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和阳明心学的不同

#头条创作挑战赛#

所谓心学并不是王阳明的独创，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中留下了大量关于“心”的论述。“心”的概念在儒家，道家，佛家都很重要，按照冯友兰先生的看法，中国传统哲学从根本上是道德哲学，虽然这有些偏颇。但确实反映了国人不断深化“心”的理解，是基于人作为“万物之灵长”，“心”是区别与其他生物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与人之间划分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重要判断标准。所以中华传统哲学中都有意无意大量的存在关于“心”的论述，以至于会有伦理道德性命之学就是中国哲学的说法（所以这才凸现了朱子强调格物致知的难能可贵）。我今天重点不是系统探讨考察关于“心”的定义。但简言之，关于心有“宗旨”，“精髓”，“根本原理”，“系统”，“本源”，“人的意识”，“人的主观精神”，“主观体验”，“思考的器官”等各种解读。人心向外扩展，有时候认为天也有“天心”，“心”作为探讨人和宇宙万物终极本源的意义，既是世界观认识论概念，又有作为方法论上的理解。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心学创始人实际上是南宋的陆九渊，他受孟子思想的启发，其哲学思想接近程颢，偏重心性的修养，陆九渊心学和阳明心学共同之处是“心即理”，但陆学仍然是要努力从本源上理解阐发继承孔孟之道，只能算侧重点和方法论上是儒家的一个流派。他主张要认识宇宙本来面目，只要认识本心（出自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以“求其本心”作为自己理解《大学》的思想主旨，强调本心的“贯通”。陆九渊认为，格物致知就是学习《大学》的下手之处。其下手之处就是具体的格物方法，即《中庸》中所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并对学、问、思、辨之间的区别进行了辫明，认为朱熹的方法太支离破碎，在继承发扬儒家精神宗旨上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当然朱子的笨办法恰恰是捷径）。朱子和陆九渊在治学方法上有著名的“鹅湖之辨”，谁也没有说服谁（裁判吕祖谦则认为双方都有可取之处，主张调和）。朱熹也知道陆九渊的目的还是继承发扬中华道统，所以陆九渊去世后他悲痛欲绝，承认陆九渊对他治学有启发借鉴。而阳明心学没有明确的深刻研究宇宙天道的不懈追求，更没有通过综览典籍从源头上探求中华道统的历史自觉（相反是坚决反对），将格物直接解释成“格心”，“知行合一”的提法与传统“三思后行”的提法也不一致，所以在内核上已不是传统儒家思想（这是明代已有的公论，当时就有不少人表达了对王阳明任意解释儒家经典的担忧，虽然外衣还保留了儒家的一些东西，但儒学从根本上关心农业农村农民的核心要义其实已没有了，一般以往的儒者知识精英阶级所追求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精通历法才能指导农业生产，明代中期以后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多数读书人已经丧失了这种能力，成为了考试机器）。笔者以为，王阳明在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错误的，知行合一的认识论也是不严谨。与传统儒家提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传统提法，诸如“学以致用”，“经世致用”，“三思后行”，“躬行践履”，“致曲”等不但并没有什么高明，反而不严谨甚至就是错误的。

今天重点从源头来探讨下孟子思想和阳明心学的本质不同。

孟子作为“亚圣”，以博大的民本主义精神和人文情怀，载入史册，永垂不朽！他留下太多的格言名句，也留下了许多关于“心”的著名论述。

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这里的心，一般可做主观精神，主观能动性上的理解。心意，心态，充分发挥自己良知良能，努力体察体认的意思，尽心体察体认的目的是能够明白天理天道，自觉的服从客观规律，修养自己的品德，实现安身立命的生存状态。这个尽心-知性-知天-事天-修身-立命的过程，包含了认识-实践-理性认识-自觉实践的路径。必须看到，中国传统哲学的教化意义不是张扬个人的主体意义，而是实现主观与客观世界相统一，目标是“乐天知命”。强调人与客观世界的统一性，反对人与自然的对立。这是农业文明的深层次逻辑，必然与工业文明不同。当然阳明心学虽然号称东方存在主义第一人，他的哲学与西方工业革命后注重逻辑思辫的存在主义哲学并不能相提并论。一般学术概念的提出都不可能绝对完善，后人会根据其基本框架进行完善，从而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但阳明心学在他去世后分成七个流派，其后没有一个学者去把阳明心学真正发扬为有生命力的完备体系。

《孟子·告子》中，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而不得之”。心是思考的器官，用心思考才能有所得。相比较于耳鼻口舌这些感觉器官，孟子认为，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正是在于心具有思考和反思的能力，而其他感官则容易受外界欲望的蒙蔽，孟子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在这里，心也是物，所以朱子强调格物时，强调也要“格心之为物”。

另外孟子在《孟子·告子》中还说过一句很著名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其中也谈到“心和性”的重要性。这里的心就是主观精神意志品格，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砥砺意志品格影响最大的一篇，激励了无数国人气节品格的养成，“浩然正气”，“一腔热血”油然而生。

