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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者在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时，“三教合一”是常被提及的论题，甚至成为当今学者在撰写中国宗教史、中国哲学史宋代之后章节时，最常论及的概念。但是“三教合一”这一术语在中国古代十分罕见，在整个《四库全书》中只出现过8次，且全都是在元代以后。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哲学家，也很少对其加以讨论。 “三教合一”概念的历史演进 “三教合一”是非常宏大的概念，很难做细致的理论阐述，这可能是古代哲学家对此很少进行精细化论述的重要原因。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初的“老子化胡说”开始，晋唐期间对儒、释、道三者关系的讨论很多。调和三者矛盾，特别是从外在社会功能角度调和矛盾的努力一直存在，例如“三教鼎立”、“同归于善”等。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认为儒、释、道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种“三教合一”的观念，却是在晚明开始彰显。不过后者也经历了宋元的长期酝酿。
美国著名的明史学家卜正民教授曾对儒、释、道的关系进行梳理，认为在元代最早出现了关于儒、释、道一致的论述，虽然当时还没有形成晚明特有的“三教合一”术语，但是却有很多近似的论述，比如“三教归一”、“三教一源”、“三教同源”、“三教一教”等。他指出，合儒、释、道为一的观念始于元代，不过其在宋代道教内丹派中已有萌芽。宋辽金元的道教研究者中的，南方内丹派、北方全真教等新兴道派，都主要是从内定功法修行的角度，探索吸取并融合儒、释、道修行实践的精华加以融会贯通。“儒、释、道一家”的思想是金元内丹派的共识，元代道士陈致虚在叙述其师承时认为，他的师父缘督真人赵友钦“总三教为一家，作《仙佛同源》、《金丹难问》等书，到此而丹经大备其意。”儒、释、道思想与修行实践为内丹修炼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陈致虚《上阳子金丹大要》中有专章讨论“儒、释、道一家”的问题，认为其核心问题就是“一心”，即“金液还丹”。这种模式的合儒、释、道为一家，在于探索三者在修行实践层面的融合创新，道教的内丹、佛教的禅宗、儒家的心学是其典型代表。道教的内丹与佛教的禅修，两者的融合比较好理解，而儒家心学的兴起，为这种合一模式创造了条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盖心学盛行之时，无不讲三教归一者”，并非夸大之词。
晚明心学兴起后，“三教合一”在思想界颇为兴盛，但作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晚明思想界反对儒、释、道合一的势力是十分强大的。晚明以来，“三教合一”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影响力实际上主要在民间宗教方面，这一方面是因为正统王朝未完全认同儒、释、道合一主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儒、释、道合一思想在宗教修行层面有较大发展的空间，为各种功法教门的创立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支撑。明清之际的颜元在《四存篇·存人篇》中指出，“大凡邪教人都好说‘三教归一’或‘万法归一’。”此话大体符合实际。民间宗教提倡的儒、释、道“三教合一”，虽然往往不能得到正统儒、释、道的承认，但儒、释、道丰富的理论资源与修行工夫，以及在普通民众中的广泛号召力，能够在吸引信徒、争取官方认可等诸多方面带来便利与好处，因而，明清以来，“三教合一”常常成为各种民间宗教标榜的口号。 以“三教合一”视角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自近代西方哲学之父笛卡尔以来，“主客二分”一直困扰着西方思想界，而“天人合一”的提出，实有助于在西方语境下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三教合一”也有类似的效果，特别是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在西方学术界引起热议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教合一”成为部分西方学者心目中的“榜样”。“三教合一”乃至加上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的“五教同光”、“五教合一”，完全可以为当今和谐社会作贡献。
从中华文明的未来走向来看，不可否认，宋明理学对先秦子学、魏晋玄学、隋唐佛道教等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继承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提倡重新反思儒、释、道合一或许有助于开拓视野，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内更好地总结历史传统，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合一”也是一种文化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可以“三教合一”，也可以“五教合一”，有助于认识中华文明的丰富性与多元性，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当然，过分强调“合一”是否会泯灭差异性，是否会得到兄弟民族的认同而不是反感，也是今后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有着无限的丰富性，绝非一两个术语、口号就可以概括。但作为一种态度，一种主导性倾向，在反思“三教合一”观念中返本开新依然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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