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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袁宏道与其兄宗道、弟中道时号“三袁”，称公安派。袁宏道以其鲜明激进的论调、清新大胆的文风成为公安派的领袖。而其任性适情的人生态度在他的作品中也展现得一览无遗。 作为体现个性的载体，尺牍以其私人性、随意性和纪实性引人瞩目。袁宏道一生与友人致信频繁，亦善写尺牍。故在《锦帆集》、《解脱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和未编稿中，合计有二百八十二篇尺牍作品。这些或长或短、灵动变幻的尺牍不仅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而且将袁宏道在各个时段、各种细致入微的心态真实地记录了下来。虽然袁宏道尺牍在对其的研究中经常被引用和阐释，但是论者往往笼统地将之纳入散文研究或文艺理论研究范畴。所以，专门针对袁宏道尺牍的研究较少，仅黄菲菲《袁宏道尺牍中的载道思想研究》、陈娟《袁宏道尺牍研究》、花宏艳《“情腻”与“骨刚”的悖反——袁宏道尺牍中仕与隐的矛盾心态》、温至孝《袁宏道尺牍散文的艺术特色》四篇论文涉及这一领域。而出发点主要集中于袁宏道尺牍的分期、艺术特色以及其中体现出的仕隐矛盾心态。 笔者在按时间顺序对袁宏道尺牍加以梳理后认为，无论在早期“昌言排击，大放厥辞”（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还是末期“自悔其少作”（周亮工《书影·卷一》）的阶段，真性情和真想法在袁宏道尺牍中大量流露。但是，作品作为一个作家内心体验的外化，必然在每个时间段具有一定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会随着作者不断更新的知识结构和创作当时的心理状态而变化，从而决定作者为文的意图和倾向。因此，即便如袁宏道如此标榜“真”的作家，在不断变化的生活环境和思想倾向的影响下，其心中之意与落纸之文也未必统一。自然袁宏道就更少在现实中践行自己令人瞠目的“壮言”。故笔者意图从尺牍出发，探析袁宏道文字背后隐藏的真实心态。 一．“唯恐不存”的逞性使气 对于袁宏道的为人和为文，纵性适情、无所拘限的评价最为多见。而造成袁宏道具有如此鲜明特征的原因不外乎有二。首先，袁宏道天生早慧，少年老成。在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中记载，袁宏道“年方十五、六，即结社于城南，自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可见，此时的袁宏道已经具有一种不甘居人后的领袖气质和不怕露才扬己的勇劲担当，即“凤凰不与凡鸟共巢,麒麟不共凡马同枥，大丈夫当独往独来，自舒其逸耳，岂可逐世啼笑，听人穿鼻络首”的性格特征。相较于兄长袁宗道的“稳实”，李贽评之为“英特”。其次，反观袁宏道所处的晚明社会，此时世风消颓，朝廷中党派纷乱，“国是纷纷，无所取裁”（《答王继津大司馬》，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本文所引篇目均出此书，以下仅注篇名），士子多失治世之心。文人们大多身处经济繁盛的城镇，膜拜着风行一时的王学左派。于是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意识和人生追求逐渐失落，取而代之的是鼓吹主体精神、突破名教藩篱的自我享受和个性解放。这两方面共同造就了袁宏道认定追求“性命”乃是至高无上的宗旨。袁中道在《解脱集序》中言：“（中郎）每至月明之夜，相对清言，间及生死，泫然欲涕，慷慨欷歔，生而达旦。终不欲无所就，乃刻意艺文，计如俗所云不朽者”。