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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2005年在《沈从文别集》再版序言中，讲过“家里有三个契诃夫的群众”的故事：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不少喜爱文学的读者迷上了契诃夫，这跟平明出版社接连推出27册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小说选集》直接有关。 那时我家至少有三个契诃夫迷：做文学编辑的母亲、哥哥和我。谈论哪篇小说怎么怎么好，是不倦的话题。已经退出文坛改了行的父亲不参与，只有时微笑着对外人说：“家里有三个契诃夫的群众。” 汝龙译的这套选集可贵之处，首先在于对作品的精选；第二是选进一些契诃夫的书信、札记，别人对他的回忆、评论等，分编到不同集子里，这些文字拉近了读者和作者的距离，是汝龙先生锦上添花的贡献。 平明出版社是沈家好友巴金主办的，汝龙翻译依据的底本是嘉奈特夫人的《契诃夫小说集》的英文本。沈虎雏问父亲“汝龙为什么常送新书”，沈从文回答“是朋友”，张兆和则讲出更久远的故事：1932年，沈从文第一次去苏州张家拜访时，他所带的上门礼物“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其中就有嘉奈特夫人的契诃夫译本。后来，张兆和把这套契诃夫小说集送给了汝龙，它们成了汝龙翻译契诃夫的底本……故事的背后还有故事，沈从文不懂外文，怎么会给张兆和买外文小说呢？原来，这些书，他是托巴金在上海选购的。 说来说去，一直围绕着三个人的名字在打转：契诃夫、汝龙、巴金。前两位是作者和译者，后面一位是出版者。如果仅仅止于这样的关系，我的文章应当写“一个人与一部大书”，然而，在整理巴金和汝龙夫妇通信的过程中，我发现还应当加入一个人，他就是巴金。巴金绝不是那么简单地拿了汝龙的稿子就印出来的出版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他成就了汝龙的翻译事业，同时，他也是契诃夫作品在中国传播的至为关键的推手。换言之，如果没有巴金，汝龙会不会翻译契诃夫不好说，会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16卷本《契诃夫文集》也不好说。汝龙最初选定的翻译对象是莫泊桑，是巴金让汝龙改换为契诃夫，并将译稿变成一本本书送到读者的面前。1978年在规划契诃夫文集出版的时候，汝龙曾经给巴金写信，信中便透露了当年巴金促使他翻译契诃夫的事情： 我想要求你为译文的这个集子写一个总书名，印在封面上，不知可行？三十年前我原预备译《莫泊桑全集》，书已买好（英文本），看完，已动手译了，大约在48年或49年，跟你谈起，你说译契诃夫好。我就借来契的英文本，看了不少，发现他在思想艺术上都比莫强，就决意译它。三十年后又由于你的关心和帮助，这个集子真要出版了。你对我一生的工作起过好大的影响啊！为此我热切地希望借此留个纪念。  △汝龙摄于1936年 在巴金的指点下，汝龙确立了一生的翻译方向。那时，他还年轻，做事情心很大，在翻译起步阶段，汝龙译过库普林、高尔基等人的作品，这个时候，巴金再次点拨他，希望他把精力集中在契诃夫作品的翻译上。“去年您在和平餐厅劝我专攻契集，不动新的，我也知道理对，可是有时手总发痒，看见对胃口的就想动。现在才算是想通。”每当汝龙迷惘时，他首先会征询巴金的意见，而巴金总是帮助他确定坚定的方向。在汝龙晚年，契诃夫作品已经翻译得差不多的情况下，他想向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开拓时，也曾写信给巴金： 再者我对“炒冷饭”有点厌烦了。我就想起译新东西的意见。我倒想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卷集（俄文）。我看过他不少东西，有点熟，觉得这个怪才是值得系统地翻译过来的。再加上他的著作大都有Gaznett英译本，省力多了。可是我不想宣扬我在译十卷集，只想译一本出一本，就那么出下去。因为既然在译契，就只能以余力译陀，工作进行一定慢，说不定生前做不完，那又何必大张旗鼓，神气活现呢？……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有点举棋不定，不知该不该这样干，我写这信就是想请你替我考虑一下，出个主意，首先，陀后期思想有阴暗的以至反动的一面，而且宗教气浓重，对当代读者不相宜。那么十卷集值得搞吗？其次他的主要著作已出过，那么值得另起炉灶再译吗？如果这工作有益，我是愿意搞的，若无益就不该搞。你在文学上懂的比我多，看法比我准，希望你替我拿个主意。 对此，巴金给出明确的答复：“陀氏书可以介绍，此人在西欧影响很大。也可以说，对现代世界文学都有影响。不过在我国会有人不满意。但韦译《罪与罚》最近重版已大半年，并未受到注意。您一本一本慢慢地编译选集，也不会有人注意。可是对后代的读者它们会有益处。”由此汝龙在晚年又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翻译，可惜因为身体多病、精力不济，只完成了《罪与罚》的翻译。 从少年时代起，汝龙就是巴金的读者和追随者。1946年，他在给巴金的信上说：“讲到我在翻译上走的路子，您知道，我一向是向您的书学的。”“在我的一生中，从十八岁起，您的作品就影响了我，随后在我的出走，在我的流亡生活，在我的先是创作、后是翻译的道路上，给我决定性的影响并给我无私的帮助的，正是您！您说您把我的事素来看作您自己的事，这话没一点夸张。我自己也素来珍贵这份友情，而以有您这样的师友自豪！”汝龙的太太文颖在回忆文章中也说到巴金对汝龙的影响： 汝龙是受巴金的引导走上翻译道路的。他第一本译的是高尔基的《阿托莫诺夫一家》的英译本（现改名《阿尔达莫诺夫一家的事业》），1947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对他的译作要求很严，认为不够好的就压着不给出版。他自己也把翻译工作看得重要，很神圣，因为他要通过翻译工作实现他为人类献身的理想。
