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产力的新飞跃 编者按：日前，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主办“创新驱动发展上海高层论坛”，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中国生产力的新飞跃这一主题，就改革创新话题展开深入而热烈的研讨。当前，上海正处于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本报刊登部分发言摘要，以期引发更多思考与讨论。 后工业社会（科业社会）创新中心基本特点不再是创新人才集中，基本要求也不再是“进得来、用得好、留得住”，而应是及时地集全球创新人才的创新成果为我所用。这就要深入研究“电子小屋”里的创新人才的创新要素和利益要求 后工业社会的科创中心 刘吉 人类已经经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正跨入后工业社会（科业社会）门槛。讨论创新就不能忽视这三个社会的历史进程。 历年大众传媒上关于创新的重要文章读了不少，最重要的教益是，发现一个问题：几乎所有文章谈的观点都是工业社会科创中心的经验与建议。因此，我想谈谈自己关于后工业社会（科业社会）科创中心的一些思考。 区分普通劳动者与人才，才有尊重人才的命题 创新，归根到底是创新人才的成果。创新人才的创新能力是天赋，我们可以发现它，开发它，但无法培养它或者靠勤奋努力就可达到。人类的天赋是按统计学上常态曲线分布的，人的专业才能分布也是如此。人才学研究的结论是，大多数中等智商的属普通劳动者。高于普通劳动者的属人才。人才依才能性质递增分为再现型人才、发现型人才和创造型人才。创造型人才称为英才，英才之上是天才，天才之上是精神病患者。天才与精神分裂只有一步之遥，一些被视为天才的诗人、画家、科学家都是以早逝、神经失常和自杀告终。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每夜通宵达旦观察天象，不知疲倦地静心精细地一个一个星球观察，以毕生精力准确地绘出一千个星座的天象图，他是再现型人才的典范；他的学生刻卜勒就没有这样的耐心了，无法继承老师观察星座的事业，但是他志趣在研究第谷的一千个星座的观察记录，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即著名的刻卜勒三大定律，刻卜勒是发现型人才的典范；但是刻卜勒没有再深思为什么行星运动是这样的规律，这个追究为什么的历史责任落在牛顿的身上，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以及力学三大定律，开创了经典物理学时代，领引了工业社会技术和生产的大发展，牛顿是创造性人才的典范。这样的科学人才规律在生产技术领域也是存在的。在工业流水线大生产中，普通劳动者都可完成定额，但总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次废品。然而总有若干工人可以大大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或重复生产千万计产品不出一件次废品，他们成为劳动模范，是难能可贵的再现型人才。还有个别工人虽然生产产品不能大大超额，也或多或少出现次废品，但是他善于发现可提高产量或易出次废品的环节和原因，动脑筋进行技术革新，成为技术革新能手，这样的劳动模范就是再现型人才。至于发明全新的技术和全新产品的工程师，就进入创造性人才范畴了。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必须区分普通劳动者与人才，才有尊重人才的命题，才可能形成尊重人才的社会文化，才有真正实现尊重人才的政策。与创新相应人才也分有层次，再现型、发现型人才是科学技术创新的主体，只有创造型人才才能担当起突破性、颠覆性创新的使命。 我们常常听到一种理论：人皆有才，劳动者都是人才，都可以创新。这种理论虽然可以讨多数人的欢喜，但它是农业社会小生产意识（小农意识），是平均主义观点在科技创新理念中的反映，也是苏联农业社会主义理论留下的痛苦遗产。平均主义貌似对所有人公平，实际上是对优秀的创新人才最大的不公平！结果许多不是创新人才占用大量创新岗位和创新资源；人人都以人才自居，各抱自己一亩三分地创新，没有人才的合作，没有产学研的结合，如何有突破性创新？创造性人才如何脱颖而出？这正是“钱学森之问”的根本答案所在！农业社会小生产意识和平均主义要求，以及反映农业社会要求的苏联农业社会主义理论是科技创新的大敌！必须彻底从这两种思想羁绊中解放出来。 后工业社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全新的生态系统 后工业社会(科业社会)是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完善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仍是造就创新型人才的沃土；就全社会而言，优良的创新生态系统也仍是必要的。但是，与工业社会科技创新中心的人才集中性不同，后工业社会创新中心不再是创新人才集中，从而创新生态系统的内容也发生巨大变化。 后工业社会的生产高度自动化智能化（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应用），交通与物流也自动化智能化，从而物质商品生产及其传递全球分散化，凡此种种，使得创新人才也不必集群化了，只要有自己的“电子小屋”，就可以从全球取得创新必需的信息和其他资源，找到志趣相投、水平相应、各有所长的合作伙伴等等，一句话就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从事创新劳动。