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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国内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有关海德格尔与纳粹关系的文章,还有一些人写了有关海德格尔与阿伦特情感纠缠的文章。对于关心海德格尔的读者和作者来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本不应大惊小怪。但是,这几年写作为思想家的海德格尔“思的事情”方面的文章少了,是否意味着对海德格尔的兴趣转移了?是否他的“思的事情”已经大体澄清了?该转入私的事情了？考虑到国人思想的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的顽疾,担心尚没有弄清一个思想家思的事情,就上演国人的拿手戏,先戴上一顶政治帽子,然后再判个道德重罪,这样就很容易把一个思想家打入冷宫。笔者素不喜凑热闹,但在海德格尔与纳粹这个问题上似乎非说几句不可。海德格尔与纳粹有染,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他当过10个月的纳粹校长,在校长的就职演讲中发表了“颇受质疑的”《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提出了很成问题的大学的三个任务“劳动服务”、“军事服务”和“知识服务”,对犹太人有不敬之处,甚至有迫害犹太人的嫌疑等。这些事情早在法国军事当局占领西南德时就进行了甄别和清算,在德国学术界早已人所共知。当时处境极为特殊的德国学术界和法国学术界大体上能分开政治上的海德格尔和思想上的海德格尔。毕竟不是海德格尔支配了第三帝国,毕竟不是海德格尔制定了种族主义纲领,不是海德格尔实行了种族主义清洗。 但是,1987年,一个自称海德格尔“学生”，名叫维克多·法里亚斯的法国人出版了一本名叫《海德格尔与纳粹》的书（法里亚斯是在弗莱堡大学读过书,但不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他于1967年在G·施密特教授那里完成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是《论F·布伦诺塔》,从论文的选题上看,他是受了海德格尔的影响)。此人一时名声大噪,并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似乎法兰西上空的天快塌下来了。法国的读者指责以前翻译和评述海德格尔著作的人隐瞒了真相,并把法里亚斯树为解释海德格尔的权威,法国的声音迅速传到美国和德国,于是引发了全世界对“纳粹的海德格尔”的热情,顿觉“纳粹的海德格尔”才是海德格尔的真面目。这股浪潮终于在90年代也卷入了一些饱受日本法西斯和“文化大革命”双重折磨的中国读者和作者的心,这对思想本来就十分贫弱的当代中国知识界来说值得警惕。 把海德格尔妖魔化为纳粹分子是盲思的结果,但把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说成失足也不是事实。要理解这一事态的真实性,不能不从海德格尔的“思的事情”说起。
一、思与哲学
海德格尔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伟大的思者,但很难说他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因为对海德格尔言,哲学并非是思想的荣誉,而是对思的一种损害。他区分了三种对思的损害,一种是诗与歌的过分亲近,这是一种相对有益的损害；另一种是来自思本身的损害,思要在对自己的反对中到达自己,这是一种很有锐气的损害,它能将思逼入极端处境,创造思自我敞开的可能性,但思很少能做到这一点；对思的第三种损害也是最糟的损害方式便是哲学,因为哲学并不构成对思的反对,而是敌视思。思寻求自己的对手,并与对手一起成长。这是作为思者的海德格尔所盼望的。但哲学不是思的对手,而是敌手,敌手的作为是抵毁和消蚀思。这是作为思者的海德格尔不能容忍的。 思与哲学的区分在于,思融入是的真理（取“是的真理”还是“存在的真理”的翻译,涉及到对德文“Sein”和希腊文“on”的理解,也涉及到对西方思想的根本性理解。笔者主张哲学的希腊性,哲学语言的证明性,而并非纠缠是否存在的本体性。故主张在Metaphysik意义上译“是”,以突出西方哲学语言的证明本性。可参阅《栖居在思想的密林中—哲学寻思录》的导言部分。