△汝龙早期译作 汝龙是在巴金直接扶持、培养和引导下走上自己事业的大道的，说汝龙是他的“学生”“小兄弟”什么的，没有什么不妥。按照现在通行的世俗看法，把这样的朋友视为“自己的人”“私人财产”，好像也并不鲜见。然而，巴金和汝龙的关系完全没有被这种世俗的尘灰污染，他们一辈子的友谊可用“纯洁”两字来形容。汝龙去世三年后，在回答汝龙夫人的来信中，巴金甚至不肯承认他是汝龙的“伯乐”：“及人（汝龙又名汝及人——引者注）在文学翻译事业上取得成绩，有较大成就，在于他的勤奋，他的坚持和您的合作。我不是伯乐，我只是他的一个比较忠实的读者。”这位文坛泰斗的姿态是多么低，他认为自己只是汝龙的“一个比较忠实的读者”，汝龙本来是他的读者，巴金也强调他是汝龙的读者，是的，他们是平等的，他们的友谊中也不是以谁追随谁、“行动一致”为号召的，他们也曾有分歧和误会，但是一切都消融在坦诚和理解之中。1954年，汝龙曾给巴金写过一封长信，解释他对巴金的误会。这个误会是由于他与巴金的弟弟李采臣难以共事所引起的，为此，汝龙离开了巴金创办的平明出版社，而回北京专门从事翻译工作，这封信直率而坦诚： 我要坦白的说：我把我的多疑的性格也应用到您身上了。这是从四月初我从北京回沪，第二天晚上您对我提意见而开始的。那时候我跟采臣已经搞得不行了。依照我现在的理解（多亏李太太启发我），您是为了办好平明，消除我和采臣的隔阂，这才提出了诚恳的批评。但我当时的体会完全不是这样。…… ……多少失眠的夜，一个月中竟有几次达宵没睡！……忽然，廿三日，您说：你对我没什么。……我忍不住，又感动，又惭愧，十几年来我还是第一回那么痛哭！等您讲到平明前途的那些话，我感到意外，知道您其实一直清醒着。……李太太那一番诚恳而率直的开导也一样使我温暖，明白了许多事。 在哥哥的面前指责他的弟弟，一是能够看出汝龙为人的耿直，二是显示他与巴金超越兄弟般的友情，只有这样才会这么毫无顾忌，如此直言相陈。这是多么难得甚至难以企及的友谊啊，60多年后读这封信，我仍为巴金大海一样的胸怀，为汝龙清泉一般的直率而深深打动。 一本本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选集》 翻译家的名字，有时候是署不上封面，而是印在书的扉页上。翻译家的作用、价值也常常被人们忽略，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工作不具有原创性，无非是照着别人的底本完成文字间的转换。完全不是这样，对此，深谙文字之道的冯骥才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表述： ……对翻译家的崇拜是异样的，你无法分出他们与原作者，比如傅雷和巴尔扎克、汝龙和契诃夫、李丹和雨果，草婴和托尔斯泰还有肖洛霍夫，他们好像是一个人。你会深信不疑他们的译笔就是原文，这些译本就是那些异国的大师用中文写的！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写长篇小说时，刚刚开禁了世界名著，出版社打算出一本契诃夫的小说选，但不知出于何故，没有去找专门翻译契诃夫的翻译家汝龙，而是想另请他人重译。为了确保译本质量，便从契诃夫的小说中选了《套中人》和《一个小公务员之死》两个短篇，分别交给几位俄文翻译家重译。这些译者皆是高手。谁知交稿后都不如汝龙那么传神，虽然译得像照片那样准确无误，但契诃夫本人好像从这些译文里跑走了。文学翻译就是这样——如果请汝龙来翻译肖洛霍夫或托尔斯泰，肯定很难达到草婴笔下的豪迈与深邃。甚至无法在稿纸上铺展出托尔斯泰像江河那样弯弯曲曲又流畅的长句子。然而契诃夫的精短、灵透与伤感，汝龙凭着标点就可以表达出来。究竟是什么可以使翻译家与原作者这样灵魂相通？是一种天性的契合吗？他们在外貌也会有某些相似吗？ 翻译家是不可替代的！ 然而，他们的名字往往被作者的光辉所遮掩，从而成为躲在文字背后的人而不为公众熟悉，汝龙也是这样。关于他的经历，一本翻译家词典是这样介绍的：江苏苏州人。早年在中学读书时，即热爱文学，通过阅读鲁迅等作家的作品，接受了新思想。1936年开始潜心于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进步文学的翻译工作。抗战爆发后，在四川、江苏等地担任中学英文教师，并在业余倾力于文学创作，曾先后在上海《国闻周报》和在重庆出版的《抗战文艺》上发表报告文学及中篇小说《一日》。1947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译著：高尔基的长篇小说《阿托莫诺夫一家》（现易名为《阿尔达莫诺夫一家的事业》），自此翻译热情愈益激发，几十年来从未衰歇。建国初期，他曾相继在江苏无锡的中国文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苏州东吴大学任中文系副教授。