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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我知道他这个人，至今五年了，其中有三年我们同在一间学校里。有一年是他教我。
去年我妹妹来美国看我，我问她，学校里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她想了半天才想起来：有是有，不过她和她同学都不怎么喜欢他，成天脸色木木，不苟言笑。、 的确不是小孩子一眼看上去就会发生好感的，是略为阴沉的长脸，不笑的时候会显得难以亲近，些须叫人不安。但我初初见到他便觉得非常好，很亲切，只仿佛有几分凄清和怔忡。 那时候因为三年制的施行，中一至中三每级一律六班，学校出现地少人多的现象，我们中四四班被逼挤在礼堂“包厢”里（近似戏院的超等座位），四班班主任同时在场。我坐在第二三排，看得很清楚。他在前面来回踱步，手里卷着一卷文件，托托地敲着包厢及腰的围垣。有时就斜身靠在那里。很少说话，别的老师商议什么，他也不参与。
他本当是我们班主任，才过几天被调往别班去了，只负责我们中文和宗教的课程。后来我数过，他教他自己班一星期六课，教我们倒有七课之多，意外白捡一课。 学校每年开学例必在附近的天主教堂举行望弥撒，去不去随学生个人意愿，而学生是自爱的居多，大部分宁可在家里多睡个把小时。虔诚的老师们认为大有替耶稣挽救面子的必要，于是中四四班集合时，轮流到麦克风前对我们晓谕大义：好的学生须有好的开始，你们千万不要错失良机……这种让你们精神上思想上得到沟通结合的机会是极为难得的……在你们的年龄，应该已经懂得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 轮到他了。为势所逼，他不得不站到麦克风前，伸出一只手来上下摆了两摆，用英语说了两句： “谁想去的就去，谁不想去的就留在家里。” 学生们登时笑得人仰马翻，其他老师碍于同事关系，不便尽情喧笑，嘴鼓得胖胖的忍着笑。不过他这个肇事者也陪我们笑了一顿。 对他的下一个印象，则是他学识之丰富。第一堂在一个音乐室上，尚未正式授课。他给我们讲解宇宙中黑洞的神秘奥妙，不同时间空间的互相干扰所造成的时光倒流的现象，边讲边演。有一次又谈到某一国新发明的什么型的枪，还在黑板上画了图样，告诉我们它的新奇妙用。三国故事他也会讲：陈宫与曹操，诸葛亮和司马懿。此外有《史记》中的刺客们：曹沫、专诸、豫让、荆轲、聂政。
他事先声明：一个老师的先决条件，是懂得一成，说满十成。可是在他说满的十成中，学到一成，也就获益不浅了。 遗憾的是，学生是囫囵吞枣惯了的，升学压力又大，偏向保守的学生拘泥于教科书上的内容，总认为题外话是一种学习上的剥削。因此他常常这样流连在辖治区之外，学生间不无微言。一方面也是课程不能落后太远，他最后不得不提起心肝，依书直说了。题外话是有，却减少很多。这固然不能归咎于任何人，唯其无可奈何，更觉深一重的惋惜。
在他说题外话的时候，才是他整个人最投入的。哪怕所说的仅是从书上看来的，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有他本人厚活的背景为源头，以此宏大而明亮。有的人是即使和自己的学识，亦有一层隔阂，说起来就像是说教，或者传教。但他同自己的学识仿佛有什么密切关系，两相交融，再不疏离。说起来就使人觉得他是愉快的，有一种属于学问的沾沾自喜，春风得意。课本上公式化的行与段，他似乎总不大能够适应，使他多少受到一些牵制。 在我们学校，教师进课室，例必全体学生站立，高呼“早安”，以示尊敬。有的老师极其重视这一项礼节，认为这是培养我们严肃的人生观的第一步。他对这些却很不耐烦，巴不得我们快点坐下，后来急了，索性一进来就给我们来个九十度鞠躬，以示交代。我们都是受过长期淑女训练的，他这么绅士派起来，不好意思不坐下了。
