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5期
凤凰新闻客户端编辑 魏巍
【导语】
最近，在《复仇者联盟2》占领的电影院里，国产电影《十二公民》傲娇地活了下来。尽管排片少得可怜，票房也没有亮眼的成绩，但这部翻拍自《十二怒汉》的电影在社交网络上得到了出人意料的好评。
自从1957年西德尼·吕美特拍出《十二怒汉》以来，已经出现了多个翻拍版本：1997年，美国人自己就翻拍了一次；1991年，由三谷幸喜编剧的《12个温柔的日本人》成了一部轻喜剧；而2007年，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执导的《十二怒汉：大审判》，成为原版之外最成功也是最知名的版本。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版《十二怒汉》比想象中来得早，不仅因为中美司法制度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也因为翻拍《十二怒汉》电影本身就是难度极高的工作。在《十二怒汉》中，只有一个封闭空间和十二个人，所有的表达只能通过演员表演和台词来展现出来。这对编导演的功力来说，都是巨大挑战，不过，也正因为该片的这一特点，电影更能通过不间断的人物特写，展现人性的丰富、诡谲和光彩。
有人说，每个国家或者民族，到了一定阶段，都可以用一部自己的《十二怒汉》来审视自己，自省也好，自黑也罢。
●1957年，《十二怒汉》表现法律精神对偏见的胜利
提起原版的《十二怒汉》，有太多耳熟能详的事情：35万美元的拍摄成本、19天的拍摄、至今仍排在IMDB第7名，改编电影三次、改编舞台剧无数。
《十二怒汉》讲了一个陪审团的故事，一个贫民窟的孩子被控诉杀了他的养父，有两个证人提供了看起来很确凿的证据，最后法官把案子交给12个陪审员，让他们来决定是否给这个孩子定罪。舆情沸腾，千夫所指，看起来案子没有太大讨论空间，12个陪审员11个人当即认为有罪，只有8号陪审员觉得要讨论一下再做决定，而随着讨论推进，案情逐渐明晰，原本确凿的证据开始出现疑点，最终大家一致表决——“无罪”。
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1954年，编剧瑞吉诺·罗斯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次真实案件创作了电视剧《第一工作室：十二怒汉》的第七集。后来，好莱坞巨星亨利·方达看到了这个作品，买下版权并邀请西德尼·吕美特执导。
这部黑白电影之所以能成为经典，首先得益于影片本身的“好看”，虽然大多数时间只有一个场景，且仅通过对话推动剧情，却通过思辨与逻辑、悬念与反转，构建出了紧张的节奏与十足的张力。
不过，这部电影在1957年上映时，票房并不好，在次年的奥斯卡上也未获青睐，但它却在现实生活中引发强烈反响，成为影史经典。《十二怒汉》的伟大意义首先在于普及了美国司法制度中“排除合理怀疑”、“疑罪从无”的司法精神，其中一段关键的台词，至今听起来仍然振聋发聩：
“我们来这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肩负着重责大任，我一直觉得，这就是民主社会的优点，我们……该怎么说呢？我们被通知，我们收到信，被通知要来这里……决定一个跟我们素昧平生的人到底有没有罪，不论做出什么样的判决，我们都拿不到好处，也没有损失，那就是我们的国家能这么强大的原因。我们不应该把这件事跟私人的感觉扯上关系！”
而在1957年前后的美国，麦卡锡事件刚刚过去，社会上因为左右思潮形成的对立情绪与偏见还远未过去。在《十二怒汉》中，一边是出身贫民窟的边缘少年，而另一边是出身各异、文化教养不同的陪审员们，这一戏剧设定下，也直面了美国社会当时最现实的问题。
原剧编剧瑞吉诺·罗斯已于2002年去世，他的儿子在2012年接受一个关于他父亲的采访时说：“我希望今天的人依然能从这个故事当中学会如何包容和宽恕，学会与人类的偏见本性抗争，而不是与之沉沦。”
对于这部经典电影，美国人在1997年进行了一次翻拍，除了改成彩色，其他出入不大。
●1991年，日本版选择用喜剧讽刺国民性
1991年，日本国民编剧三谷幸喜操刀剧本，拍出了《12个温柔的日本人》，原本严肃的戏剧文本，变成了富有日本特色的轻喜剧。
日本版是所有翻拍版本中变动最大的：案情本身被替换，推理过程从原来的“有罪--无罪”变成“无罪--有罪--无罪”；出现了女性陪审员。片中12个陪审员讨论的案件是，一个20出头年轻貌美的女孩，面对酗酒无业前夫的复婚请求，两人在路边发生了争执，一辆卡车开过来，将前夫撞死，司机和路边的大婶都作证是女孩故意将前夫推向疾驶来的卡车，但法官倾向于认为女孩是出于防卫，应判无罪。三女九男组成的陪审团，要就此事进行讨论。
