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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问》看共工、鲧、禹治水及其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上)
本文想以对《天问》中有关鲧的文字的诠释，作为从文化角度研究楚辞的个案，作一些探索。古今学者的有关论著。尤其是近二十来年中出版的游国恩先生的《天问纂义》，闻一多先生的《天问疏证》，林庚先生的《天问论笺》，孙作云先生的《天问研究》，对有的问题已作过一些有价值的探讨，或先得我心，或给我以启发。但前修时贤的论述中互相抵牾的情形也不少；也有的在我个人看来是正、误交混。我想对有关历史、传说、神话的纷杂状况加以梳理，兼呈浅见。请学界朋友正之。 一、鲧的功过与“鸱龟曳衔”所包含的上古传说 先秦典籍中，《天问》关于鲧的事迹提到最多。今录之如下： 鸱龟曳衔，鲧何听焉?
顺欲成功，帝何刑焉?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 纂就前绪，遂成考功。 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 洪泉极深，何以●之？ 地方九则，何以坟之？ 应龙何画？河海何历? 鲧何所营?禹何所成? 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 这一段共26句，其中有窜乱。首先“鲧何所营”一节应在“不任汩鸿”一节之前，是这一段的总冒。不然，“不任汩鸿”不明所指。其次，“应龙何画”二句不成一节，有脱文(这一节应是问禹继其父治水的事)。此外，后面问夷羿的部分还有二节，显然亦应移在此段之末。今录之如下： 咸播秬黍，莆●是营。 这最后一节联系鲧禹治水的动机而提出：鲧禹都是为了开垦草泽荒地，播种粮食，为什么两人都长年投之荒野努力经营，而最后鲧落得一个恶贯满盈的名声?这作为本段文字的收束，也十分有力。《天问》在谈夏朝立国过程时还有一些专门问禹的事情的文字，这里不录。
对这个问题，前人已谈过一些看法，但结合《天问》及其他文献资料来看，似尚未找到比较完满的答案。从对《天问》原文的解释上说，分歧最大的便是对“鸱龟曳衔”一句和“阻穷西征”一节的理解。 关于“鸱龟曳衔”一句，王逸解释为鲧被殛于羽山之后“飞鸟水虫，曳衔而食之，鲧何能复不听乎?”显然不合文意。洪兴祖《补注》云：“鸱，一名鸢也。……此言鲧违帝命而不听，何为听鸱龟之曳衔也？”又引柳宗元《天对》“方陟元子(按指禹)，以胤功定地。胡离厥考(按指其父鲧)， 而鸱龟肆喙？”洪兴祖从鲧的方面说，柳宗元从禹的方面说。此后各家迄于当代，众说纷纭，有的解说颇为离奇。只就“鸱龟”的解说，有的以为“有似鸱鸟之龟”(徐焕龙《屈骚洗髓》)，有的以为是“鸱尾鱼”一类东西．即“三足鳖”(徐文靖《管城硕记》)，有的说“即应龙之属”(张诗《屈子贯》)，有的言“龟鸣如鸱，盖鹗龟之类”，并以“衔”即“马衔，马首龙身而一角”者(刘梦鹏《屈子章句》)，有的说是“怪物之为祟者”(丁晏《天问笺》等)。今人又有以为即“耆龟”(何剑薰《楚辞新诂》)。关于全句文意，个别学者或以为“魑魅之技，所以眩鲧”(胡文英《屈骚指掌》)，或以为“盖水怪败鲧功者”(王●运《楚辞释》。其说来自刘梦鹏《屈子章句》)。大部分学者以为是说导鲧治水，或以曳衔之状给鲧以启发。当今学者也大多从这方面加以解说，但在具体解说上有所异同。如闻一多先生从蒋骥说，以鸱龟为一物，即旋龟(闻进而说亦即“蠵龟”，传说中一种鸟首、有毛角的龟)，姜亮夫先生从朱熹说，以为“与下文应龙相类”，林庚、蒋天枢、汤炳正等先生以为指龟与鸱鸺，或曰枭，孙作云先生以为是龟与蛇。至于究竟是给予帮助还是引导，还是启发，说法又有不同。 下面谈谈我们对这句诗的理解。 先看看相关两节中其他几句的意思。 第一问“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是说既然不能胜任治水的工作，大家为什么还推荐他？这当中包含的意思有两层：一层是说，大家推荐他，可见他是有一定能力和经验的。第二层意思是说：即使鲧无此能力，极力推荐他的人也应有一定责任，不能把错误全记在鲧名下。 第二问“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说者多引《尚书·尧典》有关文字，将这句理解为：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以为“何忧，何不课而行之”皆是四岳的话。如林庚先生即译作“都说不必担心，何不让他试试看呢?”