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吴江

抗日战争与吴江
陈志强

日本军国主义觊觎我们中国的心早就有之。早在明代嘉靖年间，日本海盗（倭寇）就骚扰我国的东南沿海，我们吴江也深受其害。在平望镇北约六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村落叫胜墩，当时叫盛墩，因三国时东吴司马领寨盛斌葬在这里而得名。这里左边是大运河，右面是唐家湖，湖面宽阔，水势汹涌，军事位置十分重要。当时，吴江知县杨芷带领吴江军民在这里共计俘斩倭寇3000余人，大长了吴地军民团结抗倭的士气。由此，盛墩也改名为胜墩，一直习称至今。
到了近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日益暴露出来。1894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甲午战争，强占我国宝岛台湾，进行殖民统治达五十年。到了1931年，又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先后侵占了东三省，并策动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此后，更是变本加厉，作着进一步全面侵略我国的准备。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一手策划了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那天夜里，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的严辞拒绝。日军便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当时，国民政府发表了《告全体将士书》，宣告全面抗战开始。因此，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不久，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这次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次战役。同时，这次战役与我们吴江的关系也十分紧密，因此，比较详细地向大家介绍一下。
淞沪会战，又称八一三战役（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第一次上海事变”就是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抗击日军的战斗），淞沪会战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淞沪会战是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而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的一场战役。中日双方共有约100多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持续了三个月，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2个旅团共2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和八十七师、八十八师，总共148个师和62个旅共计80余万人，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
淞沪会战中，日军因遭到国民党的顽强抵抗而损失惨重，为后来日军复仇制造南京大屠杀埋下了伏笔。这场战役对于中国而言，标志两国之间不宣而战、但又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卢沟桥事变后的地区性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并彻底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