可见，袁宏道性格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自我生命价值为最高。他高度赞扬徐渭的“真我论”，所以只要是能凸现自我价值和自我存在，袁宏道便愿意去表现；只要是自己认定符合内心渴求的一切想法，袁宏道便要将之凸现给世人，决不肯将之埋没。比如虽然多次说自己的文字是“游戏之语”，但是从袁中道《论中郎遗书》中可知：“中郎先生片纸只字，皆有一段精光，唯恐不存”。袁宏道在身前便仔细整理、刊刻自己的文章，并大量送人阅读。在他的尺牍中经常可以看见“小刻奉博一笑”（《钱象先》）、“并以近刻二种附上”（《汪观察》）等文字。可见袁宏道选择了以个人文字才华的展露作为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方式，对“三不朽事”极为重视，而这也是古代文人，特别是明末文人共有的想法。 因此，当“心眼明而胆力放”（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的袁宏道处在这样的世态、人情之下，又受到李贽、徐渭的深刻影响后，自然就有了发猖狂之言、行一己之事的资本和胆魄，而此时明代以“盛气凌人”的姿态来“劫持整个诗坛”（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做法为袁宏道逞性使气提供了条件和氛围。而笔者在分析后认为，从袁宏道对复古派的强烈抨击中，可以最鲜明的体现出袁宏道为了存留己见而矫枉过正的痕迹。 当才华横溢的袁宏道深切体悟到复古派之弊端时，他就用文字大胆的展开攻势。在王世贞统治的文坛上，年轻的袁宏道用放肆的语言，清新的风格打开一片天地，也留下一地流弊。对此，虽然其弟小修多次为其辩解，如曰：“《锦帆》、《解脱》意在破人执缚，间有率意游戏之语……要出自性灵，足以荡涤尘坌。学者不察，效颦学语，其究为俚俗，为纤巧，为莽荡，鸟焉三写，弊有必至，非中郎之本旨也”。或曰其：“无心于世之毁誉，聊以舒其意之所欲言耳”（袁中道《游居柿录·九》）。而钟惺也曾赞扬袁宏道乃“李氏功臣”，使李攀龙之原貌不为俗世所遮蔽。但是世人的苛责、竟陵的后起发难绝非无理。因为袁宏道矫枉之过无法回避。比如他在《张幼于》中言:“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家”。这种畅所欲言虽然表面上振聋发聩，也的确如猛药对顽症般有效。但其用心却实已超出单纯的学术探讨，而成为年轻人为了在老一辈统治的文坛上一显声名而利用“抹煞一切”的方式发出的猖狂之语。 逞才使气果然为袁宏道博来了关注，但接着他为了表现“性灵”而制造“性灵”，使得“性灵”成为新的格套窠臼。当袁宏道矫枉过正的宣扬上乘的文艺就应该单纯是真情的迸发，认为这种“迫而呼者不择声”的自然流露“有加于择者”时，他自己的书写也就出现了偏差。“若诉若啼”固然可以“动人心而惊人魄”（《叙小修诗》），但是势必“信心而出，信口而谈”（《张幼于》），最终流于肤浅，对问题的看法失之片面，而落后人口实。所以，当复古的潮流消泯，公安派完成自己的使命时，也就到了袁宏道为年轻时勇争上游的激进肤浅感到自悔的时刻。 但从反方面思考，其实袁宏道反复古的真正对象是没有新意、个性的复制，而非学习古人。推崇古人当然是可以的，比如袁氏三兄弟对苏东坡、白居易的尊重。但这种推崇并非要以与之一致为目的，完全可以有自己的风貌。在致丘长孺的信中袁宏道言：“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赵宋亦然……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选》病唐、不汉、魏病《选》、不三百篇病汉、不结绳鸟迹病三百篇耶……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仔细分析，可见袁宏道对汉、唐并没有偏见，有的只是对时弊的不满。这种时弊就是千人一面，人云亦云。而袁中郎想要的就是凸现自我，以一种唯恐被埋没的争胜意识，打破陈俗，从而证实自我存在的意义。 