从句式上看，此节前二句的上句为叙述，下句为问。后二句的句式与前二句同，也应如此。闻一多《天问疏证》的理解是正确的： 此能不囿于历来牵合《尚书》文意之法，而转为揣摩诗意，以为“何不课而行之”是诗人责问尧的语气，至为精辟。只是《天问》文意这里只问的任用鲧的事，并不涉及治水方法问题。末一句是说：既然认为靠不住，为什么不加以考察再予任用? 第二节“鸱龟曳衔，鲧何听焉”，这才涉及到治水方法的问题。是鲧之采用障壅之法，同“鸱龟曳衔”之事不无关系。后二句“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是说，遵循此法也是为了治水的目的，无论其方法如何，效果如何，总是希望取得成功，帝为什么还要杀他? 那么，“鸱龟曳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里我们先着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孙作云先生以为“鸱龟”之“鸱”为“蚩”字之误，指蛇。其《天问研究》云： “蚩”，今本作“鸱”，误。“蚩”、“鸱”二字古音同，故可以通用。但这里指蚩，即蛇。 商代后期甲骨文字，“亡它”(无祸之意)亦作“亡蚩”，由此可见，“蚩”即它，亦即蛇。 其论十分精辟。孙先生并举出两幅汉代画像砖为证：一幅见于195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邓县彩色画像砖墓》，画面为一个大龟被蛇缠绕两匝，蛇头在龟的前面绕成半圆形，回过头来与转向后看的龟头相对，蛇尾从龟的尾部上卷，与蛇的脖颈相勾。邓县在今河南省西南部，当南阳和湖北襄樊之间，春秋时邓国，战国时其地属楚国。邓县画像砖正反映了战国以来关于“鸱龟曳衔”的传说。此种内容的画在近几十年出土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中尚多。 孙先生论述中有一点似求之过深，即他认为龟、蛇都是助鲧治水的氏族名称，并说：“‘蛇’、‘鳖’两氏族是这些氏族中最早的两个氏族，二氏实行族外婚，故鳖女娶蛇男，蛇女娶鳖男，这就是最初的‘玄武致祥’。”此说缺乏文献上的依据。孙说系由闻一多说来，然闻只疑传说中鲧为龟鳖之属，“故一说龟作堤，一说鲧作堤，后又调和二说，谓龟曳衔而鲧效之以作堤”，未言是两氏族助之。闻先生此说，本文亦不取。 关于“鸱龟曳衔”二句之解释，朱熹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看法： 详其文势，与下文“应龙”相类，似谓鲧听鸱龟曳衔之计而败其事。 清人周拱辰按此思路进行探索，遂使这个问题的解决显出了柳暗花明的景象。其《离骚草木史》云： 鸱龟曳衔，《经》称鲧堙洪水，《传》称鲧障洪水，《国语》又称其堕高堙卑（逵按：《国语》“堕高堙卑”是指共工言，非言鲧也)。盖鸱龟曳衔，鲧障水法也。鲧睹鸱龟曳尾相衔，因而筑为长堤高城，参差绵亘，亦如鸱龟之曳尾相衔者然。 并引程子语“今河北有鲧堤而无禹堤”，《通志》“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与徒役作九仞之城”，《淮南子》“鲧作三仞之城”，《史稽》“张仪依龟迹筑蜀城，非犹夫崇伯之智也”诸条为证。毛奇龄《天问补注》也有详尽的论述： 也引了扬雄《蜀本纪》中张仪筑蜀城，因龟之行踪筑城的记载说：“大抵鲧治水随地筑堤。”并说：“今河北清河、广宗、临河、黎阳等界，所在皆有鲧堤可见。”
鲧何所营?禹何所成？ 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 前面说过，这一节应在问鲧禹治水的开头部分。它是先从总的方面就鲧、禹治水之事提出两个互相联系的发人深省的问题，下面再就一些具体事情发问。鲧到底是怎么干的？（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没有正确的地方)？禹是怎么成功的(是否完全是他凭空想出来的办法)？以下关于鲧禹治水的发问，大体也是围绕这两个问题提出的。但是，这一节后二句为什么要提出共工的事呢(王逸注：“康回，共工名也。《淮南子》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帝，不得，怒而触不周之山，天维绝，地柱折，故东南倾也”)?以往之研究《天问》者，多随文加以疏解，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实际上，这是因为共工是在鲧以前用障壅法治水的人。所谓“怒触不周山”云云，也同他的治水工程有关。