1953年，改任上海平明出版社编辑部主任。1954年至今，一直专事于俄苏文学的翻译工作，现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目前，他正在对《契诃夫文集》的翻译、整理倾注自己的心力，该文集共约600万字，占契诃夫全集的十分之九……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汝龙一生的翻译成就不限于契诃夫，但是，对于契诃夫作品的翻译却是他对中国文坛最重要的贡献。从1949年起，接受巴金的委托开始翻译契诃夫（以英文本为底本），到60年代以俄文本为底本再译契诃夫，以致“文革”结束后重新修订译稿，汝龙的一生曾三译契诃夫作品。在近40年的时间中，他把大半生的心血都贡献在契诃夫作品的翻译上。
从汝龙与巴金的通信中，能够看出一个翻译家为一部大书呕心沥血的历程，也能看出在40年的时间里，为推出契诃夫的作品，一个出版家为此花费的心血。1949年秋，平明出版社成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是这个私营小出版社重点经营的方向。他们拟定的计划非常有气魄，他们要译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好几位俄国作家的“全集”。可以说，后来的《契诃夫文集》在巴金和汝龙办平明出版社之初就已经有过蓝图。汝龙在1949年11月21日致巴金的信中说：“新出版社把我算作一份子，拿我的书作头一炮，我没别的，只是觉得痛苦、光荣。祝它很快的发达起来。”这个书，应当就是指契诃夫的小说选集，他很快就进入状态：“我已于四日晚返锡。My life和Chekhov都带来。查Garnett夫人的选集目录，也有My life，但你那本英译本，论述明白流畅，译笔也不下于嘉奈特。又查Chekhov，发现译文不是从Garnett选集上抄来的，倒也可作参考。我仍在续译选集。从明天起整理校对，因为又有十万字，可成壹本了，大约月底才会校好寄奉。”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汝龙的第一批译稿已经出来了。几天后，他在信中说：“《契诃夫小说选集》第二册，我已译完，书名叫《出诊》，三五天内校完寄奉。若不是忙，早就寄去了。我估计，此后每月底可缴卷一册，十万字。那么这选集可每月出版一册，两年可出齐。”汝龙对契诃夫小说的翻译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也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他的一位学生曾描述当年他挑灯夜战投入翻译的情景： 我知道汝先生译契诃夫的小说，是在解放初期刚刚登上大学讲坛的时候。那时，作为培养文教干部的新型大学苏南文化教育学院，物质条件较差，学生睡榻榻眠，单身教师的住房和学生宿舍联在一起。我们看到先生总是端坐在桌子旁，前面摊着原著，铺着白纸，抽着卷烟，认真地写着。同学们经过他的房间，总是放慢脚步或踮起脚尖，怕惊动他，影响他的翻译工作。夜深了，同学们都睡了，可是他房间里的灯总还是亮着。记得有一次，他从上海到无锡授课，匆忙间忘了带钢笔，他要我向同学借支钢笔。他说：“蹩脚的不要紧，只要能写就行。”我知道他每天要完成三、四千字的译稿，不愿让时间白白浪费掉。 如此赶稿，到1949年12月29日，他已经交出第三本译稿： 芾甘先生： 及人 十二，廿九
△汝龙1949年12月29日致巴金信 这么高效的翻译，背后有巴金的辅助之功，从上信也能够看出，汝龙译稿待查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请巴金来解决的。巴金为汝龙指定了翻译方向，提供出版条件，也在帮助他完善书稿。汝龙在1950年6月1日致巴金的信中，除了报告翻译的进度外，也谈到巴金对译稿提出的修改意见和他委托巴金代查的注释，等等：“信收到。还收到采臣兄的信。知道巫、出二集反响还好，很高兴。《嫁妆集》须改的几点，决定照办。……《食客集》及高尔基的《同志集》已于今日分两包寄上（外附《七个绞决犯》的英文本一册奉还）。收到后，请告我。有几个注查不出，烦请代查（附上一张未查出的注）。” 这套《契诃夫小说选集》是方型本，共27册，平明出版社从1950年4月出版第1种《巫婆集》到1955年12月出版第27种《打赌集》，历时五年出版完成，这是汝龙和巴金联手推出的杰作。此书在读者中流传极广，影响很大，是汝龙翻译契诃夫的第一个高峰。平明出版社公私合营并入新文艺出版社之后，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7月又推出“新1版”。1982年8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再出“新1版”，是根据新文艺出版社版“修订重印”，直到后来《契诃夫文集》出版后才算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然而，它留在读者心中的记忆却是不可磨灭的。翻译家李文俊就曾这样说： 回想我自己当中学生梦想有一天能成为文学翻译家时，念得最多的恐怕就是汝龙先生的译文了。平明出版社那时一本本出汝龙先生译的契诃夫小说集，我几乎是出一本买一本。像“遭心透了”这样的北方口语，我是第一次在汝龙的译文里读到的。