二．“以癖为寄”的孤傲俯视 袁宏道对于人生的态度与他对于文学的态度是一致的，袁宏道认为：“若只同寻常人一般知见、一般度日，众人所趋者我亦趋之，如蝇之逐膻，即此便是小人行径矣，何贵为丈夫哉？若不为所难为、忍所难忍，此即如蜉蝣营营水中，不知日之将暮”（《答李元善》）。因而大声疾呼：“天下事何必同而后快哉！”后一言恐怕真正道出袁宏道的心声。他要求的就是“求异”。 这点从他对名士的定义中可见一斑：“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如和靖之梅，元章之石，使有一物易其所好，便不成家”（《与潘景升书》）。这种看法与明末张岱“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陶庵梦忆·祁止祥癖》）如出一辙。情深之处，自然成“癖”。在《寄散木》中袁宏道言：“人生何可一艺无成也，作诗不成，即当专精下棋……又不成，即当一意蹴踘搊弹……凡艺到极精处皆可成名，强如世间浮泛诗文百倍，幸勿一不成两不就，把精神乱拋撒也”。而归结到作文章便成了“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叙小修诗》）而“舍弟好游，固其一癖”（《陈志寰》）也就成了褒扬。而且，袁宏道在这种颇为标新立异的看法背后还有一层内涵，即其很欣赏古人之言：“不癫不狂，其名不彰”的看法。甚至认为：“夫颠狂二字岂可轻易奉承人者？”（《张幼于》），并且自赠为“癫”。可见，对于“异” 因此，不管自己的表现是公认的高行还是令他人侧目的异端，只要做到符合本心，袁宏道便会自足。甚至可以说，面对他人的驳斥或惊诧，袁宏道反而获得的是满足。他认为自己写的“非惊人语，则嗔人语”，而当写道“嗔人者为人所嗔也”（《张幼于》）时反而有一种自得。再如其言：“谑语居十之七，庄语十之三，然无一字不真，把似如今……当极其嗔怪”（《江进之》），语气中不乏洋洋得意。社会环境的因素和出类拔萃的才气使袁宏道决不愿意埋没自己，于是异行和别人的批判反而成为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的方式，甚至是作为自傲的资本来区别于写“本分诗”（《歇庵集》卷十五《与袁石浦》）、做本分事、按当时社会认可方式生活的人。所以他才会说：“世俗讳谈艺，自其常态，若举世喜谈之，艺亦不足重矣”（《王百谷》）；认为“男儿各有出身之路”应该“要自己寻一出头”而非“借庇荫于他人”（《潘去华》）；大胆地说：“且佛亦人也，岂有三头六臂乎？何用相慕哉”（《曹鲁川》）；赞同惠开之言：“人生不得行胸臆，纵年百岁犹为夭”（《朱虞言司理》），而似乎十分谦虚之语“仆求自得而已，他则何敢知”（《张幼于》）之中实际上透露着极度的自矜自傲。这其中可以看出心学、狂禅等对他的影响。 袁宏道曾经呐喊：“昔老子欲死圣人，庄生讥毁孔子，然至今其书不废。荀卿言性恶，亦得与孟子同传。何者？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这种“发人所不能发”的心态在袁宏道的文章中处处都有体现。所以，在笔者看来，不依傍古人的“求新”成为袁宏道的另一个法门。而袁宏道“求新”的方式有三：首先是从通俗文学、民间语汇中吸取新意。在他著名的“五大快活论”中，他认为人中识见极高者乃司马迁、罗贯中和关汉卿，后二者在当时绝非文人中的主流。而在《答李子髯》中言：“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并说“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叙小修诗》），又说“近来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弟以《打草竿》、《壁破玉》为诗，故足乐也”（《伯修》），并自己创作了八首竹枝词。