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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考古和古代少数民族考古发现引人关注 在4月9日揭晓的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中，边疆考古和古代少数民族考古发现引人关注。广东郁南磨刀山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河南郑州东赵遗址、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河南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与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十项考古新发现，从去年全国经审批的688项考古发掘中脱颖而出。 重视文物保护和成果展示普及 此次评选出的十大新发现集中体现了2014年度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展现了当代考古工作的新理念、新技术与新方法。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总结2014年文物考古工作时指出，城市考古的基础不断巩固；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不断增加；技术水平和整体工作面貌焕然一新；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和成果展示普及。 这些新发现中颇多填补空白之作。郁南磨刀山遗址第1地点是广东目前确认年代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将该地区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历史由距今13万年左右提前至数十万年前。 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的墨色块状物，为考古所见最早的人工书写颜料；铜虎形饰采用了鎏金工艺，是我国最早的鎏金实物。 在青瓷起源地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的发掘从地层叠压上解决了东汉、三国、西晋三个时间段的前后发展过程，为认识青瓷在起源后向第一个高峰发展的进程，提供了实物证据。 而滇西洱海地区的大波那墓地的发掘，填补了此区域距今2500—2000年前时段的考古学文化空白，使得对洱海区域战国至西汉时段考古学文化的认识逐渐清晰。 边疆考古优势凸显 藏北阿里高原平均海拔4000多米。“天上阿里”人烟稀少，一棵树都难找到；夏天阳光很“毒”，紫外线炽烈。 在象雄国时期，阿里是一方文明热土和信仰高地。但除了极少遗迹，象雄国像一阵风般消散无踪。遗落千年后，开启记忆大门的钥匙却在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寻到。洞式墓的墓葬常深达五米，幽暗阴森，考古队员们感到这里“像是矿井，一片漆黑，潮湿阴冷”。他们从中寻回了遗失千余年的象雄历史。 相比往年，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突出特点是，来自边疆省份的古代少数民族考古发现占据“半壁江山”。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看来，边疆考古的快速发展，是当代中国考古的一个趋势性进展。他告诉记者，边疆地区的考古研究，对于探索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非常关键。如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的古象雄国时期墓葬的发掘，用实物资料说明当时中原王朝与该地区的关系。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等项目，也具有类似意义。 此次评选中，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遵义市文物局合作发掘的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获得了较高关注。主持发掘的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是一位“红颜领队”。她介绍说，该项目丰富和完善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序列，且墓主跨越了杨氏统领播州、受封播州土司和即将覆灭的主要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杨氏从宋代封建领主到元明土司的演变过程，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特性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位于锡林郭勒草原深处的伊和淖尔墓群在具有鲜明的鲜卑文化特点的同时，所出金属器的工艺和造型图案却又表现出欧亚草原地区其他民族的一些文化特点，甚至有少量遗物为中西亚舶来品，说明该族群利用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欧亚草原建立了一定的商贸联系，或由这些地区迁徙而来。 发掘领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永志表示，该墓群的发掘，为研究北魏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边疆历史及民族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北魏六镇沿线上的民族构成非常复杂，既有鲜卑人又有汉人，还有一些从其他地区迁徙过来的民族。而墓主的族属或与被北魏王朝从漠北徙置到漠南的高车有密切联系。 多学科、新技术参与成常态 在考古工作中，全站仪、激光测距仪等新仪器和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考古的全方位信息采集，激光三维扫描与建模技术记录以及复原发掘对象和遗址整体等，使得全方位、多角度地获取信息从而揭开以往不能发现的秘密成为可能。 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被称为“辽代首钢”，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辽代矿冶遗存中保存冶铁炉最多，且炉体保存相对完好的场所。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教授李延祥告诉本报记者，该遗址群的价值在于炉群保存完整；发掘后得知炼钢、炼铁的“炉子”在一起，冶金炉演变的证据全面。来自中原的先进技术被辽人接受、消化、吸收后，可能又向更北的兴安岭甚至西伯利亚地区传播。 他还介绍，对伊和淖尔墓群所出金属的分析发现，钉铺首的钉子材质为黄铜。黄铜使用在中国相当晚，该墓地的墓主可能通过欧亚草原与西方有技术交流，成为已知最早的制造、使用黄铜的中国人，其后人又将这一技术传到唐宋时期的中原。 王巍说，不仅矿冶遗址的发掘，而且各类遗址的发掘，自然科学技术等的应用也更为普遍，包括环境、生业、工艺以及材料成分、来源产地等各种信息，都在研究范围中。因此，如今考古学界获取的信息比十年、二十年前极大丰富，可以说“成几何倍数增长”，已成为考古工作发展的特点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春海 耿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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