我后来听说汝先生当过中学教员，总之是个普通人。由这样一位熟悉普通人心理的普通人来翻译写凡人小事的契诃夫，的确很传神。后来我见到汝先生，大脑袋，眼睛微笑着眯成了一条缝，但是里面的眼珠很亮。  △上海译文版《契诃夫文集》 1955年，汝龙四十初度，正当人生好年华，契诃夫的小说集一本本推出，让他也享受了作为翻译家的荣誉感。每有新书出版，他则请客一次：“在中国文学院时，他翻译的《契诃夫选集》已由平明出版社陆续出版，每出版一册，他都要请全院教职员（私立学校用人少，合起来不过两桌人）到'喜福里’去聚餐。喜福是一位老厨师的名字，喜福里者无锡人的意思就是喜福的家里。这时掌勺的已经是喜福的儿子了。这家饭店完全不讲究门面装潢，却有几样脍炙人口的菜。如'筒肠’'荠菜肉丝豆腐汤’，都是家常菜，却别有风味。” 《契诃夫文集》的出版一波三折 汝龙在1956年1月15日给巴金报告近况的信上说：“我还是在学俄文，校契集，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有时也闷得慌。”翻译工作，是一个寂寞、艰苦的事业，汝龙不断向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平明版《契诃夫小说选集》出版后，因为那是以英译本为底本翻译的，虽然英译者有自己的特点，较为准确地把握了契诃夫的风格，但是翻译界无疑更推崇从原文直接翻译的本子，为此汝龙开始学习俄文，并尝试从俄文开始翻译契诃夫，这是他第二次攀登契诃夫的高峰。
△汝龙1956年2月25日致巴金信 这一次并不很顺利，频繁的社会运动让一个翻译家难以安静地坐在书斋中工作，甚至，他的房子也被别人抢占了。不过，只要有一点点可以利用的条件，汝龙都不会放过。到1973年，中断几年通信后，他与巴金恢复了书信往来，其中也报告了他翻译工作的成果： 我的体力不及以前，例如熬夜译书已经不行，不过译书的乐趣还是挺高，一干活，心里就踏实。这些年，除66年下半年外，我译书一直没停，契集七百万字都译完了，不过还没校完，而且老实说，我恨不得再译一遍才好。现在译笔不及以前那么潇洒自如，不过态度也许认真一点。……现在我只想多做点工作，尽量做得好一点，别的都在其次了。 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他译出了700万字的契诃夫文集，这相当于契诃夫全部创作的百分之九十的篇幅。此前27册的小说选，仅仅是小说的精选，这一次的文集几乎囊括契诃夫所有的小说、戏剧，还有散文、随笔和书信，它的规模大大增加了，中国的读者和研究者何其幸运，有汝龙这样的劳作者，大家得以全面了解和研究契诃夫。 对于这一遍的译稿，汝龙很快又表示了不满，他认为文字上比较生涩，不能达到理想要求，于是又开始第三次翻译契诃夫：“《复活》交稿后，没有新的任务。但重译《复活》时发现原来据俄文译出的稿子中文太死，不好。因而想到《契集》也是那时动手译的，一定也差，找出来一看，果然须重译。现在我就在干这工作，七百万字想在十年里弄完，与其改，不如重用稿纸译一遍，虽然费事，但总比新译一本书省力。这是自己工作上的疏忽造成的，也怪不得别人，只好这么办。出版的可能是一点也没有的，至少十年八年里如此。不过我想，工作既然做了，总该做好。就是体力脑力都在衰退，干起来有点吃力，每天伏案八小时后就什么也不想干了，懒于写信的原因也在于此。”那时候“文革”尚未结束，所以他说：“出版的可能是一点也没有的……”到转过年年初，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到第三卷了：“我也还好，喘病没怎么犯。书也在译，没有停过，弄到第三卷了。”到1977年10月31日，汝龙在给巴金的信中报告翻译进展的情况，并首次提出出版多卷本契诃夫文集的想法：“关于契诃夫译稿的情况，大概如下：我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根据俄文十二卷集翻译（十二卷字数相当于他的全集的十分之九），于七三年译完。七五年开始校阅，发现译文不满意，决定重译一遍。现已译完前三卷，第四卷已译过了一半，这些都是定稿，不打算重搞了。”“如果上海的出版社愿意出版契诃夫的著作的话，我建议就出这个十二卷集（约六百万字，包括小说八卷、戏剧一卷、散文一卷、书信选两卷）。我认为一个有影响的古典作家应当有系统的出个集子，供读者，特别是文学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了解全貌。”那一年，他虚岁62岁，在其人生的最后14年，他一直在为这套《契诃夫文集》奋斗，文集的规模也从规划中的12卷，扩展到16卷。遗憾的是，在汝龙生前，他没有看到这套文集的出齐，他的第三次翻译契诃夫也没有完全做完，剩下的工作是在夫人文颖的手中完成的。文颖在回忆文章中说：“汝龙直到病重，行动不便，每天仍要看一两页稿子，为出《契诃夫文集》改稿，他说不经他再三校改过的稿子送出去是对读者不负责任。最后他勉为其难地差不多看完了十卷小说。”