上古之时，人皆居于半山，故原始社会新旧石器时代遗址都在半山距水源较近之平台地带。之所以不敢居于平原，因为平原上随时会有水患。当时河流未经人工开掘和防堵，完全是随地势自然流淌，可能随时改变河道，或泛滥而遍地横流。大约从传说中神农氏的末期，当少典氏、有 《国语·周语下》载，周灵王二十二年，王城北面的谷水上涨，由城西向南流而合于洛水，两水相激，将危及王宫。周灵王将欲壅谷水使其北出，太子晋谏曰： 可以看出，共工当时就用的是“壅防”之法。《国语》中说他“雍防百川，堕高堙庳”。韦昭注：“堕，毁也。”“防，障也。”“堙，塞也。高，谓山陵。庳，谓池泽。”那就是说，共工是挖山上的土，使流下来堵住河流。韦昭注说“庳”谓池泽是错的，“庳”这里是指河道。池泽同堵河道无关。看来，共工是将由两个山陵之间流来的一条河采用筑堤防的办法堵住，使水位升高后改道流向其他地方。两山之间积水成湖，人们可以进行渔猎。《吕氏春秋·本味》云：“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则不周山一带土地肥沃，并非高山峻岭。由于共工氏控制着水坝，故对下游所居氏族、部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管子·揆度》中说：“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语：“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都反映了这个情况。 关于不周山所处位置及周围的地理状况，还可从下面的神话传说中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山海经·西山经》： 神话中的不周山在西北，乃是传说在长期流传中随着人们地域观念的扩大而形成。与共工有关之不周山，大约在今河南省西北部至山西省西南部一带地方[2]，去嵩山(即古之“崇山”、“崇丘之山”)不远。故《山海经·中山经》有共谷、共水： 其(按指长石之山)西有谷焉，名曰共谷，多竹。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洛。 此共谷、共水当即共工氏生活之地。《山海经》在流传过程中有后人重编的情况，但总是留下了一些可供考察的线索。郭璞注不周山云：“此山形有缺不周匝处，因名云。”又《大荒西经》： 看来，所谓“不周山”即指隔水对峙的两山，一在水西，一在水东。《太平御览》卷七一引《博物志》云： 也可见不周山当中有水通过。所谓寒暑之水大概是说即在寒冬，水也如暑期之汤。似其地临近地下火山，有温泉流出(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以“寒”为“寥”之误，以“暑”当读“渚”，似非)。神话中关于“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的情节是否因为地震引动堤坝决裂崩溃，发生水灾，今不得而知。
共工既然有这么大的功劳，为什么几千年中恶名流播，成为恶人的化身?这同他在争夺部落联盟首领时堤防毁坏，淹没了很多人有关。
到父系氏族社会末期，部落联盟首领的特权已比较突出，所以各部落都会争夺。《淮南子·天文》：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列子·汤问》所载同。《淮南子·原道》云：“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这则是比较质实的记载：以力触堤，使倒向东南，洪水随起。“怒而触不周之山”，实际上是由掘开不周山之间的堤防的情节演化而来。至南北朝前后无名氏的《雕玉集》，才说是“以头触不周山，山崩”。从神话方面说，这样理解自然不错，但从历史的方面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就“触”字之义说，也并非只指用头角相抵。《易·系辞》：“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虞翻注：“触，动也。”又《广雅·释诂四》：“触，●也。”此一义下《汉语大字典》举李白《公无渡河》：“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如剥去神话的外壳，由《淮南子》所记载可以看出掘开堤防的情节。既然堵塞两山之间河道，则堤防之内的水位必然大大升高（至其能由别处流出为止)。共工为了报复，或为了夺回部落联盟首领的地位而掘开堤防，那么河下游所居氏族、部落的人、畜财物被洪水所漂，其惨状可以想见。《淮南子·本经》云： 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民皆上丘陵，赴树木。 