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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玉收藏总结 作者：华夏主人 在对夏玉的收藏中通过比类和反复地询问、论证，我们得知在现在的内蒙境内有至少两个夏代的玉器作坊，一个在内蒙和辽宁的交界处也就是原红山文化发现地；一个在内蒙西部的巴彦淖尔临河区。夏代的早、中期的那些精美的玉器均为内蒙东部玉作坊出产，而此时巴彦淖尔临河区的玉器相对粗糙些，这在《二里头墓葬》中可比较出它们的差别。而到了夏末，东部的玉作坊生产出的玉器较夏早、中期的要差一些，内蒙宁城出的玉版片的质量就比额济纳旗出土的玉版片差得很多（感觉这些玉版片好像是未抛光的）。夏末玉器的形式由圆雕变为平面或弧面的浮雕且更加注重在玉器上琢刻字，一点也没显示玉器制作有衰败的现象，并且是有着创新。 我们现已知的在北方有夏玉的三个作坊，内蒙东部的不知确切的地址，内蒙西部的在巴彦淖尔的临河区以及河北磁县都存在突然停产而就地掩埋的现象，其原因不难解释，那就是所谓的“汤武革命”。 作为我有系统地收藏夏玉，'宝丰大墓’的遗存玉器无疑是最重要的，这些器物有着同样的风格却又不似一处生产的，材质各异，既有类红山文化的玉器；又有类良渚文化的玉器(包括类良渚兽面纹)。又出自被公认为夏地的河南宝丰，且其数量之多，非帝王谁能有之，且有玉鳐鱼的出现使我认准是夏王杼的墓葬。用之作标准件确实是实至名归的。这种判定被后来收到的玉器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而那件玉鳐鱼与后收到的嫦娥及鹰樽成为判断夏中期玉器的标准。在'宝丰大墓’中的蝉与龙玦（通常人们称之为玉猪龙）的结合使我认知了夏氏族的图腾是蝉，这对破解夏玉的密码有着重大的意义。这也使我明白了那些兽头人身或跪或蹲的造像是氏族的图腾。而非通常人们认为的各种动物的主神。 收藏《壹》应该是夏末内蒙巴彦淖尔临河区制作的玉器，这时的玉器呈扁平状即令是圆雕件亦是如此，可能由于四百年用玉的无度，使得玉材已竭，不得已放弃圆雕而采取扁平形式的表现方式，即使是圆雕玉器也较早、中期的显得轻而薄。里面的九件图文并茂的玉版片给了这些玉器是夏代的最好证明,其中两轮马车的出现也印证了二里头遗址的车辙印为马车的。 收藏《贰》是夏末河北磁县制作的玉器，由于磁县为商氏族所辖之地，所以其玉制品带有明显的良渚文化（少昊氏）风格。器物多琮、冠状饰、璜、锥形饰、璧等良渚典型器型，当然也有些类红山玉风格的玉器，但比起来不如内蒙作坊生产的同类玉器大方、洒脱，比较注重细部。其中有刻画蝉纹的方牌子和燕子型牌子表明此处是夏代商氏族的属地。 《叁》是些零收的玉器，但其中有重要的能代表夏中期的嫦娥及鹰樽，还有代表商氏族的燕子（其上面刻着类良渚的夏兽面纹，说明商氏族确系良渚部落联盟的成员）。 《肆》的大部分玉器是夏末内蒙东（辽宁西）玉作坊制作的圆雕玉器，它们比起夏早、中期的器物显得单薄些，有些在口、鼻处模仿夏初的风格但神韵廻异，反映出夏末辽西内蒙东部作坊的圆雕玉制品的衰落。 《伍》的玉器比较粗糙，但背部都琢有字其年代应为夏中、晚期的。二里头墓葬的器物只个别的有类字的符号，宝丰大墓的鳐鱼也见有像字的符号，但大部分器物均未有字，说明器物上琢刻字是晚期的。 《陆》是出于内蒙东部的扎鲁特旗的器物，应该是红山（太昊氏）部落首领的器物，里面的两套玉磬显示了太昊君的奢靡。同时也证明了玉器不仅是夏王所爱；也为诸侯所喜好。 《柒》之中的带有“夏王某”的字样，其中“夏王”二字应是最早被我识别出的夏字，因现已知的商代甲骨文的卜辞中至今未出现过“夏”字，那么本人既是能确切地辨认夏字的第一人。如“夏王某”的某字能被辨认出，则此批器物即可成为标准器物，对进一步辨别夏玉器的时代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捌》出自内蒙宁城的玉版片因其文字文物价值自不必说，其上面的图画虽然略嫌原始和粗糙但对了解夏人的生活、社会等各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而破解这些夏字是今后夏文化研究的大课题。而其中摘椰子的玉版片有力地证明了竺可桢先生得出的五千年到三千年时期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比现在年平均温高出2摄氏度的科学论断。 