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7）,以敞开是为使命,在是的敞开中返回到思与诗的同源性中,海德格尔终生追求的“希腊人的伟大天命”,实际是就是思诗同源的是的真理。怎样才能使是之所是上场,并在是之所是的上场中语词如花,这才是是的真理状态,即是的无蔽状态。但哲学并不揭示是的真理,而是规定是者的真理,回答作为是者的是者的依据、原因和规定,而这些作为回答之理由的依据、原因和规定,又不过是从其它是者而来的是者,依此往复,以至无穷。这就使哲学陷入无穷尽的遮蔽与解蔽中。越是奔波于遮蔽与解蔽,就越是不能回归无蔽,甚至从根本上阻截了向思的回归,从而构成哲学与思的敌对关系。 海德格尔是思者,复活思的道说力量是他的天命,解构哲学乃他的命内之事。解构哲学也就是解构后物理（形而上学）,以及与后物理对应的物理,以及由物理而来的自然、历史和以此为基础的文明本身。如果有人藉海德格尔与纳粹有染来指责海德格尔反文明或反人道,那是没有错的,只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指责者所理解的文明或人道恐怕太过肤浅了,恐怕戳不到海德格尔思的痛处,不过是以一个普通市民的价值观来抵毁一个思者对价值的解构。这是思者的悲哀,也是抵毁者的悲哀,更是“思的事情”的悲哀。 我们当然能看出,极力论征海德格尔与纳粹之关系的人,大多是一些以哲学为职业的“哲学家”,而极力为海德格尔辩护的人,也大多是一些以哲学为职业的“哲学家”。让我们设身处地地站在已游离到哲学之外的思者海德格尔的位置上考虑,这样的抵毁和辩护会有实质意义吗？你抵毁他的征据是哲学,甚至是普通市民意义上的价值观,而哲学早已消蚀在他的“思的事情”中,这样的反对能触及根本吗？能损害他的哪怕一点皮毛吗？在他的“思的事情中”,哲学只有很有限的一点价值,你倾其全力用哲学为他辩护,这不是令思者哭笑不得吗？ 海德格尔不止一次地悲叹,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思的事情”与“做学问”的不同。要害恰恰在这里。热衷于指责海德格尔是纳粹的人有谁真正懂得了“思的事情”与“做学问”的不同？当年阿多尔诺从美国返回德国时曾扬言,五年之内就能把海德格尔搞成小人物（《Erinnerung an Martin Heidegger》p283,284.Neske Verlag,1977.)。这不是一个懂得“思的事情”的人的态度。思没有这么简单。思者捧不出来,但也不是能搞掉的,更不是什么人五年就能把他搞掉的。如果确有什么人能从“思的事情”内部反对海德格尔,那倒是思的幸事。很可惜,投向海德格尔的炸弹,威力最大的也不过是二流的哲学,而频繁掷出的尽是用市民价值做成的臭弹。令尼采最愤怒的莫过于欧洲历史的卑污,其卑污之处在于,是的真理沦丧为价值。人们抵毁海德格尔、抵毁“思的事情”的武器依旧是价值,而且是更远离思的市民价值。就思的尺度来看,尼采在海德格尔之下,但尼采当年遭受的反对还依稀辨出哲学的姿态,而以真正哲学的态度反对海德格尔则是一种奢望了,虽然海德格尔更值得哲学地反对。这说明,连区分出“思的事情”与“做学问”的不同也已是奢望的要求,又怎能指望得到与思等价的反对和真正哲学地反对呢？
二、哲学与虚无
海德格尔思的紧张,思的虔诚及其思想中涌现的文本力量均来自于思向自身的奋力返回,在于他对哲学的抵制,这实际上就是对西方文明史的抵制,因为西方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哲学史,黑格尔也表达过整个西方的历史就是一部打开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不同之处在于,黑格尔以肯定的态度打开这部形而上学史,而海德格尔则以否定的态度解构这部形而上学史。黑格尔肯定这部形而上学,乃因为他深深迷恋形而上学中内在交替的肯定和否定的精神力量,迷恋那种近乎几何式确定性的深厚的历史理性。但对海德格尔来说,欧洲历史在缘起上就是虚无的,因为欧洲历史在缘起上就是哲学的,而且在欧洲历史上哲学从来都是以后物理（形而上学）的样式出现。哲学就是后物理,这才展开了物理-后物理这一既生动活跃又后果严重的欧洲历史,尤其是完成人的主体性改造的近代世界。 哲学史是一部虚无史,西方的文明持续地构造虚无。这种表达并非刻意强调欧洲的历史的否定性方面,更不是虚无主义的烂污,对海德格尔来说,虚无是欧洲内在的历史命运,因为在历史破晓的瞬间,虚无已经作为基本词诞生了,欧洲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哲学,不仅此历史是按哲学的样式展开的,而且要理解此一历史也必须哲学地理解,哲学地返回它的深处。为什么说虚无是欧洲内在的历史命运？就因为欧洲的内在历史尺度是哲学,就因为哲学一味规定作为是者的是者的真理,使是的真理废墟化。