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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这就是你的结论？”有人愤愤地说，“简直是废话！这难道不是常识吗？让我来告诉你吧，无非是铁棒损害了产生理性的高级脑区，导致本能不受控制。”（——这是《上帝关于人性的一次实验》一文后面的读者留言，该文讲述了建筑工人盖奇被钢管刺穿头部后，奇迹般“起死回生”，但余生人格大变的真实案例。），当我借盖奇的悲剧提醒读者这个既简单又复杂的事实，我就知道会激起诸如此类的抗议。 然而，“常识”捍卫者的反驳成立吗？我觉得有问题。我们喜欢中心思想胜过复杂观念，喜欢立场胜过事实，这是长期以来教育的失败。是的，很显然，脑部伤害无疑是盖奇人格突变的原因。但是，我们能粗暴地说，那是因为产生“理性”的脑区受损，故而“本能”失去了控制？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怎么解释受伤之初，盖奇表现出来的那种超乎寻常的冷静呢？当他坐在旅馆走廊的椅子上，对前来救治他的医生说：“大夫，这个活儿可够你忙活的。”那一份冷冷的幽默，又从何而来？ 理性与本能之分，高级与低级之别，这种初中教科书式的思维，很容易把人带回身心二元论的泥淖。正因如此，我才会强调那个被人随口说起，却又熟视无睹的事实——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 神经科学家巴尔斯（BernardJ.Baars）提出的全局工作空间理论（globalworkspace）很好地解释了理性、意识与大脑之间的关系。他将人脑比作一个剧场，意识是剧场里的聚光灯，而所谓理性，则是台上的演员。演员的角色并不固定，相反，他们是流动的。说到底，他们跟后台支持的那些工作人员，也就是所谓的本能没有区别。大家一视同仁，通过竞争，轮流上台，争夺意识之光照到自身的机会。 广而言之，大脑与身体其它部分的关系也应该用类似的“剧院模型”(theatermodel)来看待——大脑是舞台，身体是剧场。回过头来，如果我们用这个思路来检视盖奇的悲剧，就明白所谓理性控制本能的说法有多么离谱。受伤的盖奇，有了一个不同的身体，也就有了一个不同的心理状态，或者说不同的人格。 心理学家证实，很多情况下，大脑（特别是被认为主管理性的新皮质）不是什么“指挥官”，而只是身体的忠实听众而已。保罗·艾克曼（PaulEkman）就做过身体“欺骗”大脑的著名研究。他发现，当人们模仿快乐、愤怒、悲伤、沮丧等表情的时候，他们就真的能体验到与这些表情相对应的感受。
（图注：身体“欺骗”大脑，可能吗？是的）
从2002年开始，肉毒素（Botox）注射成了一种新型的美容手段。这种能够阻断神经末梢乙酰胆碱释放的神经毒素足以让面部肌肉在数周或数月里麻痹，之后皱纹将消失一段时间。这给了心理学家格伦伯格（ArthurGlenberg）等人一个绝妙的机会，来印证艾克曼的发现。 格伦伯格找了41个准备首次接受肉毒素注射的女性被试，测量她们在阅读令人生气的句子时所花的时间。从出现皱眉的表情——人在生气时，皱眉肌会将两边的眉毛挤到中间，到她们摁下表示读完句子的按钮为止。待这些女性接受注射之后，实验重复，结果格伦伯格发现，比起注射之前，无法做出皱眉表情的她们，读完同样的句子所花费的平均时间长了1/4秒。按照心理学对反应时间的测量标准，1/4秒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当身体出现故障，大脑的反应也会随之失灵，这个实验说明的道理还不够明确吗？ 盖奇去世120年后，人们利用电脑技术重构了他的头骨。那不是简单的建模，而是精确的重构。他们不仅对盖奇的颅骨进行了实体测量，标记了受伤骨折处与各种标准骨点之间的距离，还重建了刺伤盖奇的铁棒的运动轨迹。最后他们确定，盖奇受损的脑区是前额叶皮层的一部分，即腹内侧区。他们认为，这个区域的损伤，破坏了他的决策机制，从而使他不再有计划未来的能力、遵循社会规则的能力以及根据自身利益进行最佳选择的能力。 这并不表示决策机制就存在于腹内侧这个特定脑区，他们仅仅证明了这个脑区乃是机制正常运转所必需的一环。至于为什么腹内侧受损的盖奇会在情绪方面变得那么判若两人，他们依然感到很困惑。 不过，在我看来，身体不是精神的对立面，同样的，情绪也不是理性的干扰物。