《玖》出自内蒙西部巴彦淖尔临河区为夏末玉作坊所生产的玉器，这些玉器既有创新的形式；又有复古的形式。创新表现在将夏早、中期的圆雕人或动物的造型变为平面或弧面的；复古是将更早的红山文化的器物造型加以改造而推陈出新，这类玉器多为成轴对称或中心对称的几何造型代表着一些氏族的图腾动物。与红山玉不同的是边缘虽薄但没有刃显然不是实用器，中部由于边薄而呈山脊状并没有似红山玉的那种宽而浅的凹槽。因为这些玉器既有制成品也有半成品且有些器物上包裹有大量的铁锈，说明这是个制玉的作坊因突发事件而停产。但也显示了在此作坊中已经有了铁制工具。 《拾》出自辽宁黑山的兵器在其器面上琢刻有文字，表明在夏末太昊氏的尚武精神和其玉器制作的精良。虽然在夏末内蒙东部作坊所制作的圆雕玉器质量有所下降但在制作平面型的玉器一点也不输于内蒙西部的。这里的十二生肖玉磬上面的字十分精致且极具美感，可以认为是汉字书法艺术之祖，还有磬上的龙纹，说明此套玉磬为夏王的。还有一双靴子它反映了夏人的制革工艺及制鞋能力，靴已分左、右脚且靴头琢刻有虎纹，说明现今河南地区穿虎头鞋的习俗是保留夏代的传统。 《二里头墓葬》的玉器被我收到是十分高兴的。在这里我们不仅见到了夏王的玉冠，还通过器物知道了《尚书》所载的“···同律度量衡···”及夏初就已铸铜鼎的史实。这样中国的这本现存最古老的书的可靠性、真实性都得到了验证。过去我们在总结历史时由于对夏代的无知而过分地强调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其实据《尚书》所载及二里头文物可知在虞舜时期就在诸夏部落中'同律度量衡’，而在夏初又推广至全国。很难想象一个地方向中央赋税和纳贡的国家没有统一的度量衡怎么能行？《二里头墓葬》为夏王启的墓葬其所出土的器物对夏代器物的形制做出了规范，只有看到了这些器物才能明白那些简单的图腾转为立体图腾时的样子，这里面有蝉图腾被神化的注解，此时已开始将龙这种图腾动物赋予成帝王的图腾，所以这些玉器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这里面器物中与羊有关的非常之多，有盘角的绵羊、直而长角的羚羊、短直角的山羊等等。这一切都说明存在着以诸多种羊为图腾的较大的部落联盟，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诸羌氏族。 《拾壹》是我以嫦娥及宝丰大墓中的鳐鱼为样本而排比出来的具有夏中期特征的玉器，许多器物上的浆头表明它们应是宝丰大墓的。这里面有被告知出自东北的钢玉（因其在东北比较干燥的土壤环境下只有质变色而无沁色），正是这种材质优秀制作精良的钢玉制品也使我们认出其它一些材质的但制作同样精良的玉器均出自内蒙东部或辽宁西部的某一夏玉作坊，事实上这就是原红山文化区域其制玉历史至夏初已有千年之久，可以说夏早、中期那些精美的圆雕玉器基本上产自此地。 《拾贰》是比较杂或单独收到的一些玉器，其中一件猪头上盘着一条蛇是最早的部落结合的证据，也是地道的红山文化时期的玉器。最重要的是两件来自宝丰大墓的大件玉器其重要不在于它们的尺寸而在于其中一件人物造像与广汉三星堆出土的被认为是商代的青铜器人物造像相同，说明广汉三星堆及成都金沙的古蜀文明来自于夏代，而古蜀人很可能就是躲避夏末之难的夏王族的部分遗族。一件燕冠也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它足以证明商氏族的图腾是玄鸟而非郭沫若先生所谓的凤鸟。诸多印章的出现印证了夏末已开始封官授印了。 《拾叁》为来自河南省西峡县的玉器，也是由于二件黑皮黄铜立人因其与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型完全相同而引起我的兴趣带来的收藏。其中的一些玉器在制作手法和表达方式上与内蒙所出的玉器有所不同，可以说它们代表了一种“南派”的风格，两件好似“翁仲”其实为祭祀时的夏王（也就是说夏王在重大祭祀活动中充当祭司）和琢刻有夏兽面纹的玉牌也印证了出自河北磁县的《贰》为夏末的器物。两件琢刻有表达阴阳的太极图案的手镯证明了这种简洁明了的表达（阴阳）方式来自夏代，这种表达阴阳的方式过去被认为是宋代人所创的，现在看来应是宋人曾接触到夏人的文物而重现的。这里也有被研究古蜀文明的专家称为蚕丛的男人头像。 