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次人生（附照片）——译之痕（一） 作者1985年讲授黎曼几何（研究生课程）的备课笔记
周克希
第一次人生：数学 我这大半生，粗略地说，是“三十三年数学，三十三年翻译”，中间交叠十年。 在复旦数学系学了五年数学，在华东师大数学系教了二十八年数学（其间有两年去巴黎高师进修黎曼几何），最后改行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跨度不可谓不大。改行的内因，是拗不过自己的性子，我从小喜欢看杂书，在不知不觉中滋生了对文学的兴趣和对翻译的向往。在法国的两年进修生活，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外因。巴黎高师是一个汇聚“天之骄子”的著名学府（入学条件非常严苛），我在那里结识的好友，偏偏学的都是文科：Vincent是学文学的，Agnès是学哲学的……整个校园的氛围又是那么宽松而充满人文气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思路开阔了，胆子也大了，感到改行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开始一段新的人生道路，不仅可以，而且是应该的。 但我是公派出国进修，不能说走就走，所以我仍在数学系任教，当教研室主任，当研究生导师。我的想法是，尽管我志不在此，但还是得有若干年的时间努力报效学校才对。此时，有个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微分几何、微分方程国际会议）在上海举行，我被安排作半小时报告，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会后反响不错。在高兴之余，四个字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急流勇退。人，难在认识自己。我既已认清了自己到底要什么，那就应当适时全身而退。知天命之年，是该走的时候了。走，意味着放弃不少东西，但我去意已决，顾不得那些。 我是个内向的、容易纠结的人。但让我庆幸的是，在人生的重大关头，我没有太过纠结。当时做出的决定，尽管朋友中十个有九个半不赞成，甚至觉得我在“作”，但我至今不悔。恍惚间，我感到自己比旁人多了一次人生。除了数学这第一次人生，我还有文学翻译那第二次人生。 翻译是一种选择：《成熟的年龄》 在高师进修数学期间，认识了金德全，他是柳鸣九先生的研究生，在巴黎大学进修文学。交往一段时间以后，他对我说，他正在编一个“波伏瓦研究”的集子，想让我译波伏瓦的一个中篇《成熟的年龄》。翻译的机遇这么不期然而至，我在感到突然的同时，也有些兴奋。 写数学论文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翻译小说只能是“业余”的副业。全部译稿在回国后才完成。波伏瓦首先是个哲学家，她的文字很平顺，味道淡淡的，好像写得一点不着力。这样的文字，很适合初学翻译者“练手”。但我并不敢怠慢，译稿一遍遍修改，一遍遍重抄，折腾了好久才算定下稿来。碰巧这时有幸认识了郝运先生。他看了我的译稿，给了我充分的鼓励，并且对照原文在译稿上作了修改、加了批注。 回想起来，我从他那儿得到的最大的教益，就是“贴着原文译”——就好比钢琴家，首先要学会的是“照谱弹”。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相当难，郝先生的做法，近乎作坊师傅带徒弟。我至今认为，这是最有效的方法。 1982年下半年，终于把经郝先生修改的译稿托人捎给了德全兄。后来，又将另一份誊写稿直接寄给了柳先生。让我想不到的是，它要等到十年以后的1992年，才能变成铅字收入《西蒙娜·德·波伏瓦研究》。 但比这一切都更重要的是，我作出了一个选择，悄悄地开始了文学翻译这第二次人生。 寻找文字背后的感觉：《古老的法兰西》 回国后不久，徐知免先生写信来，为《当代外国文学》杂志约译中篇小说《古老的法兰西》，并把原书一并寄下。学法语时，读过徐先生编的语法书，一直对他心存敬意。为了不辜负他的信任，我译得很投入，努力去捕捉洗练、生动、白描式的文字背后的感觉。我在床边放一张纸和一支笔，半夜醒来突然想到一个合适的词或句子，马上摸黑写下来。第二天清晨看着歪歪斜斜的字，心里充满欢喜。徐先生收到寄去的译稿后，回信称赞拙译“清新、传神”，使我大受鼓舞。 译文在杂志上发表时，标题被改成了《法兰西风情》。我觉得这个标题非常不合适，写信给徐先生力陈己见。在我看来，作者想写的是“古老的法兰西啊，你这片充满愚昧、无知的土地……”。这种况味，与“法兰西风情”是大相径庭的。但是木已成舟，杂志上的标题是改不回来了。六七年以后，这个中篇被收入《马丁·杜加尔研究》书中时，才恢复了“古老的法兰西”的原名。 尝试粗犷的笔触：《王家大道》 小说《王家大道》，叙述的是一个笼罩在死亡阴影下的故事，它几乎就是作者在莽莽密林中的冒险之旅的写照。小说粗犷雄浑的风格，是马尔罗本人气质的流露，是从他的心灵深处涌现出来的。在他笔下的印度支那密林，蛮荒而诡异；置身于这片神秘浩茫的背景上的人物，刚毅，强悍，但又不时感到死亡的念头在脑际萦绕。这种气质，与我自己的相距较远。翻译过程中，常会感到有些“隔”。在这一点上，译者也许就像演员。本色演员有他的长处，但也有短处——他往往会难以为继。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译者得做“性格演员”（能够假想自己是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才好。老是“本色出演”是行之不远的。 深深的怅惘：《不朽者》 1984年初在校图书馆看到都德的长篇小说L’immortel（《不朽者》）时，不由得动了心。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的一课》，可以说是尽人皆知。他还写过十来部长篇，译成中文的却好像只有《小东西》等两三部。都德小说的文字，笔端饱含感情。这种无所不在的感情，在好些作品中都表现为“含泪的微笑”、蕴藉的幽默，而《不朽者》却以磅礴于字里行间的激愤为基调，即便说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也总让人感到笑声、骂声背后的那份沉郁和酸辛。我想尽力传达这种激情，于是按照傅雷的说法，逐段逐句地揣摩，假如（当然只是假如而已）都德是中国人，他会怎么下笔。 我译得很投入，但很缓慢，直到四年以后才完稿。这四年间，家里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变故：1986年6月母亲病故，1988年初父亲病重住院。全书翻译的最后阶段，正是父亲生命的油灯即将燃尽的阶段。除夕夜，我在瑞金医院的病房里跟父亲一起吃了年夜饭。第二天，大年初一阴冷的早晨，尽管外面鞭炮放得正热闹，我的心却感到压抑、凄凉。就是在这么一个早晨，就是在这么一种心情下，我译完《不朽者》的最后一个章节，在留下年迈双亲手泽的译稿末尾，写下了“译毕于二月十七日，年初一早晨”这几个沉重的字样。二十天后，父亲去世。这部见证了我的忧伤的译作，本身也命运不济，又过了五年才得以面世。 记得刚开始曾试译千余字交出版社，总编看后据说当即拍板，编辑室主任第二天就和我签订了翻译合同。饶是如此，译稿还是命运多舛。其间，出版社一度建议将它收入都德小说选集，但我太想在译文社出一个单行本了，所以没接受这个建议。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书名“不朽者”太不吸引眼球，最好能改换一下，我也没有同意。 《不朽者》终于成了我这个初学者的第一个单行本（没收入译丛的）译作。但1984年起译，1993年出书，又是一个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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