其次，用大量俗语甚至污鄙的语言入文，如“粪担上语中书堂里事”（《管东溟》），“粪里嚼查、顺口接屁”（《张幼于》）。最后，他经常真实的写出自己的各种缺陷，如在尺牍中多次提到自己“懒”。而好色、贪富贵、名利更是数不胜数。如“人生三十岁，何可使囊无余钱，囤无余米，居住无高堂广厦，到口无肥酒大肉也，可羞也”（《毛太初》）、“弟平生好楼居，今所居房有楼三间，高爽而净，东西南北风，皆可至，亦快事也”（《蒋进之》），再如对于不为官的解释：“弟此时实当出，所以迟回者，实迂懒之故，非真不爱富贵也”（《答吴本如仪部》）等。这其中有明显的禅宗思想色彩。 从这三点，读者看到的似乎是一个真实的、洒脱的、愿意与俗世接近的袁宏道。可仔细分析，笔者认为，亦不可否认，袁宏道有为突出自我、刻意为之的成分。对民间文学，袁宏道并非单纯从艺术的角度去欣赏，还在于：“谓古人诗文各出己见，决不肯从人脚跟转。以故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冯琢菴师》）从而另辟蹊径。虽然在理论上，袁宏道对于《竹枝词》大加表彰，但在实践方面，他也只是流于对民间语汇的借用，并未摆脱文人气。而对于一个追求精致雅趣、对陶渊明逍遥高雅情趣极为向往的士人，袁宏道却经常宣扬自己的种种缺陷，其中很难说袁宏道没有双重的目的：一是突出自己与众不同，并以这种出格为傲。这点与他对“疵”和“癖”的推重吻合。二就是同时用这种方式批判着他人的虚伪，孤傲的俯视那些碌碌无为、表里不一的俗人。恐怕在他看来，真实的卑下也比虚伪的高尚要好。这就是他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而笔者认为，如果袁中郎真的心口如一、口手如一，言意合一，言外无音的话，亦不为袁中郎矣。 三．“失之交臂”的自我补偿 对于人生理想的问题，袁宏道最放诞的言论无过于在致龚惟长的信中： 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若能摒绝尘虑，妻山侣石，此为最上，如其不然，放情极意，抑其次也。若只求田问舍，挨排度日，此最世间不紧要人，不可为训。古来圣贤，如嗣宗、安石、乐天、子瞻、顾阿瑛辈，皆信得此一朝及，所以他一生得力。（《龚惟长先生》） 乍一读来，此文肆无忌惮、畅所欲言。但实际上对袁宏道的文章不能太落实于文字的表面意义，而应当去深究其内在精神的缘由。因为实际上，袁宏道从来没有太过出格的举动。他不可能如李贽一般到达即性成佛，大彻大悟的境界，只能虽好之，而不学之。他更没能达到徐渭深厚的文化、心理内涵，不至于困苦到精神错乱。袁宏道只是比普通的晚明名士多一份出言的放肆，这点可从与袁宏道身处同时、思想相近的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对他的评价看出。对于袁宏道认为《金瓶梅》“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与董思白书》），李日华的批评是“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也”。可见，袁宏道的出格也就仅是“好奇太过”而已，绝没有超出世人忍受的范围。即便在当下,袁宏道的举动看来似乎亦十分放诞于声色犬马。但必须要考虑到晚明社会的消颓，文人的放荡乃是风气所追捧、认可的一种潇洒。“快活论”是袁宏道被拘于吴中为令时所写，吴中的竞节好游，纵情欢娱的奢靡世风和文人的自由心境都直接或间接的促就袁宏道发出这种精神性的自我安慰。所以“快活论”貌似超脱，实际也就是年轻的袁宏道信口一谈，不足为凭。因为袁宏道的绝大多数话语都表达着他的自适主张，甚至这种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自适：在现实自适不能实现下的精神自适。此非物质性的身口享乐，而是在社会理性占主导的人文环境中无伤大雅的放诞。而且，袁宏道始终是一名士大夫，他决对放不下身段，像唐寅那样“唱《莲花落》乞钱买酒”。 