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本治则阳气的郁滞不行是水湿内停的主要原因，因此湿证治疗的基本原则：一是宣通阳气，一是利水渗湿。在这个基本原则指导下又有许多具体的治法。 2常用治法及代表方药（1）温阳化湿 宣阳：宣阳即为宣越阳气，阳气得越，则湿邪郁闭得解，病即可除。代表方剂有麻黄加术汤：宣阳运湿。牡蛎散（牡蛎、附子、麻黄、人参、甘草）：温阳宣阳化湿。汉防己散（《太平圣惠方·卷第三·治肝风筋脉拘挛诸方》）：温宣阳气，祛风除湿。此外还有麻黄散、五加皮散、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等。宣阳的代表药物当为麻黄、苍术等，在宣阳的同时往往配伍祛风除湿运湿等药物，若阳气不足则往往温阳宣阳并用。 通阳：通阳即温经通阳，主要针对水湿困阻经脉阳气为主的病机。代表方剂有桂枝附子汤或白术附子汤：通阳温阳祛湿。桂枝加黄芪汤：补气通阳。附子汤治疗痹证：通阳除湿止痹。通阳的代表药物为桂枝。 升阳：湿气内停，中气不足阳气下陷，如果采用利湿的治法，将会使气机涩滞，或导致气机下陷进一步加重，无法祛除内湿。水湿的去除，依然依赖阳气的正常布化，故采用升阳化湿法来治疗。代表方剂为升阳益胃汤，常用的药物有羌活、防风、等。东垣之前，治湿大都以渗利水湿为主，成无己、张元素等亦有“治湿不利其小便、非其治”之说。升阳除湿法源自《脾胃论》。《脾胃论·调理脾胃治验治法用药若不明升降浮沉差互反损论》：“今客邪寒湿之淫，从外而入里，以暴加之，若从以上法度，用淡渗之剂以除之，病虽即已，是降之又降，是复益其阴而重竭其阳气矣，是阳气愈削而精神愈短矣，是阴重强而阳重衰矣，反助其邪之谓也，故必用升阳风药即差……大法云：湿寒之胜，助风以平之。又曰：下者举之。得阳气升腾而去矣。”对脾虚湿盛用淡渗治法并不苟同，认为降法太过，反不利于湿的去除，阳不升阴气更重，故而提出“升阳除湿”之法，其选用的药物有：羌活、防风、柴胡、升麻等药味偏辛散药势向上之品。代表方剂有：升阳除湿防风汤、升阳散火汤、升阳汤、升阳除湿汤等。 李东垣的升阳除湿法，原意是治疗脾阳虚陷，又中外湿的病情，从病情来分析，属于湿病中的中湿。李东垣一改前人的利湿法为升阳化湿法，是有历史原因的，其所处的年代以脾胃病居多，战乱饥饿使得人们的身体非常虚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感受外邪，邪伤正气而成正虚邪伤之侯，如果邪气入里，脏腑气伤，就会在邪伤的同时，极易出现中气下陷的症候，表现正不胜邪的病情。依据这种现实存在的病机，按着前人的思路治疗就会出现加重的结局，所以升阳化湿法及方剂的创立，是李东垣基于临床实践的创新。而不是对前人的否定。这种创新提示了一个思路，中医理论的创新源泉来源于实践中新问题的发现。 （2）行气运湿 内湿阻滞人体气分，造成气机运行不畅，进一步影响津液代谢。气机一滞，应当行气；气机一乱，故当理气；气机一逆，故当利气。根据湿化情况，选择润利气机之药或是燥行之药以便切对病机。代表方剂很多，能在用药之中，反映出这种病机变化的精当方剂为茯苓杏仁甘草汤，橘枳姜汤，起到润利气机的作用。这在临床也是很难被识别的一个病机。代表药物有白术、大腹皮、陈皮、枳壳、杏仁等利气而不易化燥之品。 （3）渗利水湿 湿气内阻，气机不畅，津液代谢失常，津液不得正常转化为有功能的液态物质，则变成致病的湿气，湿气内盛，或小便不利，或大便稀溏，或肢体浮肿……往往有征可循。故而针对水湿内盛的情况，古人往往又选择淡渗利湿之法。常见方剂有五苓散类、渗湿汤：淡渗水湿。代表药物有泽泻、猪苓、茯苓等。 （4）燥湿敛湿 燥湿敛湿的法则多用于伤及血脉所生之湿，如疮、带下等，此类湿气往往不能通过渗湿，利湿等方法去除，故而选择燥湿敛湿之法。代表方剂有槐子丸、地榆外洗方、苦参汤等。代表药物有黄连、黄柏、苦参、地榆等。 湿证的产生病机复杂，针对病情的需要，往往多种治法互相协同才能达到一定的治疗目的，或者与其它的治法相结合形成对应病证的具体治疗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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