说到淞沪会战，就不能不说苏嘉铁路。早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就提出修筑苏州至嘉兴铁路的设想。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的《实业计划》中提出：“……霍山芜湖苏州嘉兴（铁路）线：此线自霍山起……过苏州后，转而南，至沪杭线上之嘉兴……”由于种种原因，苏嘉铁路的修筑至上世纪30年代初中期才被放到议事日程上。当时，1932年发生“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将上海划为非军事区，规定中国政府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同时不准中国军队在上海过境。而上海是华东的重要铁路枢纽，这样的规定无异是切断了中国的军运路线，并削弱了当时首都南京东翼的防御。对此，国民党政府为贯通京沪线（今沪宁线，下同）与沪杭甬线这两条铁路，便重拾旧议，于1935年2月开始修筑苏嘉铁路。1936年4月下旬，全线工程基本竣工，由于处于水网地区，桥梁涵洞多达99座，由北向南依次编号。
1936年7月15日，苏嘉铁路正式运行，全线长72公里（在吴江境内长47公里），设苏州、相门、吴江、八坼、平望、盛泽、王江泾、嘉兴等八个站。苏嘉铁路开通后，不仅在国防上起了较大作用，而且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以吴江为例，通车当年（实际仅5个半月）运出的蚕丝价值200余万元，绸缎600余万元，米粮500余万元，牲畜鱼虾200余万元，运进的货物也不少，火油50万元，卷烟30万元，布匹100万元，南北杂货130余万元。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不久，日军控制了上海闸北地区，使京沪线与沪杭甬线被切断，靠苏嘉铁路贯通这条两线。因此，苏嘉铁路上的兵员伤员军需辎重运输格外繁忙。日军便出动大批飞机对该线进行狂轰滥炸，线上数座大桥被炸毁，平望火车站则成为一片废墟。全线职工白天躲避空袭，黄昏进行抢修，以保证午夜军车的顺利通过。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直扑中国军队的侧背。9日，日军沿大运河北上抢占盛泽史家浜苏嘉铁路75号、76号桥，同日，盛泽镇陷落。另一路日军由浙江西塘绕过黎里于14日进犯平望。日军在侵占平望后，犯下了滔天罪行。据我父亲说，日军曾用飞机向平望投掷了12颗炸弹，其中一颗击中了吴江名园——八慵园，一代名园就此消失。日军在进镇前，镇上的老百姓大多数逃往交通比较闭塞的黎里和附近的农村。我家祖父母就带了全家逃到黎里。日军进镇后见人就杀，没有逃走的人基本上都惨遭杀害。如平望小学教师陈振芳的母亲随家人逃出镇后发现衣服没带，就携了还是小孩的陈振芳弟弟一起回来拿几件衣服，拿了走到平望螽斯港上公路时，日军已过来了，不由分说，就用刺刀将陈振芳的母亲与弟弟全部捅死，你想，对手无寸铁的一个妇道人家和一个小孩子这么狠心杀害，可见日本侵略军有多残暴！据2006年初步统计，平望镇上被日军杀害的同胞约有300多人。据我父亲说，平望镇上一大半的房子被焚烧，因此，平望的房子多是破破烂烂的，好房子少得可怜。
平望沦陷后，11月18日，吴江也沦陷。翌日，苏州、嘉兴同落敌手。至此，苏嘉铁路全线被日军占领。
日军占领苏嘉铁路后，急欲利用其作为侵略工具。然而，沿线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抗击日寇。日寇力图保持铁路畅通，在沿线架设电网，并在各车站和重要桥梁边上建造碉堡炮楼，驻扎铁道警备队，现在盛泽镇群铁村尚存有苏嘉铁路75号桥炮楼，2006年被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日本帝国主义在留下苏嘉铁路75号桥炮楼等侵华铁证的同时，也对苏嘉铁路予以毁灭性的破坏。1944年3月，日本军方面对金属等战略物资几近枯竭的窘况，打出“协助”伪江苏省政府“收集金属”的旗号，悍然拆除苏嘉铁路全线钢轨，使这条未满十年历史的铁路从
此消失，真令人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导至时至今日，我们吴江没有铁路！
现江苏境内的苏嘉铁路桥墩仅存位于松陵镇白龙桥村的两处。该两处桥墩位于云龙桥西堍南北两侧，东边紧挨227省道和京杭大运河。它们静静地躺卧着，似乎在忆想着昔日一列列列车通过的景象。
在浙江境内也还留有一点苏嘉铁路的遗迹。在宽阔的大运河中，当年76号桥的一座水泥桥墩仍高高峙立着（江苏境内76号桥的另一座桥墩因为拓宽航道已于前几年被炸掉），见之，可让人想象出上世纪30年代苏嘉铁路的一些景象，并在心里期盼着能早一天恢复苏嘉铁路。
日本军国主义在将苏嘉铁路毁坏的同时，也在我们吴江留下了侵略的铁证，上面说到的盛泽75号桥炮楼便是其中的一个。这座炮楼位于史家浜村西、75号桥东南侧，营建于1938年下半年，由东向西依次为东炮楼、营房、西炮楼，内部相互联通，总建筑面积119.42平方米，曾驻扎日军一个守桥班。据当地老年村民回忆，当年日军经常在炮楼的平台上操练刺杀。从建筑结构上来看，这座炮楼构筑坚固，为典型的军事建筑。1945年日军投降后，75号桥炮楼曾废弃一时，解放后，曾作为村碾米厂、杂物堆放间、养鸭场等。