因此在袁宏道表面对适情的渴求下，隐藏的却还是传统的理性与无奈。作为文士，袁宏道的思想特别易于导向通透和超逸，但这种生命的本然要求与社会伦理规范间总难以避免冲突。袁宏道渴望感性的自适欢乐的同时，他自小受到的教育、学养、考举、做官、显亲扬名的愿望又迫使他接受社会所给定的普遍规范，强化了他得不到自适后的失望与悲哀。身处这种令人尴尬的两难情境中，袁宏道内心的清醒和老成时时提醒和制约着他向往的无拘无束。于是，在文字高调的宣扬背后，袁宏道为的是弥补现实不能给与他足够的自由而产生的缺失感。笔者认为，除了突出自我个性、为名、为利、为立言等目的，当面对无可奈何的世界以及自身内心难以破除的执着，袁宏道只能用字面上的放肆来自我麻痹和自我取乐。在冷清时向往热闹，在奢华时渴求苦修。所以袁宏道的语言可以看成癫狂之语，也亦是无奈之哀叹。在沧桑的世态背景衬托下，袁宏道流露的是些许消沉的感喟，亦有些知音难求的失落。 比如自袁宏道年青时就大发洒脱语如“此翁无子，身后得无他虑，是人间第一快活事。但尚有一女，亦是业障。男女有何佳处，徒为老年增几重累，至死犹闭眼不得，苦哉……此后只愿得不生子短命妾数人足矣”（《王百谷》），后更有言：“有一分乐一分，有一钱乐一钱，不必预为福先……家中数亩自留与妻子度日，我不管他，他亦照管不得我也。人生事如此而已矣，多忧复何为哉”，但其实他对妻儿当然还是放在心中，生计也是必须担负的责任。这些不切实际的语词只是文人的标榜，夸张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姿态，凸现一种超脱出现实的追求。袁宏道在晚明绝非独一无二，而是沉沦世俗的士人群像中的一个。 袁宏道终极的追求就是独立自由，向往那种任何人都不能限制、利用的“大人”：“弟观古往今来，唯有讨便宜人是第一种人，故漆园首以《逍遥》名篇。鹏唯大故，垂天之翼，人不得而笼致之。若其可笼，必鹅、鸭、鸡、犬之类与夫负重致远之牛马耳。何也？为人用也。然则大人，终无用哉。五石之瓠浮游于江海，参天之树，逍遥乎广莫之野，大人之用亦若此而已矣。且《易》不以龙配大人乎，龙何物也？飞则九天，潜则九地，而人岂得而用之，由此观之，大人之不为人用久矣”（《汤义仍》）。但是，他自己的现状却是无可奈何的做着“小人”，为人奔走驱逐。 袁宏道自认“小人”主要原因乃是仕途。而矛盾的产生主要有内心执缚和外部现实困境两方面的原因：从其自身来说，首先，他心中放不下仕途。在《顾绍芾秀才》中，袁宏道批判了“恨不一日即三载”而“有京官之利”的推知中行者、“恨不一日即八九载”的“官台省者”。当然，自负的袁宏道绝不会为官场钻营。但是袁宏道对官位并不能彻底抛弃，如在《答顾秀才绍芾》言：“近日渐学断肉，此亦是学隐居之一端。将欲并禁诸欲，未免为血肉所使。常自谛，观宦情不断之根实在于此。受用几何，而贪恋如是，吁，可笑也！”而在《苏潜夫》中，袁宏道则明说道：“夫弟岂以静退为高哉？一亭一沼，讨些子便宜，是弟极不成才处。若谓弟以是为高，则弟之眼如双黑豆而已”。这说明在袁宏道的心中，仕的诱惑始终存在。其次，晚明世境日趋恶劣，传统文人的济世之心稍有恢复。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袁宏道在《答梅客生》的尺牍中尚言：“朋友则有一二小官、斋郎典客之类，绝口不谈朝事者。其胸中又无一段先入意见为主，仆遂得遗形纵舌不相妨碍”。但时局日益不堪，使袁宏道“每日一见邸报，必令人奋发裂眦，时事如此，将何底止？因念山中舒乐，不见此光景也。然世有陶唐，方有巢、许，万一世界扰扰，山中人岂得高枕？此亦静退者之忧也。京师友朋虽少，强似家山万倍，清流胜士，时复一遇。”（《答黄平倩》），且“国之空虚，未有甚过此时”（《答郭美命》）。在他生命末期的尺牍中多次提到“已数月不见邸报，不能及朝事一语”。可见关心和谈论朝野之事始终是袁宏道必做之事，他并非那么洒脱。这是由于袁宏道始终还是认同儒家所有的价值观念，他反对的仅是那些“以仁为似仁，以义为似义”（《钦叔阳秀才》）的虚伪小人。 