△汝龙1976年5月6日致巴金信 与此同时，巴金再一次为汝龙译稿的出版而奔波。 1977年10月23日，刚刚恢复文坛活动不久、在极度忙乱中的巴金，写信给汝龙：“关于契诃夫译稿的事，我已向汤永宽、孙家晋、草婴他们谈过，他们表示愿意接受你的译稿。包文棣现在北京，他可能去找你。倘使他没有见到你，就请你给我来封信，说明你希望怎样出法。我看，能出十二卷集，倒是件好事，不知你的意见怎样，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决心。但接受译稿是肯定的……”汝龙的一生仿佛与上海有缘，本来这一类书，传统上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文社在50年代也出版过汝龙翻译的两卷本《契诃夫小说选》，可是，在与人文社的合作中不知道存在着怎样的人事纠葛，至少从汝龙自身的感受而言，人文社的编辑对他并不重视。对此汝龙不是没有感觉，他还跟巴金发过牢骚： 我译契集已经有二十年了，我从出版社方面从来没得到过任何支持和鼓舞，有人甚至讥诮我这是为了求名得利，但是我仍然默默地干我的，认为这个工作是对社会有益的，即使我生前看不到它出版，死后献给国家，也许会有点用处。我横下一条心，默默地干下去，对好朋友也很少谈起，对出版断了念。这一次你向我提出出版问题，我没有深谈，觉得未必有希望，不料你多方奔走，终于说成。这使我深深地感动。当然，你的热心主要着眼于这个集子对社会有益，可是我的心里仍然热得像是烧着一团火似的。四十年来在我的翻译道路上你一贯关心我，帮助我，现在仍然如此。我不想说感谢的话，我只想说：在你的支持和鼓舞下，不管能不能出版，我一定要把这个集子更快更好地译完。倘有余力，我还要遵照你的嘱咐，多译点新的东西。 上海译文出版社能够将《契诃夫文集》出版，也算是佳音，汝龙急切地期盼着。然而，草创初期的上海译文出版社，人员和力量都不是很足，运作这样的大项目也顾虑重重，所以，好事在前，却一波三折，引得汝龙常常是兴奋过后迎来失望，欢喜中也有隐忧，这从他与巴金的通信中看得清清楚楚。先是为计划经济下出版分工，上海是否有权出版契诃夫的书而担忧；接着是出版社的人迟迟没有上门联系汝龙，不知什么意图；后来又是出版社只肯出版小说部分，不打算全部出版……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汝龙1977年11月30日在给巴金的信上写道： 现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23日来函（下款只有编译室图章，无人署名），内容如下：“最近我们从巴金处获悉，你已开始重译契诃夫小说，并愿意交上海出版，对此我们表示欢迎。你的部分定稿不知可否赐寄我们一阅，以便安排计划，进行工作。稿件请寄……”信很短，看来十二卷集他们决定不出，只出前八卷的小说，就如我在上一封信上给你提出来的办法一样。如果这是你向他们建议的，想来他们发出这信，一定也告诉你了吧？那么我是不是就把三卷半的译稿直接寄给他们？希告。人文没来找过我，我也没去找过他们，天一冷，我出门就气喘，这一冬不能出门了。……由于天天吃药，喘病倒止住，但咳嗽仍不断，并且最近牙根肉肿了，总之这部机器在走下坡路。 巴金是一位作家，虽然头上有不少社会头衔，但都是名誉性质的，无职无权，更无法干涉每个部门的具体工作，他办这些事情，无非靠的是在文坛的资历和人望。对于汝龙的问题，他的答复一贯是面对现实，争取希望：“关于契诃夫集的问题，编译室的同志并未同我谈过什么，只说要同你直接联系，要你的通信处。据我看，你提出十二卷集，他们不会'决定不出’。编译室明年起将改名为译文出版社，需要团结一些作家，拉到一些较好的稿子。他们要看稿，你不妨先寄两卷去，并说明拟编十二卷，何时交稿，等等。出得慢一点，不要紧，但为什么不可以出十二卷集？我想，能出十二卷集，对读者、对出版社都有好处。你放心。工作要做，也要注意身体。”汝龙则觉得巴金太乐观了，他在回信中说：“关于契十二卷集，你的看法，老实说，使我有点意外。你相信它能出版，我则没有信心，我想，大约是因为二十年来，我对十二卷集出版已经绝望的心理根深蒂固了。现在我决定就照你的意见办，给编译室写了回信，附上一阅。倘不行，请寄回，我重写。若可用，请寄出或面交都行。三卷译稿我昨天已经寄出。在邮局一称，有十斤之重。” 事情的发展似乎印证了汝龙的担心，包文棣来看过汝龙，谈到出版的事情，对于出12卷本的文集还是有顾虑，提出还是想只出小说集：“关于契集，他的口气主张出小说集，问了问以前在上海出的27本共多少字，现准备出多少字？他问我的意见，我说我在回信上建议出十二卷集。于是他说编译室关于契集有不同意见，有主张出小说集的，有主张出十二卷集的，他说这件事回去再商量一下吧。因此没有再谈下去。……若他来信仍坚持出小说集，我该怎么办呢？”面对这样的局面，巴金也很无奈，但是他的原则还是面对现实、接受现实：“上海出契诃夫集，你表示了意见也好。我看，他们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吧。将来总会出十二卷集的。但现在出版界、文艺界中搞乱了的思想尚未澄清，许多事还办不了。谁也不愿多迈一步，当个闯将。” 最后让这件事情一锤定音的还是巴金，他给孙家晋打了电话：“我今早晨跟孙家晋通过电话，问《契诃夫》的事。他向俄语组（？）打听后，明确地回答：译文社愿意照你的意见出十二卷集，一本一本地出。没有早回信只是因为他们打算校完第一本后写信提意见。”“《契诃夫》译文社肯出，就让他们出吧。译文社有负责编辑根据原文校一遍（对我译的《回忆录》也是这样办）。李致那里你可以把实际情况告诉他，或者给他编选一本短篇集。” 两位老人的书信你来我往，就这么一点点冲开人们意识的藩篱，艰难地把《契诃夫文集》带到了中文世界中，由12卷又到16卷，上海译文版的《契诃夫文集》在读书界久负声望，是该社早期最有分量的一个出版项目，中国人从此可以看到契诃夫创作的全貌。从1970年年底末开始规划，1980年开始出版第1卷，到1999年出齐第16卷，历时20年。当我们今天心安理得地翻阅这套书的时候，在这背后，两位老人的辛苦、奔忙又有谁知？ “我要为三个人的房子奋斗” 汝龙夫人文颖曾回忆：“自打解放以后，汝龙一心想多译书，把书译好，于是1953年辞掉平明出版社的工作，回到北京专干翻译工作。我们买了一个小四合院，实现了明窗净几，专心干翻译的愿望。巴老每次来京开会都来看我们。有一次他来京，看到汝龙忙前忙后修理房屋，安装卫生设备，就提醒汝龙要过好胜利关。因为当时汝龙译的书陆续出版，所得稿费已能过上富裕的生活。汝龙听了巴老的话，从此不再关心生活上的事，因而我们的生活始终很简朴。他勤勤恳恳、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不图名不图利。”有一个安定的住所，不仅是生活之幸，也是做文字工作人所要求的基本条件。那一时期，汝龙的工作环境不错，据梅希泉回忆： 1953年，我到北京继续学习，有机会常到先生家去，那时他已是个职业翻译家了。他在西单达智营的四合院住宅，有个很大的天井，朝南一间相当大的正屋做了书房，书房的四壁排满了书橱，写字台旁有个桌子放着《韦氏大字典》，随时可以翻阅。我想比起在文教学院时，条件是好多了。那宽敞明亮的屋子，安静的环境，加上这时先生精力充沛，时间充裕，恐怕要算是他一生翻译工作的黄金时代了。
“文革”开始，汝龙这样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因为我们自己买了房，造反派说我们是房产主，必须把房子交公。汝龙在家专业干文学翻译工作，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我们有理无处诉，只好把房契交给房管局，所存稿费也全部交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把家中书籍、衣物和家具等都交给派出所。我们只能每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取一百元生活费。1968年我们被轰到达智西巷的小院去住，祖孙三代住两间半平房，睡上下铺。我们的书有近两万本。汝龙眼睁睁地看着多年珍藏的书籍被人拉走，心疼得不得了，却毫无办法，只有暗暗落泪。”他的女儿和女婿曾回忆： 全家人被轰到达智西巷狭窄的两间半平房里。家具、衣物都被抄走。全部书籍也被抄走。爸爸抽烟，钱不够用，只好买一包一包的劣等烟丝，用白纸卷起来抽。家里桌子不够用，妈妈把缝纫机机头收起来，摆平当桌子用。……我们看到爸爸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在翻译契诃夫的作品……可是爸爸却说：“我也不知道我译的东西将来什么时候出版，能不能出版，可是契诃夫的作品是有文学价值的，我要搞他的全集。如果在我这辈子出不了，你们等十年、二十年后交给国家图书馆。我相信我的译作对国家是有用的。”就在那种出版译著希望十分渺茫的年代里，爸爸凭着对文学事业献身的精神，对契诃夫作品文学价值的坚定信念，翻译了契诃夫全集。爸爸曾经说过：“文学就是我的命。” 汝龙就是在这样狭小的环境中，向那部大大的《契诃夫文集》发起了总攻。 有人这样写道： 汝龙叔对利看得很淡。他的生活可以说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他住在西单达智西巷的时候，卧室兼书房只有十来平米，书桌紧挨一张上下铺。每次我去，他总让我坐在临床的书桌前的圈椅里，他自己就坐在伸不直腰的床铺外。外屋的大床上总是躺着他的老母亲，夫人文颖也是翻译家，成天在一架缝纫机上埋头译写。汝龙没有铁饭碗，他没有工资，没有公费医疗，没有奖金和福利。一粥一饭，养儿育女，都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从格子里爬出来……即便是病重住院，后事料理，也一概自理。见他生活简朴，有人以为他贫苦，有人以为他吝啬。其实都不是。他去世后，有人以“惨淡贫困”“苍凉”等语言来形容汝龙的一生。他的夫人文颖很生气，说：“汝龙并不惨淡，也不贫困，这种生活方式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别人难以理解……”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对汝龙的生活尤其是身体极其不利，用书也不方便，他的很多书还是借妹妹的房子堆着的，难以应用。汝龙患有哮喘病，巴金先是关心他过冬的问题，后来又关注到他的住房。1978年年初，巴金表示，如果他能够活下去，就要为汝龙住房问题的解决而努力：“我还是忙，因为待做的事太多。身体似比前两三月好一点。我担心的是你的身体。你得记住：一、细水长流；二、留得青山在……慢慢来，过两年，可以提出，把你的居住条件稍微提高一点。这是应办的事，我如能活下去，我会提的。目前要保重身体，要坚持（轻微的）锻炼。要争取多活，不要为了几本契诃夫就拼掉老命。” 巴金的办法，依然只能是四处求人，求文学界的负责同志。但是，“文革”结束后，住房实在紧张，一时也难以解决，更何况汝龙属于无职务无级别的人。巴金一面宽慰他，一面也表示了自己的决心：“你的房子问题看来一时无法解决。但我还是要讲，有机会就讲。我说过我要为三个人的房子奋斗，第一是沈从文的；第二是你的；第三是丽尼夫人的。也许到我死问题还不能解决，那么就让后人来论断吧。”这样一位作家，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问题和利益向别人提出什么要求，为了几位朋友的住房，他却在“奋斗”。  