沦陷时期，侵华日军在苏嘉铁路沿线修筑的碉堡炮楼不下百座，随着时过境迁，现江苏境内仅存75号桥这一座，因此，价值很大，它既是日军侵华历史的实物见证，也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的重要基地。
说了令人伤心、痛心疾首的苏嘉铁路，下面来向大家讲一下不堪回首、令人发指的“芦莘厍周大屠杀”。
2006年，我与张志远、陆建忠、顾永翔、仇怀耕、朱俊良、胡小军等人一起就“芦莘厍周大屠杀”深入芦墟、莘塔、北厍、周庄等地进行前后三个月的调查，同时查阅了吴江档案馆所藏的有关档案资料，对于这个事件的史实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
1942年2月至3月，日军在吴江东部地区制造了一起大屠杀事件，其规模虽比不上南京大屠杀，但其惨状也可谓骇人听闻。
吴江县原第六区所辖芦墟、莘塔、北厍、周庄四镇（现周庄划归昆山），位于县境东部边缘地区，其四地除与本县同里、黎里相邻外，分别与昆山、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青浦（今属上海）及浙江嘉善接壤。全区湖荡星罗棋布，河港纵横交错，为典型的江南水乡泽国，出入全靠船只，交通颇为闭塞。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期，日军在金山卫强行登陆。为避免腹背受敌，在上海的中国军队被迫向西撤退，其中一些零星部队流落吴江。这些零星武装滞留在吴江东部的河网地带，先后拉起两支打着抗日旗号的队伍，一支由田岫山（人称田胡子）带领，另一支以陈耀宗（此人独眼，人称陈瞎子）为首，他们曾与日军接仗大小数十次，结果由于力量悬殊而溃散。1941年3、4月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队“忠义救国军”（以下简称“忠救军”）总部派阮清源率部进驻这一地区，并逐步向东渗透，以控制上海西郊广大农村。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留在上海的部分外侨得讯后连夜冲出“租界”到青浦农村，再由当地农民陪送到芦墟、莘塔、北厍等地稍作休息，化装后利用夜色掩护偷逾苏（州）嘉（兴）铁路后，经湖州、长兴、泗安等地，到达广德芦村“忠救军”总部，再送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部。
当时路过该地区的外侨中有一位是记者，到重庆后写了一篇“脱险记”，记述所历艰险，感谢中国军民给予的帮助，还把芦墟、莘塔、北厍等地誉之为“小重庆”。这篇文章在国外报纸上发表后，上海的日酋见了，十分恼火，立即下令出兵，大举“扫荡”这一地区的“支那兵”。于是，这里的人民大祸临头，遭受了极其深重的苦难。
1942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七），从苏州、吴江、嘉兴、嘉善、青浦等据点倾巢而出的千余名日军，由长谷川、加藤等日酋带领，分乘百余艘机船（形似“薄鞋”的柴油机船，群众称为“蒲鞋头船”），以水上飞机作掩护，以海军陆战队的小炮艇为前导，合击分驻芦、莘、厍、周等地的阮清源部。阮部在毫无回击准备的情况下，遭此突然袭击，仓惶失措，不战而溃。日军炮艇日夜游弋在分湖、元荡、三白荡等湖泊上，严密封锁水上交通。大批日军驻于各地，挨村挨户，搜捕“支那兵”、“便衣队”，搜缴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日军此次大“扫荡”，共计历时20天之久。就在这20天里，凡日军所到之处，同胞被戮，房屋被毁，资财被掠，生灵涂炭，惨绝人寰。

芦墟陷入一片血海之中

张家坟惨案 1942年2月21日早上7时许，日军数百人分乘10艘机船包围了芦墟镇，见人就抓，由于当时国民党“忠救军”阮清源部在芦墟办了一所宣传抗日的清华中学，学生有近百人，晚上学习，白天从事抗日宣传，相当活跃，因此，日军连十四五岁学生模样的人也不放过，分批押至西栅当栈房（即清华中学）、北栅凤祥春茶馆楼上和詹家弄北侧义兴祥布店火烧白场上。2006年时健在的张康凡、顾南寿、吴宝荣等人当时被关在凤祥春茶馆楼上，几百人人挤人地坐在地板上，没吃没喝，日军不时上楼来用木棒打人，盘问“支那兵”，被怀疑的人就被拖下楼去。芦东村的村民潘福祥、钱四海、钱连生等即被害于凤祥春茶馆。当天晚上，被押在义兴祥绸布店火烧白场上有300多人，“铜洋钿”（绰号）、“小漆匠”小五官等10余人被日军拖至三白荡溺死。2月22日，日军把部分民众转押至北袁家浜陈家墙门，三天三夜，不给饭吃，不给水喝，还不时恐吓、拷打被押民众，三天里，陆续有人被指为“支那兵”而毙命。2月23日下午2时许，日军将关在陈家墙门及清华中学内的72人押往分湖滩的张家坟乱坟岗上，一一用刺刀刺死。日军行凶那天，正值张康凡被从凤祥春茶馆里放出来，他从家中西窗望出去，亲眼目睹了日军惨无人道残杀中国百姓的惨烈场面，他说：“一群双手被绑着的人，仰着天的，俯着地的，蜷着身子的，死得好惨啊，我一直忘不了这一景象。”在被害的72人中，有顾南寿的表亲凌汉和，有东玲村的凌根生，有芦东村的姚老虎、沈荣生，有草里村的王四林、张阿三、钱坤生、吴阿金等等。芦东村的邱阿四因用两个尸体堆在身上，才过躲过了日军的屠刀，侥幸地存活了下来。