从外部环境来说，“乌纱掷与优人，青袍改作裙裈，角带毁为粪箕，但办此心，天下事何不可为，安能俛首低眉向人觅颜色哉！”（《聂化南》）之语的确痛快淋漓，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毕竟，袁宏道还要照理一家老小的生计，虽不想当官，但是还得生活，总不能真抛下一切。所以当放弃吴令后，他“计穷橐尽，无策可以糊口，则又奔走风尘，求教学先生，其趋弥卑，其策弥下，不知当时厌官何意然”（《答朱虞言司理》）。袁宏道至生命的晚期，还“饥寒所迫，亦时有元亮叩门之耻”（《刘行素仪部》）。除了生计，他还有来自父亲的压力，三袁的父亲袁士瑜，终生未能及第，所以将一切希望寄予三袁。当袁宏道辞去吴令后，“而大人云：‘世岂有二十八而悬车’”（《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使得袁宏道甚至不敢返楚，可以看出“家父迫弟出”（《陶周望宫谕》）绝非妄语。袁宏道是至孝之人，宗道早卒，中道一直不能及第，来自父亲的压力可想而知。因此，他三番两次出仕、致仕让后人不屑，但中郎的确自有苦衷。 所以笔者认同刘玉受所云：“初读袁集，酷爱之，徐觉其玩世语多，老婆心少”的观点。袁宏道并不是在用诗文教诲或劝导他人，更多的是用文字来对残酷的世界做出反映。他的“谈谑”除了娱世，主要还是为生命个体的自我快感。他曾在予李子髯的信中言：“若不作诗，何以过活寂寞日子也？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古之达人高人一层，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虚度光景”。因为将诗文作为情意的快意寄托，所以本就没经过大风大浪的袁中郎自然无法将诗文往深度发展。因此他的作品缺乏深厚的社会含量，格局不高，而更多流于口舌之快。 四. 当一生处于自然本性和现实困境的重重矛盾之中，袁宏道自然找不到自己心灵真正的归息之所。在《人日自笑》中，他似乎无所不曾体验： 是官不垂绅，是农不秉耒，是儒不吾伊，是隐不蒿莱，是贵着荷芰，是贱宛冠佩，是静非杜门，是讲非教诲，是释长鬓须，是仙拥眉黛。倏而枯寂林，倏而喧嚣阓。逢花即命歌，遇酒辄呼簺。一身等轻云，飘然付大块。试问空飞禽，澄潭影何在？旷哉龙屈伸，颓焉方外内。下惠本介和，夷逸乃清废。 全诗读来似乎飘荡流逸，主人公完全没有什么拘限。且这种状态与袁宏道最喜的自适情态相符：“独有适世一种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虽于世无所忤然，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徐汉明》）。但是，反过来思考，当袁宏道什么都想是时，偏偏说明实际上他什么都不是。由于矛盾重重，他无法真正定义自己的内心。所以成为“一身骑两头马，此其所以益苦也”（《答顾秀才绍芾》）的典型。虽然他“学问屡变”《答陶周望》，在世间多方探询，但是这个多面人在思想的冲突中却没有了立足点。就类似张岱的小品《自题小像》中的描述：“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瓮。之人耶有用无用?” 袁宏道认为庄子般玩世境界太高，不可企及。达摩等出世者“行志可取”，但太过孤寂，让他无法忍受。而谐世者又不够洒脱，虽有用于世，但不能脱蹊径之外，故其不屑去做。所以他只能做一个没有确切定义，没有固定职责的适世者。这点可从其对为官的态度中一目了然。 袁宏道为官不成的原因表面上是官场的虚伪腐败，吏事烦人。其实质原因乃是晚明士人已经不具备那种统摄全局的大志，力挽狂澜的能力。其实从袁宏道刚到吴县时所作的《寄同社》已经大略看出他对为官的态度。袁宏道为令的目标是使“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说法，石有长老”，而且已经预料到“吏道缚人”而“恐五百里粮长来唐突人”。