机械呆板的律令、规条、法则，但凡是外界加诸他身上的，只要稍稍使他感到桎梏，他似乎一概不喜。他的人原是比那些都大而贵重，而他有他自己的法度，甚或比外界的更为壁垒森严。 照说对于下课铃声，没有谁比学生更加敏感的，但他锻炼成了不输于我们的高度敏感，铃声一响，一错眼就不见了他，一句临别依依的话都没有，像徐志摩的“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留下惊鸿一瞥的印象，更令我们低回不已。 他是新来的老师，加入了学校那万人触目的男老师集团，周围的女生又是一个人起码好几张嘴的，他免不了也谣言满天飞。最戏剧化的，是他已经有一个五岁的女儿了。至于他的老婆的存在与否，更是在学生间酝酿得疑云重重，扑朔迷离。 一天晚上，我梦见他带着他女儿回校。那小女孩一点都不像他，短直头发，大圆眼睛，皮肤偏黑。他径自进校务处去了，把女儿留在外面。除了对我妹妹（因为不得已），我对小孩子是从来没有多大感觉的。可是既在梦里，少不免有点反常，我比我平时的为人有爱心得多了，非常慈祥地问那小女孩：“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宁静。” 有一天，他来上课，嘴角含着一丝阴笑，先不开口，黑板上写了五个大字： “有口不能言。” 转过身来，指指我们，语气十足个跑码头卖艺的。“你们的老师呀，”指指自己，“我——今天喉咙有病，无法教书。” 他又在黑板上写道： “不能说话的人痛恨别人说话。” 于是我们说的话特别多。 听他上及天文下及地理的谈讲，于我而言，由于实在见识寡陋，虽则趣味无穷，究竟只算是被动的灌输。而诗词歌赋，我极少也有那么一点共鸣的能力。他对诗人的诠释是：别人踢你一下，你没那么痛，诗人会多痛一些。 他曾经嘲笑我们学校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两架子都不及他书架的一小截子，可见他家中藏书密度之高了。 他在课上念的第一首诗是李白的《清平调》：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又有文天祥就义前书于衣带上的几行字：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他说他喜欢辛弃疾《青玉案》里的：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入却在灯火阑珊处。 他当众宣布他是不吃乳鸽的——太残忍了，活活地把小鸽子捏得窒息而亡：“有猪有牛给你吃，干吗要吃鸽子呢。”过后我想，也许他是个天主教徒，要不就是一个彻底的反战分子。 他不抽烟。“烟有什么好抽呢。”酒就不同了。我还记得他怎样为我们述说喝酒的妙趣。尤其是喝得半酣半醉，飘飘然的时候。他随即搬出刘伶戒酒的故事来撑腰。这下子有机会讥讽我们了，他说得愈加绘影绘色，意气风发：刘伶怎样打发老婆去买酒，老婆不肯，耍性子把酒杯酒壶一顿乱摔，苦劝刘伶戒酒，刘伶说那也好，不过得在神前起个誓，叫老婆快备酒肉；老婆见老公这么郑重其事，大喜过望，火速备下酒肉。刘伶神前跪定，有板有眼，有腔有调，祝道： 天生刘伶，以酒为名。 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妇人之言，慎不可听。 成班劝不住男人的妇人叽叽呱呱不争气地喧笑起来了。 他问我们： “真、善、美，你们追求哪一样？” 我一挑便挑了美，兴奋地等待举手。结果真善的拥护者都多，唯独美，简直没有人，吓得我手也举不完，没让他看见。只有一个女孩子把手举得高高的，几乎连人都站了起来了。而之所以如此，正因为举手的人那样少。这一来镜头尽被她抢去了，我看着欣羡不已。 他揭晓了。他喜欢美。 一般人对于“美”这字眼的回避是可以理解的，它乍听似乎浅俗不堪，浮而不实，主要是被人用滥了，产生错觉，追求深沉的思想的人们，自然看不上。