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后四十回．在红学研究中历来被认为是一个热点问题。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真伪问题，即后四十回属曹雪芹作还是续补?第二，作者问题，如果非曹雪芹作．那么是高鹗抑或他人？第三，优劣问题，即续得水平如何?其中前两个问题属于“考证派”红学的范畴(尽管艺术感受对鉴别作品真伪是不可或缺的，因而也与第三个问题有关) 本文重点讨论第一个问题。 一 乾隆五十六年末“程甲本”的面世．结束了《石头记》仅以抄本流传的历史，繁荣红学，厥功甚伟。然而，随程刻本产生后．关于它的后四十回真伪问题也带来了争议．迄于今日亦难定论。 从现存史料看，最早提出续书问题的是清代山阳人潘得舆：他著有《金壶浪墨》．从其嘉废十六年(18l1)自序日可推卸成书年代。该书的“读《红楼梦》题后”一节中说： 传闻作是书者少习华阮，老而落魄，无衣食，寄食亲友家，每晚挑灯作此书，苦无纸，以日历纸背写书，未卒业而弃之。末十数卷，他人续之耳。 潘得舆提到的《红楼萝》“末十数卷”，究竟自哪一卷续趁，他说的含糊其辞。不过，在嘉庆年间程刻本梓行未久就能不为程、高序言所惑，敏锐地指出通行本存在续补，还不愧为有识之士。“[1] 确指后四十回为续作的首推清人裕瑞。他在《枣窗闲笔》专著中指出： 《红楼梦》一书，曾雪芹虽有志于作百二十回，书来告成即逝矣。诸家所藏钞本八十回书及八十回书后之目录，率大同小异者??但细审后四十回断非与前一色笔墨者，其为补著无疑： 今天看来，裕瑞对后四十回的评价似乎太苛刻了，另外，他的这段话中提到的“曹雪芹有志于作百二十回，书未告成即逝矣”是否事实，以及是否存在一个原著八十回后月录等问题，这姑且勿论，但我们应该肯定的是：裕瑞能第一个确指后四十回为续书，真可谓目光如炬，在那个时代．能有如此文学鉴赏力，颇为难得! 当然，从判断是否续书的角度看，裕瑞的方法也给后人留下了可商榷的余地。他虽然指出了后四十回在人物塑造方面的一些失误及情节接榫处的一些漏绽，但仅仅从人物塑造、结构安排等方面入手，这种标准的伸缩性本来就很大。 清代也有学者对后四十回作过考证 例如俞樾．在其《小浮梅闲话》中这样辨析道： 《船山诗草》有《赠高兰墅鹗同年》一首云：“艳情人自说红楼”，注云：“《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为兰墅所补”，然则此书非出一手：按乡会式增五言韵诗，始乾隆朝 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则其为高君所补，可证矣。 俞樾以“书中斜科场事已有诗”作为后四十回“为高君所朴”的证据，是未深考，因为乡会试用律诗．起于乾隆二十一二年，诫如胡适所说：“也许那时《红楼梦》前八十回还没有做成呢!”作为一名宗法王念孙父子．治经、子、小学．在考据方面颇有成就的经学大师，出现这种疏忽，颇难理解。至于俞樾上段话中也引了张船山的诗并注，惜未予探究；可以这样说 在乾嘉时代、尽管朴学昌炽，但在《红楼梦》方面下的功夫实在是太可怜了。 二 对续书问题进行认真考辩并在红学史上产生了划时代影响的，应算是新红学的奠基者胡适、俞平伯。 192 1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 他对程伟元、高鹗在程刻本前的序言进行了辩析，并断定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 1922年，俞平伯《红楼梦辩》的出版．又从“内证”出发，补充完善了胡适的考证。从方法论上看，俞平怕的研究思路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所用的总方法来攻击高氏的，说来也很简单，就是他既说八十回和四十回是一人做的，当然不能有矛盾；有了矛盾，就可以反证前后不出一人之手 我处处去找前后底矛盾所在，即用八十回来攻四十回，使补作与原作无可调和，不能两立。我们若承认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就不能同时承认后四十回也是他杖的。 当代学者对新红学二十年代的考证成果并不是完全认同，有不少人要翻胡、俞定的“铁案”。表现在续书问题上．分歧的焦点，主要在于： 第一，张问陶诗注中的“补”字 不宜直解作“续”，“补”，还有“修补”、“辑补”等含义。 第二，胡适以为“程序说先得二十余卷，后又在鼓担上得十余卷．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话说得太绝对了。 第三．胡适从版本流传的角度，认为 “《红楼梦》最初只有几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后始有百二十回的《红楼梦》”，这种判断并不符合实际。 