他自认为是“函牛之鼎而以烹鸡”（《龚惟学先生》）但实际又曾自言“疏散”、“事与心违”，实际上就是眼高手低。想要做的是“若仙令则以美才遇美地，门无过客，巷无争民，山水文章之乐，不减于昔人，而循良声誉常出诸同事之上，虽未必出凫入舄，然而栽花鸣琴，则已宽然有余闲矣”。这种为官态度听来十分风雅，但是体现的却是袁宏道之所以要适世的为官是因为做不到玩世、忍受不了出世、又不能沉下心谐世的本质。虽然晚年袁宏道有过反拨，而且对世道苍生十分关心，但是不得不说，即便给之高位大权，他也根本不会处理多如牛毛的琐事，对大决策的判断力也不见得如何。他就不欣赏也不愿做那种“骨髓竭于内，须发枯于外，虽可喜亦可怜”的“才令”，而“独生则有大乖戾……既不能负重致远，又不安司晨守夜，此等人，虽分文用亦无矣”（《张幼余》）恐怕才是他的心里话。 而另一个使袁宏道对官位始终有疑虑的原因是“遭横口横事者甚多”（《答黄无净祠部》），当年神宗下诏抄首辅张居正家时的惨状，给袁宏道留下很深的印象。且时局已有大乱之象。这些都是使他消极的逃避为官的原因。但要撇清的是，他只是要避世，而非出世。 袁宏道的矛盾最终归结到对“苦”与“乐”的感悟上。作为自适的代表人物,袁宏道对快乐的追求可谓不遗余力。他认同吴人张隐君之言：“吾积财以防老也，积快活以防死也”（《小修》）。他认同清雅的“蔬园插菊，柳下弹棋，生人之乐止此矣”（《李建翁》），也喜爱集世间之色、声、鲜的肉欲之欢、“往时亦有青娥之癖”（《李湘洲编修》）。对于“苦”，则主要集中体现在《锦帆集》中。此文集作于其在吴县为令期间。一百零九篇尺牍中仅十余篇未及诉苦，尺牍简直成了袁中郎当官诉苦的载体。尺牍中各种对官场“活地狱”的不堪描写多如牛毛，如 但是，在致兰泽、云泽两叔的信中，袁宏道真实的表明“苦”和“乐”虽然常见于他的文字，但实际他难以把握之。每当他自以为走向自己定义的完美之“乐”时，往往却发现“乐”最终都会沉淀为苦： 长安沙尘中，无日不念荷叶山乔松古木也。因叹人生想念未有了期，当其在荷叶山，唯以见京师为快，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人情大抵皆然，如猴子在树下则思量树头果，及在树头则又思量树下饭，往往复复略无停刻，良亦苦矣。 随着时光的推移，袁宏道日渐消沉，开始反思。他并非不再贪恋适情的各种肉欲享受，而是由于疾病、死亡逼迫他放弃，带有明显的强制性。亲人、挚友们的相继亡故对袁宏道的刺激很大。袁宏道母亲在他幼时就已去世；长兄袁宗道刚及不惑就突然故世；1596年外祖父龚大器去世；同时“闻起阎王之招者数人，王子声死，李丹阳亦死矣”（《朱司理》）；1597年曹以新死；1606年左右江盈科去世，陶周望、黄平倩皆病倒；1607年妻子李安人去世。对于一直身体孱弱、早就“头有二毛”的袁宏道而言，真的是“今日吊同乡，明日吊同年，又明日吊某人，老鬼多于人，哭倍于贺，又安知不到我等也。’”（《答黄无净祠部》）他常常陷入对于生命的焦虑和苦恼之中，发出“生死有同夏云，人生何事可算得”（《顾升伯修撰》）的感概。因此，至生命的末期，面对艰难的世事，袁宏道“回思往日孟浪之语最多，以寄为乐，不知寄之不可常”（《李湘洲编修》），从而回归一切皆苦之叹： 世上未有一人不居苦境者，其境年变而月不同，苦亦因之，故作官则有官之苦，作神仙则有神仙之苦，作佛则有佛之苦，作乐则有乐之苦，作达则有达之苦。世安得有彻底甜者？唯孔方兄庶几近之，而此物偏与世之劳薪为侣，有稍知自逸者，便掉臂不顾去之。（《王以明》） 由于找不到让自己一生都能为乐的源泉，善变的袁宏道左冲右突，但始终没有找到出路。在生命的末期，他曾有一段自述：“仆碌碌凡材耳，嗜杨之髓而窃佛之肤，腐庄之唇而凿儒之目。丑闲居之小人，而并疑今之名高者，以为?外不情……至于诗文，乖谬尤多，以名家为钝贼，以格式为涕唾，师心横口，自谓于世一大戾而已”。（《袁无涯》）其实袁中郎完全不必如此自贬，无论他在作品中是怎样矛盾的形象；即便他的人生未能像他的文字般“纵送恣宕”（孙锡藩《康熙公安县志》），但他的一生至少并没有放弃对自己向往的追求，还是在努力忠于其心的一生。