单就意义来讲，美反不及真善的明确结实，然其意境则是含混天然、广大包容的，处于若有若无、若虚若实之间，且已融合了真与善，反之则未必。美的光辉当是柔和温煦的，含有女性的成分，其于人、事、物之反射，应比较曲折含蓄。 至于他是否这种想法，无从得知，他当时怎样解释的，我忘了。 人们用“真、善、美”来代表人生的理想境界，一个梦中的乌托邦。然而，光谈理想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从实际的生活中认识人生的原理，由四周的事物窥探人生的玄妙。于是，周到的人们把自己对于人生的感想寄诸文字，以镌口碑。从古典到摩登，我们这一类的话多得不可胜数，适用于各种不同场合：“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有如在梦中”、“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人生自古谁无死”、“人生何处不坟墓”、“人生如白驹过隙”、“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生如朝露”、“人生如赌博”、“人生如舞台”、“人生如戏剧”、“人生如梦”……（也许将来还会有：“人生如电脑”、“人生如电动游戏”、“人生如星球大战”、“人生如超级市场”……正是前途未可限量。）我们拥有这许许多多前人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左一个右一个替我们照明人生的底细，帮助我们了解人生的真谛，而依然被它弄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似乎太低能了。终于有一天，他忍无可忍了，说出了一句推翻所有至理名言的至理名言： “人生为什么那么难以明白呢——因为它根本没什么。” 他除了不大看得起人生外，还看不起我们的文章。他说，若叫我们每人写一篇关于母亲的文章，搅在一起，一定分不出谁是谁的母亲，言下不外是讽刺我们文学水平之低。 他错了！那是不能怪我们的。天下母亲本来就没有多大区别，如何能叫我们写出什么花样来呢？无论多么神奇的生花妙笔都是不能改变事实的。但我听了仍旧非常生气，立志养精蓄锐，伺机大显身手。可是，在他教我的一年中，我始终没有这个机会。 第一堂作文他让我们随便写一个人物。我写了篇《卖五花茶的小孩》。发作文卷那天，他当众老大不情愿地把我那篇文章提了出来。那个语气，我因为切齿痛恨，记忆犹深。像是在说：这篇昵，好是好不到哪里去了，不过，时世不同啰，做人是不能那么苛求了，不如放低标准，睁只眼闭只眼，勉强呢还有一线希望——真是没齿难忘。 过些日子有一篇描写一次劫机的过程，题材是他随便在一本练习簿里抽选的。我在文章中用了“窝囊废”三个字，发卷时他把我叫了出去，问我“窝囊废”是否即脓包的意思。我高兴极了，因为有机会嘲笑他一番，广东人就是广东人，“窝囊废”都不懂，是一个彻头彻尾专吃畜牲的五脏六腑的广东人。其实我自己原籍也是广东，不过我编派起人来是不分敌友的，全人类要受害。 他非但认为我们稿纸上的语言技术不行，连我们嘴头上的，他也觉得有待改进。 “……一句话一样的字眼，用不同的语气说出，就有不同的意思，比如说一个人了不起：‘他？了不起——’”他尾音吊得老高老高，“是轻蔑。如果说，他了不起，了不起！这是赞美。” 同学东一句西一句地顶他，一个问： “那人家说你了不起的时候，用的什么语气？” “我？我不用人家说我了不起，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了不起。” 有同学做出作呕状。 他上课经常是这种气氛，学生们全被他惯坏了；人一被惯坏，便有点不知好歹。那时班上有两个女生欺负他好脾气，硬是跟他过不去。一天她们照例迟到，捧着大叠的书，一进门就聒噪不休，东掉钥匙，西落课本，坐下了，犹隔行谈话，旁若无人，全然不把他放在眼内。