即描述了当时的景象。这里只说是“振滔洪水”，并无“触不周山”之类的话。两相结合，则彼处“触”字所包含意义，可以推断。其中所说“空桑”，高诱注：“地名，在鲁也。”《吕氏春秋·古乐》云：“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是说放开聚积的大水，使淹空桑之地。这同《列子》、《淮南子》等“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触不周之山”的记载一致。 这次洪水即使是由于地震引起，颛顼氏等敌对氏族、部落和受害地区的人也会归罪于共工，说成是他由于没有争到部落联盟首领而有意掘开。上古传说中不周山溃坏是由于共工，还有其他证据： 《韩非子·五蠢》：“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则当时共工曾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吕氏春秋·荡兵》云：“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次”读为“恣”)。 《淮南子·兵略》：“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可见上古传说中共工的以力动不周山堵口，完全出于战争的目的。 《史记·律书》：“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是不周山堤防崩坏造成水害之后，颛顼指挥成“共工之陈”(按“战阵”的“阵”古作“陈”)，迁徙以避水害。 当然，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共工失败了。因为无论怎样，这一水淹，使很多氏族和部落都把他看成了恶人。《周书·史记解》云： 久空重位者亡。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 看来共工有点像楚汉相争中的项羽，自视天下无比，而不善用人。所以他的孤注一掷不是发动全氏族的人拼死战斗，而是决水以淹对方——恐怕也难免淹及本部落的人。唐氏即陶唐氏，是陶唐氏(帝尧以前)发动部落联盟的力量征讨他，“举兵流共公(工)于幽州之都。”[3]共工氏是炎帝部落的氏族，由西部迁徙而来，同北部、东部迁来的氏族、部落会于中州，既增多了联系，也形成了利益争夺。最突出的便是与本属于黄帝部落的颛顼争夺部落联盟首领的地位。陶唐氏故地在今山西省南部，本属于黄帝部落，故与颛顼氏合力而攻共工氏。 但共工氏并未完全被诛杀，大部分被迁于“幽州之都”，也有的零散生存。故《史记·楚世家》说：“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当曰“颛顼使陶唐氏诛之而不尽”。此涉鲧事而误。《山海经·海内经》言鲧以息壤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重黎即祝融)。《太平御览》卷九0八引《古文顼语》载郑子产说：“昔共工之卿曰浮游，自败于颛顼，自没沉淮之渊……尝为天王祟：见之堂上则王天下者死，见之堂下则邦人骇……”《荀子·解蔽》云：“浮游作矢。”则似乎成了后来盗跖、流寇的形象。但共工氏由于所居地域的关系，长时间中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国语·周语下》说到伯禹治水之事时云： 共工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犹言将河床两边均匀加高，河道中均匀加深)，疏川导滞，……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腹，以养物丰人民也。 所谓“从孙”，韦昭注：“昆季之孙也。”可见共工氏治水有悠久的历史，其先祖即善于治水，故近亲氏族四岳也在治水上有所建树。而且帝尧之时商议治水之事，四岳首先推荐共工氏（应为同颛顼争帝之共工之后裔)。 《国语·鲁语上》中说到共工之子： 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 又《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 虽然共工由于争夺部落联盟首领的地位弄得身败名裂，以至于使他在中华民族水利史上的地位也被大部分人所忽略，但他儿子句龙继承其父的事业，终在治水方面作出贡献，被后人尊以为后土，成为整个三代以至以后千余年中最重要的神祗之一，与后稷(先为神农氏之子柱，后由周人始祖弃替代)并列。