甘溪村连遭劫难 1942年2月21日，日军冲进甘溪村，大肆杀人抓人。吴四福的祖母和另一位阿婆被杀死在港北，邻居陆金泉被日军抓到莘塔西南的陆家桥杀害，两位叔父在芦墟南栅港看守渔簖，被抓后押至分湖南岸浙江嘉善县陶庄的严家坟杀害。在这一天，村上吴金林（吴阿土之父）、王三姐（陈阿土之母）、王二姐（吴杏生伯母）等人也惨遭杀害。同年3月4日，日军再次闯入甘溪村，变本加厉地烧杀抢掠。这一天正是村民陈阿照结婚的日子，因人多一时未能及时逃跑，结果，新郎陈阿照一家5口人全遭杀害，陈小弟一家3口、陈贵生一家3口也全被日军当场杀死。当时，被日军杀害的还有陈德龙、陈连奎、陈志龙3人的妻子。三家的房屋里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尸体，血流满地，惨不忍睹。眨眼工夫之间，14人就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日军还放火焚烧了全村的房屋，整整烧了两天一夜，共烧毁房屋140多幢，使全村180多户人家计500多人无家可归。
“利字窑”惨案 1942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初八），时年二十岁的张永泉从家里到风水墩窑厂去，只见一艘日军汽艇扫着机关枪驶过来，靠岸后，4个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将他和吴梅生、小费、大同公司会计等五、六个人及20多个被抓的百姓，赶进利字窑内。大家不知道日军要干什么，心里都非常害怕。不一会，日军强迫3个窑工搬来柴草，堆在窑门口，然后，放火烧了起来，浓烟烈火直往窑里灌。小费熬不住了，冲了出去，当即被日军用刺刀刺死。日军还向窑内连扫机关枪。几分钟后，日军从窑顶浇水的洞口向窑里扔了3颗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日军还在窑顶上堵死了烟囱，阵阵浓烟弥漫在窑内。张永泉幸亏站在近窑门口，烟呛得轻一些，只是觉得两条腿很是沉重，后来知道自己被炸伤了。当时，窑内有好多人死伤。日军见窑内没了动静，以为里面的人全都死了，便开着汽艇走了。窑内没死的人逃了出来，张永泉由于失血过多，昏死过去。后来，家里花了好多钱才慢慢治好了他的伤，至今，他的左额头、左腋下、右脚踝和腿上尚留存着6处伤疤。时年16岁的王荣生则亲见了“利字窑”屠杀事件，他看到日军在强迫3个窑工将柴草搬至窑门口后，即将其全部用刺刀刺死。他还看到，日军开着汽艇走后，又折回来用小钢炮向窑这边打了3炮。
北芦墟村惨案 1942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初八）早上，日军乘机船从西北边的三白荡和东边的大渠荡包围了北芦墟村。日军冲进村后，见人就杀。据解放初土改时统计，那天全村被日军杀害共达72人，全家被害的有3户7人，外村来的客人有4人，婴幼儿8人，大部分村民在家中或在屋场附近被害，其中20多人被日军每两人一扎（各扎一手臂），串连着牵到泗洲寺北面乱坟岗上用刺刀刺死，其中孙福林、孙保生、顾耀祥等3人受重伤未死，成了后来的见证人。日军进村时，还放火烧毁了8户人家的房屋计30间。
城司村惨案 1942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七）上午约9点半，日军两艘轮船从大渠荡驶进了城司村村东的小河港，停船靠岸窜入村里，搜查“支那兵”与可疑人员。在停留的约3个小时里，日军大肆残害村民，枪杀了吴金林、吴阿留之母、吴二宝姑母等人，打伤了吴杏生伯母等人，还抓去了陆昌兴、吴大官、吴老夫、陈寿福、陈通元、吴金夫等人。被抓的人押至莘塔镇北酱园，遭集体屠杀，其中陈通元由于未刺中要害而死里逃生；吴金夫在押解途中被绑在最后一个，又因绳索扎得不紧，于是，他趁天黑，跳入河中逃掉，总算免遭毒手。
姚家浜惨案 据孙金福、王阿四等老人回忆，1942年3月9日（农历正月廿三），日军机船从芦墟朝东行驶，途经村西的舍浜口，发现浜里停着一些船（为外地的逃难船），几个日本兵就把船上的青壮年赶上岸，一直赶到姚家浜村东，连同村上的群众30多人，一共106人，统统关在一间大屋子里，从上午10点多，一直盘问到下午2点多，然后进行屠杀，可怜这106人全部丧生。第二天，日军又到姚家浜烧毁房屋30多间、稻堆200多亩，杀死耕牛4头。日军的野蛮行径遭到一个名叫孙阿福、精神稍有失常的女子的怒骂，日本兵当场用枪将其打死。

莘塔是重灾区

凌家墙门、北酱园惨案 莘塔是这次大屠杀的重灾区。1942年2月21日上午，数百名日军从芦墟方向蜂拥而至莘塔。顿时，商店打烊，住户紧闭，行人奔跑，全镇陷于极度混乱与恐怖之中。