希望总是慢慢出现的：“从文的房子解决了，我替他高兴。您的房子未退回，我没有能帮忙解决，很不安。但我只要活着，我还是要讲下去，为您、为许严的住房说话。”“最近见到胡乔木同志，我对他谈了您的房子的事，希望他能帮忙解决，他答应想个办法。”好事多磨，又过了两年，汝龙的住房问题终于得以解决。1982年1月29日，汝龙向巴金报告了喜讯：“房子已有眉目。本月20日房管部门正式发给准迁证。房子在两便门一栋十二层楼房里，在第七层。有电梯可通到第五层和八层。共两套房间，每套两间，无一套四间的房，合共五十余平米。够用了，我们原有的那所房子共十间，在一百平米之上，但那时四个孩子都在家，现在都住在外边，只剩我老母一人了。……这房子的优点是适于工作。它离此地虽只有四站汽车路，地点却比较僻静。我和文颖可各占一间房，作书房兼卧室。她可买一书桌工作，不必像现在这样用缝纫机。我甚至想有两个书桌，一个用来改契，一个译陀。这边干厌了，就到那边去换换口味。也许效率可高些吧。我估计可放入八个书架，原有书籍取回，书架只能容纳2/3，余下的旧杂志之类，就处理掉吧。缺点是生活上不及现在方便，例如现在离西单菜市和商店极近，那边买菜和东西都只有小店。房子太高，上下麻烦。然而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事？”这里能够看出他的兴奋，甚至对未来生活的勾画和想象。当年春天，他们搬家了： 我们明天就要搬到新房子去了，地址是：“北京宣武区、西便门小区、8号楼、2门、702、703室”书早已都搬去了，只是书柜子还没做呢，先堆着呢。书桌又买了两个，我可以有书桌干翻译了。这都是您大力支持才解决的，我们一定加倍努力工作，来报答您的关怀。 两个月后，汝龙写信报告了新居的细节： 我们搬到新居已两个月。这儿对工作很有利：①我和文颖各住一单元，工作互不干扰，不像从前几乎在一处，安静时候少。新居有点偏僻，市声不算太吵。②我的五千本书已从妹妹处取来，工作需要可随时取用，方便多了。已买大书架八个，装满了我占的两间。③新居气温，白天和晚上相差只一两度，不像旧居相差七八度那样大，因而常感冒，随之便咳嗽。我来此还没感冒过。 那一年，他们一家总算有了一个舒适的冬天。1982年1月3日，文颖在给巴金的信上说：“我们搬进新居后，汝龙没大感冒发过烧。因为这儿常温，总在20℃以上，真暖和，始终只能穿毛衣毛裤，盖薄被。我也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汝龙的母亲90岁，身体也好，这都是您力争来的。我们只有好好工作来报答您。”巴金也应当放心了。1985年，他最后一次去北京时，也来到汝龙的新家，有人是这么描述的： 汝龙夫人一说起巴金便有点滔滔不绝了：“八十年代初，巴金为好几个人的住房向有关部门呼吁，其中有沈从文、萧乾、汝龙，好像还有丽尼的家属，不久总算是都得到了解决。1985年巴金再次到北京出席会议，他非要来我们的新居看看，那天他来时正巧电梯停电，大家劝他不要上楼了，可他说，没关系，我在家也天天爬楼梯。他爬上了七楼，来到我们家里……”1985年巴金已80高龄，而且有腿伤，在不少场合他都是坐着轮椅，那次到京，他亲自登门走访的朋友已是屈指可数了，他对老友汝龙的一片情意，对翻译大家的尊敬和关心是令人肃然和感动的…… “今天我将这卷书献给他—— 翻译家汝龙……” 汝龙的身体一直不太好，1974年，他还不到60岁，身体状况却似乎比大他12岁的巴金差多了：“我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不仅是因为手懒，也因为去年隆冬，哮喘性气管炎发作，不断感冒，咳嗽，气喘。然后失眠也厉害起来，常常彻夜不睡，于是又影响消化，肚泻，一连几个月，直到天暖才转好。这可是一种磨人的病。所有的药物和针灸都只治标，而且日久就不灵了。大概这是因为体力衰退，以前一天译几千字不算回事，现在即使没病也只能译一千多字。我想老吃药不行，得锻炼身体抵制感冒才行。可是打太极拳不行，一打就喘。练气功也不行，气短。只好散步，现在每天散步一两个小时，病总算没大犯，小犯是免不了的。照北京老人的传统，应当凌晨起来散步。凌晨散步确实使人神清气爽，可是我常常失眠，一早四五点钟起不来，只好下午出去。我还不算老，不料身体也差了。文颖是老病号，不过病情倒也不见重。只是肠胃坏，吃不下。” 对此，巴金回信劝他“保重身体”：“今后要多多保重。翻译工作当然要继续做下去，不过也得注意身体。我觉得你五十、六十年代搞翻译，通宵不睡，对健康有害处，以后不能再这样做。你过去做了那么多工作，现在每天一千多字也很够了。” 汝龙的身体并未保养好，顽疾难除，加上他工作的勤奋又损伤着身体，到1985年又住院，身体健康直线下降。1985年3月28日，文颖给巴金的信中说：“汝龙从医院回来后，身体一直未复原，烟戒掉了，但很容易感冒，身体虚弱。这次一定想跟您见一次面，好好聊聊，以后恐怕机会难得了。他手抖，写字困难，我代他写此信。”第二年的8月25日，文颖在信中又说：“汝龙身体仍不好，每天除睡觉看电视外，有时只能工作一两小时，手也抖得没法写字，连衣扣都扣不上。有时下楼走一会儿，就喘得不行，今年总算还没进过医院，家里每周有个家庭病床大夫来扎扎针、打打针，他的肺心病，中西医都已没法治，只求发展得慢些。我很着急，但也没法。”看来，汝龙的病情在恶化，气喘、手抖，这都极大影响工作，而此时，《契诃夫文集》的校译工作又在关键时刻，身体状况令他焦急，这对于工作和养病恐怕都不利：“《契诃夫文集》出了五卷，现汝龙正改第七卷，六卷已付排，预计要出十六卷，汝龙是完不成了。