第四，除了上外证，俞平伯的“内证法” 即所谓“用八十回来攻四十回”，方法论上本身就存在逻辑错误。要之．上述诸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判断后四十回是续书并认定高鹗所续，证据尚嫌薄弱。 后四十回的著作权能否归高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至于肯定后四十回不是续书亦即为曹雪芹原著．则前面还横亘着一个重大障碍，就是程刻本面世前那些抄本上脂评提供的佚稿线索。 有的研究者为了弥合这个矛盾，就引甲戌本开头那段楔子：“??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 云云”，藉此想证明两点：一是曹雪芹“披阅增删”的工作是在原稿基础上，目录也已“纂成”．二是程刻本后四十回只是这“披阅增删”过程中的一个稿本．亦即曹雪片原稿之一，因此程刻本后四十 回与脂评提供的佚稿线索的矛盾并非完全不能解释。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后四十回有一部分曹雪芹原稿，并逐回做了甄辩[2]，更有的研究者干脆“釜底抽薪”，认定“程先脂后”．那些脂抄本系伪造[3]．因此，用脂评来判断是否续书，就更不足为据，。应该承认，胡适的有些话说得是过于绝对了．行文中有些措辞也不是太留有余地，有些论据本身也值得推敲。如：关于百二十回《红楼梦》出现的时间问题．胡适的说法就显得太武断。据各种史料看，早在程甲本问世前，已经有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在流传。吴晓铃收藏的舒元炜序本，就透露出这个信息，至于更确凿的材料，有清人周春《瞬红楼梦随笔》中的记载[4]。 至于有的研究者指责俞平伯先生当年用的研究方法有片面性，并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勇于向权威挑战的勇气。值得肯定：我们注意到近年出版的熊立扬先生“《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辩证”。[5]洋洋五十余万言，而且是为了研考一个问题写成的等著，所花功夫确实不小，但作者最终的结论却颇难令人信服。 《辩证》的作者认为： 这个“总方法”就有问题：第一，无论是从“总方法”本身，还是它的实际运用，俞平伯同志都是先就断定了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然后从证明这个结论的需要，处处去找前后的矛盾所在……这种带有强烈主观意向的研究方法是不客观的．难以避免证据及其连用的主观、片面……第二，由于种种原因．同一作者，哪怕是大作家，其作品也会有点矛盾，前八十回就不是没有矛盾。要看是什么样的矛盾，怎样造成的．就是后四十回有了确为他人造成的矛盾，也得考察矛盾部分在整个后四十回中的地位、性质、所以简单笼统地说“不能有矛盾，有了矛盾．就可以反证前后不出于一人之手”，从方法学来说是不严谨的。第三，按“总方法”的逻辑，那么，有了一致，就可证明前后出于一人之手，轻率地从方法上给予排徐，就使“总方法”有了片面性，在逻辑上陷入矛盾。 从辩证逻辑的角度看，熊先生的上述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熊先生的分析并不全面：即使按照他的思路．后四十回作者的可能性也并非只有一种，而应该存在着这样三种情况：一种是全部是曹雪芹原笔，第二种是悉为后人所作．第三种是部分留有曹雪芹残稿，部分为后人续作。在这三种情况下能找出后四十回和前几十回之间的矛盾，因为正如熊先生自己所说：“同一作者，哪怕是大作家，其作品也会有点矛盾，前八十回就不是没有矛盾”．既然俞平伯先生“用八十回攻四十回”的总方法所导出的结论，亦即“前后不出于一人之手”不具有必然性，那么熊先生从这三种可能性中只选择第一种，难道就具有必然性么，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如果不能将它可能情况排除，就不能轻易做一个全称肯定判断。可见，熊先生的立论，在论证时并不能将自己的原则贯彻到底，使得他的批判只能指向对方，而无法战胜自己，从而使他的立论出现了悖论 熊先生如果要证明自己的论点，那就必须另找在逻辑上无懈可击、无可歧解的证据。 三 还应看到．考辩程刻本后四十回是否续书，是不能靠单纯逻辑思维来判断的。每一种方法都有它的局限性，而如果采用综河、系统的研究方法，或许更能得到比较接近情理的结论。 当代研究者在关于后四十回的考论方面．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以及所用的方法上不仅超过了胡、俞的“历史考证”和“文学考证”，也远远超过了清人固于文学比较的传统模式。 