同时创新人才都有自己个性化性格和兴趣要求，也不喜爱集群化的城市喧闹的生活，宁静、环境优美和空气新鲜的山村原野更适合他们创新思维。此外，网上的远程教育也使学生不必集中，创新人才也不再为子女教育而集中城市了。这些都是可能预见的未来大趋势！总之后工业社会创新中心基本特点不再是创新人才集中，基本要求也不再是“进得来、用得好、留得住”，而应是及时地集全球创新人才的创新成果为我所用。这就要深入研究“电子小屋”里的创新人才的创新要素和利益要求。 后工业社会的创新中心要有巨大的权威的人才数据库。要集中一批优秀的再现人才和杰出的发现型人才，收集和分析既有科技创新成果的人才的重要信息，特别要注重收集尚无创新成果或崭露头角的广大青少年、中壮年使用信息状况（类别、数量等），从中发现“电子小屋”中创新人才的专业理念，正在从事的创新研究的项目。从而确认创新人才，建立创新人才追踪系统，追踪他们的研究进展。 创新人才创新首先需要资本，因此建立强大的风险投资体系是后工业社会（科业社会）创新中心的必需条件，及时选择最有希望的创新项目进行风险投资，从而优先取得创新成果权益。当创新项目需要中试时要及时投入成长资金。因此足够的成长资本也是创新中心的必要要求，否则创新成果必然花落他处。 创新人才可以用3D乃至不断涌现的更先进的加工技术，试制创新成果，也可以从互联网找到生产合作者。在这个过程中创新人才追踪系统要得到及时关注，尽可能成为创新人才求助对象并及时给予帮助。 对创新人才要有充分的激励机制和手段。激励就是满足创新人才的利益要求。人的利益要求不外乎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精神利益最主要是社会性荣誉，因此，权威性的评议机构和品牌对建立创新人才中心是必要的。物质利益就是创新人才获得的成果收益，包括高价收买和企业股权，科技创新中心在这里必须有市场竞争力。 科学是潜在生产力；技术根据科学成果创新出新技术新产品，成为有使用价值的实际生产力；而把新技术和新产品变成商品，以满足社会需求，要依靠企业，企业家是社会生产力的创造者。因此企业家也是创新人才库中不可或缺的构成。科技创新中心必须有强大有效的将科技创新成果与企业家结合协同的机制和机构。 以上列举种种构成后工业社会科技创新中心全新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当然不是结论更不是全部，只此一斑，足以强调它是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值得认真研究的大课题。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大国，发展十分不平衡。中国总体讲还在建设工业社会的工业化途中。而像上海这样的先进城市已具有种种后工业社会的因素，应承担引领中国进入科业社会的历史重任。上海应从世界、中国和自己三个实际出发来落实：既要完善工业社会的科技创新中心生态系统；又要开拓后工业社会的科技创新中心生态系统。两者不可偏废，或可相互促进和融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技创业中心。 （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 科技成果产业化创新与上海应对 芮明杰 上海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我以为更应该把重心放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创新组织、推进与制度建设方面。 一、科技创新与产业化过程创新一个新产业的形成，是从一个根本性的技术与产品创新开始的。一个新技术新产品通过采用新的材料和原件，具有新的性能或功能，提供了新的用途或市场需求，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在根本性的产品创新出现之后，还会有—系列后继的渐进性创新并形成创新群，从而引起新产业的成长，这一过程称为持续创新过程。产业化过程实际上是持续创新的过程，需要长期投入。实践证明，根本性的产品创新固然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随后的持续创新即产业化创新往往具有更大的商业价值。 科技创新与产业化创新是两个不同的创新，科技创新成果本质上是造福人类的成果，产业化创新更直接影响到人类现实与未来的生活与福祉，科技创新主要侧重科学技术规律的新发现、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发明创造；产业化创新的目的是要科技新成果转化为消费者可以享有的经济、环保、绿色的产品与服务，显然没有科技创新，产业化创新就没有了源头，但有了科技创新不见得必然导致产业化创新形成新产业。现实中，两者是可以相对分离的。创新的主体也是可以相对分离的，产业化创新的主体主要是企业或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同盟体，因为只有企业才能判断产业化的市场前景，企业才能组织进行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企业才能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因为市场前景可以给企业以激励。 