则共工氏在中华民族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 又《风俗通义》卷八还提到共工的另一个儿子： 共工之子曰修，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达，靡不穷览，故祀以为祖神。 这实在是四千多年前的“郦道元”。我以为他的“好远游”，同了解水系有关。只是当时尚未有完善的文字，未能留下他的“水经”。但由此可以看出，《尚书·禹贡》中包含有一些夏商时代留下来的文献内容，是可信的(自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增删和改动)。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说：为什么屈原《天问》中在问鲧、禹治水之事的时候，突然要问：“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我以为屈原本不相信“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的传说。他以为，共工用的完全是堵塞的办法，所以容易造成灾害。而鲧的办法同共工有很大的不同。 三、鲧的创造性贡献及其对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影响 先秦文献中关于鲧治水的具体方法，并无明确记载。学者们一般据《尚书·洪范》“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云云，说鲧治水的方法是“堙”，禹治水的方法是“导”，二者完全相反。从《天问》“鲧何所营？禹何所成?”两个问句来看，屈原的看法并非如此，他认为禹治水的成功，并非同鲧没有关系。《天问》还明确地说道： 纂就前绪，遂成考功。 也就是说：禹继续前已开始的工作，遂完成父亲未尽的功业。下面“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则是说禹善于总结经验与教训，而有所发展。所以，我以为一些书中笼统说鲧治水用“堙”，乃是涉共工之事而误。上古之事，流传久远，人、地、事往往相混，不足为怪。但是，鲧不可能再采取共工的那种治水方法，在共工造成的那次大水灾之后，人们已深知“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国语·周语上》)。这个教训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二则共工当时用“壅”的办法，乃同其所处地理环境有关(水从两山之间来)，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地方。平原地带之水，壅不胜壅，也壅不住。所以我说，鲧不会走共工治水的老路。 鲧治水的方法，可以从其他有关记载中窥见其端倪。 《世本·作篇》：“鲧作城郭”。[4]《吕氏春秋·君宋》：“夏鲧作城。”《初学记》卷二十四《城郭》引《吴越春秋》曰： 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同卷又引《吴越春秋》佚文一段： 尧听四岳之言，用鲧修水。鲧曰：“帝遭天灾，厥黎不康。”乃筑城造郭，以为固国。 所以人们认为鲧发明了城(在疑古之风的影响下很多人不相信鲧的时代会有城)。但近十来年中，在山东滕州市西康留、阳谷县王家庄先后发现大汶口文化城址，[5]尤其在湖南澧县城头山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城址。绝对年代距今4800年左右，[6]在郑州西山发现仰韶文化城址，其绝对年代距今约4800—5300年之间。[7]看来，我国古代在炎黄时代就已经有了城。《淮南子·原道》：“黄帝始立城邑以居。”并非虚言。那么，文献中多次记载的“鲧作城郭”又怎么理解呢？我以为这是因为鲧在黄河中下游地带修筑城郭方面作出了重大的创造性的贡献，一方面使城抵御洪水的能力大大增强，另方面使城的格局、规模、设施和建筑水平得到提高。他是将筑城同防水结合起来考虑的。以前人们说鲧治水用的是“障壅”之法，只简单地理解为堤防。徐旭生先生曾说： 不过现在人一谈及堤防就会想到“千里金堤”一类的建筑，绵亘几百里，夹河两岸。其实这也像“万里长城”，是古代所不能有的东西。[8] 徐先生是将鲧所筑的城同障水之堤看作一回事。认为鲧所筑城“大约就象今日北方乡间所筑的土寨子或者叫作护庄堤。”徐先生的看法很正确，只是他将鲧的时代城的规模和水平估计得太低。