我也帮不上忙，他说契诃夫晚年作品，文字虽简易，思想难懂，不易译好，限于身体和手抖，虽很想工作，也做不成，十分苦恼。”这样的心情可以理解，即将大功告成，汝龙却力不从心，自己着急，也令人感叹。 到1988年，汝龙的身体每天只能支持工作一两个小时： 文颖身体还好，但高血压和胃病不时犯病。我比较差，手发抖，不能写字，甚至不能系裤子、扣扣子，这是因为脑血管硬化，身体有倾斜感，是中风和瘫痪的先兆。原有的老慢支也加重，稍稍一动就喘。我原想译陀氏，准备工作都几乎做完了，现在根本谈不到了。我想起从前答应您续译赫尔岑回忆录，现在也犹豫了。老实说，我是爱干工作的，如果上帝能叫我写字，一天干三四个小时，用不了几年我就会认真译一遍改一遍，但现在顶多只能干一两小时，所以什么也不敢确定了。 而在前一年，文颖单独写给巴金的信上，已经预感到，汝龙恐怕最终难以完成《契诃夫文集》的工作：“及人身体仍不好，咳嗽、喘、手抖，写不成字，苦恼得很。不过去年冬天总算没发高烧，没住医院，就算不错了。现在睡得多，看电视多，工作很少。《契文集》出到六卷，还有十卷呢，恐难完成了。”到1991年，“说说我们的情况吧，不怎么妙。汝龙手抖得连签名都办不到了，改稿天天都要文颖帮忙写字，就像每天衣扣也需要她帮助扣好一样，幸亏痰喘还没恶化。可是文颖也得了一种治不好的类风湿病，手脚都不好受，再严重就要上床。”汝龙这封信是由文颖代笔的，一个月后，他就告别未完成的《契诃夫文集》，与世长辞了。 那年冬天，巴金给文颖的回信，忘不了的是珍贵的回忆，咽在肚子里的是他的泪： 关于及人我曾想写点什么，但精力和时间都不够了，一年来写了几篇文章，都没有写完搁下了。及人小我十二岁，身体比我好，我总以为自己会走在前面。八五年我最后一次去北京，到你们新居做客，大家有说有笑，我仿佛又回到从前，万想不到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面。过去我鼓励他翻译，他的确迷上了翻译，在这方面他有大的成就。可以说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诃夫身上，他使更多的读者爱上了契诃夫。没有写论文不是“遗憾”，他的功劳是介绍了契诃夫。二十年代赵景深出了八本集子，但是没有人注意他的柴霍甫。 1993年12月7日，文颖致信巴金，报告《契诃夫文集》的校稿，她已经替汝龙完成了，她的心愿是替汝龙出版一套译文集：“《契诃夫文集》小说十本已出齐，寄给您的十卷谅已收到，译文社同意出齐《契诃夫文集》，还有书信三本，散文一本，戏剧两本。但拖得日子长，不知哪天才能出齐。六本书稿已校好寄去。我还有一桩心事，就是汝龙生前想出的《汝龙译文集》，想把早年译的库普林、安德烈耶夫等，再加上27本契诃夫自选集，以便留下比较完整的译著，但目前还没出版社愿出。希望社会风气好转，看好书的人增多，出版社也就愿出好书了。不然像《契诃夫文集》只出2000本，要看的人也买不到，出版社也不赚钱。”汝龙的这一心愿，后来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实现了，尽管书出得并不太理想。在这个过程中，巴金还曾帮忙联系过译林出版社。  △文颖1996年2月18日致巴金信
△安徽文艺出版社《汝龙译文集》（部分） 四年后，巴金编辑自己的译文全集时，在第一卷的代跋中，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写下如此深情的话： 写完上面的话准备搁笔的时候，忽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拖住了我的手、揪住了我的心。我记起来了，我的眼前出现了过去的生活，远去了的朋友。 一张大大的圆脸，一连串朗朗的笑声，坦率、真诚，他对人讲话，仿佛把心也给了别人似的。 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从读者成为我的朋友，从投稿人成为出版社的主要翻译者。他走上翻译道路，我鼓励了他，我把他的一本本的译文送到读者手里。他热爱翻译，每天通宵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受虐待的恶劣条件下，他仍然坚持翻译契诃夫全集，他让中国读者懂得热爱那位反对庸俗的俄罗斯作家。他为翻译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下半生，奉献了一切，甚至他的健康。他配得上翻译家这个称号。 “文革”后他看见我忙忙碌碌，曾经对我说：“你翻译工作搞不完，我接着给你搞。”他很有信心，我也相信他，我比他年长十二岁，我以为自己一定走在他的前头。他热爱文学，淡泊名利，我们趣味相同，我也愿意接受他的帮助。谁知他偏偏先走了，而且去得那么快，不给我一点时间，表示理解，更不用说我的感谢了。不然的话，现在“译文全集”编成首卷问世的时候，我会感到轻松。当初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我在病中，沉默地接受了这个噩耗，今天我将这卷书献给他——翻译家汝龙，作为对他的纪念。 年逾九十的巴金，这是在向老朋友告别。然而，这样的友情却没有终结。 （本文注释已略去） 作者单位：上海巴金故居 辽宁省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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