我旁观着脸上也辣辣的，仿佛做错了什么事，很替她们难堪。其他同学想必也有同感，大家略带敌意地注视着她们。她们闹到这步田地，也算是势成骑虎，自作自受，想要立即鸣鼓收兵是绝对不可能的，唯有硬着头皮继续胡闹下去，保护她们岌岌可危的尊严。 他这座佛也冒火了，不高兴地皱了皱眉，说：“喂，忍耐都有个限度?。”这样说着，脸上还是带着笑容的。 他既然给她们搭了一道台阶，她们又不是全无智商的人，忙不迭地踩着下了台，偃旗息鼓安静了下来。 连这种轻性发作，我也只见过一两次，别说骂人了。后来听说他曾经严辞厉色地骂过一班中四生。他教她们世界史，不知什么事触怒了他，他就骂了起来。我听了十分震惊，他骂人的样子，简直无从想象。骂人骂得太少了，骂了一次，便大街小巷引为奇谈。 他喜欢自嘲。我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刻薄别人的话，但只要是关于他自己的，他什么离谱的话都说得出口。他的自嘲中有消极、任性、疲倦、苍凉，不大尊重自己，因此不甚客气了，怎么样都可以。这是种更和平、更大众化、更平等的中国式幽默，苦涩中有亲切。或者没有一句话是真的，然而遍布着他性情中的光与影，明与暗。学生那么喜欢找他谈天，也许就是因为他那份可亲与热闹。 一方面也是他自知架子是摆不成的。学生四双八拜地拜为门下桃李，四时束脩、年节礼品、衣服鞋袜地把个老师供奉在家，那个时代即使令他无限向往，毕竟成为过去了。更何况，推究之下，老师教授学问以换取目前的口粮，学生接受学问以换取将来的口粮，归根究柢都是为口奔忙，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 他又极好玩。那年运动会我们有游戏这一项目。运动会前几天，学生们在学校的侧草坪摆了些砖头演习。他出来看见，一时兴起，西装笔挺的，自己先就玩了起来，惹了许多学生围观，他也不管。大家纷纷笑他还没大透。 又一次，我们在课上作文，他拎着把长戒尺浑室里踱来踱去，踱得无聊，先是把戒尺撑在鞋面上走，然后又横伸着戒尺，拿脚去踢它，愈踢愈高，直至全班众目睽睽地观看他表演，他还不知觉，仍在那边玩得乐极忘形。过后发觉我们都在看他，他自己也笑起来了。电动游戏在学校流行的时候，他也向学生借来玩。他想必为玩吃过不少苦头。他小时候是一天到晚挨母亲抽的，他自己说的。 男老师中有两个和他相熟。一天，正在上课，其中一个来到课室门口，进来一步，话还来不及说，他就一反身从黑板处取了一支粉笔，把粉笔在空中竖了一竖，望那男同事打了个征询的眼神，同时微微笑着。意思是问对方是不是来要粉笔的。他那男同事也不打话，只把手一伸。他随即把粉笔拿了过去。 我每想起这一出默片总觉得异常可爱。片言只字都无，但是里面有同情、有谅解、有幽默。假使把这两位男性换上女性，那后果我真不敢想象，真是什么情调都给破坏尽了。 我经常好奇没有女人在旁的时候，男人之间的谈话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平时听到的都绝非最纯正的男性交谈，因为光是女人的存在，便使空气起了化学作用，变质了。假如有机会，我决不介意偷听一下。当然，猜是猜到一鳞半爪的，无非是把女人批评得体无完肤，一钱不值，无一可以赦免。然终不及亲耳听见那么富于现场效果。 相较之下，男人确实比女人沉默寡言，惜言如金，就仿佛他们的话特别值钱，女人不配听。男人不说话，只好女人来说。所以我们形容一个人噜噜苏苏，总是说“婆婆妈妈”，从来就不说“公公爸爸”的。 他尽管惯在学生面前信口开河、谈笑自若，也终有垮台的时候。一年的毕业典礼，在学校的广场上，副校长给他介绍一对夫妇模样的陌生男女。他多礼极了，又是鞠躬，又是握手，百忙中还不忘扶一扶领带，不见他说话，光是傻笑，有点孩子气。 我们中文课本里有一课小说摘录，主角是一位在写字楼工作的女职员。课文中某个地方描写某个男职员“半个屁股”坐在写字桌上，不记得是同人聊天，抑或同女人调情。