1942年初，时年16岁的胡金裕（现健在）与时年21岁的沈明希（现健在）、张金根（已故）一起在莘塔镇上被日军抓去当伙夫。当时，他们看到日军每天拷打被关押的镇民与周围的村民，还听到日军、汉奸在楼上审问、拷打当地三青团负责人许维桢的声音。一天，他们看到凌家墙门弄堂里关押了60多人，后来全部被日军用刺刀刺死，然后纵火焚烧，凌家三个墙门的房屋几乎全部被烧毁，仅东墙门烧剩一些。遇难的人中有胡金裕的表哥芦阿根和胡金裕认识的唐玉泉等人。
胡金裕他们还知晓日军在大扫荡期间，在莘塔北酱园用刺刀刺死了许多无辜的百姓，其中有许伯寿（许生观的伯父）、张阿三、陆甫生（剃头匠，陆应生之父）和苏连生、苏其生（此二人为弟兄，苏州人，以做烧饼为生）等人，有芦墟城司村村民陆昌兴、吴大官、吴老夫、陈寿福等人。城司村村民陈通元因未刺中要害，倒地装死而幸存。
洋沙坑屠杀事件 芦墟与莘塔之间有一个湖泊，名叫洋沙坑荡，荡边有一个村，名叫洋沙坑村，日军在这里犯下了滔天罪行。据胡金裕、朱文华等老人回忆，日军在莘塔时，将当地三青团负责人许维桢、城司乡顾乡长、元北乡陈乡长、孙凤泉、王和官父亲等10余人手扎手捆绑在一起，押上“蒲鞋头船”，开到洋沙坑荡里全部枪杀、淹死。
当时，日军还在洋沙坑荡里烧掉了一只装了棺材的船只，船上人全部被烧死。
据姚金和、姚金生等老人回忆，此前，日军在洋沙坑村也进行了血腥的屠杀。1940年5月18日黄昏，小队日军追击抗日游击队到洋沙坑村东口中了埋伏，日军小队长被击毙。第二天，日军到洋沙坑疯狂报复村民。在村东田边杀害了4位老人，进村后，抓到13名中老年村民（1男12女），押到村东大屋场上，残忍地用铁鎝坌，用铁铲砍，除1女受重伤后被救活外，其余12人全部惨死。5月22日，日军又到洋沙坑施暴，杀害了唯一留在村上的15岁哑巴少年，并纵火烧毁了全村63户150余间房屋。
潘宝奎被害后一家人艰难度日 现尚健在的金家坝社区老人潘省庭回忆说，1942年，他当时13岁，父亲潘宝奎时年35岁，在莘塔药材店里谋生。当年刚过春节，日军对芦莘厍周地区进行大“扫荡”，潘宝奎目睹了日军在莘塔的暴行，心存恐惧逃至油车港避难。谁知刚到不久，日军汽艇也开到了这里。日军见潘宝奎后拖下船来叫其领路。潘因路径不熟，将日军领到贺家浜羊笔港后汽艇开不过去，日军顿时大怒，用机枪将潘扫死。潘死后，由于无钱，尸体停放在家中十余天。潘妻领着三个小孩（潘省庭下面尚有一妹，还有一弟，出生仅三个月）艰难度日。每过春节，本当是欢天喜地的时候，但对于潘家来说，是个悲痛欲绝的日子，潘省庭的母亲更是哭得死去活来。潘省庭的一个同学名叫沈大奎，其父亲也被日军杀死，两人惜惜相怜，互为安慰，而在芦莘厍周地区像潘省庭、沈大奎那样失去亲人的家庭又何止百千！
枫字村变为“寡妇村” 潘省庭老人还亲见了日军屠杀枫字村村民的情景。潘省庭老家住在莘塔沈庄，隔荡角与枫字村相望。枫字村为一独脚圩，共有20多户人家。1942年2月下旬的一天，临近中午时分，潘省庭看见日军汽艇开至枫字村，上岸约2个小时后离去。日军汽艇刚走，只听得村上一片哭声。事后得知，村上青壮年被日军押至场上，然后用刺刀将其全部刺死，被害的人有二、三十人，其中有现健在的吴祥林的三个叔伯哥哥（吴顺林、吴信林，另一个做上门女婿出去的，已记不起姓名），吴祥林的伯父吴金生身中数刀，未死，成了瘸脚。东传村人姜采泉当时正在枫字村上作客，也惨遭杀害。枫字村经日军这一次屠杀，村上的男性青壮年几乎全部被杀尽，成了远近闻名的“寡妇村”。

北厍是又一个重灾区

北厍的位置，比芦墟、莘塔更加偏僻，交通也更加不便。1941年春，“忠救军”进驻后，利用这个地理因素，把它作为重要基地，不仅在这里架设电台，还在这里办过训练班，因此，北厍在这次大“扫荡”中成了又一个重灾区。
柳宅荷花池惨案 日军撤走后，单从吴江县第六区区长凌元培岳父柳锦明家荷花池里扒出来的尸体就有200多具。柳家的住宅是全镇最大的（当时柳家全部男女老幼都殉难在这幢宅子里），日军的司令部设在这里，抓来的群众也关在这里。关押的人除个别趁看守不注意，偷偷逃跑外，全部遇害。在遇害的人中，有全镇的保甲长。当时，日酋加藤威逼很紧，维持会交出了“保甲簿”，保甲长除了外出的全部被抓。起初，日军要他们指认“忠救军”，最后，把他们也杀了。因此，保甲长们的尸体在上面一层。据曾目睹扒捞尸体情状的老人诉说，死者上身衣服都已被剥光，下身少数还穿着长裤，多数只留一条短裤，而旁边的一个池塘里全是衣服。当时正值冬天，可是因为尸体很多，又挤压在一起，已开始腐烂，满池血水，热气腾腾，底层扒上来的尸体已无法辨认，家属只能凭亲人所穿的裤子认领。池边满是尸体，死者家属呼天喊地，嚎啕大哭，真是惨不忍睹。
强令摸枪血案 1942年2月21日，日军大“扫荡”开始后，“忠救军”的几名报务员急忙将收发报机从镇南的墩头港转移到镇西的蛇垛港，接着丢下包括生活用品在内的全部东西匆促撤离了。村民怕受牵累，将收发报机藏在棺材里。后来，又担心人多嘴杂，走漏风声，再转移到北珠村独脚圩（小月圩）埋掉。谁知东西刚装上船，听到远处传来日军机船声，于是手忙脚乱，把部分物品掩埋在河岸边，收发报机及一支手枪扔在东长荡里。不料被汉奸告密，日军于3月5日下午，驾机船开进蛇垛港，搜查“忠救军”的收发报机和枪支。日军见保长潜逃，遂将其父抓住，先点火烧掉房屋进行威逼，然后将人装进麻袋当场摔死。同时，还将村上16名青年随船带往北厍，关押在柳宅，进行酷刑审讯。3月6日，日军驾机船直驶北珠村，将群众集中在肖家场上，强令下东长荡捞枪支及收发报机。由于天冷、荡大、水深，摸了半天，仍一无所获，于是，日军勃然大怒，将20多名无辜村民全部杀害。