同时，他以为这种城一样的堤防是共工所发明，将共工同鲧治水的方法混为一谈。[9]共工有可能筑过城，但其事迹与此无关(典籍中从未提及共工筑城郭的事)。共工治水的最主要的特点是“壅”，最具体的记载是“壅防百川，堕高堙庳”。我以为将共工的治水方法理解为借助山陵而筑拦河坝，方与文献记载相合，也最近事理。封闭性堤防，也即能够抵御洪水侵袭的城郭，应是鲧所首创。 近几十年中，我国发现了将近50座新石器时代的古城遗址，有七座在河南省，十五座在山东省。这二十二座古城址大都靠近黄河、济水、淮河等河流的故道。 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址根据碳十四测定，数据有两个：H53出土木碳，距今3780±80年，树轮校正距今4130±100年；H15出土木碳距今3960±140年，树轮校正距今4355±175年。看来大约即建成于鲧的时代。该城总面积约34000平方米，为夯土筑成，残存城墙顶部宽约8—10米，下部宽约13米，高3米多。已发现古城的南门和北门，其南北的左右两侧还发现两个门卫房。在城内发现了一些房屋遗址(发现部分比较密集)，也有墓葬和灰坑，尤其是发现了陶的水管道，两道并排，[10]与现在的地下管道相似。这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陶水管道。可见。当时城的修建、设计已达到很高水平。 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址为相连的东、西二城，规模较平粮台古城为小。其全部文化遗存可分为五期，时代都属于龙山文化时期。古城堡的遗址属于第二期，即龙山文化中、晚期。在第四期遗址中发现有青铜器残片。则此古城遗址同夏文化的继承关系可见(《越绝书·记宝剑》云“禹以铜为兵”。并传说禹铸九鼎，见《左传·宣公三年》、《易林·小畜之九》)。碳十四测定，其年代距今4000±65年，树轮校正距今4405±109年。[11] 1992年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距辉县市4公里的孟庄镇东侧，发现一处始建于龙山文化中期(距今4200一4000年)的城址。该城址北依太行山，南临黄河故道，城址平面呈正方形，长宽均约400米，总面积约160000平方米，主城墙顶宽5.5米，底宽8. 5米，残高0.2～1.2米，部分地段保存高度为2米左右。城墙夯土土质坚硬，内含较多料礓石，其夯层厚约8～15厘米，夯窝为圆形底，直径约1.5厘米。系集束木棍夯成。尤可注意者，该城之主城墙内外两侧均有宽约10米的附加部分。其中东城墙外附加部分的夯层中发现的夯窝直径约3.5厘米。[12]为什么要在主城墙内外两侧筑附加成分?我以为这是为了增强对洪水的抵御能力。如果把城墙比作蛇，则这附加的部分即是“龟”。这种城郭建筑形式，便是《天问》中说的“鸱龟曳衔”。 又近年在山东寿光市边线王发现龙山文化城址，有内外两城。有的学者认为大城（外城）是在小城(内城)被破坏之后就地扩展而重新建造。[13]实际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文献中说黄帝“造城”而不言“作城郭”，多言鲧“作城郭”。是不是鲧为了更可靠地保障人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又围城修筑长堤?这种围在城外的堤，本是专门为防御洪水的，后来由于人们治水注意了疏通河道，这种堤便发展成了郭。由于黄河下游地带常常受洪水侵袭，城址保存不好，这个看法还需将来地下发掘的进一步验证。
●，大阜也。从阜鲧声。 我以为大阜称作“ ● ”。是同鲧造作城郭的事迹有关的。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论历史是非皆以人画线，凡与尧舜作过对的，全是坏人，其好的事迹便不再有人提。所以我们只能从古代文献的字里行间去窥探历史的真象。《说文》：“阜，大陆山无石者。”《释名》：“土山曰阜。”又《尔雅·释地》：“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说文》：“陵之为言棱也。辅成其广，层棱扶推，益厥长也。”那就是说：高而平，又土地肥厚、没有石头的土山，叫作“ ● ”。这正是古人修筑城邑的最好地势。选择高平的陵陆之地，成了后代筑城的重要原则。《水经注·淇水注》引《晋书·地道记》曰：“纣都在冀州大陆之野”，即是说明。直至明代，一些县城还在这样的山上(如甘肃武都县旧城山，西和县上城等)。没有石，则好种植、修建。即使在地势平坦之地，鲧也会尽可能选择稍高一些的地方，并取水道中较高之地的土，来尽量加高城址，至少填平城址的低处，达到相对程度上的“高平”。这是鲧筑 城中测量、选址、奠基的学问，也可以看出鲧在科学技术上达到的水准。