在三谷幸喜改编的剧本里，愤怒不见了，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将日本“升斗小民”的面貌展现的淋漓尽致，同时也讽刺了一把日本的民族性。比如几个陪审员为了寻找观点支持，可以拉帮结派；出于内心的不平衡，报复性地喊出“就算她有罪，我也投她无罪”；还呈现了日本民族性的突出一点，过于重视细节而忽略主题。
《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被评为1991年日本电影旬报十佳影片，2006年又推出了舞台剧版。
●2007年，美国司法故事有了俄罗斯灵魂
在所有翻拍版本里，2007年俄罗斯导演米哈尔科夫执导的《十二怒汉：大审判》获誉最高。
米哈尔科夫将故事背景放到了俄罗斯自己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作为被告的男孩来自车臣，他被指控杀掉了作为俄罗斯军官的继父。车臣问题一直俄罗斯心病，在尖锐的民族问题下，12个“愤怒”的俄罗斯男人，要来争论车臣男孩该不该杀。
起初大部分陪审员坚持认为源于宗教、民族和战争的仇恨是不可逆转的，但随着案情的抽丝剥茧人们发现，俄罗斯族父亲因为友情而收养车臣族好友的孩子，超越民族和宗教的爱让故事厚重悲情；而最终谋杀被害人，试图将罪名嫁祸给孩子的却是俄罗斯房地产商，富豪阶层。这个真相让故事超越了民族和宗教冲突，将视线聚焦到俄罗斯当前剧烈的贫富阶层矛盾上。
真相澄清了，但故事却没有结束。米哈尔科夫自己饰演的2号陪审员说，被告无辜，但是，他在监狱里远比放出去活得久。他无亲无故，没有人在乎他的死活；而且，真凶会想办法弄死他……他还建议“我们找律师、找检察官、走后门、用各种方法找到真凶，然后再把这个孩子放出来……在这之后，更要对这个孩子负起责任，考虑到他今后的生活……这个责任应该由我们陪审团这十二人来担负”。
也就是说，他们得用非程序正义的方式去对抗非正义的现实。最终一号陪审员，富有同情心的艺术家，也是前军官，收养了这个孤苦无依的孩子。而电影最后的字幕则把法律讨论推到了道德边界：“法律至高无上，但如果仁慈高于法律呢？”
●2015年，中国版研究十二个中国人可不可以好好说话
《十二公民》的导演徐昂说，他想翻拍《十二怒汉》的时候，从部门领导到发小儿，都劝他放弃，理由很简单，在一个没有陪审团制度的国家拍“陪审员讨论案件”，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最终，导演徐昂选择把故事的背景从真实的法庭搬进了大学法学院，设计了一场关于西方庭审课程的考试。10个不同背景的学生家长，外加拉来充数的学校保安和小卖店老板，勉强凑齐了12个陪审员的配置。他们要审判的嫌疑人是一个被收养的“富二代”，他被怀疑杀死了穷困的生父。除此之外，《十二公民》的剧情基本照搬原作。
不过，导演徐昂说，没想拍法律戏，就想拍12个中国人坐一块儿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编剧韩景龙说，他在北京街头角落，常常看到激烈争辩，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但往往争论的主题都会跑偏，与争执的源头没有太大关系，人身攻击、相互歧视等等，到处都是火药桶。
于是这一幕被搬进了电影里：靠收房租为生的北京大叔懒洋洋地唠叨着外地人太多事儿，头上抹着发蜡的地产老板不满意地拍着桌子嫌人“仇富”。韩童生扮演的出租车司机着急回去拉活儿交份子钱，张罗着大家赶紧投票走人：“你说学西方法不是有病吗？西法西法，能往咱东方人身上用吗？学了半天不及格，还影响将来咱孩子在中国找工作，这有逻辑吗？”只有何冰演的8号陪审员在小声强调“面对证据”、“好好说话”，但当其他人频繁跑题，他的愤怒终于也爆发了，他开始怂恿其他人抵制沟通：“您甭跟他说话，他什么都听不见。”
和《十二怒汉》的经典主题一样——面对偏见。《十二公民》中陪审团是假的，但讨论的问题却是真的，穷人与富人、父亲与儿子、北京人与外地人……当下社会各种矛盾在故事设定中凸显出来，电影力图让人静下心思考当下社会由偏见所造成的不公。
这段时间的新闻印证着电影：男司机当街暴打女司机，爱狗网民人肉打狗男子。社会里解决分歧的办法一再呈现为强者对弱者的暴力。《十二公民》邀请人们坐下来，学习倾听对方尊重反方言论，按照会议规则通过说理和表决，来解决争议与分歧，就是这部电影在当下的意义。因此也有人将《十二公民》比作是中国电影版的《罗伯特议事规则》。
的确，《十二公民》算不上一个完美的电影，有着模拟法庭的“先天不足”，有着浓重的话剧舞台腔，某些情节也出现“妥协”。但精彩的台词和老戏骨们的演技，使这部片子本身足够好看。
专栏作家潘采夫评论说：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影片，同时也是一部理想主义影片。在这个五月，当你为“暴打女司机”获得大量支持而心生绝望的时候，《十二公民》会让希望潜滋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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