从上述收藏可以看出，我主要收藏了夏早期的二里头墓葬的部分圆雕玉器及夏中期宝丰大墓的一些大、中、小的圆雕件（以上是出自河南省但大部分玉器为辽西内蒙东作坊生产的），还有夏末内蒙两作坊及磁县作坊的埋存件，夏代的玉作坊当然不止这三处，如被称为“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就是夏末江淮地区生产的，而且我也没办法收全夏玉(据知情人讲，挖一大墓至少要五人以上，并且见者有份)。夏玉不仅夏王喜欢，夏代的大小诸侯也都喜欢，这样算起来夏玉的数量相当可观了！ 夏末的玉器已从夏早、中期大量的圆雕造型转变为平面的浅浮雕造型，这就使得在玉器上琢刻字带来了方便。在我的收藏中有188件带字的夏玉中185件应该是夏末的，这188件玉器上的字数总计为1090个。 我的收藏充分地证明了夏玉的存在，其实意义远不止于此，因为我们大家所知的夏代的事情甚少，这些夏代遗存的器物给我们知晓、印证华夏文明之源予不可磨灭的证物。顺便说一下，我的这几百件收藏其实并不算多，但确是最精致和最有代表意义的（因为二里头墓葬的原因）。时常听别人说起某人有几千件红山玉，一开始还以为是吹牛而已，但在不久前凤凰台采访一收藏了20000余件红山玉（据我感觉大部分应该是夏玉）的藏家，使我觉得这些传闻不是空穴来风。这位收藏家拥有这么多的玉器后只是得到了个华夏文明之源起源于内蒙的结论。这个结论有两个错误，其一是他把大部分具有红山玉的某些特征的夏玉当成了红山玉；其二是他把内蒙这个太昊氏生活、活动的区域当作整个夏人的区域。当然不能苛求他，任何一个不懂夏玉的人面对这么多玉器能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夏玉和红山玉的不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夏玉不仅与红山玉有着传承的关系而且也传承了良渚玉的人兽面纹，虽然它们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不知夏玉者还是难以判断的，尤其对于那种带有简化兽面纹的玉琮，在良渚时代和夏代都有制作，这需要有其它玉器的旁证才能得到结论。 通过对夏玉的收藏和研究，我感觉到夏玉无论在品种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远远多于商玉。在夏玉不被世人所知时，任何一部关于中国玉器的书都把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的玉称为高峰，如杨伯达先生在《古玉史论》中有“···故将玉器的源头定于距今一万年，远古玉器的盛期及高点应在距今6000年～5000年的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时代。”显然杨伯达先生也将夏代类红山、良渚文化的玉当作了红山玉、良渚玉了。由李学勤先生主编的《中国文物鉴赏丛书·玉器鉴赏》（高大伦执笔）之111页“二、成熟阶段的玉器—中国玉器发展的第一高峰”、124页“第三节、中国玉器发展的第二高峰——焕然一新的商代玉器”竟将之列为标题。这些国内顶尖级的专家都如此看待中国玉器史，还有些专家竭力把红山玉和商玉扯在一起找它们的共通点，这就无怪乎外国人否定夏代的存在了。如我给中国玉器史的上古部分（先秦时代）作一总结的话，应该是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犹如晨曦初露的曙光，夏玉则达到一个包罗万象、难以企及的高峰或者说是像正中午的艳阳一样灿烂夺目（这不是妄言和夸大，夏玉中以代表氏族图腾的动物及其组合是后人不敢想象的且其玉加工工艺的全面也是后无来者的），商代的玉器制作则是夏、周两个高峰间的低谷（因商汤立国后不久即陷入与其北面的众方国之间的战争，至商末而未止，这些已被现存的众多甲骨文卜辞所证实）。从器物的大小和数量来看，商代的玉器几乎没有什么大器且商前期的玉可以说是乏善可陈，仅后期的妇好墓出土的玉器能为其涂抹些脂粉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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