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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某县政府为建设工业园区，对陈某所在村进行征地拆迁，陈某对土地征用不满未签订安置补偿协议。2014年5月施工开始后，施工方将弃土堆放于与陈某承包地相邻的地块，部分弃土滚落到陈某的承包地内。2014年5月28日至6月5日期间，陈某与其家人数次前往工地，以阻挡施工设备和车辆运行的方式，禁止施工人员将弃土倒在其承包地相邻地块，致施工方无法施工，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分歧】 陈某阻止施工并造成经济损失的行为如何定性？ 第一种观点认为，陈某的行为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理由是：客观方面，陈某阻止施工并造成经济损失的行为，属于“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主观方面，其存在不满赔偿标准而报复泄愤等个人目的，故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主客观要件。 第二种观点认为，陈某不构成犯罪。理由是：尽管陈某阻止施工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违法性，但尚未达到应受刑法处罚的程度，且其主观方面具有正当动机。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1.从客观方面看，阻止施工的行为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实行行为不具有相当性。 有人认为，破坏生产经营罪中的“以其他方法”属于兜底性规定，只要客观上使他人生产经营不能进行，都属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实行行为，笔者不赞同。根据同类解释规则，当刑法分则条文在列举具体要素之后使用“等”、“其他”用语时，只有案件事实与列举的要素相当，才能适用分则条文中“等”或“其他”的规定，否则便破坏了构成要件的定型性，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如何理解案件事实与列举的要素相当，不能只从形式上得出结论，必须根据法条的法益保护目的以及犯罪之间的关系得出合理结论。一方面，按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的规定，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显然是行为方式与行为对象的同类，即行为必须表现为毁坏、残害等物理性的毁损行为，且行为所毁损的对象必须是机器设备、耕畜等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另一方面，从法益保护角度看，破坏生产经营罪属于侵犯财产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同属毁弃型财产犯罪。从犯罪之间的关系看，破坏生产经营罪是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特殊条款，二者属于上下位概念关系或“种”、“属”关系。特别法条构成要件的实现必然包含普通法条构成要件的实现。因此，只有通过毁坏生产工具、生产资料进而破坏生产经营活动的，才成立破坏生产经营罪。 本案中，陈某的行为并没有对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等实施毁坏行为，只是单纯阻止施工方施工，与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所列举的具体行为及其对象没有任何相当性，不能认定为是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实行行为。因此，不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客观要件。 2.从主观方面看，无证据证明存在报复泄愤或者其他个人目的。 这涉及如何理解破坏生产经营罪中“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有观点认为，由于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犯罪目的，故破坏生产经营罪是目的犯，笔者不赞同。刑法分则的某些条文规定的目的，通常具有两方面功能：一是区分罪与非罪，即行为人不具有某种目的，则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性不可能达到严重程度。二是区分此罪与彼罪，即是否具有某种目的，反映出行为对法益的侵犯程度不同。但是，破坏生产经营罪中的“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并不会影响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换言之，行为人主观上有无“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行为客观上给他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会受影响，故“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不是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成立要件，不是罪与非罪的区分标准。另一方面，是否具有“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也不能将故意毁坏财物罪与破坏生产经营罪区分开来，因为实践中完全存在出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目的实施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亦非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界限要素。笔者认为，破坏生产经营罪是行为犯，只要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即可成立犯罪。“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只是犯罪动机，既非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构成要素，也不能区分此罪与彼罪，属于提示性要素，旨在提示法官在裁判案件时注意考察行为人是否带有正当动机，是否存在正当化事由，进而阻却犯罪。 本案中，陈某以施工队弃土滚落至其承包地为由阻止施工，是一种自救行为，主观上并不存在不正当动机，故不符合该罪的目的要件，不能认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 （作者单位：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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