莲荡惨案 1942年2月27日，日军一艘机船开进金家湾前莲荡停泊，日军登岸去附近的庙港、东忙湾、西小港等村，抓了无辜群众20多名，逼交“支那兵”。日军见逼交无果，遂将被抓群众每两人合绑，用绳穿起，押上2只农船，摇进莲荡，任其在水上飘荡。然后，日军将机船开足马力，向农船拦腰猛撞，船上村民纷纷落水，有的当即下沉，有的奋力游向河岸。亲友见状，划船来救，日军放声狞笑，举枪射击，顿时泛起团团血水，30多村民在转瞬之间全部丧生。
柳亚子故宅大屋被烧为灰烬 大“扫荡”中的一天，1艘日军机船突然驶入东浜，登岸后狂叫搜捕“支那兵”，挨家搜查，乱抓村民60余人，当场杀害20多人。同日，邻村港上被日军杀害10多人，著名近代诗人柳亚子先生的故宅大屋也被焚烧为灰烬。

周庄也成了一个大屠场

1942年2月21日，日军先头部队数十人分乘两艘机船至周庄，散发“扫荡”传单，实施交通管制，商店被迫停市，百姓惊恐不安。次日晨，大批日军涌进周庄。数日内，日军将数百名“支那兵”押解到周庄小学内，滥施酷刑，肆意摧残。时值隆冬，日军将被押者脱去棉衣棉裤，拖至室外，在凛冽的寒风中施刑。经严刑拷打后，日军将被押者分批绑至镇东的东垞村鱼池旁残酷杀害。据目击者回忆，日军杀害我同胞的手段极其残忍，令人发指，有用刀劈斩首的，有斩断手足的，有用刺刀戳胸掐肠的，有用枪击的，有用火烧、水溺的。
3月1日，日军押着8名遇难同胞往东垞，强迫镇上百姓出门观看。凶残的日军兵士用铁器穿入受害者的胸膛，鲜血直流，悲惨之极。百姓们皆掩眼闭目，不忍睹看同胞遭受如此痛苦。日军还唆使狼犬撕咬受害者，使其混身是血，自己则在一旁狞笑。最后，日军将受害者拖至水池边，先让其溺水，再用军刀砍杀，顿时，池中洒满了鲜血，数日不清。
3月2日，日军强令10余名百姓用木船装运关押期间受刑惨死的民众，船至东垞，待将尸体掩埋后，又将这10余名百姓杀害在鱼池边上，其中有一位名叫陈贻春的，受伤后侥幸逃离。
在死难的同胞中，有两位年青的女教师，分别姓朱与陶，抗战初期她们从苏州来周庄小学教音乐、美术，在校内宣传抗日救亡，深受学生爱戴。日军进驻周庄后，她们未及撤离，均落入日军魔掌。日军对她们百般折磨，最后，被惨遭杀害。
3月7日早上，日军竟将鲜血淋淋的遇难同胞头颅悬挂在镇中富安桥的桥楼上，再手持刺刀在全镇挨门逐户搜索，强令三、四百名青壮年前来观看。接着，将这些人押至北栅田野里，再由日本宪兵和汉奸，手捧户籍册，逐个核对身份，以从中查出“支那兵”。在查询时，稍有言语对答不详者，即遭鞭挞。东栅茶房职工张普生自认抗日人员，不涉他人，即遭五花大绑，于次日被日军杀害。在短短的10多天里，日军在周庄杀害我无辜同胞达200余人。
综上所述，日军在芦莘厍周大“扫荡”中，灭绝人性地烧杀抢淫，使这一地区的人民遭受了无比深重的苦难，据统计，共有约1700 人被杀。以前关于芦莘厍周大屠杀的死亡数字有几种说法，1987年陆景宣、金冶《追记芦、莘、厍大屠杀》一文中为“估计约有一千五百人左右”（不含周庄200余人）；1994年7月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吴江县志》在《 芦莘厍周大屠杀》中说“被害群众有2373人”（不含周庄遇难人数）。经查阅吴江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查证“2373人”为国民党吴江县第六区区政府于1945年10月上报的难民数字（即需要救济的人员数字，此数字未包括周庄的难民419人）。与此同时，通过深入调查走访芦墟、莘塔、金家坝、周庄等地当时的亲历、亲见、亲闻人员，查阅芦墟、北厍、周庄等地地方志和民国时期及解放后的有关文章资料，经过统计整理归纳，得出约1700人这一数字。另有数量众多的群众在芦莘厍周大“扫荡”中被伤，数以百计的妇女遭受了日军的蹂躏摧残。另外，这一地区也蒙受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共有近千间房屋被烧毁，难民达2373人（不包括周庄419人）。