我们的中文老师向来是享受当众念书的乐趣的，这次他念到“半个屁股”，就煞住了，无论怎么努力都念不下去。同学们偏偏就要看他有没有那个本事念下去。结果全班捧着肚子笑得前俯后仰，因为幸灾乐祸，笑得益发起劲。他自己更是笑个不了，笑得脸红了，不知道是羞红的还是笑红的。我念来倒不觉得有什幺难念的，不过广东话的“屁股”的确要比国语愚蠢一些。所以广东人不厌其烦地采用“八月十五”。小孩子顽皮，大人就说：“看我打不打你的八月十五。”念不出来，倒也情有可原。他始终没读完那句书。 就是这样过完一年的中文课的。他有时候无意中看见了我，我会很高兴，觉得做一个女孩是好的。在他那里，仿佛得到对于自身的某种肯定。当时并不明白这种肯定才是人真正的致命伤，因为不能失去。一经失去，不是没有了，而是，只剩下了否定。 记得中五那年学生会竞选干事，上课前全校在礼堂集合，候选人在台上演讲。我站在礼堂后面。他上学迟到了，慢条斯理地走到礼堂，闲闲地倚着玻璃门，双手搭在门闩上。当时在台上演讲的是五甲生，跟我同班。他笑笑地问隔壁的一个男老师：“五甲的？”我当下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触，只觉得无限切身，而那问题必须我亲口答，亲自解，亲自结。是我的不解之缘。 我见过他的一本书，橙棕色封皮，丁望所著。以后在外面看见这个作家的书，总觉得很亲切，好像它们都是好的，虽则我未曾看过。橙棕色那本我略翻一翻，全是评论文章。记得有同学问过他喜看哪一类文章，他说是资料性的。 学校一年一度的Halloween（西洋鬼节）话剧比赛，一次他是评判之一。司仪介绍他说：“温文有礼，博学多才，你们可别看他吊儿郎当的。”虽系戏言，倒非全属胡话。 我曾经听见背后有学生管他叫“忧郁小生”，因为他有时候显得愁眉不展，心事重重。 在我来说，他的风采淹淹然渗透在他的日常言行中，静的动的，收的放的，无一不给我新的感动。而在他的华美与朴实的参差掩映间，处处见出他的光彩流盼。只须他踏入室中，他的整个人便泼溅到处都是，没有一根空间与时间的纤维不被他牵动。 上了中六，我也道听途说听了一些他的趣事佚闻。一个冬日，他穿着他那件蓝棉袄去上课，在课室里就把棉袄脱了，挂在椅背上。学生们趁他背过身去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暗中偷龙转风，把他的棉袄换了其中一个女生的。那种蓝棉袄在学校里很普遍，不细心简直看不出分别。上完课，他糊里糊涂地就把人家的棉袄拿着走了。学生们把他那件棉袄的口袋掏了个不亦乐乎。最后好像还是他自己不知怎么发觉了，返回课室换的。 他给一班中三生拟过一道颇有创意的作文题目：“谋杀X老师天衣无缝的计划。”有一个中三生大概是从来没有杀过人，感到相当为难，跑来请教我。我跟她密谋了一番，定计用糖果毒死他。听说他喜欢吃糖果。可惜这题目没在我中四那年出，否则我一定写许多篇，杀他许多次。 中三淘汰试在这年开始实行，中三生很早便考试了。偶尔走经某些课室，会看见他在里面监考，负着手踱方步。一次，隔得远远的，又看见他在监考，踱了出来，在走廊上立定，眺望着邻校的球场。那球场有时是很干净的，像一张簇新的炭纸。偶或下过雨，没什么人，一池池水白白地映着天光，那种明灭晴阴，总像人生忧乐一场。 他仿佛又有点悲哀起来了。 那时校里的德文班办了一份《半桶水》杂志，仅仅在那班里流通的。编辑我认识，因而有机会看到。她们第四期访问了两位男老师，一个是他，一个是他相熟的同事。他那同事的访问稿录口供相似，问一句，答一句，简短至极。他就不然了，人家问一句，他滔滔地说上一大箩筐，口若倒悬之河，一发不可收拾。听说那位采访记者都不耐烦了，待要问下一条问题，他还好意思如来神掌一推，道：“且慢！我还没有讲完呢。”杂志给他画的漫画，就把他画得口沫横飞、唾星四溅，表示这位仁兄“口水多过茶”。我看了笑得死去活来。他是一说起玩笑话来就不知道祸福吉凶的。 根据可靠资料，他访问中有一段话被有关当局所禁，没在杂志露面。