先豐功偉績、反映宗族赫赫有望，藉以振奮家族正氣，繼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歷史文化遺產。這類堂聯，亦可稱為“史跡聯”，集中在一起就是一部簡明系統的家族發展史與歷史名人彙編，內容豐富，氣象萬千，最能激起子孫後裔的民族自豪感和奮發向上的精神。試舉數姓如下：
     ［李姓］ 經傳道德 （春秋老子李耳道德經）；名重謫仙 （唐代大詩 人李白）。
     ［王姓］ 《中說》書香，世傳五子至理（隋哲學家“文中子”王通）；
     古人品重，文標八大名家（北宋名相，文學家王安石）。
     ［劉姓］海隅文藻振世（魏“建安七子”劉楨有文名）；順昌旗幟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