产业化创新是一个复合创新过程，它的成功不光是技术创新的成功，还是生产组织创新的成功，更重要的还要是商业模式市场开拓创新的成果，这样的创新成功更依赖于企业与市场的互动，依赖于政策环境的宽松。我们并没有看见美国政府去推动社会与企业去把美国的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但是美国的产业化创新成果是全球公认的，产业化导致新产业发展大都从美国开始。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形成一个有效的竞争性市场，一个宽松的制度环境容忍企业大胆创新追求商业利益，加上良好的金融服务体系，是产业化创新成功的关键。二、上海在产业化创新方面应该做什么 上海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一个方面，就是必须推动产业化创新，通过产业化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知识密集度高、高新技术为核心、资源耗费量少、环境友好、综合效益明显且具有较强成长潜力的新型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上海在产业化创新方面有成绩，以上海生物医药行业为例，随着全球创新分工的不断细化，在新药开发领域，创新链条被拉长。为了使企业创新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如张江药谷在研发外包和服务平台两方面提供支撑，该行业已经初步形成以研发外包服务为核心的全产业链创新价值网络。然而，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虽然快速发展，但还是缺乏创新药物和关键设备，在技术创新方面首先就有许多问题，产业化问题也未能很好解决。例如在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美国、欧洲、日本的专利申请数量分别占全球专利申请总量的53%、19%和14%，中国专利申请基数较小，仅占全球专利申请总量的7%，上海就更少了。至于基于生物医药科技创新成果由上海的企业进行产业化创新形成新产品打开新市场、形成新模式新业态的就比较欠缺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上说是我们的企业缺乏产业化动力也缺乏产业化创新的能力与财力。 上海目前正处在迈向全球城市，建设5个中心，新增长点增长比较乏力、产业结构面临重大调整的时期，因此，上海的企业是否担当获得科技创新成果有效开展产业化创新形成上海的新一代互联网+高新技术产业与产品，恐怕非常重要。在此过程中，上海应该做些什么呢？ 1、深入研究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化创新及其应用的总体状况，产业化创新应用成功的领域及其不成功的关键问题是什么。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化创新的主体及其状况分析，希望研究分析这些主体在产业化创新应用及所谓“产学研”合作中的困惑及背后的体制与机制难点，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 2、开放性的有效公平竞争性科技创新成果市场、知识产权市场的建设与维持是上海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要开展全球资源配置条件下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化创新的关键。开放才能使全球创新资源流入上海，知识产权保护才能使全球创新资源留在上海，公平竞争才能促进企业有动力有意愿开展创新。 3、检讨我们在产业化创新推进的现行政策及其效果，探讨其背后的设计逻辑、可能的问题、可能的影响要素。针对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化创新及其产业化创新环境的问题与原因，其中重点对创新生态环境进行分析判断，设计新一代上海高新技术创新产业化优化的制度要求、政策导向，由市场来配置产业化创新资源。 （作者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互联网金融与体制创新 季卫东 现代资本主义体制的存续以中心和边缘的区别为前提，通过不断扩大边缘的方式使得中心的资本回报率不断提高。当农村生产对国民经济整体的贡献度趋近20%、当非洲也开始被纳入全球化市场体系时，地理上的边缘就趋近消失了。当金融市场利用电子信息技术开发高速投资系统，证券交易所以百万分之一秒、亿分之一秒的时间差距竞争利润时，资本回报率上升的空间也就日益狭隘了。新兴国家凭借残存的人口红利以及市场需求还可以继续增长十几、二十年，或者三十余年。于是，中国和世界都正在面临一个重大问题，怎样才能找到新的经济动力？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试图通过电子信息技术+金融自由化的方式开拓新的边缘，提高资本回报率。结果导致商业银行借助各种杠杆无限投资，先后酿成巨大的IT泡沫和住宅泡沫。在过去十几年里，美国电子金融空间已经创造出了140兆美元的货币。到2013年，新兴国家经济规模的总额大约28兆美元。