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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季羡林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何区别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区别是思维模式、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一分为二；而东方文化注重综合，合二为一。前人在这方面就已有所体现：吴文俊在《九章算经》序中写道：“欧州（洲）的数学与中国不同，它从公理体系开始，而中国数学从实用出发。”充分表明了分别以分析和综合作为两种思维方式。另外，庄子曾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西方则将物质细分，从原子分到电子再到介子，生动地说明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 东方文化注重综合，综合出技术；西方文化注重分析，分析出理论。《丝绸之路》的作者，伊朗籍法国人，在书中曾写道：在穆斯林初期（相当于中国的唐初），在阿拉伯和伊朗（波斯），有个说法：“世界民族很多，希腊人是一只眼，中国人是两只眼，而其他民族则为瞎子。” 意思是说，希腊只出理论，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大思想家；而中国出技术，如四大发明。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结果。其实发展地说，中国也有自己的理论，如诸子百家，但希腊没有技术却是事实。综合和分析是思维方式的主流，虽说没有第三种，但也没有纯粹的百分之百的综合和分析。 但是现在，领导世界科技的是西方，西方人自以为是天之骄子。诚然，工业革命后，西方对世界的发展影响极大，不可否认。但他们歧视东方的想法是没有远见的。他们目前已经暴露出很多的矛盾和巨大弊端：人口爆炸、淡水资源匮乏、臭氧层出洞。这些危险的问题联合起来，不堪设想。 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同人生道路一样），坎坎坷坷，不可能一帆风顺。因而，西方文明辉煌了二三百年，这是三十年河西，下一个将是三十年河东，亟须东方文化的纠正，否则，世界前途危机重重。西方的邪教宣传“世界末日裁判”，这些都是从现象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 人类进步就如同人跑400米接力赛，后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的。在二三百年以前，中国的地位不是今天这样，是“两只眼”，而希腊只是“一只眼”。因而，我们应该回头看看100年来中国的发展道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西方这样发展下去是不行的，必须改弦易张。我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言：“只有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可以拯救世界。” 东方文化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弊端是事实，但科技发展会解决之。我想这是不可行的，科技的发展只会使情况更糟。在香港召开的“21世纪前沿科学讨论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室研究所所长认为：“要用天人合一作指导思想研究科技。”与我竟是这样的不谋而合，我备受鼓舞。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中国儒家有一套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办法，概括起来是八个字“格、致、诚、正、修、齐、治、平”。 “格”即“格物”，研究万事万物；“致”是“致知”，在研究中找到规律，其余含义分别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好这八字，不但可以处理人际关系，还可以平天下。另外，中国百家均有一套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 人的内部情感关于人的内心情感，中国哲学史上争论最多的问题是性善、性恶。儒家曾有这样一个故事来测量善与恶：某人用两只筐和两种颜色的石子，每产生一善念就拿白石子放入一筐子，每产生一恶念就拿黑石子放入另一筐子中，用以计量一天善、恶念总数（据考究，这故事实源于印度）。 关于性善、性恶，儒家分为两派，荀子认为“人之初，性本恶”；而孟子则认为性善，且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表示怀疑。“食色，性也”，性即本能，无善、恶之分。生存、温饱、发展均是人的本能，但人人如此，则必有冲突，因而，善恶的区分标准在于在冲突中能否为别人着想。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有言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因而被认为是反面人物。当然一心为人之人，我不敢肯定有，但毫不利人专门利己之人，肯定是有的。一个人能百分之六十以上替别人着想，就可以认为是善者。所以，我之所谓善是压制本能，多替别人着想。这是人能做到而动物不可能有的，因而，处理人的内心感情就是压制生物的本能，压制得越多越好。 上文选自 《季羡林谈东西方文化》 声明：所载图文均来自网络，仅供阅读分享，部分未能注明作者，如涉及版权，敬请指出，以便删除或妥善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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