只要严格地在哲学内讨论真理,那就只能讨论是者的真理。只要哲学地解释历史,历史就只能是有关理解的逻辑学,只能局限于是者的真理,而不是它本应回归的是者之是。在这种从缘起上就是虚无的哲学中,当人们说真时,实指现实的是者,而非是者之是,而非是者的真理；当人们说善时,实指普适的原则,一个具有最大普遍性的空洞概念,而非原则之为原则的是,即原则的真理性追问；当人们说美时,无非是给形形色色的是者排序,使它们从是者的整体上看井然有序,而非在是的敞开中分享物的深刻让予。 事实上,只要是从哲学史中抛出来的概念,无论其看上去何等神圣,都有一个确定的是者的位置,它并不掌握自身的真理。上帝也好,理念也好,实体也好,无一不处在林林总总的是者关系中,而只要处在是者位置上,从根本上说就是虚无的。这既是哲学的魅力所在,也是哲学的虚无本性。它的魅力在于它能无限量地释放主体性,听由主体任意地构造是者之间的联系,再将这些联系汇总为作为是者整体的世界,它的虚无本性在于,这个构造的是者整体的世界并非是本身。（Martin.Heidegger:《Holzwege》p257-267,Vittorio Klostermann Verlag,1994.) 这正是海德格尔的处境,海德格尔曾藉尼采的处境澄清自己的处境,这也是欧洲历史的内在处境,他必须而且也只有他这样的思者才必须澄清是者之是的形貌,恢复是的地形学,解构是者的虚无史,并洞悉由西方的虚无主义哲学带给全人类的“文明”后果,并力图扭转这一险峻的形势,恢复思的自行道说。一旦知悉思的源头,人们就敢于从哲学中跳出,投入到对是的思中。海德格尔不仅思的要求而运思,而抵制哲学,而解构文明,而且他也想付诸行动,改革大学,改革教育,改造长期受哲学铸造的精神,尤其是受二流哲学铸造的精神。他是孤独的,他是无力的,他是梦想借助希特勒的势头实现他的恢复思的道说理想,他甚至梦想终有一天俄罗斯和中国腾空而起,阻截西方文明中固有的虚无主义的蔓延,迁回地返回到思的道说,甚至基于德文与希腊文内在亲近的印象,也尝试过用锤子做哲学的德国传说。这些想法和做法固然有多许可议之处,甚至不乏幼稚的地方。但是,如果你也亲尝了思者的艰辛、亲历了思者的险峻,就会以思者的态度澄清思者的地形地貌,而不是在价值上对思者定罪。对“思的事情”言,价值这东西真的那么有价值吗？恐怕是及是的真理沦为价值,这才是虚无繁衍的肥沃土壤。价值的有效性说穿了还是赖是者的支撑,价值的使用频率和普适性不过是更加印证了时代的虚无性,更加印证了我们时代思境的匮乏。毕竟,有多少真正自由的人,才有多少潜在的思者。而价值是由大众武装起来的,那么它的有效性也只能适合于大众,而不是自由运思的思者。“思之雄者,迷也必巨”,思者海德格尔早已明了思者的险峻,那么对来自“思的事情”之外的非议怎能让思者烦忧呢？
三、虚无与思的反抗
虚无内在于哲学,虚无是欧洲历史、欧洲文明史的本质,虚无主义不过是哲学这种内在虚无终结时发出的回声,这个回声早在三百年前欧洲文明发起一场围绕大地的统治权的冲突时就开始了,到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得出最后结论。虽然尼采早就断定人类赖以栖居的大地早已摆脱了太阳的约束,但他并没有看出行星时代的到来,以及主导行星时代的技术主义语言,这种技术主义语言怎样安排着新人类的命运,是思者海德格尔十分焦虑的问题。 海德格尔面临三重任务：澄清哲学史也即欧洲历史内在的虚无本质,在充分把握这种内在的虚无本质时,尝试恢复思的筑造,并给当时弥漫在整个欧洲上空的虚无主义以恰如其分的理解,这种任务便是海德格尔试图用转向这个词承担的,实际上意味着重新解释欧洲的历史。海德格尔的第二个任务是关注近三百年在欧洲内部悄然生长的“世界观”已扩散到整个地球,这实际上意味着欧洲历史内部的虚无本质已被全人类分担,规定是者真理的欧洲哲学的虚无本质业已是评价全人类思想价值的尺度。在海德格尔看来,这将使整个人类的思想化为废墟,必须及早向世人阐释此一危险,并力求扭转这一趋势。承担这一任务的是海德格尔对近代主体性世界图像的批判。思者海德格尔的第三个任务是什么？那就是随着欧洲近代世界图像的全球化,哲学终结了,思想被一种更大尺度的历史要求着,也就是人类进入一个更高的历史筹划中,它需要一种以技术座架为基础的历史观,以技术规定科学为标志,人类全面进人复制时代,必须尽早适应这一行星时代,并力求尽快地掌握它的本质。在这种任务中,海德格尔一方面深思近代科学的本质,另一方面也密切注视在美国发生的事,并把美国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视为同一力量的不同表达方式,尤其把美国主义视为行星时代的主导性可疑的力量。 这三重思的焦虑在海德格尔那里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并且都伴随着他终生的思的历程,因为这三种任务内在相关,只在进入海德格尔的运思层次,就不能不同时面对这三种任务。