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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幸在一场“初中语文新课改同步研讨会”上观摩了一位女教师执教的示范课，课题是鲁迅先生的《风筝》。该课以独到而新颖的教学设计、流畅而灵动的教学过程、平等而和谐的师生对话，尤其是激情洋溢的师生互动，让课堂充满了活力和张力，的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精彩的背后也掩藏着人文教育的尴尬，折射出语文教学“忘本”和“丢人”。 请看片段： 上课伊始，教师投影出示：“考考你，看看谁最聪明———世界上偷什么的‘贼’最可恶？”（当时我想：“精彩，开篇不俗，这样一下就把学生的学习欲望调动了起来。”）甲生答偷“时间”的贼最可恶，乙生答偷“理想”的贼最可恶，丙生答偷“梦”的贼最可恶。丙生的话音刚落，老师马上用多媒体出示“偷梦贼”三个字，顺而入课：“同学们！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学习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的《风筝》，请大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想一想鲁迅是‘偷梦贼’吗？” 课文读完后一生回答：“鲁迅是‘偷梦贼’！因为他无情的践踏了他弟弟的风筝，虐杀了他弟弟的梦，所以他是‘偷梦贼’！”老师予以认可。（此时，我旁边一位老师嘀咕：“怎么能给鲁迅冠以‘贼’的帽子呢？”我亦有同感，不明白上课的老师这样引导的目的何在，也不知道这节课后学生对鲁迅会持怎样的态度。作为初一的新生，在对鲁迅了解不多的情况下，如果让‘偷梦贼’一词在其心中扎了根，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接下来，教师又用投影出示学习要求： (1)人物批注：多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对人物进行评论，以表示你的情感。 (2)为区分不同的人物，可以用以下方法： 8分钟后，丁生说：“我选用的方法是不同的比喻——哥哥是老鹰，弟弟是小鸡，他们之间是弱肉强食。”戊生说：“我选用的方法是色彩——哥哥是黑色，弟弟是绿色，黑色一出来，便掩去了生机盎然的绿色。”接下来，有说“哥哥是豹子，弟弟是羊”的；有说“哥哥是猎人，弟弟是百灵鸟”的；有说：“哥哥是闹钟，弟弟是婴儿”的······最后一位学生选用了“不同的符号”来表达情感，他说：“哥哥是箭，弟弟是心，哥哥这只箭射中了弟弟这颗心。”老师认可并予以强调说：“不是射中，而是穿透！”同时随手在黑板上画了一颗心，心的下面用白色的粉笔点了六七个点。（当时我想：“这个地方要是用红色粉笔会更好。”那时只沉浸在学生精彩表述的欣赏之中，无暇他顾，现在想想这是多么幼稚，多么荒唐的想法呀！） 如果第一个环节把鲁迅说成“偷梦贼”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第二个环节把文中的“哥哥”说成刽子手、屠杀者、恶魔等，把“弟弟”说成任人欺凌、任人蹂躏的弱小者的代表，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因为课堂教学毕竟不是演戏，语文教学毕竟要对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潜移默化地予以熏陶。文中的“哥哥”和“弟弟”是同胞兄弟，他们之间的误会只是人生历程中的一个插曲，不是你死我活的永远争斗。可在上这节课的师生口中，兄弟手足之情竟幻化成了恶狠狠的“箭”穿透血淋淋的“心”。这种可怕的比喻，如果像一粒粒仇恨的种子在学生心中扎了根，对他们的一生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戕害啊？负责引领学生的教师岂不是成了罪人？ 教师是一流的教师，课堂是精彩的课堂，可为什么就偏偏忽视了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呢？ 以笔者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执教者混淆了教材解读和文本解读的根本区别，从而在备课时“忘了本”，进而在教学时“丢了人”。文本解读与教材解读原本是两个概念，不能混淆。文本解读是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个性化解读，解读的主体是宽泛的，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但任何人都可以做出自我解读的“这个文本”一旦编出教材，对这种文本的解读也就要转化为教材解读，解读的主体也就“窄化”为教师和学生。例如《风筝》这篇文章，从文本解读的角度来解读，既可以解读出鲁迅的自省，也可以解读出封建礼教钳制儿童的天性，还可以解读出兄弟之间的友爱。但从教材解读的角度来解读，就必须把它放在该单元甚至是整册教材来解读——本单元的主题是“亲情”，所以对“风筝”的解读就必须在考虑到编者的意图、教师对课堂的驾驭水准、学生对教材的接受水平等种种要素的基础上。密切关注文章所隐含的“亲情”这一主题。那么，从“亲情”这一主题出发，《风筝》一文的教学内容的确定，就应该指向于“亲情”而不是其他什么主旨。对学生的其他解读当然不应该排斥，但教学的主线应该定位于“渴望亲情、遗失亲情、追寻亲情、感叹亲情”。如果解读偏离了“亲情”为核心的教学主线，那就很容易导致教学时既“忘了本”又“丢了人”，那教师也就真成了“误尽苍生”的罪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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