另外，在查阅历史档案中，发现有2张财产损失的表格提到这次大屠杀。一是由抗战胜利后首任芦墟镇长的梅绍德签字的芦墟立成义印务局“财产损失报告单”，在其说明中写道：“苏嘉湖小三角地区由军委会苏浙行动纵队忠义救国军阮清源司令控制后，迭向沪杭一带工作，尤以（民国）三十年大除夕突击日丰田纱厂司令部后，遂遭敌恨，于正月初七（1942年2月21日）围袭芦墟莘塔北厍等乡镇，敌酋长谷川师团倾团历一个月始退，死难军民七千余人。”二是莘塔镇公所上报的凌元培等“财产损失报告单”，上云：“莘塔镇自吴江沦陷后即为本县游击抗战根据地之中心，敌军屡次进窥未能得手，直至（民国）三十二年（似是三十一年之误）二月，敌军纠集各路人马大举扫荡，盘踞二十余日，恣意烧杀，极尽暴行，人民牺牲数以千计”。这其中的“七千余人”和“数以千计”，也并非全不可信。因为，当时活动于芦莘厍地区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阮清源部，通过收编地方武装和散落在江浙沪毗邻地区的国民党杂牌军，成立有17个支队，现在虽没有这些部队的确切人数，但据知晓一些阮清源情况的人都认为他的部队人数较多。而在这次“扫荡”中，阮部伤亡也确实很大。同时，当地还有很多群众在“扫荡”中伤亡。
“芦莘厍周大屠杀”是70多年前发生在吴江的一大惨案。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世人一定要时刻铭记这样的悲剧，并绝对不允许再重演。

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百般蹂躏，吴江军民奋起反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1938年上半年，第三战区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顾祝同委派沈立群为吴江县县长兼抗敌自卫团司令。当年9月，沈立群在严墓（铜罗）成立了国民党吴江县政府。县政府设有政府机构外，另有谍报队、破坏队、常备队和政工队。全县设8个区，配设区长，但大部分为敌占领无法就任。沈立群还任命赵安民、洪斌武、汪鹤松为国民党吴江县抗敌自卫团的副司令。同时，国民党吴江县党部也迁到严墓。
八年抗战中，吴江各地的武装抗日活动从未间断过。主要有五方面的抗日武装。
一是由淞沪战役中撤退到吴江境内的国军独立45旅733团和735团。这两支武装，刚才在介绍芦莘厍周大屠杀时已提到过。他们主要在吴江的东部地区抗击日军。比如1938年1月16日，733团团长田岫山率部在尤家港伏击日军运输船队，将装满弹药的4艘日船全部击沉，船上14个日军只1人逃脱，其余全部被消灭。当年4月，735团团长陈耀宗率部也在尤家港用水雷炸沉日军3艘运输船。这两支武装还先后在同里、莘塔、芦墟等地袭击日军，在当地影响很大。
二是由淞沪战役中撤退到吴江境内的国民党13师77团2营营长朱希，受命组建13师游击队并被委任为司令，汪鹤松为副司令。这支武装主要活动在吴江西南部和浙江乌镇等地，不断袭击日军，连续取得了几场胜利，吸引了周边抗日武装纷纷加入，本地青年也积极加入部队，部队从200多人发展到4000余人，扩编为5个团9个大队和一个机炮连，开辟了一块以乌镇为中心的游击区，成为一支活跃于江浙交界地区实力最强的国民党部队。比如一次夜袭南浔，毙敌30余人。一次在桃源阳和桥袭击5艘满载日军的汽艇，艇上日军及翻译30余人全部丧命。
三是吴江县政府所组织的常备队和政工队，积极开展对日伪军的游击战。比如1938年11月29日，县常备队三四百人在盛泽、平望之间的端字荡与日军激战，炸毁苏嘉铁路62号桥。1939年7月7日，县政工队队员陈家驹奉命只身到震泽日军警备队投掷炸弹，搅乱了敌人的“圣战两周年晚会”。还有盛泽区区长俞清志多次组织人员对敌伪进行袭击并取得胜利，日伪对他恨之入骨，悬赏大洋2000元捉拿他。
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1938年夏天，丁秉成在上海受中共中央特科的派遣，率领20多人到吴江后，通过内线，全部进入在严墓的国民党吴江县政府政工队，丁秉成本人在政工队任指导员。1939年5月，他从赵安民部队拉出40多人，组建成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江浙太湖抗日义勇军”，钱康民任司令，丁秉成任副司令。这支抗日义勇军，活动于江浙接壤的江苏七都和浙江胡溇一带。
五是民间抗日武装。1937年抗战初期，七都人金家让在七都吴溇组织自卫队，人数最多时达1000余人，活动于吴江、嘉兴、吴兴（湖州）江浙太湖沿线一带。此后，他坚持抗战。1944年11月26日，金家让率队在吴兴千金的洋河坝与日军激战，其兄长金家仁阵亡。以后，他在浙江双林、菱湖等地重创日军。恼羞成怒的日军焚毁了他家住房，他仍坚持武装斗争到抗战胜利。另外，在盛泽、震泽、平望、松陵等地也都有民间抗日武装抗击日军。
与此同时，有骨气的吴江文人们也在对日本侵略军进行着各种方式的英勇斗争。在这里，要着重说一下薛凤昌。