这一篇孟子还有一句关于心性的论述，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这里孟子将心和良知良能结合在一起，这里良知是“不虑而知”，与其关于恻隐之心呼应。一般认为后来著名的心学思想家王阳明的“致良知”出自于此，但明显阳明心学的良知不是“不虑而知”，是要通过艰苦努力才能发现的道德良心，判断善恶的标准，他的四句教“知善知恶是良知”，可见明代中后期道德滑坡又已经很严重了。这里需要辩明的是：尽最大努力去源头上继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极其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朱子学，在明代被具有重要影响力王阳明这样的官员认为只是应试科举工具（一般认为程朱理学严重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明朝的读书人一个个成了老八股，呆板且泯灭人性是阳明心学产生的原因），只是培养人的判断道德善恶能力，这确实是个悲剧，也值得深思。但是如果顺其思路把作为高扬理性精神，补齐中国文化形而上哲学思辫方面不足，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程朱理学，定性为阻碍中国进步的根源是及其不公正，是反智反知的。据李约瑟客观的考察，宋代科技的巨大发展，正是程朱理学具有的重要推动作用。朱子思想学术在南宋国土面积那么小的情况下能够偏安一隅一百多年产生重大影响，后来又成为元明官方主导之学，自然有其深刻道理（以后有机会再深入探讨）。

孟子主张一个人如果真在了解自己的内心本性，那么对于外在的得失就会更加从容，才能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路径的另一个通俗易懂的解读，是符合绝大多数中国的心理的，所以广为接受，奉为信条。这里，孟子承认人有“穷”“达”之分，阳明心学“人人皆可为尧舜”，模糊了人与人之间生存状态客观上的差别，明显是主观臆想。

孟子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其实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对大自然的敬畏和适应是一个主流的方向。儒家思想讲天命，道家思想讲道，其实都有大自然的规律和法则的意思。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对大自然充满了好奇，也充满了敬畏之情。古希腊从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之源”开始，西方思想家也再对万物的构成和背后的规律不断探索。但东西方思想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我们更讲究人的行为与客观规律，客观世界“适应”“顺应”，而西方思想更讲究“理性”逻辑。佛教思想为了适应中国化的需要，更是强调其“中空观”的物理意义。一个有生命力的哲学，最终必然会把落脚点放在服务于人的生存上。唐武宗灭佛运动后，禅宗改革，百丈法师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很多禅机就是棒喝“饿了吃饭，困了睡觉”这些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问题。哲学作为人的高级意识，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但是都必将要适应人繁衍生息，安身立命的根本和基本本能。“人饿了三天就会逮啥吃啥”。

中国人一般强调“一草一木皆含至理”“一草一木总关情”，为什么要一遍一遍的老生常谈，强调，因为从伏羲，神农这些老祖宗就是这么过来的，没有“即物穷理”的根本，那我们每天吃俄用的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孔子必然要谦虚的讲“吾不如老农”，自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对儒者脱离生产劳动，有脱离群众的警示，当然孔子作为千古圣人，述而不作，向老子学习，向小儿学习，向老农学习，其中自有深意。而王阳明格竹失败了，格物变成“格心”，知善恶，“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可见明代官僚阶级脱离现实脱离群众脱离客观事物的倾向是多么严重，一般中国官府对待农民起义儒家主张“招抚”，所以宋代《水浒传》的故事之所以梁山好汉被招安背后是儒家道德作为官方指引发挥的作用。王阳明则以剿灭为主，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过《水浒传》，反正他对明代处理农民起义比较被动归因为是由于官兵没有战斗力，因此不得“不以招抚为事”。他说，假若有“强兵悍卒”，足以扑灭农民起义，那么朝廷文武官员也并非“必欲招抚之”。因此，在他看来，增强兵力乃是贯彻以“剿”为主根本方针的先决条件和在一定条件下施行“招抚”的基础。只有有了强大的兵力，才有力量去“剿”也只有以强大的兵力为基础，才能达到“盗贼渐知所畏而格心，平良益有所恃而无恐，然后声罪之义克振，抚绥之仁可施。弭盗之方斯惟其要”。农民都是“盗贼”，阳明心学为了扑灭农民起义，在军事上确实下足了功夫，这就不难理解曾国藩和蒋介石是他的信徒了。孟子思想中“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现在的“人民至上”在阳明心学中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明代官方对阳明心学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他的思想对于统治阶级是双刃剑，好的方向可以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坚决捍卫者。（他去世后，本来爵位被剥夺，学术被作为邪说被禁止。在控制朝政的学生努力下又得以恢复，到明末更加流行，连贩夫走卒都以知阳明心学为宋）。但用得不好就是自己的掘墓人。日本人拿去就用于倒幕运动，推翻了幕府统治。东林党人运用他控制朝政，作为党争的利器。

东林党争

阳明心学成为一个热点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前两年大有神话这位所谓“三不朽”的千古圣人的趋向。逐渐有人质疑后，这些幕后推手又转为强调要客观评价王阳明，另有人说不要成天盯着王阳明心学中不能自恰的漏洞，要多关注他的事功。结果我们发现他的事功就是“欺骗”和“镇压”。最后，阳明先生病魔缠身，留下了一句“我心光明，亦复何求”。他离世的时候，真觉得自己有多成功，多对得起良心已经无从知晓。身后弟子也分裂成七个派别，相互攻击，没有谁能完善老师的思想，这就说明阳明心学再框架上就是有问题的，再无机会圆融自恰，留给后人非儒非佛非道非西方哲学的印象（实际上中国大陆学术在日本朱舜水的影响才是真正持久的，阳明心学顶多算是为侵华张目，为战犯洗白的工具）。明末是一个“天崩地裂”“东学西渐”，资本主义新的生产方式新起的大变革时代，王阳明由于他的政治地位决定了时人对他寄予了化解信仰危机，重建思想体系的期待。可能他也呼应了这种期待，去努力了。所以也许他的立场和出发点让他觉得自己“无愧于心”。探讨这些，无意于去攻击谁。只是作为历史爱好者，探究这些，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回望明末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多少给现代中国以一点借鉴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