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固定资本（包括共同投资、设备投资以及住宅投资）大约占经济规模的30%左右，即9.3兆美元。即便新兴国家储蓄率为零也只能吸收美国庞大资本的一个零头，如果新兴国家自身储备率较高，则根本没有多少对外资的需求。因此，这140兆美元涌到新兴国家寻找赢利机会，只能导致设备过剩。 货币主义金融政策的特征是通过放宽数量限制的方式刺激经济。作为理论根据的货币数量学说认为，当货币流通速度长期稳定时，货币的数量将决定物价水准。因此，增加货币发行量，要么增加交易规模，要么提高物价水准。美国国内货币的流通性已经很低。因此，即使增加货币数量，交易量和物价也不会出现大的变化，只会通过股票和不动产交易促使资产价格上升，导致泡沫。因此，不管是否愿意，新兴国家的经济都不能不被卷入上述电子金融空间，泡沫频繁形成和崩溃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适当加强金融监管是必要的，其主要方式就是法治。 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已经达到全球最大规模。互联网金融的主要功能是通过便捷的储存和支付手段吸收游散资金；在大幅度降低融资成本的基础上，为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通过大数据和电子信息技术建立对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的监控体系；促进金融机构的民营化。互联网金融与商业场景、供应链场景、消费场景等直接联系，使资金配置更有效率，甚至可以改变货币的发行方式和存在方式。毫无疑问，互联网金融推动金融自由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金融领域并不能简单地强调自由竞争，因为金融有天然的脆弱性和巨大的社会影响。互联网金融也不例外，它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极其微妙，既需要避免权力干涉的自由，也需要在危急关头获得权力的救济，还不得不借助权力实现平台战略。要适当处理金融与权力的关系，必须采取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 从金融的角度来看，法治当然是极其重要的。在那些不按规则办事的经济体中，商人需要与官员逐一进行私人交易，导致交易成本增大、办事效率下降、发展往往更加不公平，也更为贫穷。尤其值得留意的是，在由市场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地方，社会活动的主体往往都是在微观层面进行合理选择的“经济人”，不存在所谓“超越的主体”。因此，决定市场绩效是每一个体进行判断之际的具体合理性的程度，人们很容易忽视宏观调控的长期合理性。在金融市场，不是政府监管，而是自由竞争的个体所进行的理性选择才被认为是系统稳定的基础。特别是在金融工程学和信息技术增加个体预测风险、计算损益的能力之后，上述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是，2008年起源于美国次贷问题的世界金融危机已经证明：微观的合理性也会孕育宏观的不稳定性；因而市场还需要非市场性的制度——法治——作为宏观视点的基础，并借以形成和维护市场的秩序。 根据哈耶克的观点，这种制度基础并不是事先设计出来的、基于完全合理性假设的计划、审批事项以及行政监管系统，也不是被创制的法律体系，而是基于有限合理性的自生秩序，特别是像英美普通法那样不断生长、不断发现、不断整合的判例群。作为市场基础的制度必须加强个人行为规则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相互作用。科斯也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强调认定和配置权利的司法性规则以及审判制度的重要性。不妨推而论之，在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运作中，法院基于宏观视点对个案进行具体判断的活动就构成非常重要的制度条件，否则将诱发无穷的投机行为以及无序化竞争。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真正具有全球辐射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大都出现在普通法系国家或地区，例如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从这个观点来看，按照专业化的、公正的理念推动司法改革，不断提高法官的素质和解决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能力就是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上海创新驱动发展的思考 张兆安 思考之一：新常态需要寻找新动力。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上海面临着经济发展转型和增长动力转化的双重考验。如何应对挑战？不仅直接关系到全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发展的未来。实际上，上海经济发展的优势条件已经呈现出了阶段性的变化，以资源为特征的要素紧张状况开始显露，土地、劳动力等资源性要素价格开始不断提高，整个城市商务成本抬升的压力逐渐增大，以往一些产业发展的优势逐渐弱化，甚至开始转变为劣势。