不论是仕隐的矛盾、对肉欲与澹泊的徘徊，他都表现的那么真诚的豪爽，从不遮掩。他将他那种既欲书写真情，又患湮没个性；既欲澹泊出世，又恐冷清寂寞；即想造福于民，又畏横祸加身的心态展露得淋漓尽致。 归结来看，正是顺适一己性情造成了袁宏道言论的游离与矛盾。当他有了某一自适主张，立即一吐为快；为了求得自适，他不断变换着他的自适方式；任何似乎能带来快乐的形式他都想尝试，但只换来不断的否定，接着只能重新寻找、重新开始，这便是袁宏道的言行多自相悖离和徘徊不定的根本原因。虽然袁宏道始终没有能明了自己的定位，但他做到了投入。末期的袁宏道在宗教的抚慰和对死亡的恐惧中消沉，愤懑而无奈地逃避世事，最终在四十二岁时将生命定格，带着他未了的变化结束了他复杂、多面的一生。小修言：“假之以年，天下事终将赖之，而不逮下寿以殁，天下惜之！”（《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笔者也对袁宏道本可能的自我修正未能实现而遗憾。但是袁中郎“天上人间，随意寄托”（《告中郎兄文》）的一生已经无愧其心，又有何憾哉？ 参考文献： [1]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张国光.黄清泉主编.晚明文学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3]范桥.张明高编著.袁中郎尺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4]周群著.袁宏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钟林斌.公安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 [6]易晓闻.公安派的文化阐释.齐鲁书社.2003 [7]何宗美.公安派结社考论.重庆出版社.2005 [8]温至孝.袁宏道尺牍散文的艺术特色.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 [9]张微.公安派的文学创作论与庄子美学.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10]左东岭.从良知到性灵—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演变.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 [11]易晓闻.袁宏道:从性情到文学的自适.齐鲁学刊2001年第1期 [12]李圣华.袁宏道与吴地人文.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13]孟祥荣.袁宏道:性灵的张扬与消歇一兼论晚明学术思想的变迁.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14]杨国凤.袁宏道“性灵说”之我见.宁波大学学报.2002第1期 [15]花宏艳.“情腻”与“骨刚”的悖反——袁宏道尺牍中仕与隐的矛盾心态.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16]陈娟.袁宏道尺牍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17]易晓闻.袁宏道:自然与理性夹缝中的自适人生.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18]易闻晓.本然生命的伸扬:袁宏道的自然性灵论.学术探索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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