记者要求他澄清一妻一女的谣言。这么难得的辟谣机会，他非但不加以利用，自己又造起谣言来了，说他根本没有讨老婆，妾侍倒有一个，另有两个情妇，在尖沙嘴买幢房子给她们住。（这话不甚靠得住，没有老婆，何来妾侍？） 记者问：“你哪来的钱养她们呀？” 他回说：“我用得着养她们的吗？她们养我嘛！” 开玩笑那样没个体统，也只有他才可以了。怪不得人家要剪裁了去，以防有伤风化。 在他那种情形下，他的情妇只能是一类型：比他丑，然而，比他富有。漂亮而没钱的女人给有钱的男人养，丑而有钱的女人养没钱的男人，想来也是天经地义的社会现象，并对社会经济有调整作用——穷的不会一味没钱用，富的不会一味不用钱。 学校的校刊今年转换风格，改办文艺性质的，中英文合并。我忝任中文编辑，另一位同学当了英文编辑，并请了五位老师担任顾问：中文、英文、经济、美术、行政，各有职司。中文顾问本来是一位女老师，因体弱事忙，开会屡屡缺席，自动请辞。我和英文编辑商量之下，打算请他补这空缺。 那天偕英文编辑来到教员室，请他移驾出见。我不开口，英文编辑也不肯开口。他只管笑着问什么事。英文编辑拉着我往他面前一推，拿我做挡箭牌。再不出声就不像话了，只好期期艾艾地表明来意，讲得非常笨拙，费了不少力气，谁知道讲了老半天，他居然还以为我们是请他出任编辑。两个编辑都站在他面前，他就有本事那么糊涂。终于弄清楚了，他说，中午要出去吃饭，放学要回家，没有时间。 我早就料到请不动他的。请他不如请菩萨，还容易些。人家中午是要出去吃饭的，学校的饭不配他吃，放学人家要回家睡午觉，然后趿双拖鞋上街买零食吃。有他的街坊学生看见过他那副德性。 中午常可看见他和一二同事拉队出外吃午饭。那群师赴食的活动画面仿佛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穷酸，每逢看到，总觉得万分寒伧。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真是太缺德了！ 中六的毕此典礼，广场上照例摆列点心招待家长。那点心小得不得了，一口一个。但我们都是有着积年累月的社交经验的，先是把袖珍的小点心运输到卫生的小纸碟上，再端正地送进嘴里，还不可一口吃完，必须细咬微嚼，分好几口。他是用不上我们这些虚套的，想吃什么下手就抓，抓了就吃。他身边总围着一堆女生找他谈话，他一头吃，一头还要应付她们，看样子有点忙不过来了。 他不肯应聘充当我们的中文顾问，到底顶了个中文评判。那时我们为校刊举办征文比赛，请老师们分别从事中英文评判之职。我和英文编辑一人三个。谈起彼此的评判，便说“你那几个”，或“我那一批”，没点尊师重道的美德，就像在呼唤麾下的小喽啰。而我最奈何不得他，文章给他拿回去批阅，声明限期，他总是一拖再拖。我是常在英文编辑面前批评他的为人的。 征文比赛有一项明文规定，参赛作品必须是原装正版，未经改良的。谁都没出事，偏偏他那里出事了。有中五生来投诉，控告他擅自改动参赛作品，质问他的时候，他居然还理直气壮，说，学生放在他桌上的，难道不改吗；不改都已经改了，怎样！ 我对那些中五生很不以为然，那么多事做什么昵。一方面也暗暗怪他，随他爱改不改，可得高明一点，全都让学生知道了，弄得大家争风呷醋，竞至惊动我们这两位编辑出马调停。 听说他的一班学生曾经对他的偏心大表不满，发起全班性的革命。一次作文课，作文卷上全不写名字，一律标上身份证号码，使他无法看人给分。派发卷子那天，光是认领文章，便足足认领了一堂。 我和英文编辑职责所在，对于中五生的投诉不便置之不理，两人决定大兴问罪之师。放学来到教员室门外，临时又斟酌措辞，如何使他俯首认罪。尚未作好军事上的准备，只见他走了出来，往外走去。我急道：“他走了。”英文编辑不同意。她认为他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拿，一定还会回来。在学生的传统印象中，老师们无论返校离校，往往带着书本、作业、试卷，或其他东西，女老师则至少手提袋一只。