这充分说明，传统的以资源投入与投资拉动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在高位平台上寻找发展的新动力。唯有创新也只有依托创新，才能成为上海进一步驱动发展的新动力。 思考之二：新动力需要破除旧障碍。在目前上海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战略的进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障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在一些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中，创新驱动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有待进一步加强；二是城市创新体系不到位，创新驱动发展的顶层设计仍需加强，创新尚未成为推动全市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三是企业创新主体不到位，雄厚的科教实力同产业之间缺乏紧密的衔接，科教资源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力度有限；四是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三者之间的相互支撑不到位，也就是“三张皮”仍然没有整合成为“一张皮”；五是政策链、技术链、资金链、服务链、人才链不到位，相互链接不完整，远未形成应有的合力。 思考之三：旧障碍造成“五少五多”现象。在长期的传统体制机制和发展惯性的影响下，这些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障碍，造成了“五少五多”的现象：一是科技成果不少，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不多；二是立题项目不少，但高端技术和实用技术不多；三是专利成果不少，但实际推广应用的不多；四是科技人才不少，但创新潜能发挥的不多；五是产学研合作不少，但真正合作成功的不多。从宏观层面上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功能、中观层面上的产业结构和产业体系，到微观层面上的企业体系、产品体系和品牌体系，都缺少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的全力支撑。 思考之四：创新驱动发展需要谋划重大突破。目前，在上海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进程中，需要谋划好一些重大的突破：一是推进全方位的创新。在科教创新的同时，还必须在各部门、各层面、各领域推进创新活动，包括体制、机制、政策、组织和规则等的创新。二是大力集聚各类人才。三是加快形成产业高地。四是全力构建创新平台。 思考之五：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形成主要抓手。以公共平台为重要载体，通过一系列的抓手来推动创新驱动。一是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二是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的产业体系、企业体系、品牌体系；三是探索设计新型的研发体制机制，促进企业创新主体真正到位；四是加快高层研发机构集聚，提升创新能级和水准；五是建设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一系列创新服务保障；六是优化科技创新项目布局，提升中长期发展后劲；七是数量与质量兼顾，优化教育与人才资源的配置；八是市场与政府协同，促进教育与科研及产业融合；九是深化行政审批改革，降低企业创新创业门槛；十是充分调动区县的积极性，引导形成特色产业集群；十一是以打开退出通道为落脚点，优化创业投资市场环境；十二是以发展中介机构为切入点，促进技术和资本高效互动。 思考之六：创新驱动发展需要落实政策措施。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需要形成合力，相应的政策措施尤为重要。为了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还必须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支持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二是强化科技创新资源共享；三是加大财政的科教支出；四是吸引一流研究机构和高校落户；五是强化终身教育和职业教育；六是疏通企业、高校、研究机构人才流动通道；七是调动科研人员创新的积极性；八是对于政府布局的战略项目实施强制创新；九是鼓励和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十是支持专业性中介机构发展；十一是发挥各个区县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十二是降低科技型的企业创业门槛。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