人们用来批评海德格尔的标准要么取自于近代欧洲的价值观,要么取自正在发作中的美国主义,要么取自于新马克思主义。这就难怪当人们向海德格尔转述阿多尔诺的一些观点时,海德格尔微笑着说“啊,这不是哲学,这不过是社会学。”（《Erinnerung an Martin Heidegger》p283,284.Neske Verlag,1977.)我相信,以哲学的名义批评海德格尔的人不计其数,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在社会学意义上、心理学意义上,伦理学意义上和近代世界观意义上批评他的。对运思在上述三种任务中的海德格尔来说,均是无效的批评因为这种批评并不能帮助我们澄清我们的运思处境,也不能改变上述的三重运思任务。 正是面对上述三重运思任务,海德格尔才不失时机地借助纳粹势力提出了“大学的自我主张”,这不是一所孤立的大学就能完成的理念,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的载体,以国家意志的方式将这种符合思的品格的教育理念确定下来,甚至想以此扭转整个欧洲的颓败现实,在完成欧洲内在康复的情况下,抗衡美国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无疑,海德格尔被纳粹利用了,但一个真正伟大的思者是不可能完全被政治利用的,而海德格尔又何尝不想利用纳粹呢?真正有价值的区别在于纳粹利用海德格尔的政治目标是什么,海德格尔利用纳粹的思想目标是什么,评价希特勒可以而且必须用政治标准,但评价海德格尔则必须用“思的事情”的标准。 海德格尔是以“思的事情”对抗虚无的本质,凡沾染现代文明的人,无一不分有这种虚无的本质还有多少人能逃逸到现代文明之外？海德格尔曾乐观地认为,危险在哪里,救渡也将出现在哪里。现在看来,思的危险无人察知,更谈不上救渡,倒是深知思的险峻形势的海德格尔一再被市民价值置入险境,救渡思的危险迫使人们首先将思者从市民价值中解放出来,这事实上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面对着从现代文明的虚无本质中自我解放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分享以“思的事情”对抗虚无本质的快乐和希望,人类才能在技术主义的泛滥和“进步”的骄横中把握思的事业。
四、多余的话
海德格尔当了不到一年的纳粹校长,这成了人们指责他是纳粹的口实。但正如一直对海德格尔怀有矛盾心情的犹太人哲学家卡尔略维特所说,“在经历了众多的失望和恼火的事情之后,海德格尔辞去了校长职务。”（KarL.Lowith:《Mein Leben in Deutchland vor und nach 1933》p35,Stuttgart1986.)失望是对纳粹的失望,恼火是对纳粹的恼火。按照海德格尔自己的说法,在他的前任校长被迫辞去校长职务后,原校长和副校长都动员海德格尔竞选校长,否则巴登州政府就准备派一位纳粹官员直接管理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开始授受了这个建议,但后来又犹豫了,他又找到前任校长摩伦道夫,表示要退出竞选,但摩伦道夫表示选举在即,已经来不及了。（《Antwort-Martin Heidegger in Gespraech》p82,232-237,244.)海德格尔的这些话可能有些辩解的成份,因为他起初是对纳粹抱有幻想,企图通过纳粹施展自己的教育理想。但仅仅十个月的时间就基本结束了这种幻想,也不算太迟吧？又有谁在那种特殊时期能坚定地在校长的位置上捍卫民主呢？ 迫害犹太人,这是对海德格尔纳粹嫌疑的又一指责。但在这件事情上,恐怕与海德格尔有交往的犹太人最有发言权。犹太人胡塞尔是海德格尔的老师,海德格尔多方受益于胡塞尔,但在思想上又与胡塞尔分歧而且是带根本性的分岐。胡塞尔对海德格尔发扬现象学寄予厚望,希望他成为现象学的看门人,而海德格尔并不认为自己是现象学家,就像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存在主义哲学家一样。这使海德格尔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在两个人之间产生了很多误解。这主要是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把现象学看得太重,几乎搞成了宗派,发挥到了与思的自由相抵触的地步。这是一个真正的思者所不能忍受的。不过海德格尔还是承认在人情上对胡塞尔有过不去的地方。但这与迫害犹太人差之太远了。 