但我坚持他一定是走了。两人尾随其后，察探备细，只见他一直往校门外走去了。英文编辑“哇”了一声：“果真是两袖清风。” 次日早上我单刀匹马前去审他。他高大地倚定门框，一味摇着脑袋，笑道，没有呀，没有呀，是有学生给他文章，当初不晓得是参加比赛的，晓得后就没改了，没有啦，翻翻而已呀。我见他那么无知，又没点雄辩口才，也有点替他不好意思，本来还要对他发出严重警告，好好恐吓他一番的。这下子心也软了，大发慈悲，不忍心再难为他了。结果我并未能完成使命，倒像自己给人骂了一顿回来。 从中英文评判大异其趣的处事态度中，中西文化的本质立见分野。英文评判多是乐于发表意见，且勇于据理力争的，听说他们为得奖作品的名次还展开了两小时的激烈辩论。英文编辑的事务以此源源不绝。我那边呢，似乎承袭了黄老之学的遗风，一个个有如化外高入，凡事不闻不问，没个管事儿的。他更比别人多着几分仙风道骨，终日踏着云头，仙气逼人。所以我这中文编辑是当得极轻松自在的，闭着眼睛都没问题。事实上也是闭着眼睛的。 征文比赛圆满结束，举行颁奖典礼。我们的美术专门部也为评判们制作了精美的纪念品。典礼安排在放学后，我和英文编辑分别主持，请校长颁奖。但我那天有事，便把一切交给英文编辑。 日后英文编辑告诉我，他出场领纪念品时绝顶轰动，大有排山倒海之势。他从包厢下来，到台上得走好一段路。他一出现，学生们的鼓掌声加上喝彩声，热烈非凡，整个礼堂都要塌了。校长跟他握手时，也笑说：“You're so popular.”可见盛况空前。我听了非常快乐。 听说同一天他还做下了一件德政。那天全级中五和校长闹得很不愉快。那回事似乎闹得很大，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只记得他去上课，见那班学生情绪很不好，连连安慰她们，劝她们不要不开心了，他请她们到食物部吃霜淇淋，随她们吃多少。那的确是他做人的贵气。不知怎么，我听了又很开心。 听说他有时和学生们不知是打完羽毛球网球还是篮球，就会掏钱请她们吃红豆冰。他的慷慨有一次是我目击的。那回是游泳比赛，在九龙仔公园，学生们围着他要钱买零食吃。他一出手就是一张纸币，好像是十块钱。那是他正派磊落的虚荣心，可惜我无福消受，从来就未曾受用过他一口霜淇淋或红豆冰。 学校七月初的卖物会(Fun Fair)我带妹妹去玩。只见他在那里逛来逛去，不时有学生同他耍闹。他不知哪里得来了一把大黄折扇，背靠着校务处那堵红砖墙，和学生聊天，一面扇扇子，远远看去，就像一只很大的黄蝴蝶，随时会脱手而去，在阳光中远走高飞。后来有学生手持水枪追着射他，射得他一头一脸的水。他忙掏出手帕来揩。 不久我妹妹把我的钱玩没了，不得不走了，我在人群中回头找他…… ……忽然间漫天漫野都成了黑夜，四下里陡然亮起了千万盏灯，唏唏嗦嗦永无止境地蔓延开去，像草一样地生长。原来他在很远很远，那个灯火阑珊的地方…… 记得他在卖物会点过一首歌，好像是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听说是他喜欢的。当时听了印象不深，只觉像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单调而禅性，有一种属于宇宙的干寒的太空之感。来美国后，曾经有一位同屋有这唱片。我请她放这首歌我听听，曲调还是记不住。不过既然是他喜欢的，也没有意见。后来倒是看了部片子，叫《（村庄》，由这乐队负责音乐。片子简直不知所云，看看就睡着了，白费了我两块美金，也还是为了这乐队去看的。大约是先人为主，被当初的印象魇住了。电影的背景音乐也还是觉得有一种萧飒的干冰似的寒冷。 我中四那年，他出过一道作文题目，问我们假使一切能够重新来过，我们愿意改变什么。我们的文章拿回来从来不会满纸涂朱的，他用铅笺，而且改动极少，通常只替我们纠正一些基本的错误。我那篇文章约莫太少年强说愁了，他认为他有点醒我一下的义务，便在空白处工整地写了几行小字。