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相互来往交通方便了，较宽、较平坦的道路产生了，以物易物的原始集市贸易得到发展。《孟子·公孙丑下》说：“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易·系辞下》云：神农氏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像《易·系辞》说的这种情况，只能是在城郭产生之后。这自然会推动物资交流，使真正的商业活动产生。所以，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即不但发现了贝，还发现了石贝、骨贝。[14]这就是说，到夏代之时，中国的货币已由原始的借用自然物(贝)，发展到人工造币(石贝、骨贝)。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货币出现较晚，商代前期尚无货币，交换也不可能有较大发展。” [15]我们说如果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贝只能说是装饰品，那么石贝、骨贝产生之后的各种“贝”，就只能看作面值不等的货币。假如联系城郭的产生来考虑这个问题，会更清楚一些。 城郭的产生，促进了语言、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生产技术、科学知识的交流、总结。礼仪、风俗、社会公德的沟通与规范，也因稳定的城邑的形成而加快了进度，扩大了范围，提高了层次。 城郭的产生与城郭建筑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建筑规模和建筑艺术的发展。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首领的宫室，祭祀场所，及其他公共活动场所的建筑，会因人们更大范围的聚居和避免了水灾与敌对部落的破坏，而修得更高大、讲究、美观一些。《世本·作篇》载：“禹作宫室。”应是可信的。可以说，城郭建筑水平的提高，为中华文明的快速发展准备了好的温床。既然这样，为什么鲧落得一身恶名，被列在“四凶”之中?这也就是屈原迷惑不解，而反复问到鲧的一个原因。实际上，鲧的被列入“四凶”，不主要因为治水无功，而主要在尧考虑部落联盟首领继承人的当中。鲧说了话，大约尧认为他有“野心”，而殛之于羽山之野。《吕氏春秋·行论》曰： 又《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两书记载鲧的话不完全一样，但基本情节一致。流传过程中一些具体情节和人物说的话发生转变，是正常的。尧之殛鲧，大概同禹杀防风氏一样，是为了以生杀之权，树立自己的权威，以便将天下传给自己打算要传的人。但其借口还是治水上的错误。《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那就是说：他的问题是没有取得尧的同意便用息壤以止洪水。息壤是什么呢？从神话的角度说，自然是可以成倍不断增大体积的土壤。而《五杂俎·地部二》云：“息壤，石也。而状若城郭。”似乎是石凿或陶制的长方形花盆之类。其中盛上沃土，可以种植花木。因为盛土可以种植，所以叫“息壤”。这本是用来美化部落联盟首领的宫室庭院等场所的，却被鲧拿去修了堤防(它盛上土沉下可堵缺口，不像土易被冲散冲走)。看来，鲧不仅治水有功，有能力，同时也是一个敢说敢为的人。所以，尧为了达到自己私传(不是公推)的目的，先杀一儆百，殛鲧于羽山之郊。尧将两个女儿嫁给有一定声望的舜，则是用了拉笼的办法。对鲧和舜一打一拉，也算是用尽心机。鲧成为这次部落联盟首领更换中的牺牲品。但由于鲧家族在治水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及鲧在筑城防水工程上的贡献，鲧死之后，又让禹继续负责治水的工作。禹在治水上辛苦经营，身自操劳，尽到了很大的努力。也因此，不仅大大提高了他在部落联盟中的地位，也证明了鲧是有成绩的。在舜年老之后，禹继其位，则不仅说明他在部落联盟中有很高的威信，也说明禹家族的地位已经很高，其他人已无法阻挡他取得他父亲企图取得而未能取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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