1980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陈炳藻先生在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发表 《从词汇统计论证红楼梦的作者》一文，他借助数理语言学来考察《红楼梦》前后所用词的相关程度。把《红楼梦》分为A、B、C三组，并且配上了D组《儿女英雄传》， 并借助计算机排字统计，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后四十回也出自曹雪芹手笔。 数理语言掌是数理向语言学渗透的结果，陈先生的创造性研究值得肯定；但是，他在具体操作此法时，还存在某些技术环节上的问题 例如抽样以及检验的项目均少了一些，从而也就影响了结论的客观性。同样是运用数理语言学，我国红学研究者陈太康所得出的结论就迥异——他依据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新版本。该版本前八十回以庚辰本为底本，第六十四、六十七回缺文由程甲本补配，后四十回则采用程甲本 统计时 A、B、C组的分法与陈炳藻先生相同．只是六十四、六十七回没有包括在B组之内(因采自程甲本，且其真伪向有争议)，陈大康重点统计了《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中含的词、字、句的88个项目。他发现，这些词在A、B两组出现的规律相同．在后四十回却不一致；至于用字特点受句式规律，A、B两组也是惊人的吻台，而后四十回迥异：困此做出了后四十回非曹雪芹所作（但含有少量残稿)的结论[6] ： 除了语言学的运用，当代研究者还试图从美学的高度对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做比较研究。吕启祥先生 “不可企及的曹雪芹— — 从美学素质看后四十回”，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篇力作。该文避开后四十回中公认的“败笔”．另辟蹊径，从艺术感受出发，着重分析了后四十回中一般被认为写得还不错的地方，但较之前作仍然大为逊色。例如吕先生认为：“八十二回‘病潇湘痴魂惊恶梦’，这一回作者想表现宝黛爱情的生死不渝，看得出来是用力写的，但如果同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相比较，艺术上的高低则显而易见。从‘诉肺腑’到‘剖心肝’．所要表现的东西大致相近，其美学价值则一落干丈 因为前者的描写是诗化的，不论是爱情中的欢乐还是痛苦，都给人以美感，尽管宝黛二人的感情已经发展到铭刻心骨、倾诉肺腑的程度，但作者下笔时并没有因此放洪开闸，同样写得含蓄蕴藉，产生一种隔院听音、雾中观花的艺术效果，而后四十回的作者竟然写黛玉梦见宝用刀划胸，弄得鲜血直流。像这样用鲜血淋漓、剖心挖肝来表白爱情的画面并不能给人以美感：这当然不是说作品不可写凶险，写流血，而是如何去写前八十回。这种描写关键是同人物的个性气质难以衔接．因此是对前八十回已经塑成的优美艺术形象的亵渎。 [6]吕先生还谈到九十六回“傻大姐泄机关”一节文字：“历来为人称道．但如果与七十三回她拾绣春囊的文字比较．则大为逊色”。同样是作为结构故事纽带的人物，两者在人物言行的写法上却大相径庭。七十三回中的傻大姐，其语言行止同她的个性特征是水乳交融、天然浑成的，而九十六回中的她却太大走了样，她懂得理论，实在和‘心性愚顽’不相干。她还能陈述自己的委屈，头头是道．根本不象个“一无知识”的傻丫头说的话。而且，关涉到七、八个人，几门子事，男婚女嫁，她能把前因后果，说得清清楚楚，一个单作粗活、无知无识的人能知道那么多“上情”、“情”并能条分缕析，因而读到此处不由得令人疑惑．感到这不是傻大姐．因为这一角色写得很勉强．与原先所具有的特定性格游离开来了。”[7] 上述的分析充溢着心灵的感悟与诗化的阐释，读之令人开拓心胸。尽管此文的本意并非专门论证后叫十回的真伪问题．但我们读了上面那些鞭辟入理的分析，自然也就能得出相应的结论了。这说明．从美学视角探讨续书问题，仍然有着广阔的前景。 当然，这些现代手段的引入，并没有妨碍传统研究方法的运用，而实际上，在当今红学世界，语言学、美学等方法一直是与版本学、作者考证等传统手段并行发展的。比如轰动一时的《梦稿本》的发现，就为后四十回的研究注入了生机。在此我们不拟详细讨论这个版本的有关情况，只是藉此说明：对程刻本后四十回的考察，应该是系统的多角度研究，才能使结论接近事实本身。我们倾向于后四十回是他人续作，当然这个判断还有待于将来有关这方面新材料发现的验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