那真是稀有的好文字： 由静中观物动，从闲里看人忙，乃神仙之趣，然人又岂能忘情，生命就是参与和接受，既不故作卑己，亦无须哗众，只平白做去，终不枉费精神。 在几个学生的纪念册中他这样写着： Whichever way I fly is heaven, myself am heaven. 人之患在于好说道理，道理说多了，麻烦便跟着来。 一个天生好说道理的人 静养怒中气，谨防顺口言，小心忙中错，爱惜有时钱。 看后最好把它全部忘掉 我偶尔看到过他较大篇的文字，看线装书一样，密密麻麻，不用正规标点的，光是轻描淡写地点一点以示分句，连段末的句号也不用，实在不得已了，用个问号。以后自己使用标点符号，总有栗栗自危的感觉，但也没想到要学他。因为那是他的。 说了什么话，只要稍稍有“正经”的嫌疑，他就会发了慌，马上来句什么“胡说八道，狗屁不通”，来挽回局面。所以他的文字括号特别多，随时警惕着，不断给自己下注脚，使人很替他担心，深恐他一个疏忽，一脚踩进自设的陷阱里。那种自觉性恐怕是长年累月自己逼自己锻炼成的，其间失败过无数次，追悔过无数次。他尽管对外界这么浑朴大意，我总觉得他于自己是极端严厉的，一丝一毫都饶不过，有一种阴森的清醒，由于憎恶，更加清醒了。他对自己才是真正的无情无意。 来美后，一次因事打电话到这里的中国历史研究所，和接电话的聊了两句，竟是他的旧校友，高他两届，只知道他的名字，不认识他。然而，我也觉得和通电话的人有着某种特殊关系，又和他谈了些话。 那时我四周有五扇门赫赫洞开，清凉而通风。只须踏进其中一扇，不难发现仍有好几扇门，敞朗而虚心地赫赫洞开。再拣一扇踏进去，也还是一样的情形。那是种多么可怜的幻觉，整齐矜贵，随身携带在自己的思想里。不需多久，便会发现自己闷死在自己的躯壳中。 到处都是门，但我们永远也走不出去，因为根本没有出路。我们渐渐地也不会想出去了，安分地守着自己，自私而贪婪地生活下去，度过我们这可笑又可悲的生命，但我们总以为它是值得宝贵的，无论经历多少事情，多少次的失望与幻灭，都不会有所改变——然谁又能改变一切。 我想起一年学校的运动会，运动场附近有一条行人天桥。中午吃饭的时候，他独自走上天桥，穿着一件旧黄的略像太空镂的外套。那潇潇的背影，是从亘古至今的人类的背影中，分出点来，撒落在那里的。他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消失了。也许一直走到天边去了。 又一次，我在教员室外的走廊上补考政治。他站在转角附近，手里有一张唱片，好像是披头士的。他跟前站着几个女生，也许是借他的唱片，也许是还他，在那里笑闹着。他背后不远处有一扇窗户，白雪似的光芒从那里照射进来，因此辨不清他们的衣色面貌，只见一条条泼墨泼在那片眩目的白光中，泼出几条鬼影来，有着梦境里才有的神光离合。那些小女孩宛如一群快乐的小鬼魅。他幽幽影影地独立中央，外面遍天遍地都是地老天荒。 我瞪视着眼前雪白的习作纸，身体内一股汩汩的寒冷，脑髓冰凉如折叠的刀锋。 我们是多么孤独。 初载一九八三年八月八日至十日《联合报》 后传 南乡子 世梦若浮沤，燕去梁空水自流。 又见平芜伤别处，红楼，煦煦春风忆旧游。 愁到第几秋，万语千言句句休。 谁与西窗共剪烛，倾瓯，细数星星说从头。 （选自《春在绿芜中》，钟晓阳著，新星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85-111页。） 附：前文写于作者的“羞涩少年时”（作者生于1962年，此篇《细说》于1983年时业已发表）。“后传”为作者2008年为《春在绿芜中》的香港修订版写的一篇长文中的一段，编辑将长文拆散成独立的段落，附于相应篇章之后，使得此版本成了前后传的体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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