雅斯贝尔斯不是犹太人,他不过是一位犹太人的丈夫,仅此而已。在那个有病乱投医的年代,有人主张用新康德主义拯救欧洲,有人主张用现象学拯救欧洲,有人希望请泰戈尔的诗救渡欧洲,一片混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相互在对方身上发现了思想革命的希望,开始时也试图结成战斗同盟。但他们的共同点并没有彼此认为的那么大,只不过是对经院哲学的装腔作势有共同的反感罢了,思想层次和目标实在不同。如雅斯贝尔斯就能愉快地接受存在主义哲学的授封,而海德格尔则认为,封他为存在主义者是时代思想贫乏的表现。坦率地说,海德格尔在雅斯贝尔斯思想生命的绝大部分历程中都是他从事哲学的内在力量,是对他的内在鼓舞,但雅斯贝尔斯对海德格尔则起不到这样的作用。他们并不处在同一个思想层次上。雅斯贝尔斯对海德格尔的为人持保留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对海德格尔的评价也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也反映了雅斯贝尔斯自身的一些缺陷,但他在“思的事情上”是无法排拒海德格尔的。他自知在“思的事情”上不敌海德格尔,大体上还是做到了以符合思的尊严的态度对待海德格尔。用雅斯贝尔斯的言论作为支持海德格尔有纳粹嫌疑的证据没有什么说服力。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和为人议论比较多的还有一位名叫卡尔·略维特的人。此人是犹太人,他自认在思想上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圈子里也与海德格尔共事过一段时间。后来受到纳粹党的迫害,流亡到日本。他在日本教授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讲解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他对海德格尔的为人不屑一顾,但在思想上却难以彻底摆脱海德格尔。但还不致于认定海德格尔就是纳粹。他在《1933年前后我在德国的生活》这本书中讲了很多有关海德格尔的话,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对海德格尔和我们来说,另一位犹太人物相当重要,这就是受人尊敬的哲学家、人类中罕有的伟大女性汉娜· 阿伦特女士。众所周知,此人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对海德格尔怀有终生的恋情,这是一种精神与躯体浑然不分的恋情。就阿伦特女士来说,没有与海德格尔的遭遇,她的思想生命和精神生命也许是微不足道的,真正的阿伦特女士也许压根就不曾存在过。但同样值得一问的是,如果海德格尔的生涯中没有一位尖锐的阿伦特女士的突然闯入,海德格尔的思想生命真就会这般光辉灿烂足以发出照亮整个思想史的光芒吗？阿伦特借用柏拉图的话评价海德格尔：“因为是神开出的局面,只要他驻留在我们当中,他就拯救一切。”（同上）这就是阿伦特心中的海德格尔,她始终聆听海德格尔区分出的“做学问的对象与思的事情”的不同；惊赞海德格尔撕断编织传统的红线,从而重新发现了希腊原初伟大的运思力量；发现终于出现了一位真正的老师,人们可以从他那里学会思；准确概括出海德格尔的思从来就不是“关于”什么的思：而是思物的涌现；她是海德格尔《林中路》的忠实、活跃而又自由的见证者。（同上）有这样的见证者,有这样值得思见证的思物思者,而且见证了海德格尔思的不朽,让海德格尔摆入柏拉图千年不朽的见证,（同上）这是那些热衷于玩味海德格尔与阿伦特情事的人能够体味的吗？这是融幸福、美感、虔诚、悲剧于一体的美妙事件,根本就没有给媚俗的价值议论留下任何余地。这也同样使我想起了伟大的可珊蒂帕,这个被污为泼妇的女人,这个据说将一盆脏水泼向她丈夫苏格拉底的女人。如果没有苏格拉底的存在,我们可能就不知道有一个叫可珊蒂帕的令人敬畏的女人。但同样,如果没有可珊蒂帕,苏格拉底还是不是我们心目中的苏格拉底呢？奇迹是令人敬慕的。海德格尔与阿伦特构成了一个奇妙的思的事件,我敬慕这一事件。除了敬慕,没有别的可说。 写关于海德格尔与纳粹这个题目,没有完成一篇文章的感觉,倒像是提起一件无辜的伤心事。文章写完了,却留下了绝望。海德格尔辞去校长后,有一次在地铁站上碰到了一位同事。这位同事笑容满面地问候道“从西拉库斯回来了？’是啊,柏拉图从西拉库斯回来了,海德格尔也不过是从西拉库斯回来了。思者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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