薛凤昌，生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同里人，是近代教育家和文学家，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柳亚子、王绍鏊、范烟桥等人都是他的学生。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薛凤昌考中秀才，因受戊戌维新思想的影响，没有入科举仕途，转而致力于新思想、新知识的传播，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民国元年（1912年），吴江县立中学创立，薛凤昌应邀回乡出任校长。同一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薛凤昌所写的《邃汉斋谜话》一书，这本谜话在全国灯谜界影响很大，与张起南的《橐园春灯话》并称为“谜话双璧”，至今仍为灯谜爱好者所尊崇。第二年，他离开吴江中学。民国四年，他又回任校长。后去无锡师范学校、光华大学、东吴大学等院校执教。
民国三十年（1941），薛凤昌再度回到家乡，筹创私立同文中学，并担任校长。当时，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在日本侵略者的政治压力下开设了日语课，可是，日语功底颇深的薛凤昌（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却“反其道而行之”，居然在同文中学不设日语课，而坚持开设英语课。这种藐视“大东亚文化”的举动，引起了日伪政府的强烈不满。于是，伪县教育局多次警告薛凤昌，并提出“接收同文中学”的要求，但都碰了钉子。为此，日军驻吴江宪兵队设计，派了一名特工人员，假扮成国民党游击队的联络员，来到薛凤昌的家里，毫无戒备的薛凤昌热情接待了这个“不速之客”，送客时还托此人捎个“请代我望望他”的口信。谁知，这个口信酿成了大祸。据金松岑的侄儿金本中回忆，口信中的“他”可能是指当时在农村打游击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阮清源部下的同里区长周石泓或是芦墟区长凌元培。日军抓住这一把柄，第二天即召薛凤昌去“谈话”。可是，薛凤昌依然不答应“接收”的要求，也不同意开设日语课。“谈话”后过了一个月，日寇再也无法“忍耐”了，恼羞成怒的宪兵队冲进薛宅搜检，且将薛凤昌带回拷打，还放狼犬咬断了他的一节小手指。可是一连十天，竟没能使这位年近古稀的爱国老人屈服。日军无计可施，兽性大发，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将他残暴杀害。
薛凤昌壮烈地离开了人间，他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爱国乐章。

中国人民进行了八年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终于战胜了万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之所以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1945年出现了一个谜语。这个谜语的谜面是：“日本为什么无条件投降”，猜古代人名一。有人猜是“屈原”，说日本无条件投降是屈服于美国的原子弹；有人猜是“苏武”，说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是慑于苏联的武力；有人猜是“蒋干”，说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是由于蒋介石干的结果；有人猜是“共工”，说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是由于共产党工作的结果。我以为，这四个谜底都是对的，正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与德、日、意法西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才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假如没有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抗击日军，没有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假如没有前苏联的卫国战争，没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都是不可能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就是要铭记历史，牢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无尽苦难；就是要珍惜和平，决不让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就是要展望未来，让世界上不再发生诸如南京大屠杀、芦莘厍周大屠杀之类的悲剧，让人类永浴友爱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