如果大家还记得我曾提及的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那么上述困惑就不难解答。在达马西奥看来，情绪本身就是决策机制的动力之一。也就是说，盖奇在情绪上的剧变，才是决策机制失灵的主要原因。而人的情绪，就像我们早已知道的那样，通常源于身体中化学物质对脑的影响。不单是各种激素，也包括烟草、酒精、药物等等的刺激。 请容我简要“抄袭”一下自己写过的一个小故事，因为在我看来，这个故事的主角简直就是盖奇的现代版，虽然出于医学伦理的考虑，他的真实名字被刻意隐去了。 姑且称他为奈特吧，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 奈特是一个家境优渥的美国青年，自小就想成为一名律师。通过多年的努力，他如愿以偿进入哈佛法学院学习。在学校里他兴趣广泛，喜欢社交，还爱上了网球。当然，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学习，并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 然而拿到学位以后，奈特的生活轨迹却发生了突变。他没有参加哪怕一次律师行业的考试，甚至没有找一个相关专业的工作，而是跑去一家网球俱乐部做了教练。他的家人都觉得奇怪，以为他可能是在经历某些心理上的危机。比如担心律师之间的激烈竞争，或者遭遇了情感上的不顺。所以他们希望奈特在网球教练的职业中找到满足，同时又盼望他某天回心转意，去从事法律工作。 可是随着时间流逝，亲人们对奈特的情况越来越担心。在他们看来，奈特纯粹在混日子。他非但无法养活自己，还频繁地向他们借钱。奈特本人对此也很困惑——他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觉察到了自己的不对劲。他一再向家人表达，希望生活步入正轨，可是他就是做不到。渐渐的，他没办法努力工作，甚至连最喜欢的运动也不再有兴趣。和朋友打网球比赛的时候，他很快就变得很漠然，不是忘掉了比分，就是不记得该自己发球，搞得大家兴味索然。 哥哥还发现了奈特的另一大变化，他的这个弟弟已经多年没有和女人约会过了，跟他在学校里活跃的性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奈特自己也承认，他似乎彻底丧失了对性爱的兴趣，如果不是哥哥提及，他甚至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于是哥哥说服弟弟一起去看医生，说不定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他们找到了神经科。医生听取了他俩的叙述，一开始觉得奈特应该先去精神科看看。不过，当他听说奈特在法学院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曾经因为大量饮用咖啡而发生过一次癫痫，就感到有些蹊跷。尽管那次癫痫发作后，奈特并没有检查出任何病因。出于保险，医生决定对奈特做一次CT检查，结果出现了医生最担心的情形：奈特患有一种名叫星形细胞瘤（astrocytoma）的怪病。肿瘤不仅很大，而且位置很特殊。它们沿着大脑胼胝体的神经发展，穿过并侵入左半脑的外侧前额皮质和右侧额叶的大部分区域。照此病情，医生判断奈特大约只有一年可活了。 奈特的哥哥深受打击，然而奈特听到这个消息却很淡定。他不是不明白，肿瘤就是改变自己生活的元凶，他也理解事情的严重程度，但是他没有一丝愤怒和痛苦，甚至看上去缺乏明显的关心，以及任何相关的举动。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病例，我立刻联想起了盖奇的故事。如果有心的读者也能立刻发现其中的共同之处，他就会意识到，一个人的身体和情绪，与他戏剧性的个人生活，尤其是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将是我反复涉及的主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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